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这些佛教摩崖石刻造像都位于卫藏地区通往汉地的交通要道上，时代集中在8世纪下半到9世纪上半。从题材内容上来看，主要流行大日如来、金刚手和观世音三尊像以及相对复杂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组合。在造像风格上，这批摩崖石刻造像一方面吸收了来自尼泊尔和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这主要是印度高僧入藏弘法所致，同时在佛、菩萨和供养人像的吐蕃式装束上显示了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特征，在表现手法上也创造了阴线刻的独特形式。从藏文石刻题记中可以看出，对石刻雕凿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众多吐蕃高僧以及汉族或藏汉交界地带的少数民族匠人，他们的宗教热情、熟练的雕造技术和创造力，使得这些独特风格得以形成固定的模式，并在广阔的范围内迅速传播。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吐蕃高僧益西央，昌都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题记提到这位吐蕃高僧不但主持了该处造像和题记的雕刻，同时还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应该是玉树周边区域)广为勒石。他的名号还出现在玉树贝纳沟摩崖造像和甘肃民和扁都口摩崖造像上以及敦煌的古藏文写卷中。益西央大约在862年圆寂于贵德的赤噶寺。该寺院自公元800年起，汉地和藏地的禅宗大师都居于此，是青海地区吐蕃佛教的另一个中心，后来成为吐蕃僧侣逃避达摩灭法迫害的汇聚点。
 
       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多以阴线刻为主，辅以少量的浅浮雕，这是适应地多坚石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一个独创。泥塑、壁画和圆雕在这一区域并没有适合的自然环境条件，且成本也极为高昂，而千百年本地的岩画雕凿传统，则为吐蕃摩崖石刻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汉族和汉藏交界地带的少数民族工匠名字频繁出现在摩崖石刻题记之中，如石渠须巴神山、昌都察雅县丹玛札、玉树贝纳沟的摩崖造像等。其中昌都察雅县丹玛札摩崖石刻中还有“阴”姓同料僧人(协助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和“浑”姓匠人，暗示他们可能分别是敦煌的大姓和青海的吐谷浑人后裔。石渠照阿拉姆摩崖石刻造像题记中提到“弥药王”在赤松德赞之世“得入解脱之道……广建寺院”，说明汉、藏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参与和完成了这些寺院的修建和摩崖石刻的雕凿。这是外来佛教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实现本土化与汉藏融合的必要条件。
 
       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强烈的共性，这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虽然这一套摩崖造像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吐蕃占领时期河西的佛教圣地——敦煌的影响，但在敦煌出现的具有典型吐蕃波罗样式的作品，包括壁画和卷画，年代都在9世纪上半叶，集中在830年前后，略晚于玉树和昌都的摩崖石刻年代——9世纪初。这暗示了这一风格从青海至河西、由南而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可以推测，从卫藏地区输入的印度佛教，沿着唐蕃之间的交通孔道，在青海地区进行改造和定型，进而对汉地的敦煌和四川地区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