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摘要: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早在5—6世纪，统治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就开始接受佛教，青海道(即吐谷浑道)在这一时期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和交通枢纽。高僧昙无竭、慧览、法献、宋云、阇那崛多等都路经此道西行求法或云游东土，加之周边的凉州和陇西地区佛教相当兴盛，营造了浓厚的崇佛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吐谷浑统治区的传播。到拾寅统治时期(452—481)，吐谷浑已经“国中有佛法”了。6世纪初，吐谷浑王还诏许在益州兴建佛寺，并向南朝梁遣使求佛像及经论。当然，吐谷浑统治者虽有崇佛姿态，而民间的佛教信仰似乎并没有太多普及，吐谷浑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仍然是“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等原始巫术。
 
       隋和初唐时期青海周边地区的佛教活动更加繁荣，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作为佛教输入中原的必经之路，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开窟造像，从敦煌、凉州天梯山到天水麦积山都留下了丰富的佛教遗迹。在唐蕃边境的古道关隘处，唐王朝也凿山构室，修建寺院。临近凤林关的甘肃永靖炳灵寺，成为唐蕃使者往来途中必经的礼佛圣地。据史籍记载，唐前期青海河湟地区的佛教寺院至少也有五座之多。新发现的青海化隆旦斗寺的唐代题记也证实，至迟在673年，唐朝已在这一地区修建了寺院。7—8世纪唐蕃之间频繁的使团互访、边境互市和军事冲突，客观上为唐蕃之间的佛教交流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吐蕃也对佛教在新征服区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吐蕃在663年征服吐谷浑地区，遂将整个青海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进而乘安史之乱之机，尽取河西和陇右之地。这一时期正是笃信佛教的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及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从唐朝和印度同时输入的佛教，几经波折后在吐蕃社会得以确立。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吐蕃在河西地区开窟造像，建寺度僧，大力扶植寺院经济，佛教基本上延续了初唐时期的繁荣。在青海地区，佛教的弘扬得到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的积极支持，779年吐蕃桑耶寺兴佛证盟诏书中，吐谷浑王之名居于众立誓人之首。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小邦发誓者之首也为吐谷浑可汗，因此吐谷浑地区不但是吐蕃佛教弘传的重地，很可能也是其向河西地区推进的前站，势必成为唐朝和吐蕃佛法的汇聚之地。敦煌文书中记载在9世纪早期河源地区(贵德)已经形成一个佛教中心——赤噶寺，融合了汉地的禅宗和吐蕃的密宗。吐蕃还在这一地区还举行印沙佛会，“脱宝相(像)于河源，印金容于沙界”，可见当时这一地区佛教发展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