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昌神到阿尼尤拉——一位道教神灵在雪域藏地的本土化考察

       其次，对神灵形象的改造。在安多藏区，文昌神形象的塑造与道教神灵迥然不同，直接受到了藏传佛教神灵的影响，甚至成为藏传佛教神灵的翻版。文昌神身着藏族服饰，形貌酷似藏传佛教神灵。有些文昌神的形象与莲花生大师一模一样。这种文化的发展模式，在藏族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佛教在藏地的本土化过程中也选择了对神灵形象改造的方式。据《贤者喜宴》载：赞普等在商议修建桑耶寺时，“雕塑佛像的工匠说：‘印度、汉地之中选哪国风光修建？’堪布寂护说：‘佛法出自印度，故按印度风格修建。’赞普说：‘若按照吐蕃风格修建，对喜好苯教的吐蕃民众转而信奉佛教有好处，所以按吐蕃风格雕塑佛像。’这样便召集全体蕃民，按照吐蕃风格雕塑，雕塑吐蕃人形象。找模型时召集蕃民，从中选出了体形较好的库·达察为模特，修建阿利叶巴洛州喀热萨波尼；以塘桑达伦为模型，右造六字真言；以玛桑贡为模型，雕造马头明王门警；以天女形象的窈窕妇女觉热王妃拉布曼为模型，右塑度母像；以觉热妃为模型，左造具光佛母像”。这段话表明，道教与佛教在藏区的本土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藏族群众用自己熟悉的格萨尔的形象来对待、接纳关帝信仰，而且这一文化现象被藏族高僧智者和能工巧匠升华、提炼后塑造成藏式关公形象，即格萨尔化的关帝塑像。以藏族本土的文化资源来连类、比附内地的儒释道文化，以此为思想铺垫，让藏人接受关帝信仰。这表现了藏族人民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这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规律。文昌神在安多藏区的本土化颇具典型性。
       第三，道教信仰和仪式的藏族化。文昌信仰传播到安多藏区后，藏传佛教高僧将其供奉为护法神，撰写了各种祈愿文、酬补经和占卜书。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搜集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祈愿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篇：
      １．《酬补祈供上神尤拉法》，作者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
      ２．《赤噶尤拉祭祀文》，作者嘉木样二世晋美旺布（1728-1791），为拉卜楞寺寺主。
      ３．《祭祀、会供瑜珈厉神赤噶尤拉法·圆满时之祥云》、《祷祀、佑护佛法众战神之王—厉神尤拉·新圆满时之祥云》，作者阿嘉洛桑加央嘉措（1767-1816），为塔尔寺寺主。
      ４．《大神赤噶尤拉现观忏悔、礼赞、敦请仪轨·如意至宝》，作者堪钦格敦嘉措（1679-1765），为隆务寺高僧。
      ５．《大神尤拉祭祀文》，作者色康巴洛桑丹增嘉措（1780-1848），是夏琼寺高僧。
       在安多藏区，每新建一座文昌庙，就要请藏传佛教高僧为其开光加持。普通僧人经常念诵各种文昌经文，从事文昌信仰方面的宗教法事和仪轨。一般信徒按藏传佛教的仪式祭祀、祈祷文昌神，并且在藏传佛教的羌姆和唐卡中也出现了文昌神的形象。

       在仪式的藏族化方面，以安多藏区的贵德六月会最为典型。文昌神信仰在藏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汉地的文昌迎神会也以六月会的面孔出现在藏族人的生活中。比较这两种仪式，就会发现整个仪式的过程基本相似。只是举行的时间、服饰、道具等细节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六月会的仪式中添加了许多藏传佛教文化的因子。这种嫁接移植，巧妙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使汉地的文昌神仪式藏族化、藏传佛教化了，也丰富了藏文化。也就是说，文昌神信仰的两个基本范畴，即信仰和仪式，都是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信仰，并且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付诸于实践。
       文昌信仰在安多藏区的传播过程中，与藏传佛教文化从开始的冲突、碰撞，逐步地相互采借和吸收，到最后的重构与整合，实现了道教神灵的藏族化。在安多藏区，道教吸收、采借、仿照佛教的话语系统、经典文本、神灵体系、寺院道场、仪轨制度等文化事项，从而实现了比较彻底的本土化。这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藏族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姿态和范式。
       文昌信仰在安多藏区进行本土化的同时，也选择性地保留了道教的部分信仰特征和仪式过程。如果从形式到内容不加任何改变，就不可能得到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族老百姓的接纳和信奉。没有当地老百姓的接纳、煨桑、抽签算卦、顶礼膜拜，就很难谈得上汉地道教信仰真正传播到藏族地区，也很难保证在广大藏族人民心中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