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最终接受藏传佛教,除该教在西部影响广泛这一时代背景和藏传佛教大师的积极传播外还应考察所传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

(一) 密宗所具有的特色易于吸引蒙元王室成员
       藏传佛教博大精深,它既是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体系。向蒙古传教的萨迦、噶举等派尤以密宗为主,而密宗法门之多,仪轨之繁,堪称各种宗教之最。
       密宗除了即身成佛的深奥修炼法门外,尚有众多特定的消灾避难、实现愿望的法门仪轨,如息、增摄、诛四法门,包括息灭灾难,增长智慧、寿命、财富,摄取欲想之物,除恶降魔等的方法。再如世间八小成就、八大成就,不一而足。因此,凡密宗大师,有成就师之称,以神通著称向蒙古传教的藏传佛教大师皆以“神通,,开道,这恐怕也是一种传教策略,惟其如此,才能赢得敬重。东孔巴、噶玛拔希、斯纳格西八思巴莫不如此,蒙元统治者对此亦十分看重,以此为取舍。《萨迦世系史》所载噶玛拔希和八思巴之间的神通比试,具有典型意义,就连学富五明的萨班也经受了这方面的考验。《贤者喜宴》载,萨班给阔端治病时,阔端要求萨班以神通观察他得的病,阔端感兴趣的是神奇力量,而非佛教的价值观。深得元世祖等几代皇帝信任的胆巴国师的事迹更具代表性，《元史。释老传》、《佛祖历代通载》、《神僧传》无不视其为神奇人物,如载:“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既复召还,谪之潮洲.时枢密副使月的迷失镇潮,而妻得奇疾,胆巴以所持数珠加其身,即愈。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及己还朝期,后皆验。元贞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剌神,已而捷书果至,又为成宗祷疾,遄愈,赐愈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
       赵孟 所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内对胆巴的“神通智慧”及其社会影响云:“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察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武宗皇帝,皇伯晋王,及今皇帝、皇太后,皆从受戒法。下至诸王、将相、贵人,委重宝为施身,执弟子礼,不可胜纪智慧神通,无如师者。”[25]胆巴的影响不亚于八思巴,他的所为自然能强化蒙元王室对藏传佛教的支持皇元一统天下,西番上师至中国不绝,操行谨严,具虽然密宗也使用各种法术为现实服务,重视神秘主义的体验,但与萨满教相比,其法事仪轨更为系统,法门内容更为齐全,能满足统治者不同的需求。萨满教则显得简陋、质朴,相形见绌,无法与之抗衡而藏传佛教在对待萨满教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不似16世纪实施禁止和镇压,使双方未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也减少了传教的阻力。这使得蒙古的可汗们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可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因此,密宗自身的特点及其传教策略,能够吸引具有浓厚萨满信仰的蒙元王室,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二) 藏传佛教突出了“护国佑民”的内容
       藏传佛教在向蒙元王室的传播过程中,以积极的姿态,为其军政等国事效力。王磐的《拔思发行状》云:“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称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26]显见,忽必烈征南宋时,八思巴等人通过举行密宗仪轨来协助军事行动。极力推崇、奉祀密宗大护法神摩诃迦罗(大黑天),使其成为蒙古的武神[27]。元朝的皇宫及大都等地建造的寺院中均有摩诃迦罗像,该护法神的地位如此突出,反映了藏传佛教传播的内容和特点。这与骑马民族的尚武精神完全相适应,给蒙元王室带来了新的精神力量,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元朝政府所支持的佛事活动都与护国佑民有关,注重现实功用。元代著名译师沙巴奉诏翻译的几部密经典,如《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药师琉璃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等经,都具有护国佑民、祈祷国运长久的功用,如《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云:“若遭人病孽畜病、疫疠、恼害、斗争逼迫、他兵侵扰,一切厄难,赍此佛顶大白伞盖无有能敌般(二合)当难母陀罗尼系幢顶上,广伸供养,作大佛事。奉迎斯咒,安城四门,或诸聚落、都邑、村野,礼拜恭敬,一心供养。所有兵阵随即消灭,疫疠诸病、恼害、斗争、他兵侵扰,一切灾厄悉皆消灭。[28]在八思巴的建议下忽必烈在宝座后面建有大白伞盖,萨迦派僧人也常举行有关法事活动,为皇室祈福。在《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结尾,甚至追加为皇帝祈福的内容,"为伏愿大圣皇帝,无始以来所有罪业,愿尽消灭,无诸疾病,寿命延长天冠永固,宝域无疆,世出世间种种盛事,愿得丰富圆满,二种福智资粮究竟,愿证三界法王正等正觉金刚宝位。百官黎庶,一切人民,无内外难,安乐丰足究竟,愿证无上菩提”[29]。这些密宗经典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直接为皇室服务。元代翻译成蒙文的佛教经典,也以密宗为主,如《五部陀罗尼》等。
       元代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除上述有关摩诃迦罗、大白伞盖、药师佛的仪轨外,尚有其他密宗禳灾消难的法事仪轨,"若岁时祝厘祷词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30]。《元史·释老传》对其名目有大致的记述,此不赘言。另外,蒙元统治者兴建的护国仁王寺等寺院佛塔,同样含有益国安民之意。因此,蒙元统治者重视藏传佛教,不仅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注重现实功用,认为对治国安邦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是有多重原因的,是双方关系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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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