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摘 要：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蒙元统治;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密法; 传教

      《元史。释老传》云:“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1]显然蒙元重视藏传佛教是“以因其俗而柔其人”,是一种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之说有其合理之处,元世祖忽必烈等人的主观意愿及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客观上自然有利于对藏传佛教信仰地区的统治。学术界也多有人继承《元史》的说法,认为崇尚藏传佛教是元朝对藏区“因俗以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元朝皇室对藏传佛教不仅是推崇,而且是信仰、藏传佛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应该说仅以“权术”概括之,并不能反映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间的多层面关系。扎奇斯钦先生的《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中首先探讨了这一问题,该书第一章绪论的副标题就是“蒙古的可汗们何以信奉了吐蕃的佛教”。他考察了佛教在蒙古的早期传播根据《元史。铁哥传》中有关那摩国师的资料,指出那摩国师所传的佛教是密宗,那摩国师在蒙古汗廷的地位和影响有利于藏传佛教的传播。扎奇斯钦先生十分注重蒙古与西藏在文化上的共性,他指出:“蒙藏两民族之间文化融合,虽远不及蒙古与畏兀儿等突厥系诸民族但是蒙古与吐蕃究竟还是属于游牧民族同一类型的范畴,所以在文化距离上,彼此还是比农业民族容易接近。”[2]通过回顾吐蕃王朝对佛教的选择,认为“经过汉文化融合的中国佛教,并不如密宗色彩浓重,来自印度的佛教,更适合于吐蕃的文化。这种来自印度的佛教信仰,才是一面可以压制原始萨满信仰_Bon,一面又能把他融合起来的,适合吐蕃游牧民族信仰的宗教。同样的适合农业文化的汉地佛教,与适合游牧文化的吐蕃佛教对于游牧文化圈内的蒙古人,其影响也是如此。这或者是蒙古可汗所以选择吐蕃佛教的主要原因”[3]。扎奇斯钦先生的研究视角独特,大大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文化共性说”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扎奇斯钦先生并未展开讨论,因此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仍需进行多方位的研究。
 
(一) 西夏是金刚乘密法传播的中心之一
       西夏建国前,藏传佛教在甘肃河西、青海东部一带一直传承不衰,相继形成了一些佛教文化中心西夏建国、吞并河西之时,正是西藏地区佛教复兴的阶段。在印度,密宗已成为佛教的主流,并源源不断地传向西藏,又从西藏向四面辐射,尤其向东传播,最远到达西夏。印度、西藏、甘青康、西夏之间的这个密乘传播路线畅通无阻,联系非常紧密。蒙古信仰藏传佛教,从金刚乘密法的传播来看应是其不断东传的延续。
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夏和藏族间的文化渊源等方面愈来愈有深入的了解,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研究表明党项羌与藏族有着血缘关系,相互间容易沟通,适合西藏社会的金刚乘密法,也自然适合于西夏社藏传佛教得到西夏王室的支持,有数位西藏密宗大师在西夏传法,如已被学术界所熟知的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1147-1216年)的弟子觉本.噶举派噶玛都松钦巴(1110一1193年)的弟子格西藏索哇等。甚至息杰派也有高僧在西夏活动,如《青史》载:“有名布匈贡巴者,系靠近嘎哇尼当的人,他得到师传给教授后,去到木雅王(指西夏一引者)那里,王依止他为供养处,他广传、直诵导释问答法类".遍弘于北疆。”[4]布匈贡巴是息杰派祖师帕丹巴(9-1117年)大师的第四传弟子。近来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大乘要道密集》,更多地提供了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信息,其中提到一位著名的西夏上师玄密帝师,如《大手印伽陀支要门》中载其师曾云:“然此要门师承次第者,此师传与辣麻马巴,此师传与铭悉巴,此师传与辣麻辣征,此师传与玄密帝师,此师传与大宝上师,此师传与玄照国师。” ①马巴即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却季洛追,铭悉辣巴即噶举派的第二位祖师米拉日巴、辣麻辣征应是第三位祖师塔波拉杰,辣征即拉杰的不同音译,因此,玄密帝师是玛尔巴的三传弟子,同噶举派的帕竹大师、噶玛都松钦巴等地位相当。从上引玄密帝师的师承完全反映出西夏是金刚乘密法从西藏向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不容忽视。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在其境内得到空前发展,就现今所知有三位藏族僧人先后担任过帝师之位。西夏境内出现了果海密严寺、大清凉寺、大觉圆寂寺、马蹄寺、诱生寺等诸多弘传藏传佛教的寺院,从《大乘要道密集》和存世的西夏文译本密宗典籍看,西藏后弘期的新译密法大手印、道果等法在西夏得到传播,西夏是当时金刚乘又一兴盛之地。西夏中后期的佛教史,应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组成部分。

(二) 藏传佛教的信仰已突破民族界线
       后弘期藏传佛教主要是向东传播,并成为不同民族的信仰。西夏境内生活着党项、汉、藏、回鹘等民族,各族杂处,多元文化并存,相互间自然有联系和交流,藏传佛教除藏族、党项人信奉外,一些汉僧也在修习。《大乘要道密集》中保存的汉译藏文经论和部分汇编的汉文密乘著作,足以证明藏传金刚乘密法在汉僧中很有影响。如《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的译者“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解释道果逐难记》的传译者"甘泉大觉圆寂寺沙门宝昌”,《新译大手印不共义配教要门》的译者"果海密严寺沙门惠幢"等人,皆精通汉藏文字和汉藏佛学。“仁孝天盛年间刊印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新定律令》中,也记载有吐蕃佛教对西夏的巨大影响。该书第十一章明确规定:蕃、汉、西蕃(吐蕃)三族人可以担任僧官,但必须会读诵十多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咒即占半数,还要由精通吐蕃语的人进行考试”[5]。显然懂藏传佛教是汉僧担任僧官的必备条件之一。同时,政府的这种行为,对汉藏佛教的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藏传佛教在回鹘人中也得到传播。《萨迦世系史》载,萨班与阔端谈论佛法时,由回鹘僧人担任翻译,说明回鹘僧人中有了解藏传佛教者。萨班在凉州讲经时,就有“金国、蕃、回鹘、西夏等地的善知识大德前来闻法”[6]。此时距西夏亡国仅20几年。20世纪初,斯坦英等在吐鲁番等地发现了不少藏传佛教经典的回鹘文译本,大多属元代[7]。新疆地区的藏传佛教,定是从河西等地传播过去的,而回鹘接触藏传佛教的时间也在元代以前。
       蒙古征服之前,藏传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是最具活力的宗教之占有突出的地位。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政治地位,不能不引起蒙古统治者的重视,藏传佛教进入他们的视野也就自然而然了。后来元代借鉴了西夏的有关藏传佛教政策,也能说明西夏对蒙元的影响藏传佛教在不同民族中的传播,加强了民族间的文化联系,而藏传佛教自身也积累了向其他民族传教的经验。

（三) 元朝时河西僧人仍十分活跃
      1226年,西夏被成吉思汗征服之后,河西之地的藏传佛教似乎并未衰微,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河西地区往往是藏传佛教大师向蒙古人传教的根据地,因这里有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氛围,有他们的信仰者和支持者。萨班、噶玛拔希、八思巴等人先后在这里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后来噶玛让迥多杰噶玛若必多杰等人亦在河西等地传过教。西夏虽亡,但佛教传承未断,因此蒙元时期,西夏僧人仍十分活跃,他们甚至在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间起着沟通的作用。元朝的僧官、译师中,有多人来自西夏故地河西等地。1258年,佛道辩论时,据《至元辩伪录》佛教一方中就有“河西国僧”,排名第四位,已经受到蒙古宫廷的重视。河西僧之所以受到元朝的重用,因他们具备语言上的优势,大都通晓藏汉两种文字,或者更多,元朝著名译师沙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身翻译世家,他出身翻译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西夏的译师。沙巴在河西颇受人敬重,《佛祖历代通载》云:“河西之人尊其道而不敢名,止称其氏,至呼其子弟皆曰。‘此济农法师家’ ”[8]。西藏萨迦派僧人虽在元朝声望很高,但西藏僧侣在内地任职的并不多,因他们不通汉语,加之路途遥远,征用不便。因此,内地的僧官中,往往有河西僧出任,如杨琏真伽、沙巴、管主巴等人。河西僧人在蒙元时代的活跃,有助于藏传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