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各种宗教闻风而动,纷纷向蒙古传教,寻求支持藏传佛教也不例外,数位领袖人物积极投身于对蒙古的传教,为此显示出的热情,与其他宗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藏传佛教史上,数位第一流的大师向同一民族传教是不多见的。他们的热情努力,以及他们渊博的佛学知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风范,在蒙古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向蒙古传教符合佛教普渡众生、教化一方的价值观念,《萨迦世系史》说萨班赴霍尔地方,是因他对只知战争,不敬佛法的霍尔人生大悲心,欲将霍尔人引向佛法正道[9]。其他的藏传佛教大师也抱有同样的观念,而这种主观愿望又与藏传佛教寻求自身发展的客观利益是相一致的,13世纪正是西藏佛教教派发展壮大的时期,有些教派以寺院为中心扩充势力,对周边地区行使管辖权力;有些与地方家族势力紧密结合,实施政教合一,地方势力通过宗教影响获取政治、经济上的权益。教派之间,开始产生利益之争,教派矛盾有加剧的趋势,尤其是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主要支系,在当时最有活力,发展速度最为迅速,为了保障并获取政治、经济上的更多利益,他们乐意寻求强大的支持者。而经济富裕、势力雄厚的内地王朝,能够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八思巴曾向忽必烈夸口说祖上得到过西夏皇帝的供养,西夏皇帝对楚布寺的资助也被载入史册,说明藏传佛教看重这种联系。蒙元时期,新兴的萨迦派、噶举派,十分热心于对蒙古传教,从下文有关具体史实的论述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一点。

(一) 蔡巴噶举的传教活动
      《贤者喜宴》认为,蔡巴噶举是最早同蒙古人建立联系的藏传佛教教派,并记载有藏巴东孔巴、喇嘛贡唐巴等人在蒙古传教的情况,内容充满传奇色彩,但不乏参考价值。此摘译如下:
比起萨迦、噶玛派,蔡巴噶举在(霍尔地区)的出现更早,香仁波且的弟子藏巴东孔巴(gtsang-pa-dung--khur-pa)师徒七人到霍尔地方后,住于山间修行。霍尔部落委托(他们)牧羊,修本尊而(表面)以牧羊为主。一日,发生冰雹、山洪,(当地的)羊皆死去。东孔巴因对冰雹施加意念,使他所处未降冰雹,他的羊也未受损伤。(当地人)寻问如此奇事是何因,因言语不通(东孔巴)遂向天空作期克手印.(当地人)以为他拥有对天的控制能力,使(他的)名声、福报大增。其时似在成吉思汗登基三四年后。汗王听到后,遂召到跟前,说:"这与住在西夏者装束相同,对天有能力,本领亦很大。”十分看重。对西夏通过翻译(mi-nyag-la-lo_tsv_bsgyurns根据下文疑此处"mi-nyag",是“jin_gi_rgyt-po"即成吉思汗之误-译注)讲授三宝之密咒等,使(成吉思汗)稍微产生了信仰。一位大臣被罗喉(凶曜名一译注)加害.(东孔巴)予以消除,因此得王臣二人的赏赐,授给好的敕命。霍尔与藏僧间的相会,以此次为最早。但因神仙(指道士-译注)和也里可温等的妒忌.(东孔巴)未能在霍尔居住,赴西夏,成吉思汗在位的第九年火猪年,西夏被霍尔征服,许多寺院遭到拆毁,佛教受到损害之时,上师藏巴东孔巴到可汗前,可汗命其坐在所有祈天者的首席·萨云(za_gin)、埃尕(ae-ka)母子做其私人施主向成吉思汗通过翻译讲说因果和佛教的优点,说"有情安乐应凭依佛法,国王应对佛法做供奉对护持佛法的僧人们,不应征税服兵役,不降恐惧,应将分散的集合起来,衰败的恢复起来。请求利益佛法的诏书而被授予。巴底(1)ha_ti)等西夏所有地方衰败的寺院得到恢复。霍尔汗王授予僧人的诏书,似此次为最早。与此同时苯波、神仙等所有(宗教)摆脱了赋税兵役。窝阔台登基不久,(东孔巴对萨云埃尕母子)说,''在夏沃热松(sha-aod--ral-gsun)有我的同门喇嘛贡唐巴(gung-thung-pa),你们母子迎请而为福田。”之后去世,他的灵塔虽在固绒(gurunl),但在巴底有银灵塔。按他的吩咐,萨永埃尕母子迎请喇嘛贡唐巴,为应供上师,喇嘛贡唐巴授灌顶和护法的随赐,这是霍尔求法之始。对忽必烈之子,以金刚加持救治。在固绒西边巴底窝朵山顶(bhi-ti-bol-tog)修本尊时,从梦兆知忽必烈将得汗位,遂言:“你将获得汗位、卫地有我的上师的寺院蔡公塘,请予恩惠”。王子听后,身体震颤,说:"喇嘛不要说这样的大话,到时我知道。"忽必烈对西夏境内的蔡巴派极为眷顾。后做蔡公塘的宗主(skos_bdag).将蔡巴做为自己的属民(skos_mi)[10]
      《贤者喜宴》第三编第七章《总的噶举派源流》中又载喇嘛香的一位弟子在西夏和蒙古传教,“雅隆巴扎巴僧格按香仁波且的授记,至西夏地方修行,成为国王的上师。在果拉(go_ra)大寺和巴底等地方及在霍尔其事业亦广大兴旺,后来薛禅汗将蔡巴视为自己的属民,贡唐视为自己的寺庙而做供养,使寺院(建的)无与伦比”[11]。此处扎巴僧格,似是喇嘛贡唐巴。但《贤者喜宴》前后的记载没有交待清楚人物的关系,导致所叙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混乱。
关于东孔巴,《红史》的正文中说他是喇嘛香的再传弟子,而东噶活佛加的注中说东孔巴名旺楚扎西,是喇嘛香的弟子[12]。有可能他既师从过喇嘛香,又师从过喇嘛香最杰出的弟子释迦益西,这在藏传佛教史上是常有的。《贤者喜宴》有关东孔巴的记载不乏夸张和年代上的错误,如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时间说成是登位后的第九年等。但《贤者喜宴》的记载至少告诉我们,蔡巴噶举的两位上师即东孔巴旺楚扎西和雅隆巴扎巴僧格(如果认定他与喇嘛贡唐巴是同一人)在西夏传教,并同蒙古王室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同时他们的传教也有成效。其一,所说"萨永埃尕母子”似是蒙古王室成员,他们信奉了藏传佛教。其二,为蔡巴噶举带来了利益,与忽必烈建立特殊的关系,得到他的支持。上文提到忽必烈做蔡公塘的宗主(sgos_bdag),按sgos_bdag与sgosdpon、sgerdpon之意同,译为宗主、封建主,即占有土地农奴的世家贵族。可理解为蔡公塘成了他的私有领地(爱玛或投下),而sgos_mi即sger--mi意为私有庄园的属民,类似元代的"投下户”。蔡巴后来成为西藏十三万户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西藏各派、寺院集团,都从蒙古政要寻找宗主,如载:“蒙哥汗在位时,许多西藏的译师、僧人前往(霍尔),以各自的关系寻找宗主(sgos_dpon),止贡巴和藏古尔摩巴(gtsang-mgar_mo_pa)依靠可汗本人·萨迦巴拉德雄巴(ha_sde_gzhung-pa)等依靠阔端,蔡巴依靠薛禅,达垅巴依靠阿里不哥,雅桑、帕竹、唐波且依靠旭烈兀,分为十一个多部分。”[13]这里的sgos_dpon同样指寻找蒙古政要为靠山或领主,而不能理解为这些教派、地方势力寻求获得sgos_dpon之位。这段资料也说明藏传佛教各派为各自的发展,在积极地寻求出路。

(二) 萨迦派的传教活动
       1.有关斯纳(zi_na)家族的活动。萨迦派何时与蒙古发生联系,也有不同的说法。《安多政教史》有一则青海斯纳家族的历史,说名斯纳格西者,曾在萨迦寺学习显密经教,后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他于结业后闭关修习期间,见到了文殊菩萨和度母圣客,度母还授记"前往北方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于是从后藏觉摩隆、拉萨和贡塘三地各带领一位最有学识的格西作为随从,前往北方。觐见正在相多地方居住的成吉思汗大汗”。①接下来的记载,与东孔巴的故事类似,斯纳格西一行向成吉思汗显的法术,得到可汗的褒奖,并让斯纳格西留在身边。斯纳格西的一位随从来自贡唐,是否是喇嘛香的弟子喇嘛贡唐巴呢?如是,则斯纳格西与东孔巴、喇嘛贡唐巴的事迹有关联,或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安多政教史》又载拖雷有位义子名斯纳泽觉(zi_na_.tse-Ijo),还有一位斯纳堪布。喜饶耶喜巴藏卜也活跃在忽必烈身边,说他“由于作为供施两方的侍者,致力于众生怙主八思巴大师与国王之事业,成绩卓著,由国王赐予宗喀地方的土地"。②
     《安多政教史》的记载虽然简略,但必有所本。这一方面说明早期蒙藏间的联系比较广泛,青海的斯纳家族与蒙元王室有着特殊的关系。另外也说明斯纳家族在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萨迦派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斯纳格西受度母预言”的记载看,当时的藏传佛教界竭力向东发展,与我们的推断相吻合。
       2.萨班对阔端的宗教影响,萨迦班智达博通大小五明,以渊博的知识闻名于世,他对佛教文化的完整掌握在向蒙古人传教的佛教大师中是首屈一指的。从藏传佛教传播史看,萨班的东行是一次大规模的弘法活动。《萨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凉州四寺志等寺志汇编》等载[14],萨班一路讲经传法,甚至撰文答复求问者的疑难问题,走得很从容,并非像当今的一些论著中所述的那样艰难。居住凉州时更是大转法轮,一代尊师的传法活动成为盛事就佛教的传播而言,萨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首先,为萨迦派的发展抓住了历史机遇、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这是萨班此行的最大收获,为后来萨迦地方政权的建立、萨迦派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推动了河西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高了佛教地位,原来举行祈祷仪式时,也里可温的教士和萨班在凉州四寺等处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的前面,经过萨班与阔端的接触,僧人的位置排在最前面。的传教活动更是影响广大,使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再次兴盛起来。
       第三, 使阔端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萨迦世系史》载:"之后为了国王(指阔端引者),做圣狮子吼仪轨,使王从病中得脱,因此极为信仰,求大乘发心等大乘深广众法。”[15]萨班也提到“此菩萨王总之对佛法,特别对三宝极为崇敬”[16],〈汉藏史集》载:“(萨班)得祈天者的长老(之位),为国王的上师,于霍尔地广弘佛法,是霍尔萨迦关系的开端。”[17]《安多政教史》说萨班为“阔端王及其眷属授予喜金刚的灌顶,显示各种神通,得到王的敬信[18]。但《贤者喜宴》却说萨班去世后,阔端后悔未向萨班求法,才向八思巴求法。《贤者喜宴》的作者在蒙古选择藏传佛教一事上,强调噶举派的作用,带有宗派倾向。我们认为萨班所说是可信的,阔端对佛教产生了一定的信仰。萨班为蒙古王室与萨迦派的接触打开了通道,萨班的成功,尤其给萨迦派带来的实际利益,鼓鐔了其他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在西藏佛教界掀起了向蒙古传教,积极寻求蒙古君主支持的热潮。上文提到的各派与蒙古政要建立关系的事,也是发生在萨班东行以后。
       八思巴秉承萨班的遗志,成功地向忽必烈夫妇传授了密乘灌顶,有关史实为学界所熟知,此不赘述这一方面显示了年轻的八思巴的成熟和佛学修养及其拥有的过人才华,另一方面此时蒙古王室及忽必烈对佛教已多有接触,选择藏传佛教无论从政治或信仰的角度,皆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三) 噶玛拔悉与蒙哥汗
       噶玛派的领袖人物噶玛拔希、精通显密,尤其以密宗的修炼著称,被称为"成就师",在藏传佛教界赫赫有名。噶举派史书视他为第一个向蒙古大汗传教者,据《贤者喜宴》最初他受到忽必烈的迎请.没有留在忽必烈身边,他似乎在寻求更强有力的支持者。八思巴留在忽必烈身边和噶玛拔希的离去,同他们的人品无关,他们是在为各自的利益着想。从未来的发展看,噶玛拔希可谓与历史的机运失之交臂噶玛拔希未返回西藏,却继续北上在甘青宁一带传教,公元1256年又受到蒙哥汗的召请。ㄍ贤者喜宴》载:“此可汗原持粟特也里可温教(sog-po-aerg-bo)的见解, (噶玛拔希)令其从中退转,变为佛教徒。许多天中,给可汗授灌顶,并以介绍四身而加持时,三月间出现大婆罗门被八十位大成就师围绕,而他们每位又示现无量变化,加持所有霍尔人后又融入自身的景象。其时,可汗君臣的心从二执中解脱.证悟法性。”[19]还说蒙哥汗为信佛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第一大行布施,“将所有宝库、粮仓无私布施。”[20]第二释放犯人,“清空监牢十三次。”[21]第三颁布佛教法规,“宣布治下一切属民在四大节日中不杀生,望日和晦日守斋戒,所有祈天者要遵守各自的法规,所有人要行十善法。”[22]这被视为蒙古汗王颁布的第一个佛教法规。蒙哥汗还在固绒兴建了佛寺,下令在汉地、蒙古、西夏、畏吾尔等各个地区修复和新建佛寺佛塔。因此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史料认为噶玛拔希让蒙哥汗变成了一名藏传佛教信徒,甚至说他“自然生起大手印的证悟。”[23]噶玛拔希拜会蒙哥汗之前,1254年1月4日,蒙哥汗召见过圣路易派教士吉岳木。德夏卜鲁克。根据这位传教士的记载,蒙哥汗的一位妃子是景教徒,可汗随她参加了一次景教的仪式,宫庭宴会时景教教士站在最前面向大汗进酒,他认为当时各种宗教中景教处于优先的地位,这与《贤者喜宴》说蒙哥汗是景教信徒的说法有吻合处。但是蒙哥汗愈往后愈倾向于佛教,他又曾封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24]“国师”这样高规格的封号当时只有佛教获得,而那摩国师出身克什米尔,他所传以密宗为主,与噶玛拔希所传相近。因此,是否可以说,在宗教政策上蒙哥汗保持了早期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的做法,但个人的爱好上倾向于佛教,进一步说倾向于大乘密宗。所以,藏文史书中噶玛拔希的传教故事,有一定的可信性。噶玛拔希的活动非常有利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噶玛拔希的传教活动扩大了本派在甘、青、宁、川一带的影响,在这些地区广建佛寺,收受弟子,此时阔端和萨班确立蒙古统治西藏的具体步骤,尚未完全实施.中说蒙哥汗下诏僧人之事由萨迦派掌领,但从上文提到的各派寻求蒙古政要支持看,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而噶玛派得到蒙哥汗的支持,足与萨迦派抗衡,但可惜蒙哥汗在位时间较短，而新继任的忽必烈可汗同噶玛拔希的关系不融洽,最终噶玛派败给了萨迦派。既是这样,蒙哥汗对噶玛拔希的推崇,给噶玛派还是带来了声誉和地位,噶玛拔希后面的两位黑帽活佛都受到元朝宫廷的迎请。总之,噶玛拔希积极的传教,为本派日后的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考察,应知13世纪蒙古兴起之时,正是藏传佛教各派不断形成发展时期,向蒙古传教与藏传佛教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蒙元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应属双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