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

八、人物服饰与赭面
       唐人在《册府元龟》中对吐蕃各方国部落服饰的描写（东女、附国、白兰、悉立等均系吐蕃抚 服的部落）较为简略：东女：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羊裘，饰以文锦。为小鬉吉，
饰之以金，耳垂珐，足履索。
附国：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幂篱。衣多重g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
白兰：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篱，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
悉立：男人以缯彩缠头，衣毯褐。妇人辫发，着短褐，丧则以黑为发。
而吐蕃本身的情况如何呢？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赞普亲自来到河源主持盛大仪 式欢迎。当时，唐人送亲队伍的服饰仪仗，对这位高原君主震动极大。他“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 俯仰有愧沮之色”。然而，却非常自豪地对左右亲属们说“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 公主，为幸实多。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并且带头倡导向唐人学习。“自被褫毡。骝，袭纨绡， 为华风”。就是说，由他本人倡导实行了服装改革，从唐朝引进了丝绸服装，大大丰富了吐蕃服装的 花色品种，弓丨起了 “唐风”流行。这时，唐人的丝织品大量向吐蕃涌进。诗人张藉的一首《凉州词》 对河西走廊上这条通往吐蕃的古道运载丝绸的骆驼队作过生动的描写：“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 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驼白练到安西。”说明此时吐蕃人的衣着服饰物料已经丰富了许多，包 括裘皮、氆氇和丝绸三大门类。
       吐蕃人占领敦煌后，把当地汉户集中起来，编成一个专门从事丝绵生产的部落，叫作“丝棉部 落”。从历史上看，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技术，一直依靠唐朝馈赠、边境贸易或 通过战争手段去掠夺丝织品。在《敦煌本历史文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墀德祖赞赞普之时……攻陷唐 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远振，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 土。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 普得以获得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绡帛矣！”（传记篇第六节）“及至虎年（代宗 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以唐人岁输之绡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大事纪年）。
       总之，当时尽管有了大量丝织品运来，也有人穿着丝绸弓丨为阔绰，但适应当地气候和生活条件 的还是以裘皮和氆氇作为主要的制衣原料。上衣外加大衣即外衣是那时最流行的服装款式，靴子也 已普遍使用，赤足倒是特殊现象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穿裤子，可能时间较晚，开始可能是护膝的 腿套一类的套裤，两足未连在一起，可以保护腿部皮肉在骑马时不被磨伤。而长袍、长裙本身可以 荫蔽下体不致外露，一时看不出裤子的需要。所以“内不着裤”的习惯一直遗留到晚近，妇女和出 家人还是不喜欢穿着内裤。
       吐蕃人服装材料的改变，亦引起了服装款式的改变，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一诗中指出：“自从贵 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见吐蕃人的服饰在和亲后改变不小，这两句诗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以往所知吐蕃时期的人物服饰资料有：敦煌159窟赞普礼佛图；敦煌240窟男女吐蕃舞会；敦煌 220窟吐蕃男女供养人；敦煌238窟供养人。青海玉树勒巴沟石刻赞普礼佛图等，均被公认是吐蕃 期。
       敦煌壁画中的《赞普礼佛图》是在159窟东南面墙上的《维摩辨》部分中发现的，在作品边缘 的涡卷纹上写有“吐蕃赞普”的古藏文题记。吐蕃赞普身着长袖宽领的白色大袍，这种衣着在吐蕃时期广为流行。他的头发用丝绸扎成辫子，是一种在西藏中部地区至今流行的发式。同时，在耳朵 附近，把辫子扎成花结。赞普头披1条白布，王冠上缠绕着1条管褶形笔直的红色头巾，腰间挂佩着 1把短剑。拉萨发现的吐蕃赞普肖像绘画作品中，也缠戴着这种式样的头巾。赞普服饰的特点是长 袖、宽腰与阔摆，款式是交领左衽，看来西戎与东夷都一致采用左衽款式。
       敦煌莫高窟158、220、238、240、359诸窟中都画有吐蕃男装供养人的形象。尤其在359窟中有 13人之多，其服装与君长官服又有不同。均为明显的交领左衽、长袖，但腰与下摆都略紧窄，也一 律是长袍。另有女装供养人出现在61、114和146诸窟中，都是歌舞乐会形象。最为著名的是唐代阎 立本所绘《步辇图》，传世的是吴道子摹本。作为吐蕃求婚使者禄东赞的形象在画上居于重要地位， 格外引人注目。他的装束打扮，穿的是紧身窄袖，直领，紫红底连珠鸟纹团花长袍，袍长在小腿之 上。脚蹬鞋尖反翘的黑色皮靴。腰间束一窄腰带，上缀以两件瓶带之类的装饰品。头上免冠，束以 布幞。这些与郭里木墓棺板画中的人物形象较一致。
       现代藏族杰出的学者根敦群培（1904 )1951年），在其著作《白史》一书中，探讨了早期吐蕃 赞普的装束。他认为，吐蕃赞普及其朝臣的装束受大食（即阿拉伯）的影响，这些服饰都源于大食 国服饰。当时，吐蕃同大食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但笔者以为吐蕃的服饰在中亚见的更多，例如， 见于片治肯特人物绘画中，亦见于新疆地区出土舍利盒中的人物绘画中，所以其服饰的直接渊源， 似应在中亚地区，但其人物佩戴的各式各样的缠头，却可见到西亚阿拉伯的影响。
       历史文献中记载，吐蕃的装饰打扮中存在着一种“赭面”的风俗。文献中虽有此记述，但真正 的赭面人物形象我们却从未见过，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将脸涂成赭色。此次在郭里木墓棺板画里 的数十个人物中，我们却见到了“赭面”的真面目，原来是用赭色颜料，在人物脸上涂成各式的圆 团，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3点、4点、5点等不同的式样，这样的装饰的确有些特别，是吐蕃特 有的一种化妆形式。这种特有的化妆形式，对后来的西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幅创作于10 ~ 11世 纪，与武元直《朝元仙仗图》相近的《星宿神》卷轴画中出现的女神，双颊即涂有与吐蕃墓棺板画 中人物一样的红色圆点。该画出土于黑水城，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7]。
      总之，根据对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银器（例如马鞍上的金属饰片）等文物的分析，发现这 个文物图形与我们在都兰发掘的吐蕃墓葬中的文物较为接近，属于中唐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吐蕃占 领敦煌时期。因此我们将这两座墓葬的年代断定在8世纪末叶，可能不致有大误。
      目前，关于吐蕃时期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存世较少，除了敦煌石窟中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外，尚 有断代在9世纪前后的吐蕃风格的绢画，以及遗留在中亚、青海、西藏的部分岩刻画。有鉴于此，都 兰以及海西地区吐蕃墓葬中的棺板上的绘画即是吐蕃时期珍贵的绘画资料。从德令哈市郭里木墓棺 板画的内容及技法上看，这一时期吐蕃绘画风格深受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整个藏传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以其丰富 的形象遗存充实了吐蕃时期绘画的例证，为早期藏传绘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我国古代绘画 史 占 的地 。
（原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 汤惠生：《青藏高原古代文明》，《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像摩崖考述》，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2] 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吐蕃饮馔服饰考》，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3]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
[4] 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藏传绘画遗存》，载《艺术史研究》第2辑，第1~26页。
[5]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图版72。
[6] 汤惠生：《青藏高原古代文明》，《青海岩画原形分析》，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7]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