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日之谜

　　泥火重生
　　有人说，彩陶是泥与火的艺术。您也许很难想象，先民们是怎样利用自然界中的泥与火，制造出这样的美妙物什。
　　在宗日的几天里，我都在团结村、班多村和卡力岗村周围的河道里，在田埂旁，甚至在村民夯筑的庄廓墙上，拾到一些美丽的彩陶碎片。轻轻拭去上面的尘土，我依稀看见六千年前，宗日人下河捞鱼蚌，上山逐弥獐，山下炊烟袅袅，山上篝火团团，狐鸣狼嚎此起彼伏的史前生活场景。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从1984到1996年，先后对此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现墓葬341座，探方31个，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文物13000余件。仅彩陶就有896件，占随葬品总数的7%。先后发现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壶、瓮、盆,半山类型的彩陶壶、罐，以及齐家文化色彩的泥质红陶双大耳罐、高领罐以及瓮棺葬等。在出土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彩陶的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宗日遗址才有的夹砂陶器。这些夹砂陶器无论从瓮、壶、罐、碗等器型，还是有鸟纹、变形鸟纹、竖线折线纹、连续折线纹、三角纹等,部分器物颈部、肩部和腹部饰附加纹的纹饰，与青海省其他地区发现的同类墓地有很大的差异, 而且墓葬以石棺、木棺为葬具，有二次扰乱葬、俯身葬、火葬、墓葬等习俗，与甘青地区其他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同类遗物有明显区别，具有强烈的地域特点。这些彩陶上还有许多特殊符号,如“米”、“北”、“●”“〕〔”等，这些符号是族徽？图画？还是陶工的标志？或是具有文字意味尚无法定论。考古学者对这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命名为宗日文化。
　　据碳14年代测定，宗日文化开始于58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结束于4000年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早期，前后延续了16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宗日文化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到后来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若不考虑齐家文化的终结时间，只看陶器和遗存，宗日文化年代应与马家窑文化相始终。
　　宗日文化对我们研究高原早期民族如藏族、羌族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民族交流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括同德县在内的高原腹地在远古时代并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过去我们认为西藏的卡若文化遗址、曲贡文化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最重要的，但比黄河流域其他文化的产生时间相对较晚。卡若遗址位于昌都以南，距今为4000年左右。其中，共发现房屋遗址、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以及大量的陶片。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距今4000年左右。出土的彩陶有单耳罐、双耳罐、圆底钵、高柄豆、高领鼓腹部罐等。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距今五千年前西藏古文化就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已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相反，说明在当时青藏高原的腹地至少已存在着青海、西藏两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而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居民融合而成，这其中就应该有宗日先民。
　　在宗日遗址中，还发掘出不少柱洞，部分柱洞的底部还保留着柱基石，个别柱洞内有朽木痕迹，这说明当时生活在宗日遗址的先民们已有了简单的木构居室。宗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灰坑和窖穴，其造型规整，平面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几种，结构上有直壁和袋状两种，底面平整，这显然是当时人们为了储存食物需要而特意挖成的，有的则利用自然凹坑来倾倒生活垃圾。宗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二重台木椁室，有些木椁内还有做工精巧、构制合理的榫卯结构的木棺，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技艺。
　　宗日遗址中还出土了其他生产、生活用具。这既有打制的石器，也有磨制的石器石斧、石刀，还有玉璧、玉刀、骨锥、骨针、骨铲、镶嵌细石器的骨梗刀、骨勺，以及至今仍能吹奏出悠扬婉转的乐曲的陶埙。
　　这些出土的器具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千年前青藏高原其他地区人们为衣食忙碌的时候，宗日人就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人们时而在树林里采集野果，挖掘块根；时而在河边捕捉小动物，围攻老弱的大兽。生活虽然艰苦，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生活着，勇敢地迎接着大自然的挑战。
　　白天,青壮年男子主动到较远的地方采集和打猎，去碰一下运气，妇女和老人则留在营地里，一边照顾幼小，一面到附近采集食物，可以说,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与人和睦共处,都有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在劳动中尽力而为,同享劳动果实。
　　入夜，人们回到营地,将食物储藏在窖穴里，老人点燃房中的火坑，用陶瓮烹制食物。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人们便聚拢起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跳起欢乐的圆圈舞，祈祷上天给予的富足。
　　宗日遗址，无疑为我们再现了青藏高原古人类的生活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