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医典》刊印与传承的历史
作者：海春生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时间：2025-12-18 08: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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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医典》作为藏医学奠基之作，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学中的璀璨瑰宝。《四部医典》在西藏以藏文编纂传播发展之后，至清代逐渐在北京与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刊印并传承。《四部医典》对于民族交流融合产生了积极影响与价值，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一、《四部医典》在西藏的历史
《四部医典》最初由宇妥·云丹贡布撰写于公元8世纪。《四部医典》顾名思义，由四部分章节组成，第一章《根本医典》，第二章《论说医典》，第三章《秘诀医典》，第四章《后续医典》。《四部医典》成书之初，赤松德赞听取莲花生大师的劝诫将其埋入西藏桑耶寺，后于11世纪被掘藏·扎巴恩协发现，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四部医典》几经辗转，最终传至宇妥·云丹贡布第十三世孙宇妥·萨玛云丹贡布手中，经反复增补与完善，逐渐形成如今流传的版本。
《四部医典》在西藏的地位经久不衰，历代藏传佛教高僧与藏医学家在对《四部医典》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下长期争鸣，尤其是14世纪后出现的藏医南北学派极大程度推进了藏医学的发展与繁荣。北方学派与南方学派指强巴学派与苏卡学派，创始人分别为朗杰扎桑与年姆尼多吉，二人均出身于医学世家，一生著作颇丰，其追随弟子众多分布于西藏各地。强巴学派与苏卡学派也有诸多分支学派，如被第司·桑杰嘉措认为与强巴学派同属一派的贡曼·贡曲德勒所创“贡曼巴派”、年姆尼多吉再传弟子恰布本钦·多吉帕南所创“下部学派”，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渊源来自藏传佛教萨迦派执政时期的昌狄学派的“上部学派”，也被认为与“贡曼巴派”有着学术上的源流关系。南北学派因地处西藏南北，气候与环境不同因而所产药物也有所区别。因为南北学派对《四部医典》中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不同阐释，该时期出现了诸多对《四部医典》的注释著作，成为藏医学繁荣发展的一大节点。
南方学派中有位杰出的藏医学家苏卡·洛追杰布，他虽属苏卡学派，但对强巴学派的名医也赞赏有加，曾虚心请教并广拜北方学派名医为师，积极吸取南北学派之精华。苏卡·洛追杰布一生同样著作颇丰，其中一大贡献为亲自校订《四部医典》，并于1576年将其交付刊印于西藏扎塘寺，称为扎塘版《四部医典》。扎塘版作为最初的木刻版本，几乎成为西藏后续木刻版本的通用底本，西藏刊印《四部医典》具有代表性的有布达拉宫版本、德格版本、药王山版本等，均以扎塘版为基础进行完善修订后予以刊印。
二、《四部医典》在北京和蒙古地区的传承
清代时，藏传佛教格鲁派从西藏扩展至北京与蒙古地区。由于格鲁派重视藏医学事业，各地高僧学者广泛交流，大力推进了藏医药学的蓬勃发展。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在谙熟医学理论的同时十分重视医学发展，在蒙古地区的多伦诺尔汇宗寺建立了药师殿，在改建北京雍和宫的时期在“噶丹敬恰林”设立了医宗扎仓，由西藏派遣的彭措扎林格西担任教师，以北京为中心促进了蒙医学与藏医学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若必多吉与蒙医学家同样交往密切，如与松巴·益西班觉合作校勘了内地印刷的藏文经典，其著作在继承、吸纳藏医药学传统学说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促进了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为蒙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部医典》在北京与蒙古地区的传播，最终形成了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和蒙古地区蒙古文、藏文《四部医典》。
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主要以18世纪分别刊印于热河普宁寺与北京嵩祝寺的《四部医典》作为该版系的两个代表，除此之外北京版还有本草版与药书版等流传。目前辽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收藏有七种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包括以上四种版本与多种子版本，如热河普宁寺衍生出的两种版本、本草版三种版本等。以上七种版本大多刊印于1724年之后，每个版本在继承《四部医典》藏医药学理论的同时，在版式设计上融入了北京本地特点，如在封面与页码部分结合了汉藏双语标注，其中的版印插图呈现出与西藏不同的艺术风格，北京刊印各版本均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与历史信息。
《四部医典》的蒙古文译本最初由来自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智达翻译为托忒蒙古文，木刻版本由敏珠道尔吉于18世纪翻译为回鹘式蒙古文于北京刊印刊行。蒙古文《四部医典》与注释本都对蒙医学理论体系的逐步成熟产生了推动作用。该时期不仅以蒙古文译《大藏经》及包含相关医学方面的典籍，同时还移植了西藏寺院教育模式，在蒙古地区先后建立近千座寺院，寺院中的蒙古族僧人与学者通过“曼巴扎仓”医明学院的授课形式，逐步了解并掌握藏医学理论。
“曼巴扎仓”作为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医明学院，因其藏语授课方式，使蒙古地区流传《四部医典》多为藏文版，其中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对蒙古地区刊印《四部医典》影响较为深远。辽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收藏有十四种蒙古地区藏文《四部医典》，分别为蒙古地区仿北京四种版本、瑞应寺三种版本、布里亚特三种版本、蒙古地区仿多罗那他三种版本、喀尔喀蒙古小版等。
除去承载医学理论文本的一脉相承，《四部医典》自扎塘版以来附有精美的诸佛与人物版印插图，主要集中于每章首页与第二页两端，作为装饰或礼敬之意。北京与蒙古地区延续了西藏《四部医典》版印插图配置，但因其地域特点也作出了相对应的调配。以热河普宁寺与北京嵩祝寺版本为例，将西藏《四部医典》中常见的赞普、藏医名家、掘藏师与译师等人物插图替换为梵文字，在保留西藏《四部医典》每章首页药师八佛的插图配置与宇妥·云丹贡布像外新增加北京版《四部医典》末页跋文的撰写者阿佳洛桑丹贝坚赞像。阿佳洛桑丹贝坚赞为热河普宁寺蒙古族藏传佛教高僧，该形象也是《四部医典》自成书以来蒙古族人物像首次见于其插图中，同样延续在蒙古地区刊印的瑞应寺版与布里亚特版的版印插图中，充分体现出《四部医典》作为民族医学交流的桥梁所体现出来的包容性与多元融合的载体。
在《四部医典》刊印与传承的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与高僧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西藏扎塘寺的初刻，到北京嵩祝寺、热河普宁寺的刊印，再到蒙古地区瑞应寺、多伦诺尔汇宗寺的流传，藏传佛教寺院不仅是《四部医典》的保存与传播中心，更是民族医学交流互鉴的桥梁。藏传佛教高僧如苏卡·洛追杰布、章嘉活佛、咱雅班智达等，通过校勘、翻译与刊印，推动了《四部医典》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再创造。
如今，《四部医典》已超越藏传佛教寺院的范畴，成为藏医院、蒙医院的必修教材，融入现代民族医学教育体系。《四部医典》的流传历程，不仅是民族医学经典的传承史，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其医学思想与实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为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学留下了宝贵遗产。
（来源：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11期。作者海春生系内蒙古民族大学兼职教授，辽宁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四部医典》最初由宇妥·云丹贡布撰写于公元8世纪。《四部医典》顾名思义，由四部分章节组成，第一章《根本医典》，第二章《论说医典》，第三章《秘诀医典》，第四章《后续医典》。《四部医典》成书之初，赤松德赞听取莲花生大师的劝诫将其埋入西藏桑耶寺，后于11世纪被掘藏·扎巴恩协发现，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四部医典》几经辗转，最终传至宇妥·云丹贡布第十三世孙宇妥·萨玛云丹贡布手中，经反复增补与完善，逐渐形成如今流传的版本。
《四部医典》在西藏的地位经久不衰，历代藏传佛教高僧与藏医学家在对《四部医典》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下长期争鸣，尤其是14世纪后出现的藏医南北学派极大程度推进了藏医学的发展与繁荣。北方学派与南方学派指强巴学派与苏卡学派，创始人分别为朗杰扎桑与年姆尼多吉，二人均出身于医学世家，一生著作颇丰，其追随弟子众多分布于西藏各地。强巴学派与苏卡学派也有诸多分支学派，如被第司·桑杰嘉措认为与强巴学派同属一派的贡曼·贡曲德勒所创“贡曼巴派”、年姆尼多吉再传弟子恰布本钦·多吉帕南所创“下部学派”，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渊源来自藏传佛教萨迦派执政时期的昌狄学派的“上部学派”，也被认为与“贡曼巴派”有着学术上的源流关系。南北学派因地处西藏南北，气候与环境不同因而所产药物也有所区别。因为南北学派对《四部医典》中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不同阐释，该时期出现了诸多对《四部医典》的注释著作，成为藏医学繁荣发展的一大节点。
南方学派中有位杰出的藏医学家苏卡·洛追杰布，他虽属苏卡学派，但对强巴学派的名医也赞赏有加，曾虚心请教并广拜北方学派名医为师，积极吸取南北学派之精华。苏卡·洛追杰布一生同样著作颇丰，其中一大贡献为亲自校订《四部医典》，并于1576年将其交付刊印于西藏扎塘寺，称为扎塘版《四部医典》。扎塘版作为最初的木刻版本，几乎成为西藏后续木刻版本的通用底本，西藏刊印《四部医典》具有代表性的有布达拉宫版本、德格版本、药王山版本等，均以扎塘版为基础进行完善修订后予以刊印。
二、《四部医典》在北京和蒙古地区的传承
清代时，藏传佛教格鲁派从西藏扩展至北京与蒙古地区。由于格鲁派重视藏医学事业，各地高僧学者广泛交流，大力推进了藏医药学的蓬勃发展。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在谙熟医学理论的同时十分重视医学发展，在蒙古地区的多伦诺尔汇宗寺建立了药师殿，在改建北京雍和宫的时期在“噶丹敬恰林”设立了医宗扎仓，由西藏派遣的彭措扎林格西担任教师，以北京为中心促进了蒙医学与藏医学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若必多吉与蒙医学家同样交往密切，如与松巴·益西班觉合作校勘了内地印刷的藏文经典，其著作在继承、吸纳藏医药学传统学说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促进了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为蒙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部医典》在北京与蒙古地区的传播，最终形成了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和蒙古地区蒙古文、藏文《四部医典》。
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主要以18世纪分别刊印于热河普宁寺与北京嵩祝寺的《四部医典》作为该版系的两个代表，除此之外北京版还有本草版与药书版等流传。目前辽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收藏有七种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包括以上四种版本与多种子版本，如热河普宁寺衍生出的两种版本、本草版三种版本等。以上七种版本大多刊印于1724年之后，每个版本在继承《四部医典》藏医药学理论的同时，在版式设计上融入了北京本地特点，如在封面与页码部分结合了汉藏双语标注，其中的版印插图呈现出与西藏不同的艺术风格，北京刊印各版本均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与历史信息。
《四部医典》的蒙古文译本最初由来自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智达翻译为托忒蒙古文，木刻版本由敏珠道尔吉于18世纪翻译为回鹘式蒙古文于北京刊印刊行。蒙古文《四部医典》与注释本都对蒙医学理论体系的逐步成熟产生了推动作用。该时期不仅以蒙古文译《大藏经》及包含相关医学方面的典籍，同时还移植了西藏寺院教育模式，在蒙古地区先后建立近千座寺院，寺院中的蒙古族僧人与学者通过“曼巴扎仓”医明学院的授课形式，逐步了解并掌握藏医学理论。
“曼巴扎仓”作为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医明学院，因其藏语授课方式，使蒙古地区流传《四部医典》多为藏文版，其中北京版藏文《四部医典》对蒙古地区刊印《四部医典》影响较为深远。辽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收藏有十四种蒙古地区藏文《四部医典》，分别为蒙古地区仿北京四种版本、瑞应寺三种版本、布里亚特三种版本、蒙古地区仿多罗那他三种版本、喀尔喀蒙古小版等。
除去承载医学理论文本的一脉相承，《四部医典》自扎塘版以来附有精美的诸佛与人物版印插图，主要集中于每章首页与第二页两端，作为装饰或礼敬之意。北京与蒙古地区延续了西藏《四部医典》版印插图配置，但因其地域特点也作出了相对应的调配。以热河普宁寺与北京嵩祝寺版本为例，将西藏《四部医典》中常见的赞普、藏医名家、掘藏师与译师等人物插图替换为梵文字，在保留西藏《四部医典》每章首页药师八佛的插图配置与宇妥·云丹贡布像外新增加北京版《四部医典》末页跋文的撰写者阿佳洛桑丹贝坚赞像。阿佳洛桑丹贝坚赞为热河普宁寺蒙古族藏传佛教高僧，该形象也是《四部医典》自成书以来蒙古族人物像首次见于其插图中，同样延续在蒙古地区刊印的瑞应寺版与布里亚特版的版印插图中，充分体现出《四部医典》作为民族医学交流的桥梁所体现出来的包容性与多元融合的载体。
在《四部医典》刊印与传承的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与高僧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西藏扎塘寺的初刻，到北京嵩祝寺、热河普宁寺的刊印，再到蒙古地区瑞应寺、多伦诺尔汇宗寺的流传，藏传佛教寺院不仅是《四部医典》的保存与传播中心，更是民族医学交流互鉴的桥梁。藏传佛教高僧如苏卡·洛追杰布、章嘉活佛、咱雅班智达等，通过校勘、翻译与刊印，推动了《四部医典》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再创造。
如今，《四部医典》已超越藏传佛教寺院的范畴，成为藏医院、蒙医院的必修教材，融入现代民族医学教育体系。《四部医典》的流传历程，不仅是民族医学经典的传承史，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其医学思想与实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为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学留下了宝贵遗产。
（来源：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11期。作者海春生系内蒙古民族大学兼职教授，辽宁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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