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红花的名与实及藏红花之路

作者简介
　　宗喀 ·漾正冈布( Yongdrol Tsongkha)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研究员 ,研究方向包括藏蒙医学史、欧亚腹地宏观历史等 ;
　　赵书苑( Mugdun Tongtso) , 1989 年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藏缅-阿尔泰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藏蒙医学与藏地考察家文本。 　　藏红花是欧亚大陆古代特别贸易商品,它有着数千年的栽培和使用历史,也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流、使得欧亚世界自古以来即呈现“技术和文化上为一个整体”的重要见证。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名称、来源等存在许多误解。通过系统梳理和研究古希腊、圣经希伯来、梵、希腊-罗马化时期埃及、拉丁、波斯、阿拉伯以及藏、汉等欧亚世界主要一手历史文献和其他证据,发现藏红花自爱琴海地区起源,其名称实际存在两个源头,即源自古希腊语的Crocus系统,与源自中古波斯-阿拉伯语的Saffron系统。考察藏红花的名实及源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勾勒出20世纪以前存在于欧亚大陆上的以藏红花为主的传播与贸易通道,即“藏红花之路”(Road of Saffron)。
1 问题的提出
　　藏红花,是今学名为番红花的鸢尾科(Iridaceae)番红花属植物Crocus sativus花朵干燥的花柱及柱头。花柱整体呈线形,橙红色,长约2—4厘米,上部多为3分枝,偶有2分枝或不分枝,伸出花被筒外而下垂,柱头略扁,顶端楔形,有浅齿,子房狭纺锤形。
　　世界范围内培育和使用藏红花的历史已超过3500年,藏红花自古以来便是最昂贵的香料、药物与染料之一。作为药物,它在欧亚四大传统医学及今实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中被广泛用于治疗眼病、皮肤病、肝病、精神疾病等。作为香料,它是与乳香、没药、甘松、肉桂等并称的上等香材。在南亚和东南亚,藏红花时常被用作染料,能使织物呈现鲜亮的黄色。中世纪伊斯兰教职人员将其加入墨汁,可改变墨水颜色,也可防止墨汁腐蚀纸张。在佛教和本波教等传统中将藏红花置于供水器皿中,水呈金黄色,被称为“郁金香水”“gser skyems”(金饮/神饮)等。在欧洲、西亚、中亚与南亚等地,藏红花被广泛用于烹饪,为食物和饮品调味与染色。
　　时至今日,尽管已有大量关于藏红花的研究问世,但人们对藏红花的起源、产地尤其是名称的源与流等仍存在不少误解。有学者甚至将分属不同名称系统的Crocus与Saffron词源混为一谈。有学者认为藏红花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或中东和中亚地区。据称,今伊拉克一处被认为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的史前洞穴壁画的颜料中含有藏红花成分。也有人声称在位于扎格罗斯与阿尔瓦德山脉(Zagross and Alvand Mountains)附近地区有世界上最早的藏红花田,其历史可追溯至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Achaemenian,公元前550—前330)。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均属臆测,迄今在西亚和中亚地区尚未发现有野生的番红花植物卡氏番红花Crocus cartwrightianus,中东与西亚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即使偶尔报道“发现”与藏红花相关的遗存,但最终未被严格的科学研究确认。 　　本文拟以古希腊、圣经希伯来、梵、希腊-罗马化时期埃及、拉丁、波斯、阿拉伯、古英文、古突厥以及藏、汉文献等欧亚诸主要古代一手历史文献为中心，梳理藏红花在欧亚主要古代语言文献中的名实及其源流，并尝试简略勾勒出20世纪以前在欧亚大陆上存在的以藏红花等为主要商品的贸易与传播通道。
2 Kpókog/Crocus:希腊-拉丁系统 　　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3—约24）撰写的《地理》（Γεωγραφικά/Geographica）记载了在西里西亚（Cilicia）科瑞西亚洞穴（Corycian cave）一带生长有藏红花。狄奥斯科里迪斯（Pedanius Dioscorides，约40-90）在其《药物志》（Περὶ ὕλης ἰατρικῆς/De Materia Medica）中也进一步讨论，认为产自科瑞西亚洞穴的藏红花“最适用于身体。次一等的是产自利西亚（Lycia）周边和利西亚奥林匹斯山的藏红花，再次是来自埃癸斯阿托利亚（Aegis Aetolia）的，来自西西里昔兰尼迦（Cyrenaican）和琴图里佩（Centuripinum）地区的藏红花效力最弱。凯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约公元前25—约50）、保卢斯•阿金塔（Paulus Aegineta，约625—约690）等人的医著中也对藏红花的药用情况记载颇多。
　　在拉丁语中，藏红花主要有Crocus与Crocum两种形式，都直接源自古希腊语Κρόκος（krokos）。早在据信由公元1世纪古罗马小说家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 Arbiter，c. 27-66）撰写的拉丁语讽刺小说《萨蒂里孔》（Satyricon）中就出现了crocum一词。公元2世纪古罗马剧作家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 Madaurensis, 约124—约170）的古典拉丁文（Classical Latin）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又称Metamorphoses“变形记”）中也提到了一种藏红花色的酒（vino crocus diluta/wine coloured with saffron）。
　　实际上，拉丁语Crocus/Crocum同croca一词关系密切。croca为希腊语Κρόκα的拉丁形式，意为“花蕊的细丝”（The filament of a stamen），后又衍生出“黄色花药”（a yellow anther）之意。其希腊语原形Κρόκα及Κρόκη，本意为“细丝、线”（thread），正如藏红花作为Crocus sativus花柱与柱头的根本形态。
　　世界其他语言中有许多与此相关的衍生词（详见表1）。如，希伯来语כרכום（karkōm），最早出现在据信约成于公元前4至公元前1世纪的收录在希伯来《圣经》（Tanakh）中的《雅歌》（The Song of Songs, by Solomon: 4.12-14）。亚拉姆语ܟܽܘܪܟܳܡܳܐ（kurkama），最早出现在约于公元1—3世纪直译自希伯来文的叙利亚《圣经》（Peshiṭta）《旧约》中。埃及圣书体形式grugus，出现在埃及希腊-罗马时期（Greco-Roman Period，公元前332 —642 ）的巫术莎草纸卷（Greek Magical Papyri，编号：PDM xiv）中；梵文कुङ्कुम（kuṅkuma）则多出现在约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7世纪的古吠陀医典《阇罗迦本集》（Caraka-samhita）、《妙闻集》（Sushruta-samhita）和《八支精要集》（Astangahrdays-samhita）中，汉文将其译作“恭矩磨”“茶矩磨（麼）”；藏文གུར་ཀུམ།/གུར་གུམ།（gur kum/gur gum）可见于成于公元7-9世纪的敦煌出古藏文医疗卷S.t.756与P.T.127中。由于今克什米尔当地语言仍称藏红花为kǒng，未见有波斯-阿拉伯系统的词，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藏红花可能最迟在公元7-9世纪已经由克什米尔传入了吐蕃地区。突厥语中有Kürküm一词，收录在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gāt at-Turk）中。
　　波斯有可能最早于阿契美尼德时期（Achaemenid，公元前550—前30）及其后的塞琉古时期（Seleucid，公元前312—前63）在同希腊人的接触中直接获得了藏红花，并延用了其古希腊语名称。在约成于公元8—9世纪的波斯巴列维（Pahlavi）文献《创世纪》（Bundahišn）涉及植物的章节中能看到Kurkum一词。阿拉伯文取代巴列维文用以拼写波斯语后的所谓“新波斯”（New Persian）文献亦有属希腊-拉丁系统的词قرقو（qurqū）和كركم（Kurkum）。受波斯语影响，阿拉伯语中亦有كركم（Kurkum）一词。13世纪阿拉伯医生伊本·巴伊塔尔（Ibn al-Bayṭār,1197-1248）在《简明药剂与食物纲要》（Kitāb al-Jāmiʿ li-Mufradāt al-Adwiya wa-l-Aghdhiya）一书中提到该词，他言到该词既指姜黄（Curcuma longa）又指藏红花，因二者均能染黄色 。 　　波斯和阿拉伯语称藏红花为زَعْفَرَان（za'farān）。在波斯语中，زر（zar）本意为“金子”、“黄色”；فر（far）、فرا（farā）意为“顶部”、“在……上部”， زَعْفَرَان（za'farān）字面意思可理解为“金色的顶端（花柱头）”。从词意上看，具有黄色花药或柱头的花朵十分常见，可见该名类似于“红花”“蓝花”“黄花”等，为一“随意”俗名。
　　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阿拉伯人逐渐在中世纪世界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中扮演起关键的角色。藏红花作为世界性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古兰经》中虽未提及藏红花，但在公元9世纪的《布哈里圣训》（Sahih al-Bukhari）中却多次提到زَعْفَرَان（za'farān）。
　　在波斯语中，除了有前述属希腊-拉丁系统的名称，还使用了同阿拉伯语一致的زَعْفَرَان（za'farān）指代藏红花。波斯语对藏红花名称的命名，早期显然是沿用了藏红花的古希腊语名称，公元8—9世纪阿拉伯文取代巴列维文字后， زَعْفَرَان（za'farān）一词亦被吸纳入波斯语中。公元10世纪波斯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中记载了中亚呼罗珊边境的杜尔固什城（Durghush）生长有زَعْفَرَان（za'farān），在德拉木（Daylamān）一个名叫萨里（Sārī）的城镇出产藏红花香水（mā za'farān, saffron-water）。波斯诗人菲尔多西（Abul-Qâsem Ferdowsi Tusi，935-1020）撰写的史诗《列王纪》（Šāhnāmeh）中，英雄罗斯坦（Rustam）的坐骑拉赫什（Rakhsh）马身的斑点被描述为“像藏红花的花瓣。波斯医师阿维森纳（Ibn Sina/Avicenna，c. 980-1037）在其撰写的《医学正典》（Al-Qānūn fi'l-Ṭibb）中详细形容了优质的藏红花。14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历史绪论》（al-Muqaddimah）中也提到了藏红花色的长袍。
　　世界范围内也有许多相关的衍生词（详见表2）。如，意大利语zafaran/ zafferano、拉丁语safranum、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safroun、法语safran、德语saffran和现代英语saffron等。公元8世纪前后，藏红花随阿拉伯商队、传教士与军人的脚步，经伊比利亚半岛传至欧洲。阿拉伯人和来自北非的摩尔人曾统治或影响伊比利亚半岛长达7个世纪，这一时期被称为安达鲁斯时期（Al-Andalus，711-1492），彼时这里出产的安达鲁斯藏红花（Andalusi saffron）曾是该地贸易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据信出自今西班牙拜萨（Baeza）地区的藏红花曾是当时品质最好、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意大利热那亚，藏红花的意大利语形式zafaran/zafferano和拉丁语safranum频繁出现在1154—1166年间的乔凡尼·斯克里巴（Giovanni Scriba）契约文书中。成于12世纪上半叶的法语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Charroi de Nîmes中也可看到法语形式safran。
　　14—15世纪，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safroun已取代了约在10世纪时出现的古英语形式croh。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一部成于15世纪上半叶的食谱（Harley MS.279）中就能看到中古英语safroun一词。safranum与crocum也同时出现在了中世纪欧洲古食谱Liber de Coquinar的14世纪中古拉丁文抄本中，在共172个条目中，safranum共出现了41次，crocum则出现了29次。法国学者玛丽安娜·穆隆（Marianne Mulon）认为这里的safranum可能指野藏红花（safran bâtard）或红花（cartame/carthame），而crocum才指真正的藏红花（safran）。15世纪德国医师乌尔里希·艾伦伯格（Ulrich Ellenbog，c.1435-1499）撰写的关于瘟疫的医书中可见到德语形式saffran。莱昂哈特·福克斯的《植物志》中也提到了该词。 　　在中古汉文文献中，除“茶矩磨”“咱夫兰”等分属希腊-拉丁系统与波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外，藏红花亦有“郁金香”“蕃栀子”“番红花”“藏红花”等多个名称。
　　藏红花传入汉地的确切时间目前尚无定论。劳弗尔曾将汉地对藏红花的接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3世纪至唐末，这一时段汉地人零散地获知了一些关于藏红花的信息，偶尔也能得到朝贡而来的少量藏红花。第二阶段为公元13—14世纪的蒙元时期，这一时期藏红花作为商品由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带至汉地，并自此普遍为人使用。依据目前掌握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我们认同劳弗尔关于第一阶段的判断，而第二阶段则可将时间上限提前至12世纪。
　　唐及以前的汉文文献中，藏红花多被记为“郁金香”。汉地医家由于对此物知之甚少，故记载零散片面，有言其出“大秦国”“花如红蓝花”，也有言其出“迦毕试”“迦湿弥罗”“罽宾”“乌仗那”等地，“叶似麦门冬，状如芙蓉，其色紫碧” 。汉代以来汉文文献中的“大秦国”主要指罗马帝国，“迦毕试”“迦湿弥罗”“罽宾”则为克什米尔的古称（音译地名），“乌仗那”又作“乌苌”“乌茶”“越底延”“郁地引那”等，指印度河上游今巴基斯坦境内西北部斯瓦特河流域。这些地区至今仍出产藏红花。
　　公元12-14世纪，藏红花主要由“大食”商人经海上贸易之路向汉地输入。香料是宋元时期汉地从海外进口的大宗商品，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沉船中，未经脱水的异域香料就重达4700斤。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出现了“蕃栀子”“大食（石）栀子”“栀子香”等名。我们之所以认定“蕃栀子”“大食（石）栀子”等为藏红花，概因《回回药方》中凡是记有“咱法闌”“撒法郎”处，下方均会附有小字“畨梔子花蕊”加以说明。
　　“番红花”一名首见于公元16世纪初明官修药典《本草品汇精要》。“藏红花”一名则首见于18世纪中叶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6世纪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记载了藏红花“出西番”。在明代和清初“西番”多泛指四川和云南等“徼外”讲藏语的故吐蕃诸地。而赵学敏则明确记其“出西藏”。可见至18世纪中叶前，雪域高原藏地已成为藏红花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藏红花产自藏地高原这一印象也至迟在这一时期形成，至今在汉地民众中仍根深蒂固。
　　19世纪初，日本传统汉方医学与博物学专著中同时出现了サフラン（sahuran）与“番紅花”二名，并在日本延用至今。作为四大传统医学中汉医学（中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传统汉方医家翻译、研读和考据了大量汉文医药经典。他们极可能在研读、考据这些经典时最先接触到了“番红花”或“藏红花”，然而当时并不真正了解其究竟为何物。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9年获得了在日本长崎（Nagasaki）的贸易许可，其后荷兰几乎成为江户时期（1603-1868）日本唯一的欧洲贸易伙伴。据《本草图谱》《本草纲目纪闻》，首批番红花属植物由“红毛小船”于宽政十二年（1800年）带至日本，可见日本迟至19世纪初才从荷兰商人那里真正接触到藏红花及番红花属植物的实物。可以说，日本是20世纪以前藏红花传播与贸易之路上的最东端。
5 结语：藏红花的名实与“藏红花之路”
　　欧亚世界（包括非洲北部）自古以来在文化与技术上是一个整体，藏红花的名称、培植与使用的传播就是一很好的例证。系统梳理古希腊、圣经希伯来、梵、希腊-罗马化时期埃及、拉丁、波斯、阿拉伯以及藏、汉等世界主要古代历史文献，笔者认为藏红花的名称实际存在两个源头，即源自古希腊语的Crocus系统，与源自中古波斯-阿拉伯语的Saffron系统，前者历史非常悠久，后者约是中古时期才出现的。
　　考察Crocus名称系统的源与流，可梳理出一条从爱琴海到吐蕃特藏地雪域高原及中原汉地的“陆上藏红花之路”。植物学与考古证据已证实藏红花培育与使用起源自爱琴海地区，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3400—前1600 年间。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作为药物的藏红花可能已传入彼时同爱琴海地区青铜时代文明关系密切的古埃及，但藏红花的古希腊语名称Κρόκος（krokos）似乎尚未借入埃及，而是直到1000多年后的埃及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642 ）的巫术莎草纸卷中才出现源于古希腊语的埃及圣书体的速写形式grugus。公元前9世纪前古希腊荷马史诗及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医学文献中已出现了关于藏红花作为染料与药物的明确记载。收录在希伯来《圣经》中据信约成于公元前4至前1世纪的《雅歌》出现了藏红花的希伯来语形式כרכום（karkōm），其亚拉姆语ܟܽܘܪܟܳܡܳܐ（kurkama）则出现在了约于公元1—3世纪译自希伯来文的叙利亚圣经《旧约》中。
　　在西亚与中亚，波斯可能最早于阿契美尼德时期（公元前550—前330）或塞琉古时期（公元前312—前63 ）同希腊人的直接接触中获得了藏红花，并延用了其古希腊语名称。甚至在阿拉伯文取代巴列维文用以拼写波斯语后，亦有属Crocus系统的新波斯语词قرقو（qurqū）和كركم（Kurkum）。受波斯语影响，阿拉伯语中亦有كركم（Kurkum）一词，最迟出现在13世纪的阿拉伯医学文献中。 　　在欧洲，随着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崛起和扩张，拉丁语Crocum和Crocus已出现在约成于公元1-2世纪的古典拉丁文小说中，应是直接转自古希腊语。此后，属希腊-拉丁系统的名称深入欧洲诸语言。最迟在公元9—10世纪，藏红花的古英语形式croh已被记录在古英语医药文献《巴德医书》和《伪阿普列尤斯药典》中。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种志》出版，Crocus正式成为了番红花属植物的拉丁属名并被延用至今。
　　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阿拉伯人逐渐在中世纪世界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中扮演起关键角色。藏红花作为世界性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条从中东到日本海的“海上藏红花之路”徐徐展开。虽然《古兰经》中未提及藏红花，但在公元9世纪的《布哈里圣训》中却多次提到了藏红花的阿拉伯语形式زَعْفَرَان（za'farān）。尽管早期波斯人沿用了藏红花的古希腊语名称，但在公元8—9世纪阿拉伯文取代巴列维文字后，زَعْفَرَان（za'farān）一词亦被吸纳入波斯语中。与此同时，藏红花随阿拉伯商队、传教士与军人的脚步，经伊比利亚半岛传至欧洲。在中世纪意大利热那亚，藏红花的意大利语形式zafaran/zafferano和拉丁语safranum已频繁出现在1154—1166年间的乔凡尼·斯克里巴契约文书当中，成于12世纪上半叶的法语武功歌中亦有其法语形式safran。14-15世纪，中古英语safroun则取代了约在10世纪时出现的古英语形式croh。
　　在亚洲极东部，我们发现，藏红花在公元7世纪及以前的汉文文献中多被记为“郁金香”，但由于此物希贵，难以获得，人们对这种植物认识有限，相关的汉文记载亦零散片面。公元12-14世纪，藏红花主要由“大食”商人经海上贸易之路向汉地输入。在14世纪后的汉文医典中出现了“咱夫兰”“咱法阑”“撒法郎”“撒馥兰”等名，显然为زَعْفَرَان（za'farān）的汉字音译。16世纪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记其“出西番”。“西番”在明和清初多泛指四川和云南等“徼外”讲藏语的吐蕃诸地。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则明确记其“出西藏”，可见最迟在15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雪域高原藏地已逐渐成为藏红花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藏红花产自藏地高原这一根深蒂固的印象也应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延续至今。日语中属Saffron系统的名称サフラン（sahuran）迟至19世纪初才在日本传统汉方医学与博物学专著中出现。据日文文献记载，首批番红花属植物由荷兰商人于宽政十二年（1800）带至日本。可以说，日本是20世纪以前藏红花传播与贸易之路上的最东端。
　　考察藏红花的名实与源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勾勒出了20世纪以前欧亚大陆上藏红花传播与贸易之路的大致路线。藏红花作为一种奢侈极品，千百年来为欧亚各地间商道的开辟和诸文化间交流互动提供了动力。它本身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和欧亚世界自古以来即呈现“技术和文化上为一个整体”的一美丽见证。此前“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等均由西方学者提出并构建，我们提出“藏红花之路”正是对新时代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