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在藏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藏族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被国内外众多的学者所青睐，最重要的是它通过翻译的手段，沟通了各种不同语言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随着藏族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藏族的翻译体系也就逐步形成，而且日趋成熟并确立了本民族风格的翻译理论体系，在民族译坛中独树一帜。
    藏族文化是一种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哲学为指导并吸收了部分汉族及其它民族的文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自成体系的民族传统文化。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藏族有着长远的翻译史，它和藏族文化一样历史悠久，并且有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下面笔者就翻译史的角度谈谈翻译在藏族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地位。
    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为了宏扬佛法、教化民众、创建文明，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天竺求学，返藏后创制了文字并编写了文法书。从藏文创制使用起，西藏的翻译事业便发展起来。据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当时邀请了印度的古萨诺和婆罗门香嘎、克什米尔人达奴、尼泊尔人希拉曼珠、汉地和尚玛哈德哇才，吞米桑布扎及其弟子达玛果使及拉隆多吉白等共同翻译了《宝集咒》、《月灯》、《宝云经》、《宝箧经》、《百拜忏悔经》等经书。后来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公主和唐朝公主联姻，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并派遣藏族青年到长安去学习文化知识，除引进了唐朝的医学、工艺等外，当时更主要的还是翻译了有关天文星算方面的经典如；《博唐八十数理》、《五行珍宝危罗》、《密意根本之精》、《珍宝之堆》、《主干综述》等等。这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对藏族的医学和天文历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成就是与翻译有直接关系的。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大兴经典翻译，译经活动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赤松德赞继承了松赞干布的业绩，派人到天竺、大唐求取佛法，带回了不少经书，并修建了集印藏汉三种建筑特点的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桑耶寺建成后，由寂护和莲花生主持开光，由寂护担任堪布，并有七名吐蕃贵族青年随同出家，创建译经院，学习汉文与梵文，从事经典的翻译。据《贤者喜宴》记载：“以超岩寺说一切有部比丘十二人为轨范师，于羊年（公元 779 年） 二月初八日 在扎玛宫以菩提萨埵（即寂护）为堪布举行仪式，其时师承各尊均见桑耶寺壁画之上”。这第一批七人被称为“七觉士”。这七人的出现象撒了一把种子，迅速生长、繁衍。佛教徒们也相继纷纷到汉地和印度、于阗等地去学习语言文字和佛教教义，这一批青年以及其它学有成就的僧人返回吐蕃后便开始了翻译佛经的事业。派往印度留学的人中有第一批出家的藏僧遍照护，被认为是一个聪明、敏慧、具有语言天才的译师。据史料记载“从汉地邀请了译师禅嘎来贡，拉隆鲁贡和郭高模等三人，从印度邀请了益西旺布，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阿难陀。为了组织更为庞大的翻译队伍，在桑耶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译经院，正式的专业翻译机构也从此诞生。当时就桑耶寺译经院从事译经和学习译经的有上千名大小泽师，这样强大的翻译队伍不要说西藏历史上，就是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当时还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译师，其中有巴阁·贝如杂那、丹玛泽艺、阿难陀、聂·般苦古玛若、昆·鲁益西旺布、玛仁钦、噶哇·白泽、觉若·鲁益西坚赞、祥益西德等九名，他们不仅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还翻译了许多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当时翻译出来的东西分别存在三所宫殿中，并编成了三大目录，这就是现今最为有名的《钦普目录》、《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从现存的《丹噶目录》中可以看到已译经典数目共二十七门，约六、七百种之多。其中大乘、小乘显密具全，从汉文翻译过来的有二十一种。当时为了进一步适应翻译事业发展的要求，为使藏文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又组织人力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使之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FS:PAGE]
    藏族的翻译事业不仅始于佛经的翻译，文学翻译也开始较早，早在吐蕃王朝时代，就翻译了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藏文译本，十三世纪时著名翻译大师泽曲译摩和郎卡桑布，翻译了印度诗人、剧作家迦梨陀裟的抒情长诗《云史》，成为第一个外国语译本。然而经过了八百年，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才逐渐知晓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及作品。又如古代印度著名诗人、戏剧家马鸣的长篇叙事诗《释迦牟尼赞》也早已译成了藏文，并收进了藏文《大藏经》。其它如《龙喜记》、《菩提树》、《尸语的故事》等印度著名古典名著也早已翻译成了藏文，在民间广为流传。此外藏族的学者们还翻译了大量的印度格言诗，仅收入《丹珠尔》修身部的就有七部：《百论部》、《智慧树》、《益世格言》、《颂藏》、《庶那伽修身论》、《修身论》和《百句颂》，这些格言诗的翻译吸收，对藏族格言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在翻译汉地古籍史书方面，现今在敦煌文献中发现有《尚书》、《左传》、《战国策》的部份藏文译本和有关孔子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译自汉文的古代文学作品。可见早在吐蕃时期就已把汉族的古典文学译成藏文传入了吐蕃。到了明清以后，这种影响日渐增多，靠近汉区的有些民间艺人的说唱内容中包括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的内容，以及还有三十四回的《西游记》节译本《唐僧喇嘛的故事》②。通过吸收和翻译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对藏族古代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语言、逻辑、医学、天文历算、诗学、音乐、工艺、宗教等各种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起到了空前的推动作用。因此，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来说，不管是翻译佛教经典或者是翻译其它文化知识，翻译在中间起到的桥梁作用确实是其它任何一种工具无法比拟的。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是各自遵循着一条千百年来的内在规律发展起来的。藏族文化的形成就总体来讲经历了苯教文化阶段，佛教传入时期，到藏族文化形成这样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历史上兴起的藏文文字规范化运动或者叫文字改革运动也恰恰是从翻译佛经的需要提出来的，因为在翻译经典及其它书籍时，经常出现翻译名词不一致的现象，这就必然引起一些混乱。出现译名不统一不一致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佛教传入吐蕃本来就不是来自单一地区，有汉地来的、有印度来的、克什米尔来的、尼泊尔的、西域于阗、甚至还有从中亚带来的；加之各地请来的大译师们也因各自的传统和所处的背景不同，翻译出来的东西带有各自的特色，而且当时藏文的词汇和语法有时也难于表达佛教中的一些复杂概念。正因为如此很有必要对藏文进行一番统一的改革，以适应翻译规范化的需要。

    [FS:PAGE]到了近现代，藏族与各民族，特别是同汉族的文化交流方面更加频繁，如前面谈到的汉族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和现代诗歌，《毛主席诗词》、《天安门诗抄》及鲁迅的名著《一件小事》、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法国阿尔芬斯·杜德的名篇《最后一课》、高尔基的《海燕》等等都相继译成了藏文，广为流传，极大的丰富了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开阔了藏族人民的眼界。同样藏族的一些优秀作品也陆续译成各种文字，如现今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萨迦格言》、《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旋务达美的故事》、《六个青年的故事》、《猴鸟的故事》、《仓央嘉措情歌》、《白史》、《红史》等等。象《格萨尔王传》等书还有英、法、德、日、俄、意等文的译本。有的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格萨尔王传》的机构。通过这些译本使各族人民和不少国际友人对藏族历史文化和藏族的社会状况以及藏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文概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反映藏族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都是通过翻译的渠道介绍给各族人民的，翻译在发展藏族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乃至现代，翻译在传播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沟通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增进相互理解，从而消除语言隔阂，增强民族团结等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工具无法比拟的。 
    著名翻译家凌青在谈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时谈到：“翻译确实很重要，从中国来讲，可以简单地概括三句话，就是没有翻译工作，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也概括三句话：役有翻译，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各种国际交往，也没有世界的未来”④。民族翻译依然如此，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交流，也无法启发人们的思想，更谈不上民族团结、和平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