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历史:《步辇图》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直接反映禄东赞受松赞干布派遣,向唐太宗请求和亲史实的著名历史画卷《步辇图》,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亮相。假如唐朝有新闻联播,《步辇图》所描绘的内容,一定是当天要播报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一次唐太宗极为重视的国事活动,阎立本作为特派记者,用画笔记录下历史的瞬间。
穿越千年的历史性接见
此图忠实地还原了公元641年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这次接见是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政治联姻的重要组成部分。画幅近1.3米,画面一目了然,左侧三名男子依次排开,没有绘制任何背景作为衬托,红袍男子为典礼官,负责引见,他面露恭敬之色。居中一人,身材瘦削,规矩之中颇显拘谨,此为吐蕃特使禄东赞。他的长袍上绣满了动物图案的文饰,是吐蕃人特有的装束。最后身着白袍之人为一名内侍官。与此相对的是右侧的一群人,唐太宗居中,身形明显大于簇拥在周围的9名宫女。这种人物大小尺寸的处理方法符合古代画像的惯例,重要人物一定大于侍从。这些女子或手抬步辇,或手执掌扇,或扛举红色华盖,缓步向左而行。注意她们的脚步,正在走动的样子。人群后的背景同样空白一片,后人无法得知接见的地点选在何种场地。9名宫女神情自若,仪态万方。
如果细看人物前后的安排,不难发现阎立本的巧妙用心。最前面的两名宫女,头部略微前倾,最后面的两名宫女身体同样微微后仰,如同盛开花蕾的最外围花瓣,向外翻转;剩下的5名宫女身体侧向唐太宗,呈现向中心倾斜状,如内层花瓣呵护的花蕊。唐太宗处于中心位置。这是行进队伍丝毫不显杂乱的原因。全幅作品用色简洁,照顾到了左右的呼应。三名官员足下的靴子、腰间的束带、头戴的官帽,均为黑色,与唐太宗的青黑色软冠以及众宫女满头的青丝,串起了左右人物,暗喻众人处于同一个事件之中。由于此次接见事关大唐与吐蕃的和亲事宜,整幅作品以红色为主打色,以显示喜庆氛围。特别是宫女红鞋与高至胸前的裙衫中条状红色配饰,给这次正式召见带来了轻松活跃的气氛。
主角当然是唐太宗,只见他面目俊朗,目光深邃,平和的神色之中透出稍许和悦之色,既显露出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又预示着后面的接见应该是一派友好的问答。
吐蕃使者禄东赞,微微躬身,与其说谦恭有礼,不如说他在察言观色。此人在史料上有详细记载,他虽不识字,却明事理,懂礼仪。松赞干布即位后,受命辅佐朝政,创立法制,巩固王权,开拓疆域。因此,松赞干布委派如此重臣觐见大唐皇帝,可见对和亲之事的重视。至今,民间还有各种演绎故事,传说特使请婚期间,不巧遇到来自天竺、大食、仲格萨尔等国的使者,他们也企盼与大唐皇族通婚,搞得唐太宗颇为棘手,只好“择优录取”。于是,民间自古就有“六试婚使”的段子,说禄东赞机智过人,次次闯关成功。这当然是民间八卦,但至少说明,文成公主与吐蕃和婚是当时的重大新闻。
从纯粹的绘画角度看,作者阎立本在人物的表现技法已相当熟练。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于圆转流畅之中不失持重,笔致时带坚韧之质,做到了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服饰晕染充分,层次丰富。在色中辅之以墨笔,起到了很好的调配作用,如人物所穿靴筒的折皱等处,均注意了墨色的变化,显出较强的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纯净,大面积红色块与屏风扇上的石青色,互为依靠,观之舒朗,富于鲜明的视觉吸引力。
此图虽属阎立本名下,也有研究认为是北宋初期的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北宋章伯益用篆书记录下的文字:“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琊长公主外孙女妻之……”宋此段之前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新装裱时的题记两行。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以后,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安排了马匹、牦牛、食物和饮水,准备以最隆重的方式一路迎接。待公主从长安正式出发后,松赞干布亲率欢迎队伍由拉萨动身直奔青海迎接。松赞干布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娶上国大唐公主,实在荣幸。我要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为纪念,让子孙万代能与上国大唐永远亲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在拉萨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此次和亲不仅为当地带去了大唐的友好与善意,而且促进了吐蕃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丝织品和典籍,还有许多树木、果蔬的种子,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青藏高原,惠及普通藏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此后,吐蕃定期派送大批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长安的妇女们也一度风行吐蕃人将脸涂红的风俗,称之为“吐蕃妆”。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加强汉藏两族的联系、团结,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后世的敬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塑像。
与六籍同功的艺术典范
作者阎立本,唐代雍州万年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临潼人。他出生后第三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到他18岁之时,改朝换代,跟随其兄长阎立德一步跨入唐朝。阎氏家族自北周起,世代高贵。阎立本的父亲阎毗,曾娶北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为妻,也就是说,阎立本是北周武帝的外孙。在当时,他的父亲及兄长立德都是有名的工程学家,曾负责修筑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从洛口至涿郡一段。朝代虽然更迭,阎家子弟的本领,为任何一个政权所急需。唐太宗果然委以重任,让阎氏兄弟负责昭陵的修建工作。在中国美术史上,阎氏兄弟以画家身份位列其间,而在唐史上,明确记载着阎立德曾任刑部侍郎,阎立本在唐高宗初年,代替兄长做了工部尚书,直至右丞相——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理工科出身的毕业生最终做到了副总理的职位。除了这些治国的大才,阎氏兄弟还擅长丹青。想必他俩从小随父亲学习工程,随便培养出对美术的爱好。唐太宗发现了这一点,每有重大国事活动,必要求兄弟俩在场,把重要场景绘图记录。这件《步辇图》很可能是兄弟俩合作完成的作品。据说,阎立德经常为皇帝设计礼服及仪仗车乘,甚至连装修皇宫的活儿都干过。史载,阎立德曾奉旨作《文成公主降著图》,描绘了唐太宗把公主嫁到西藏的经过。估计画面上出现了文成公主的形象。这样推测,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应为哥哥作品之前奏曲了。
当然中国绘画史对阎立本的记述多过其兄。画史称赞阎立本线条刚劲有力,设色古雅沉着,人物刻画细致。除此图外,流失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是他的另一件重要作品。另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贡职图》和《萧翼赚兰亭图》。看看这些画作名称,不难发现,阎立本传世的作品几乎全部涉及主题性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极为明确。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完全是因为大唐皇帝看重了他们的实用美术才能。
唐代著名艺术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宗明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他突出强调了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意义,否定了将绘画仅仅看作是怡情悦性之事的观点。《步辇图》作为中国美术史的十大名作之一,恰恰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艺术典范。因此,首都博物馆的本次“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能够请出故宫博物院轻易不展出的《步辇图》,其意义不仅在于艺术价值的欣赏,更在于表明西藏与祖国密不可分的牢固关系,源远流长。应该说,此图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其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