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藏学研究之现状

圣地布达拉

　　藏学研究现状
　　藏学研究是专门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性学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逐步形成了融于社会、融于生活、融于大众的显著特点和服务社会、服务生活、服务大众的研究方向。以西藏为主，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涉藏地区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社会形态是藏学研究的丰富宝藏。仅西藏现存的藏文历史档案就有300多万件，加之其他藏区的文献典籍，卷帙浩繁，蔚为大观。现在，藏学研究已经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构成了宏大的学科体系，而且走出国门，成为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芬兰、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热门学科。总之，目前藏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公认的国际性新兴学科。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藏学研究的地位不断提升。藏学所特有的继承发扬藏族文化传统的功能，开发藏族深厚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以藏学研究为纽带广泛联系国内外专家学者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功能，用优秀科研成果和学术精品提高人类文明水平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展现和强化。目前，全国已有50多个藏学研究机构。广大藏学研究工作者深入调查，潜心研究，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据粗略统汁，近40多年来，中国藏学界人士撰写的论文、文章约有五六干篇。其中有些发表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国西藏》、《国外藏学动态》、《西藏社会发展研究》、《雪域文化》、《西藏艺术研究》、《西藏教育》、《西藏佛教》等藏学刊物上；国内许多相关的学术刊物、报纸也为藏学论文提供发表的园地；另外还有一些藏学论文专门结集出版。中国藏学界的专家学者撰写并出版的各类学术专著数以百汁，蔚为大现。《西藏通史》、《藏文大藏经》对勘本、《藏族简史》、《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蒙藏关系史略》、《达赖喇嘛传》、《西藏封建农奴制形态》、《西藏宗教史》、《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族文学史》、《藏语简志》、《汉藏语言概论》、《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清朝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立及其历史意义》、《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研究》、《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3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40卷）等著作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藏学研究有关领域的问题。此外，还有几十种词典、书目等工具书问世。其中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已故张怡逊教授主编，有近六十位藏学专家参加编写的《藏汉大辞典》。这部辞典藏汉语双解，收词目5.3万余条，300多万字，是国内外收词目最多、部头最大、有很高学术份值和使用价值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藏汉大辞典》出版后，受到国内外藏学界一致好评，被誉为“藏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些成绩不但填补了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而且为建立和拓展国际藏学统一战线，促进民族团结，以及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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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藏学研究
　　国外藏学从产生至今，出现过三次高潮。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出版《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西藏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J.Bacot）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G.Tucci）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20世纪60－70年代，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加剧，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和国外藏学第三次高潮的到来，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其原因有三：第一、文化和宗教因素——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第二、学术动力——中国大陆藏学的大力推动，台湾藏学家的积极参与，国外藏学家掀起的第三次藏学研究高潮。国外的学者在藏学领域的辛勤耕耘，推动了藏学的发展，扩大了藏学的影响。从近30多年的西方藏学出版物和第1——13届国际藏学会以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国外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点是藏传佛教，脱离政治搞纯学术的学者占多数，这在欧洲藏学界尤为突出；第三、政治原因——西方藏学与“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纠结在一起。
　　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和当代西藏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使国外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成为一些外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进入21世纪，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无论对于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还是对于国外藏学研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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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学研究热点问题
　　在国内，藏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有藏文信息化、藏医、《格萨尔》史诗、文学、翻译、本教、古籍、射箭文化、礼仪文化、服饰文化、更敦群培生平和学术研究等。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专业的研究机构、人才和资金十分充沛，大大促进了国内藏学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形成权威、丰富、科学的藏学研究队伍，尤其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西藏藏医学院、青海医学院等为主的各大高校是研究藏学和培养藏学研究人才的主要基地，其研究成果通过专题网站和专业期刊等进行展示和普及。
　　在国外，藏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和象雄文化。象雄文化其核心就是本教。在象雄文明诞生之前，中亚地域就存在着各种原始崇拜的仪式——原始本教，后幸饶米沃齐创立了雍仲本教，从而使本教得以统一，雍仲本教成为象雄的国教并逐渐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幸饶米沃齐所创立的雍仲本教不仅在象雄地域流传，一直到公元七世纪，雍仲本教也是整个吐蕃的唯一宗教和信仰基础。从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传入吐蕃以后，本教和印度佛教在互相排斥的同时，又各自吸收了许多对方的内容，本教吸收了印度佛教的内容，丰富了其文化内涵；而印度佛教吸收了本教的一些仪式，使其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吐蕃的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当今拥有浓郁雪域高原藏族特色的藏传佛教。
　　随着国际上对本教越来越重视，对本教感兴趣的人群、特别是中青年人群的逐步增多，本教的研究也开始日益火热。文革之后，国家和政府对各类宗教进行恢复和保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甘孜州的阿拥活佛和满金拉色活佛在有关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以罕见的瓦琼版手抄孤本本教《大藏经》为母本，先后出版了本教《大藏经》，此后，丹巴尼玛活佛又出版了本教大藏经《甘珠尔》。西藏自治区还专门为这两套本教文献集成的出版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本教大藏经的相继出版，引起了国内外藏学界、宗教界的轰动。国外许多藏学研究机构购买了许多，同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国际上有关机构对本教文化的重视，尤其是日本等国一些较大的本教文化研究项目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国际藏学界本教研究的整体水平，也促进了国内本教研究的发展，国内外均成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些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