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奠基业 研耕不辍启新章——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发展历程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前身是历史宗教研究所。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宗教研究所（以下简称“宗教所”）已成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展藏传佛教及相关宗教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宗教所以服务国家涉藏工作大局、推进藏学学科建设为职能定位，长期围绕藏传佛教、民间宗教与苯教研究、梵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向持续深耕，逐步形成了“以基础研究为根基、以现实问题研究为导向、以智库服务为特色”的发展格局。宗教所自成立以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正确领导下，在郑堆等历任所长的带领下，先后有30余位同志从事相关研究与建设工作。当前，宗教所已形成一支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现有科研人员8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2人，另有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及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研骨干。
　　多年来，宗教所始终坚持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对宗教学基础理论以及藏传佛教教义、经典、历史、现状及其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开展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研究，并紧密围绕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社会发展中与宗教密切相关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持续加强前瞻性、对策性和应用性研究，在推动藏传佛教学术研究、服务党的涉藏宗教工作、发挥国家涉藏问题尤其是藏传佛教研究智库作用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初步发展 夯基垒台
　　1994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正式成立。彼时，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现代意义上的藏学研究尤其是藏传佛教专题研究，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藏学及藏传佛教研究学科建设、资料整理、人才培养和现实问题研究尚在逐步展开之中。作为国家涉藏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宗教所自成立伊始，始终围绕“两个服务”的职责定位展开工作，一方面服务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另一方面服务藏学学科建设与基础研究积累。围绕这一使命，宗教所在藏传佛教基础调查、现实问题研究、梵文文献整理、工具书编纂以及国内外学术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研究并重的发展格局，为后续工作的全面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推进基础研究，夯实学术根基
　　在藏传佛教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宗教所成立后承担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该课题于1994年正式启动，宗教所组织力量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等地，克服种种困难，对藏传佛教寺院开展系统实地调查。由于青海、甘肃以及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寺庙历史文献相对齐备，而四川甘孜、阿坝等涉藏地区的许多寺庙史料长期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整理，这项课题实际上承担了“摸清家底、补齐短板”的基础任务。课题组在调查基础上组织编写完成《四川甘孜州藏传佛教寺庙志》《四川阿坝州寺院志》《甘肃甘南州寺院志》，不仅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贵的一手材料，也为后续这些地区的寺庙史、地方宗教史和藏传佛教区域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如何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研究必须回应的重要时代课题。2003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正式启动。由郑堆任课题组组长，吸收了全国各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统战宗教部门和宗教界30余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课题设置了藏传佛教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研究、寺院管理研究、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佛学人才培养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宗教世俗化研究以及党对西藏宗教政策实践研究等8个子课题，形成了总报告和系列子课题成果。这一项目标志着宗教所由以历史梳理和文献积累为主，逐步走向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综合性研究的新阶段，也为后续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理论框架。
　　（二）聚焦现实问题，提升咨政能力
　　作为国家涉藏研究的重要智库部门，宗教所不仅重视学术积累，也高度重视围绕党和国家宗教事务治理需要开展专题研究，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和制度支撑。在宗教所发展初期，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
　　2001年，受中央统战部委托，宗教所承担“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该项目由郑堆研究员任课题组组长，组织有关部门、地区专家和宗教工作者对新时期藏传佛教学经制度与学位晋升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系统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症结，提出解决思路，完成《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报告》。该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后续藏传佛教僧人学经晋升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并荣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科研成果特等奖”。
　　2002年，宗教所进一步受中央有关部委委托，研究制定《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这一项目是在前期专题研究基础上向制度设计迈出的关键一步。课题通过深入调研，以现代教育规律为参照，对传统藏传佛教学僧学位晋升制度进行了创新性和规范化探索，最终形成研究报告《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为藏传佛教新型学衔“拓然巴”格西的认定颁授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和操作办法。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标志着宗教所已经形成了“从问题调研到制度研究、从基础学术到政策服务”的基本路径。
　　2007年，针对涉藏地区寺庙急需通俗易懂爱国主义教材的现实需要，宗教所成立《寺庙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撰写组，由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朱晓明担任组长，抽调研究所骨干力量完成撰写工作。该读本贴近寺庙实际、面向僧尼群体，体现出宗教所将现实问题研究转化为服务基层宗教工作的能力。同年，宗教所参与国家宗教事务局有关《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研究起草工作。该办法于2007年7月18日颁布、9月1日起施行，成为我国第一部规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相关事务的行政法规。这两项成果，充分体现了宗教所长期致力于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寺庙管理以及佛学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研究积累和成果转化。
　　​​​​​​​（三）深化梵文贝叶经研究，推动文献整理与成果转化
　　改革开放初期，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作为沟通佛教原典、藏传佛教经典体系和国际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已受到国外学界的持续关注，而国内在资料掌握、写本整理、梵文释读和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仍较薄弱。在中外学术合作不断推进、学科建设亟待拓展的背景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历史宗教研究所将贝叶经的调查、拍摄、复制、整理与研究纳入重点工作，持续开展资料搜集和专题研究。期间，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和宗教所所长郑堆在项目谋划、部门协调、人员组织和对外学术联系中多方奔走、积极推动，使这项工作逐步由资料抢救走向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不仅改善了我国在西藏梵文写本研究中资料基础薄弱、研究力量不足的局面，也为中国藏学在相关领域形成自身的问题意识、资料体系和学术话语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宗教所的梵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1989年）主要对梵文贝叶经进行调查与拍摄等资料的收集和复制工作。藏研中心成立之初，即于1987年设立了“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并被列入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正式把西藏梵文贝叶经纳入研究领域。当时北大季羡林先生、中国社科院王森教授、蒋忠新研究员和罗炤研究员等中国梵文学界著名专家学者都参与了此课题。此课题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3个目标：一是收集复制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资料；二是培养30名左右专门研究梵文经典的年轻学者；三是进行若干梵文写本专题研究。首先进行的是关于梵文经典资料的复制工作。1987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总干事多杰才旦等领导的努力下，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及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协商同意后，藏研中心派遣罗炤研究员前往拉萨对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所藏的梵文贝叶经开展拍摄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拍摄了9盘缩微胶卷，约183函复制品，700多部经典，成功完成梵文贝叶经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藏研中心领导也非常重视，先后派遣科研人员前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藏藏医学院进修梵文，还派遣研究人员到海外，如奥地利科学院进行梵文贝叶经手写本的实际研究训练。此外，在梵文写本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二阶段（1990—2003年）主要对从西藏收集复制来的梵文经典写本进行编目、整理和研究工作。1990年，藏研中心桑德副研究员对所复制的梵文文献进行编目工作，在王森教授和蒋忠新研究员的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完成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目录”课题。1998年，藏研中心确立了“梵文法华经写本及藏汉译文资料研究”课题，聘请蒋忠新研究员为课题负责人，对藏研中心所藏3个不同的《法华经》梵文手写本进行整理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已于2005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此外，1988年王森教授开始对法称的《定量论》进行整理研究，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因王森教授的突然仙逝而中断，成为未完之作。
　　第三阶段（2004—2009年）进入写本的校勘整理和研究出版阶段。为收复流失海外的梵文复印资料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在藏研中心第二任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和奥地利科学院院士恩斯特·斯坦因凯勒（Ernst Steinkellner）的主导下，2004年1月，藏研中心首次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正式签署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奥地利科学院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协议书》，正式展开了对西藏梵文经典手写本的校勘研究工作，其最终成果为拉巴平措研究员、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教授共同创办和主编、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
　　这一阶段出版发行了系列丛书6种，分别为《集量论注》第1章（吉年陀罗菩提著，斯坦因凯勒等校订，上下册，2005年）、《定量论》1—2章（法称著，斯坦因凯勒等校订，2007年）、《五蕴论》（世亲著，李学竹等校订，2008年）、《一百五十颂般若经》（苫米地等流校订，2009年）、《金刚萨埵成就经》（罗鸿、苫米地等流校勘，2009年）、《二十部短篇梵文经典集》（自运注释，2010年）。
　　除了以上已介绍的成果外，目前正在合作研究的项目还有月称的《入中论》、无畏藏护的《五次第真义释》和《佛颅续释》、法称的《因一滴论》、三昧耶金刚的《五次第释难》、安慧的《五蕴论广释》、法上的《定量论疏》、安慧的《俱舍论实义释》以及商羯罗喜小部作品集等，这些研究成果将陆续出版面世。
　　这批丰硕成果，既是探究佛教思想内核、印度哲学与文学源流的核心珍稀文献，也是梵文文学、梵文语法等学科研究不可或缺的权威参考文献。这批失传已久的珍贵文献的系统校勘与正式出版，如德国莱比锡大学著名学者艾利·弗兰克（Eli Franco）教授在专题书评中所评价，“对整个印度哲学研究，特别是佛教哲学，有突破性的大变革”，开创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纪元”；同时也切实提升了我国梵文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充分彰显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担当与核心价值，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
　　（四）加强工具书编纂，夯实基础文献建设
　　在基础文献与工具书建设方面，宗教所还积极整合所内外研究力量，推动工具书编纂工作向纵深发展。其中，由宗教所与中国藏学出版社联合申报、诺章·乌坚研究员主要承担的“藏文数称词释义大全”课题，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藏文数称词释义大全》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类工具书，其编排按词条中所含数字顺序展开，历史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吐蕃时期。虽然后世各教派和不同出版社均编纂过同类辞书，但存在内容重复、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藏学界尚缺乏一部较为系统、规范、实用的《藏文数称词释义大全》工具书。该课题正是针对这一学术空白而展开，最终成果《藏文数称词释义大全》被认为是继《东噶藏学大辞典》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藏学工具书。它表明，研究所在这一阶段已不仅着眼于单项专题研究，而且开始主动参与学科基础设施建设。
　　（五）拓展国际合作，打开对外交流格局
　　在国际合作方面，1994—2005年是宗教所从个别交流逐步走向机制化合作的重要阶段。除前述与奥地利科学院开展梵文文献合作外，苯教作为西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民间宗教，在宗教和民族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宗教所围绕苯教寺院研究方向，由才让太研究员牵头承担了两项重点课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期间还参与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三方合作的“苯教寺院研究项目”，该项目是被称为“苯教研究新的地平线”的苯教研究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3年，宗教所持续拓展多渠道国际交流。郑堆研究员赴日本大谷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完成《菩提道次第广论》相关研究工作；2004年，赴奥地利承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研究所合作的“藏族因明学家俄·洛丹喜饶之研究”项目。该项目由奥方亚洲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斯坦因凯勒教授牵头，研究成果《世间慧眼·洛丹喜饶传》（藏文校注本）于2004年在维也纳出版，列入维也纳藏学和佛学研究系列丛书第61部（WSTB No.61）。同年，桑德副研究员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开展学术交流；2005年，邀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赴中心讲座，首次尝试接收外国留学生，虽因资质限制中止，但为后续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2007年，宗教所与德国汉堡大学印藏学系签订梵文文本研究整理出版合作协议，落地第二项国际合作课题，宗教所多位学者全程参与，课题首部成果《〈佛髑髅续〉和〈无畏疏〉的校勘与研究》于2009年底正式出版。
　　宗教所与日本龙谷大学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双方持续互派访问学者、开展合作研究，2009年初，郑堆、李学竹博士以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身份赴日访学，商议定期学术交流机制；同年10月，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一行来访座谈，双方初定每年邀请2名藏研中心学者赴日短期交流的合作计划。此外，2009年研究所还同步探索与美国、意大利学者的合作项目，持续拓宽国际合作版图。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国际合作仍以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为主，为宗教所后续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拓展深化 提质赋能
　　2008年至2016年前后，是宗教所研究领域持续拓展、研究重心加快深化的重要阶段。在藏研中心党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涉藏工作的总体部署，宗教所在继续夯实藏传佛教基础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现实导向和智库功能，逐步形成了“以基础研究支撑现实研究、以现实研究带动学术深化”的工作格局。一方面，着眼于藏传佛教历史、教义、制度等根本性问题，持续推进系统化、专题化研究；另一方面，紧扣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社会稳定和宗教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组织开展调研论证和对策研究，使研究工作更加贴近国家战略需要、更加贴近涉藏工作实际，也使宗教所的学术视野和功能定位实现了新的拓展。
　　（一）基础研究持续深化
　　1.进行藏传佛教史研究，推进历史研究系统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藏传佛教历史虽有分散研究，但始终缺乏一部结构完整、脉络贯通、能够全面反映其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宗教所于2008年正式启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藏传佛教史研究”，力图改变相关研究长期以来“点多面散、专精有余而体系不足”的状况，推动藏传佛教史研究由个案式、片段式积累，迈向整体性、学科化建构。课题由郑堆研究员主持，采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藏传佛教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并分设吐蕃、宋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等多个分卷，着力构建较为完整的藏传佛教历史叙述框架。该项目的实施，不仅弥补了藏传佛教研究史上的重要缺环，也标志着宗教所在藏传佛教基础研究方面进一步由专题推进转向体系建设，为后续开展藏传佛教现实问题研究、制度研究和教义阐释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学理基础。
　　2.启动教义阐释研究，推动教义研究时代化
　　2011年，按照中央统战部要求，围绕“编好一本书”的工作部署，宗教所正式启动“藏传佛教教义阐释”长期重大项目。这一工作的启动，既是新形势下做好藏传佛教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宗教所在长期积累基础上主动拓展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项目的核心意义在于，把对藏传佛教经典、教义的研究，从一般性的文献梳理和理论讨论，推进到面向现实、回应时代的阐释层面。课题组从藏文《大藏经》经典篇章中择取重要内容，结合高僧大德的论释，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和谐进步、爱国爱教和汉藏交流、道德文化、清规戒律等方面展开阐释，既坚持立足佛典原意、紧扣宗教教义，又注重体现社会进步要求和现代生活需要，努力实现传统教义资源与时代价值诉求之间的贯通。自2012年起转入按年度主题持续推进的新阶段，先后围绕“平等”“戒律建设”等主题出版多部《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可以说，教义阐释工作的启动，不仅拓展了宗教所的研究边界，也开辟了藏传佛教研究服务现实、服务治理、服务引导的新路径，为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文本基础和话语基础。
　　3.深化梵文贝叶经研究，实现国际合作与自主研究双突破
　　梵文贝叶经整理与研究在2006—2016年迈入国际合作黄金期与自主研究突破期，成为宗教所最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标志性核心研究方向。这一阶段，宗教所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国际梵学泰斗斯坦因凯勒院士团队的合作持续深化，联合日本苫米地等流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艾利·弗兰克教授等全球顶尖梵学学者，系统推进梵文写本校勘出版。2006年起中方学者深度参与核心研究，完成《五蕴论》等多部珍稀梵文写本校订，《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累计出版16卷23册。成果获国际学界高度认可，艾利·弗兰克教授专门撰文评价其开创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纪元”。合作网络从奥地利拓展至德、日、法、意等多国顶尖学术机构，连续在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举办梵文专题论坛。2008年北京藏学讨论会由斯坦因凯勒教授牵头的梵文分论坛，被公认为国际梵学界顶级盛会，大幅提升了宗教所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2010年起，宗教所启动“西藏所藏梵文手写本校勘研究项目”，开启自主研究新阶段。项目聚焦全球未刊的重要梵文原典开展校勘，5年间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完成《五百颂般若经》《金刚萨埵成就经》核心写本校勘，实现了从国际合作参与到自主研究引领的关键跨越。同时以项目为依托形成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以李学竹研究员为学科带头人、梯队完善的专业研究团队，为领域长效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这项工作既抢救保护了珍稀文化遗产、填补了国际梵学研究的关键空白，更全面巩固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核心学术地位与国际话语权。
　　（二）现实研究深入推进
　　1.开展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研究，强化智库支撑作用
　　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围绕如何从制度层面加强寺庙管理、维护涉藏地区社会稳定、推动长治久安，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开展了“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研究”工作。在中央领导指示下，由国家有关部委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成调研组，宗教所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力量，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关键性工作。课题组先后深入西藏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涉藏州县，实地考察15个地市州、35个县（市）、47座寺庙，召开各类座谈会97场，开展个别访谈87人次，并向僧尼发放近80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975份，积累了大量系统、翔实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形成了《加强社会管理推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完善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以及总报告《构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促进西藏和其他藏区长治久安》等重要成果。2009年，中央出台的有关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的文件直接吸收和采纳了该课题研究成果。这一研究充分表明，宗教所的现实问题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一般性学术探讨，而是能够围绕国家涉藏工作重大需求，深入一线、直面问题、提出对策，在政策形成和制度建设中发挥重要智力支持作用，宗教所智库功能显著提升。
　　2.围绕重点问题持续调研，拓展现实研究广度深度
　　2014年前后，根据有关部门安排，宗教所科研人员继续围绕藏传佛教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项专题调研。参与活佛转世问题研究，完成《活佛转世工作现状实地调查报告》《关于境内未经政府批准“活佛”问题的研究报告》；参加甘青藏传佛教主要寺院对社会稳定影响的调研，形成《甘青藏传佛教主要寺院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参与“藏传佛教寺庙管理方式”“藏传佛教僧尼状况”等调研，完成相关调研报告。除此之外，围绕涉藏宗教领域的重要舆论和理论问题，时任所长李德成完成了有关部委委托的课题“藏传佛教工作理论实践的创新研究”，同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藏区佛教僧人极端行为与宗教教义教规研究”等。这些研究表明，到这一时期，宗教所的现实研究领域已经从单一问题处置，逐步拓展为对寺庙治理、僧尼群体、活佛转世、宗教传播、社会稳定影响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研究，研究对象更加丰富，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也更加注重对策性、针对性和应用性。宗教所由此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学术研究机构向兼具学术研究、决策咨询和政策服务功能的重要智库平台转型。
三、转型跃升 守正创新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宗教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成为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核心命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锚定国家涉藏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全面推进“五库建设”，推动科研工作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应用导向深度转型。宗教所紧扣时代脉搏、立足自身定位，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为重心，以服务涉藏工作大局为根本，通过攻坚重大课题、参与政策制度、横向协同联动、打造学术平台等全方位举措，完成了从基础研究为主，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学术探索与资政服务相融合的转型跨越，切实扛起国家涉藏宗教领域的职责使命，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升涉藏宗教事务治理能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和学术支撑。
　　（一）攻坚重大课题，筑牢资政根基
　　宗教所将重大课题研究作为转型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抓手，围绕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藏传佛教重大现实与历史问题等重大命题，集中力量开展系列重点课题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学术水准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智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实践支撑。
　　一是完成了重点课题“藏传佛教重大现实及相关历史问题研究”。作为宗教所转型前启动的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2017年开始实施，先后由周炜和拉先加担任组长，于2021年结项，为后续智库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实践素材。该课题下设3个子课题，分别是由德吉卓玛研究员主持的“当代涉藏地区尼众发展态势研究”、由达哇才仁研究员主持的“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研究”、由陈立健研究员主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按照课题立项的总目标，这3项子课题分别完成了3部相应的专著，其中《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研究》一书23万字，《当代涉藏地区尼众发展态势研究》一书40万字，《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一书30万字，总课题的成果字数为100万字（均为内部资料）。为了顺利完成课题研究，掌握西藏及涉藏地区藏传佛教领域中的重大现实及相关历史问题，5年来，课题组按照课题实施方案，先后前往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涉藏地区，以及山西、陕西、内蒙古、广东、上海等地，通过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参与研讨会等形式，围绕涉藏地区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尼众发展态势、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等情况，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据统计，调研组先后以集体调研和个人调研的形式开展80余次实地调研，参与相关学术研讨会40余次，走访寺庙60余座，个别访谈上百次，发放问卷调查上千人次。该课题的研究，系统梳理了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问题，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宗教事务治理等智库研究积累了基础、厘清了思路、提供了支撑。
　　二是完成重点课题“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此课题于2021年3月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立项，由拉先加所长任课题组组长，2024年结项，是宗教所智库转型的重要成果。课题立足藏传佛教发展实际，聚焦“全面从严治教”“教义阐释创新”“寺庙管理规范化”“都市藏传佛教发展”等关键领域，组织科研团队赴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十余省区开展蹲点式、定量式、跨区域实地调研，通过文献梳理、案例分析、跨学科协作等方式，系统探索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的路径、方法和实践模式。结项阶段，课题组编辑整理并内部印刷《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汇总成果，收录研究文章81篇，按要求报送相关单位，推动研究成果最大化转化；同步完成《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专著撰写，形成相关研究资料集两部，成为国家制定藏传佛教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彰显了智库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指导性。
　　三是设立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历史与现实作用研究”。该课题于2024年正式立项，由拉先加所长任课题组组长，2025年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是宗教所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重要论述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课题以西藏及涉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为基础，聚焦藏传佛教在民族交融中的纽带作用，形成系列研究报告。2025年组织两次大规模集体调研：7月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深入考察党项、蒙古等多民族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的互动交流史实，形成8份实地调研报告；8月赴川甘青交界8个县，重点调研藏传佛教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状况，形成2份总报告及若干分报告，为涉藏地区进一步发挥宗教积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证支撑、路径参考和政策建议。
　　四是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征程。根据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新要求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实际需求，宗教所在分管领导李德成副总干事的带领下，谋划了藏传佛教教义阐释五年工作规划。规划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引导宗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的重要指示，围绕藏传佛教“见、修、行、证”四大核心要素，系统梳理教义教规中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发展要求进行系统性、创新性、实践性阐释。其中2021年聚焦“见”，矫正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2022年聚焦“修”，规范宗教活动与宗教习俗；2023年聚焦“行”，研判不守戒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2024年聚焦“证”，挖掘藏传佛教中的积极因素；2025年整合四年成果，形成藏传佛教现代教义思想体系框架，为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提供了系统规划、明确路径和具体要求，成为相关部门开展工作的专业依据。截至目前，宗教所共完成了12辑《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并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联合召开了14次相关学术研讨会。
　　​​​​​​​（二）深耕咨政服务，彰显智库价值
　　依托近40年积累的专业研究功底和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宗教所深度参与藏传佛教领域法律法规制定、政策文件修订、规章制度审读全流程，快速响应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应急性政策研究需求，以专业、精准、高效的智库成果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发挥了政策咨询、决策支撑、专业把关作用，成为党和国家涉藏宗教工作的重要“智囊团”和“思想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参与重要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起草。宗教所接受有关部委委托，由现任所长拉先加牵头完成了《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研究起草工作，该办法2024年11月5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按规定程序审议通过，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国贯彻《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促进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制度。此外，宗教所还先后参与《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等多项重要制度的研究制定，为藏传佛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坚实、专业的智力支撑。
　　二是承担规章制度修订与审读任务。持续为藏传佛教领域政策文件修订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意见，先后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规章制度征求意见稿审读工作：完成有关部委交办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藏传佛教经师资格认定和聘任办法》《藏传佛教学衔授予管理办法》3项核心制度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审读意见撰写，以及四川省委统战部《藏传佛教事务治理法治化“1+6”若干措施》审稿意见撰写；完成《关于进一步加强藏传佛教学衔制度和藏语系佛学院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征求稿撰写任务。此外，参与2026年2月出台的《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草案修改工作，为地方宗教立法精准把脉、专业建言，保障了制度文件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实操性。
　　（三）深化协同联动，拓宽服务边界
　　宗教所秉持“横向破圈、纵向贯通”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主动对接西藏、四省涉藏州县及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统战民宗部门、科研机构、佛学院等单位，通过承接横向委托课题，将智库服务从中央层面延伸至地方实践层面，强化与地方的学术研究合作和工作联系，为区域宗教工作开展、社会稳定发展提供精准智力支持，同时稳步提升宗教所在全国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牵头协调能力，为构建全国藏传佛教研究“一盘棋”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搭建横向合作框架对接地方需求。近两年，宗教所与4家单位签订藏传佛教相关课题委托协议并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承担四川藏语佛学院委托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藏传佛教经师培养与使用的路径举措研究”，为佛学院经师队伍建设提供具体实施方案和实操路径；完成国家网信办委托的“涉藏传佛教百度词条整理与审定”，规范网络涉藏宗教信息传播，净化网络涉藏舆论环境；完成青海玉树州委统战部委托的“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玉树实践研究”课题任务，系统总结玉树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经验、特色做法和问题对策；完成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委托的“西藏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五年规划纲要”课题任务，为西藏制定中长期宗教工作规划提供专业支撑和科学参考。
　　二是深化跨区域协作构建联动库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所持续加强与各地相关部门的科研合作，签订多项横向课题委托协议，推动智库服务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延伸。承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宗教工作研究会委托的“内蒙古自治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与培养教育研究”，聚焦少数民族地区藏传佛教人才培养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承担有关部委委托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后续修改任务及相关宣传文章撰写，推动政策落地实施和基层宣传解读。通过横向课题合作，成功构建“国家—地方—科研机构”协同联动的智库服务模式，实现了智库研究成果与地方实践需求的精准对接，让智库研究真正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四）打造高端平台，强化引领作用
　　宗教所围绕藏传佛教研究重点任务，精心打造五大常态化、全国性、国际化高端化学术交流平台，有效汇聚学界、宗教界、政界等各方力量，推动国内外研究成果共享、实践经验互鉴，强化了研究所在全国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牵头协调、行业引领、学术辐射作用，提升了智库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凝聚了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一是主办“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自2011年起，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联合主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截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14届。研讨会紧扣时代主题，紧跟时代发展要求，引领藏传佛教界对教义教规作出新阐释，始终坚持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深入挖掘藏传佛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高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的时代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挖掘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中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契合的思想资源，积极推广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了教义教规的阐释渠道。
　　二是牵头主办“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论坛由宗教所与青海省委统战部联合主办，以涉藏基层宗教治理为重点，为地方政府、学界、宗教界搭建基层宗教治理经验交流、问题探讨、路径探索的专业平台，持续为涉藏基层宗教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参考，推动形成“学术研究指导基层实践、基层实践反哺学术研究”的良性循环。
　　三是组织主办“都市藏传佛教寺庙推进中国化实践学术研讨会”。为了建立宗教所与全国各大藏传佛教寺庙、藏传佛教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各级宗教管理部门的合作机制，加强学术交流、工作调研、友好往来平台建设，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工作贡献力量，自2024年开始，宗教所与坐落于城镇的寺庙共同召集研讨会。2024年8月与陕西省佛教协会、西安广仁寺联合举办首届研讨会，50名专家学者与宗教界代表，围绕都市藏传佛教寺庙推进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成效评估与优化策略展开深度学术交流；2025年6月在青海西宁举办第二届研讨会，以“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发挥桥梁纽带重要作用”为核心主题，聚焦宏觉寺等都市藏传佛教寺庙的中国化实践案例，深入探讨都市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与作用。基于常态化举办规划，宗教所持续深化都市藏传佛教寺庙推进中国化实践研究，搭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学术桥梁，为中华佛教文化的持续繁荣发展提供学理支持。
　　四是组织“全国因明学学术研讨会”。作为中国因明学会逻辑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宗教所牵头建立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的常态化举办机制，将其打造为因明学研究、传承与创新的核心学术阵地，通过固定举办周期、规范学术议题、整合研究力量，为这一人类优秀文明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长效学术保障。截至目前，已组织举办19届研讨会。通过常态化举办机制，研讨会不仅系统引领全国因明学研究的学术方向，更构建起因明学人才培养、成果交流、传承创新的长效机制，彰显了宗教所在冷门学科传承保护、特色学术领域引领中的责任与担当，为因明学的持续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五是举办“中日藏学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日本龙谷大学共同发起，自2010年10月首届中日学者藏学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来，逐步建立起两国轮流举办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先后于2013年、2017年在日本京都举办第二届、第三届研讨会，2019年、2025年在北京举办第四届、第六届研讨会，逐步发展为中日藏学界机制化、品牌化的国际交流平台。会议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主办、日本龙谷大学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汇聚两国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佛教文献、藏传佛教历史、教义思想、藏医药、艺术造像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兼顾多语种文献考据、跨学科研究交流，既推动了中日藏学领域的学术互鉴、成果共享，也搭建了藏学研究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拓宽了藏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助力提升我国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推动藏学学术交流走深走实。
　　栉风沐雨守初心，砥砺奋进启新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宗教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锚定国家涉藏高端智库建设目标，聚焦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藏宗教事务治理等核心命题，深耕学术研究、强化资政服务、深化协同联动、打造高端平台，以更加扎实的科研工作、更加高质量的智库成果，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