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作者：增宝当周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时间：2026-05-28 08: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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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藏典籍互译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古代汉藏典籍互译始于唐代，经过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段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翻译文本，极大地促进了古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现代以来，汉藏典籍互译内容更加多样、形式更加丰富，不仅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必要渠道，也为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汉藏典籍互译活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典籍；汉藏互译；文化交融
汉藏典籍互译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见证。通过典籍翻译中华各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形成相互借鉴、多元包容的局面。可以说，汉藏典籍互译在增进中华各民族情感、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唐宋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唐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开始派人前往中原学习先进文化。史书记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前往长安迎娶文成公主，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不少佛教类、伦理类、历算类、医学类典籍，这些典籍对当时吐蕃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文成公主携带医学类文书中有一部名为《医法大论》的典籍，被摩诃底瓦与藏族译师达磨郭喀合译为藏文，为当时吐蕃医学发展提供了滋养。
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效仿先辈事迹，迎娶大唐金成公主，极大地促进了汉藏民族友好关系。金成公主入藏时带来大量汉文典籍，后又派使者迎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经典。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为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派数名大臣前往中原和南亚学习，他们带来的大量典籍也被翻译成藏文。藏文史书《拔协（增补本）》记载，赞普赤松德赞派大臣拔·桑希前往中原地区学习，他学成后返回西藏并带来大量汉文典籍。后来，“禅呷来高、拉隆鲁贡和郭高木莫功三人做汉文佛经翻译，而琼保孜芒等人做他们的助手；此外，又请来汉地法师玛香麦郭翻译汉地佛经。”另外，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汉地和尚摩诃衍经敦煌到西藏腹地传法，其后返回敦煌将《楞伽师资记》《顿悟大乘正理决》《二入四行论》《诸禅师语录》等汉文经论翻译为藏文，促进了中原禅宗在西藏的传播。
佛教典籍翻译是古代汉藏互译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吐蕃时期就产生了不少译本。据藏文《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记载，吐蕃时期由汉文翻译为藏文的佛教典籍有20 余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吐蕃对汉传佛教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在积极吸取其中的元素。汉文佛教典籍对汉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比如汉译本《须大拏太子经》不仅有多个故事版本，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该故事的图像文本，尤其隋唐时期，新疆和敦煌两地的图像文本更是有着鲜明特点，后世文人对这一佛教典籍也有不同程度的改编。吐蕃时期《须大拏太子经》由汉文翻译为藏文，对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藏传佛教唐卡、壁画、戏剧、传记等许多艺术样式的内容素材都来源于该佛经。再比如，吐蕃时期不仅从梵文翻译了《入楞伽经》和《金光明经》，也从汉文转译了这两部经典并收录藏文《大藏经》，体现了吐蕃接受佛教的双向维度。另外，敦煌吐蕃文献中有汉藏佛教词汇对照表和汉语佛经藏语音译文献，这也反映当时汉藏佛经翻译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吐蕃时期汉藏佛教典籍互译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莫过于大译师管·法成，他出生于今西藏日喀则，后来前往敦煌地区并久居此地。管·法成译师精通汉藏梵三种语言，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关于管·法成大师翻译及著述，王尧先生有如下三种划分。第一类为汉文典籍藏文翻译，包括《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第七》《楞伽阿波多罗宝经》《解深密经疏》等14 种；第二类为藏文典籍汉文翻译，包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菩萨律仪二十颂》等5 种；第三类为集录或讲述的经籍，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芋经随听手镜记》等4 种。管·法成大译师所译佛教典籍中享有盛誉的是《贤愚经》藏译本，该译本忠实原文、文辞优美，是古代汉藏翻译典籍之精品，不仅促进了唐代汉藏佛教交流与交融，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据研究者称敦煌出土藏文文献《神通比丘说无常》也可能译自汉文佛经或佛经变文。总之，唐代佛教典籍翻译作为汉藏典籍互译的重要部分，不但丰富了吐蕃藏传佛教的内容，而且为青藏高原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素材，促进了古代藏族文化的发展。
除佛教典籍外，吐蕃时期还翻译了一些儒家经典，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尚书》《春秋后语》《孔子项托相问书》《古太公家教》等文献是当时藏译儒家经典的代表作，这些典籍“都是吐蕃文人直接根据唐代敦煌地区广泛流传的汉族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而编译的作品，反映了吐蕃文人积极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历史情况”。上述典籍藏文翻译以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相关典籍的基本内容，而且大多译本并没有拘泥于文字表面，尤其在翻译一些文化元素时译者显然根据接受语境做了较为灵活的处理。这些典籍的藏文译本对当时吐蕃的政治制度、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书写体例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点从其他敦煌藏文文献中也能有所发现。比如，敦煌藏文文献《兄弟教诲录》《分别讲说人的行止》等文本明显受到儒家典籍影响，有儒佛相合的唐代伦理文化特点。总之，唐代汉藏典籍互译涉及内容丰富、翻译方法多样，反映了吐蕃吸收唐代中原文化的历史面貌。
宋代继承唐代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并进一步推进了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吐蕃王朝灭亡后青藏高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各地首领推崇佛教，佛经翻译和注疏事业十分盛兴，而且藏传佛教诸教派形成后为扩大自身影响，纷纷向四周传播各自教义，加速了多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融会。宋代汉、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间交流频繁，其中藏传佛教与党项关系十分密切。党项建立西夏政权后，大力推崇佛教，迎请吐蕃高僧前去传法，其中以噶举派和萨迦派高僧为主。西夏时期也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其中就有不少藏文佛教典籍汉译本。比如，西夏时期将藏文《密咒圆因往生集》《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仪轨后记》《金刚剂门》《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等典籍译为汉文，“使汉族信徒也便于接受、信奉。这样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使我国汉文佛经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后世藏传佛教进一步向中原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明代刊印的《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部分藏传佛教密教典籍也是西夏时期翻译的。例如《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解释道果逐难记》以及一系列有关“大手印法”的短篇仪轨文书译本，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当时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
综上，唐宋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随着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大面积传播，以佛教典籍为主的汉藏互译活动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必要途径之一，由此也极大地促进了汉、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元明清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朝廷设立宣政院监理西藏事务。同时，元代皇室接受藏传佛教并大力推崇，加深了汉蒙藏佛教间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举措是《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这是一部汉藏对勘佛经目录，在元代皇室主持下由汉、蒙古、藏和畏兀儿等多民族学者共同完成，是中国汉藏两大语系佛教文化交流的结晶和辉煌成就。
元代汉藏典籍互译主要集中于佛教典籍。此时藏文典籍汉译作品有八思巴集成后有由其弟子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园羯磨仪范》《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习学略法》及沙罗巴所译《彰所知论》等。其中《彰所知论》是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长子真金撰写的一部讲授佛教基础教理的典籍，译者沙罗巴系八思巴弟子，该译本后来被收录于汉文《大藏经》。沙罗巴译本忠实原文、内容详实、语言优美，有极高的翻译价值。另外，据史料记载，元代畏兀尔僧人必兰纳识也从事佛经翻译并将《不思议禅观经》翻译为藏文。可以说，这些佛教典籍的翻译既是汉藏语系佛教间互融互通的体现，也是中华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元代另一位著名汉藏翻译家是南宋退位降元的皇帝赵显，也称拉尊法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拉尊法宝被元世祖派往西藏学经，当时年仅19 岁。经过几年的勤奋学习，他成为一名精通汉藏梵三种语言的大译师，还曾担任过萨迦寺总持。拉尊法宝将《大乘百法明门论》《业果报经》《因明入正理论》三部佛教典籍由汉文翻译为藏文，前两部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后一部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因明入正理论》于公元647 年由唐玄奘从梵文译为汉文，后来由汉地僧人桑降具和藏地格西敦迅译为藏文，而拉尊法宝对汉藏两种译本进行了对勘翻译，该典籍在藏传因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汉文藏史典籍翻译也始于元代。帝师八思巴弟子胡将祖将《新唐书·吐蕃传》翻译为藏文，开启汉文藏史典籍翻译之先河。这部译作原文虽已遗失，但藏文史籍《红史》所引史料明确说明来自胡将祖译本，而这一史料对后世藏族史家和藏族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其他诸多藏文史学著作都对其做过引用和评析。
明朝时期，随着朝廷礼遇藏传佛教，不少藏传佛教僧人来内地传法并长久居住，而明廷也以召请藏传佛教高僧、设立“西番馆”、编纂《西番译语》、刊刻藏文《大藏经》等方式推动了藏传佛教及其相关文化在内地的传播。明代汉藏典籍翻译仍主要集中于佛教典籍，其中代表性翻译家有班丹扎释。据《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明成祖召请大宝法王噶玛巴·得银协巴时班丹扎释作为使团翻译入藏，后又多次入藏执行皇室命令，因其贡献卓越被封为大智法王并命其在皇宫举行祈福仪式，还授命翻译佛教典籍。班丹扎释翻译的佛教典籍有《喜金刚甘露海坛场修习观仪》《大轮金刚手坛场法仪》《金刚怖畏十三佛中围坛场法仪》《多闻天王修习法仪》等，而他也通过翻译、讲经、修寺等方式广传佛法,使藏传佛教及其相关文化在北京得以传播。另外，明代藏传佛教密宗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内地较为流行，所以，藏传佛教密宗典籍也是当时汉藏典籍翻译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译本有《大乘要道密集》所收莎南屹啰译本《授修习敕轨》《大金刚乘修师观门》等。
清代多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皇室信奉藏传佛教，当时清廷十分重视佛教典籍翻译。康乾时期盛行佛经翻译、校勘、刊刻活动，尤其乾隆年间国师章嘉·若比多吉在北京建立翻译场所并召集人员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后将《甘珠尔》译为满文，继而又编订了《四体合璧清文鉴》《正字学贤者之源》等与翻译相关的多种著作。此外，章嘉·若比多吉还将汉文《楞严经》翻译为藏文、蒙古文、满文三种文字，加深了多民族佛教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互通交融。
清代汉藏典籍互译史上的代表性翻译家是蒙古高僧工布查布。他精通汉、藏、满、蒙四种语言文字，是乾隆时期番学一级总管，在佛教典籍翻译领域功底深厚，取得巨大成就。汉文典籍藏译方面，工布查布将玄奘《大唐西域记》译为藏文，为理解佛教历史和加强多民族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工布查布翻译《大唐西域记》时并未原文逐字翻译，而是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大唐西域记》藏译本仅有十卷，其中人名、地名等都按藏文传统译法翻译，体现译者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另外，工布查布还从汉文翻译了《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文》两部佛教典籍。藏文典籍汉文翻译方面，工布查布将藏文《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佛说弥勒菩萨发愿王偈》《造像量度经》翻译为汉文，其中《造像量度经》是一部极负盛名的佛教艺术类典籍，工布查布不仅翻译该典籍而且还撰写了《佛说造像量度经解》，这两部著作乾隆年间就刊刻发行，同时也收录于汉文《大正藏》，至今是汉藏佛教艺术深度交流的有力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工布查布用藏文撰写了《中原地区佛教源流记》，向藏文读者介绍中原历史与汉传佛教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翻译为藏文，在此基础上又进行对勘比较并在佛经汉藏目录对勘翻译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总之，工布查布身为乾隆时期一级番学总管，积极推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为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四川巴塘竹瓦寺加纳活佛格桑杜度多吉翻译《西游记》并取名《唐僧传》，这是《西游记》的首个藏译本，在汉藏古代文学翻译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译本由三十五章构成，内容涉及“圣僧出世”“龙王犯天条”“太宗任命取经”“黑风山怪偷窃袈裟”“高老庄收八戒”“黄风岭唐僧有难”“流沙河收悟净”“四圣试禅心”“五庄观行者窃人参”“法性西来逢女国”“唐三藏路阻火焰山”“朱紫国孙行者施为三折肱”“唐僧落入盘丝洞”“灭法国计治国王”“天竺国擒拿玉兔”“寇员外喜待高僧”“径回东土”等章回，基本囊括了《西游记》的主要内容，但译本对其中细节有大幅度删减和改写，而且译文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期待视野，翻译时使用了大量藏族传统文学手法，尤其在人物对话中添加了不少藏文韵文体诗歌。
综上，元明清时期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人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汉藏佛教典籍。因此，在官方组织下形成一定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其中包括汉、藏、蒙古、满、土、维吾尔等众多民族译师，而汉藏佛教典籍互译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交融。
三、民国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民国时期前往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络绎不绝。同时，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当时一批汉传佛教僧人前往西藏学习并翻译藏传佛教典籍，其中代表性人物为法尊法师。法尊法师于20 世纪30 年代前往西藏学习藏传佛教，后来从事汉藏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取得非凡成就。在藏期间法尊法师翻译不少宗教典籍，其中包括《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辩了不了义论释难》《缘起赞》《阿底峡传》等。法尊法师作为汉藏佛教交流交融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其译著选材以格鲁派宗喀巴大师著作为主，译本忠实原文、内容完整、语言简约、条理清晰，完整地呈现了藏传佛教文化典籍尤其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典籍内容，成为后来认识和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思想的重要参照。另外，20 世纪40 年代法尊法师在汉藏教理院任职期间，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由汉文译为藏文，在推动汉藏佛教深度交流融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30 年代初著名翻译家于道泉先生翻译出版《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中英对照本，这是国内《仓央嘉措诗歌》汉英翻译的滥觞。于氏译本忠于原文，对后来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产生深远影响。通常而言，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翻译家在文学文本传播及价值重构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于道泉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翻译，以其独特的翻译策略和严肃的翻译态度着实推动了其经典化历程，使之成为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领域经典之作。
随着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有志青年进入四川、甘肃、青海等涉藏地区学习藏文并翻译藏文典籍。此时著名译家译作有刘立千的《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读藏史鉴》《玛巴译师传》，李荫亭和金鹏的《西藏佛教源流总记》，王沂暖的《米拉日巴传》《西藏王统记》，黄明信的《猴鸟交涉记》等。这些翻译家大多为学者型译者，在没有从事翻译工作之前就有丰厚的学术功底。因此，他们的译作有鲜明的学者型译者的翻译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译作大多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后来涉藏地区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
20世纪40年代，汉文典籍藏文翻译代表性成果为根敦群培编译的《唐书》与《资治通鉴纲目》中的吐蕃史料。从翻译文本来看，根敦群培编译的吐蕃史料主要涉及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两位赞普时期的历史，同时包括《旧唐书》和《隋书》中关于女儿国的相关记载。该译本语言简洁优美，文本可读性强，既有译者的创造性转换，又不失史料价值，体现着根敦群培广阔的史学视野和独特的翻译风格。更为重要的是，根敦群培在撰写《白史》时充分参考了《唐书》中的史料，而且还说：“唐朝之历史在以前帝王时代，似曾禁止阅读，近来则已译成各国文字，成为全球所共晓者，今承许多善巧二种语言人士之协助，将诸译互相校对，并对校其所依据之原版，力求其正确无误。今后如有汉族智者通人，能将此书所述之地名，及将官等名称加以修正，尤所切盼者也。”可见，汉文史料及其翻译对根敦群培历史写作起到重要作用，继而也昭示了汉藏史料互补对西藏历史书写的深远意义。
综上，民国时期随着汉藏佛教交流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汉藏典籍互译事业呈现出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多样化趋势。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翻译的一些典籍译本虽未能于当时出版发行，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译本得以正式出版，对当代汉藏典籍互译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新中国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民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汉藏典籍互译出现空前繁荣局面。1949—1978 年，汉藏典籍互译文本众多，其中藏译汉代表性文本有王尧译《萨迦格言》、法尊法师译《白史》、青海省民间文艺研究会译《格萨尔王传之霍岭大战》、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译藏翻译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从以宗教为中心的翻译传统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其中包含政治、历史、文化、科技、社会等多方面。比如，20 世纪70 年代由众多翻译机构和翻译人才合作完成的《水浒全传》藏译本内容完整、语言流畅、文辞优美，而该译本也因其高超的翻译水准备受汉藏翻译界推崇，至今被视为当代藏译文学之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典籍互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品种多、速度快，形成民族翻译热点领域，而汉藏典籍互译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体而言，此时汉藏典籍互译大致有以下几大类型。
第一，藏族宗教典籍汉译一如既往地成为汉藏典籍互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不少译作。譬如，刘立千译《实相宝藏论详释》、释寂凡译《觉囊道次第》《胜道宝鬘论》、江波译《宝性论大疏》、索达吉译《宝性论释》、祁顺来译《菩提道次第广论（白话本）》、宗峰和缘宗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熙日森五明佛学院译《普贤上师言教》、俄日才让译《苯教菩提道次第教程·普显明灯》，等等。这些宗教典籍翻译不仅对理解藏传佛教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汉藏佛教比较研究和佛教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多依据。
第二，藏文史学著作和人物传记汉译成为这一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事业的重要方向，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对相关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例如，王尧译敦煌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历代吐蕃赞普传》，巴桑旺堆译《韦协》，陈庆英译《汉藏史集》，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黄颢和周润年译《贤者喜宴·吐蕃史》，陈庆英和周润年译《红史》，黄颢译《新红史》，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蒲文成译《布顿佛教史》，蒲文成和才让译《松巴佛教史》，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卡纳尔·格桑嘉措译《苯教源流·弘扬明灯》，许德存译《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蒲文成译《白史》《七世达赖喇嘛传》，多识译《热译师传》，释寂凡译《热穹巴传记》，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陈庆英和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汤池安译《颇罗鼐传》，刘立千译《卫藏道场胜迹志》，等等。总之，改革开放以来藏文史学典籍和历史人物传记汉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的还出现了多种复译本，而且大多史传典籍汉译本除正文翻译外，附有序言、注解、阐释等副文本，不仅为藏文史传典籍更大规模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丰富参考。
第三，藏文文学典籍汉译成为此时汉藏典籍互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陈践译敦煌藏文文学文献《松巴谚语》，王尧全译《萨迦格言》，耿予方译《格丹格言》《国王修身论》，王沂暖译多部《格萨尔王传》，多识译《藏文名著选译》，宋晓嵇和萧蒂岩译《勋努达美的故事》，觉乃·云才让译《青颈鸟传奇》，青海藏族研究会编译《藏族格言大全》等。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是藏文文学典籍汉译最繁盛的时期，其中有的典籍也出现多种复译本，不仅丰富了民族文学翻译领域，也推动藏族古典文学的跨语际流通和接受，进一步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
第四，与伦理、医学、因明和历算相关的藏文典籍也被翻译为汉文，极大地推动了藏文化的传播。例如，王尧译《礼仪问答写卷》，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李永年译《四部医典》，毛继祖等译《晶珠本草》，毛继祖和马世林译《月王药珍》，毛继祖、卡洛、毛韶玲译《蓝琉璃》，杨化群译《因明七论入门》《正理滴论》，黄明信译《藏传时轮历精要》，等等。
第五，汉文典籍藏文翻译迎来空前局面，内容多样，形式丰富。端智嘉和陈庆英译《新旧唐书·吐蕃传》，加羊达杰译《通典》《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中吐蕃史料，索朗班觉译《红楼梦》，孔宪岳译《三国演义》，平措次仁译《唐诗三百首》，多杰仁青译《聊斋志异》，果洛南杰译《论语》《老子》《大学》《中庸》，桑杰译《弟子规》《三字经》，才让东主译《孙子兵法》，南加太译《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等。这些藏译典籍主要面向藏语读者，为藏语读者打开认识传统典籍之门，扩大并提高了藏语读者的文化视野。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藏典籍互译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首先，此时藏文典籍汉译活动一方面为西藏古代文化和中国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其他民族了解藏文化，推动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汉文典籍 藏译作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些典籍译本为藏语读者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途径，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增宝当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关键词：中华典籍；汉藏互译；文化交融
汉藏典籍互译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见证。通过典籍翻译中华各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形成相互借鉴、多元包容的局面。可以说，汉藏典籍互译在增进中华各民族情感、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唐宋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唐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开始派人前往中原学习先进文化。史书记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前往长安迎娶文成公主，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不少佛教类、伦理类、历算类、医学类典籍，这些典籍对当时吐蕃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文成公主携带医学类文书中有一部名为《医法大论》的典籍，被摩诃底瓦与藏族译师达磨郭喀合译为藏文，为当时吐蕃医学发展提供了滋养。
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效仿先辈事迹，迎娶大唐金成公主，极大地促进了汉藏民族友好关系。金成公主入藏时带来大量汉文典籍，后又派使者迎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经典。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为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派数名大臣前往中原和南亚学习，他们带来的大量典籍也被翻译成藏文。藏文史书《拔协（增补本）》记载，赞普赤松德赞派大臣拔·桑希前往中原地区学习，他学成后返回西藏并带来大量汉文典籍。后来，“禅呷来高、拉隆鲁贡和郭高木莫功三人做汉文佛经翻译，而琼保孜芒等人做他们的助手；此外，又请来汉地法师玛香麦郭翻译汉地佛经。”另外，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汉地和尚摩诃衍经敦煌到西藏腹地传法，其后返回敦煌将《楞伽师资记》《顿悟大乘正理决》《二入四行论》《诸禅师语录》等汉文经论翻译为藏文，促进了中原禅宗在西藏的传播。
佛教典籍翻译是古代汉藏互译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吐蕃时期就产生了不少译本。据藏文《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记载，吐蕃时期由汉文翻译为藏文的佛教典籍有20 余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吐蕃对汉传佛教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在积极吸取其中的元素。汉文佛教典籍对汉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比如汉译本《须大拏太子经》不仅有多个故事版本，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该故事的图像文本，尤其隋唐时期，新疆和敦煌两地的图像文本更是有着鲜明特点，后世文人对这一佛教典籍也有不同程度的改编。吐蕃时期《须大拏太子经》由汉文翻译为藏文，对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藏传佛教唐卡、壁画、戏剧、传记等许多艺术样式的内容素材都来源于该佛经。再比如，吐蕃时期不仅从梵文翻译了《入楞伽经》和《金光明经》，也从汉文转译了这两部经典并收录藏文《大藏经》，体现了吐蕃接受佛教的双向维度。另外，敦煌吐蕃文献中有汉藏佛教词汇对照表和汉语佛经藏语音译文献，这也反映当时汉藏佛经翻译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吐蕃时期汉藏佛教典籍互译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莫过于大译师管·法成，他出生于今西藏日喀则，后来前往敦煌地区并久居此地。管·法成译师精通汉藏梵三种语言，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关于管·法成大师翻译及著述，王尧先生有如下三种划分。第一类为汉文典籍藏文翻译，包括《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第七》《楞伽阿波多罗宝经》《解深密经疏》等14 种；第二类为藏文典籍汉文翻译，包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菩萨律仪二十颂》等5 种；第三类为集录或讲述的经籍，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芋经随听手镜记》等4 种。管·法成大译师所译佛教典籍中享有盛誉的是《贤愚经》藏译本，该译本忠实原文、文辞优美，是古代汉藏翻译典籍之精品，不仅促进了唐代汉藏佛教交流与交融，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据研究者称敦煌出土藏文文献《神通比丘说无常》也可能译自汉文佛经或佛经变文。总之，唐代佛教典籍翻译作为汉藏典籍互译的重要部分，不但丰富了吐蕃藏传佛教的内容，而且为青藏高原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素材，促进了古代藏族文化的发展。
除佛教典籍外，吐蕃时期还翻译了一些儒家经典，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尚书》《春秋后语》《孔子项托相问书》《古太公家教》等文献是当时藏译儒家经典的代表作，这些典籍“都是吐蕃文人直接根据唐代敦煌地区广泛流传的汉族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而编译的作品，反映了吐蕃文人积极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历史情况”。上述典籍藏文翻译以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相关典籍的基本内容，而且大多译本并没有拘泥于文字表面，尤其在翻译一些文化元素时译者显然根据接受语境做了较为灵活的处理。这些典籍的藏文译本对当时吐蕃的政治制度、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书写体例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点从其他敦煌藏文文献中也能有所发现。比如，敦煌藏文文献《兄弟教诲录》《分别讲说人的行止》等文本明显受到儒家典籍影响，有儒佛相合的唐代伦理文化特点。总之，唐代汉藏典籍互译涉及内容丰富、翻译方法多样，反映了吐蕃吸收唐代中原文化的历史面貌。
宋代继承唐代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并进一步推进了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吐蕃王朝灭亡后青藏高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各地首领推崇佛教，佛经翻译和注疏事业十分盛兴，而且藏传佛教诸教派形成后为扩大自身影响，纷纷向四周传播各自教义，加速了多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融会。宋代汉、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间交流频繁，其中藏传佛教与党项关系十分密切。党项建立西夏政权后，大力推崇佛教，迎请吐蕃高僧前去传法，其中以噶举派和萨迦派高僧为主。西夏时期也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其中就有不少藏文佛教典籍汉译本。比如，西夏时期将藏文《密咒圆因往生集》《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仪轨后记》《金刚剂门》《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等典籍译为汉文，“使汉族信徒也便于接受、信奉。这样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使我国汉文佛经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后世藏传佛教进一步向中原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明代刊印的《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部分藏传佛教密教典籍也是西夏时期翻译的。例如《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解释道果逐难记》以及一系列有关“大手印法”的短篇仪轨文书译本，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当时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
综上，唐宋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随着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大面积传播，以佛教典籍为主的汉藏互译活动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必要途径之一，由此也极大地促进了汉、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元明清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朝廷设立宣政院监理西藏事务。同时，元代皇室接受藏传佛教并大力推崇，加深了汉蒙藏佛教间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举措是《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这是一部汉藏对勘佛经目录，在元代皇室主持下由汉、蒙古、藏和畏兀儿等多民族学者共同完成，是中国汉藏两大语系佛教文化交流的结晶和辉煌成就。
元代汉藏典籍互译主要集中于佛教典籍。此时藏文典籍汉译作品有八思巴集成后有由其弟子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园羯磨仪范》《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习学略法》及沙罗巴所译《彰所知论》等。其中《彰所知论》是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长子真金撰写的一部讲授佛教基础教理的典籍，译者沙罗巴系八思巴弟子，该译本后来被收录于汉文《大藏经》。沙罗巴译本忠实原文、内容详实、语言优美，有极高的翻译价值。另外，据史料记载，元代畏兀尔僧人必兰纳识也从事佛经翻译并将《不思议禅观经》翻译为藏文。可以说，这些佛教典籍的翻译既是汉藏语系佛教间互融互通的体现，也是中华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元代另一位著名汉藏翻译家是南宋退位降元的皇帝赵显，也称拉尊法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拉尊法宝被元世祖派往西藏学经，当时年仅19 岁。经过几年的勤奋学习，他成为一名精通汉藏梵三种语言的大译师，还曾担任过萨迦寺总持。拉尊法宝将《大乘百法明门论》《业果报经》《因明入正理论》三部佛教典籍由汉文翻译为藏文，前两部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后一部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因明入正理论》于公元647 年由唐玄奘从梵文译为汉文，后来由汉地僧人桑降具和藏地格西敦迅译为藏文，而拉尊法宝对汉藏两种译本进行了对勘翻译，该典籍在藏传因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汉文藏史典籍翻译也始于元代。帝师八思巴弟子胡将祖将《新唐书·吐蕃传》翻译为藏文，开启汉文藏史典籍翻译之先河。这部译作原文虽已遗失，但藏文史籍《红史》所引史料明确说明来自胡将祖译本，而这一史料对后世藏族史家和藏族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其他诸多藏文史学著作都对其做过引用和评析。
明朝时期，随着朝廷礼遇藏传佛教，不少藏传佛教僧人来内地传法并长久居住，而明廷也以召请藏传佛教高僧、设立“西番馆”、编纂《西番译语》、刊刻藏文《大藏经》等方式推动了藏传佛教及其相关文化在内地的传播。明代汉藏典籍翻译仍主要集中于佛教典籍，其中代表性翻译家有班丹扎释。据《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明成祖召请大宝法王噶玛巴·得银协巴时班丹扎释作为使团翻译入藏，后又多次入藏执行皇室命令，因其贡献卓越被封为大智法王并命其在皇宫举行祈福仪式，还授命翻译佛教典籍。班丹扎释翻译的佛教典籍有《喜金刚甘露海坛场修习观仪》《大轮金刚手坛场法仪》《金刚怖畏十三佛中围坛场法仪》《多闻天王修习法仪》等，而他也通过翻译、讲经、修寺等方式广传佛法,使藏传佛教及其相关文化在北京得以传播。另外，明代藏传佛教密宗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内地较为流行，所以，藏传佛教密宗典籍也是当时汉藏典籍翻译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译本有《大乘要道密集》所收莎南屹啰译本《授修习敕轨》《大金刚乘修师观门》等。
清代多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皇室信奉藏传佛教，当时清廷十分重视佛教典籍翻译。康乾时期盛行佛经翻译、校勘、刊刻活动，尤其乾隆年间国师章嘉·若比多吉在北京建立翻译场所并召集人员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后将《甘珠尔》译为满文，继而又编订了《四体合璧清文鉴》《正字学贤者之源》等与翻译相关的多种著作。此外，章嘉·若比多吉还将汉文《楞严经》翻译为藏文、蒙古文、满文三种文字，加深了多民族佛教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互通交融。
清代汉藏典籍互译史上的代表性翻译家是蒙古高僧工布查布。他精通汉、藏、满、蒙四种语言文字，是乾隆时期番学一级总管，在佛教典籍翻译领域功底深厚，取得巨大成就。汉文典籍藏译方面，工布查布将玄奘《大唐西域记》译为藏文，为理解佛教历史和加强多民族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工布查布翻译《大唐西域记》时并未原文逐字翻译，而是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大唐西域记》藏译本仅有十卷，其中人名、地名等都按藏文传统译法翻译，体现译者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另外，工布查布还从汉文翻译了《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文》两部佛教典籍。藏文典籍汉文翻译方面，工布查布将藏文《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佛说弥勒菩萨发愿王偈》《造像量度经》翻译为汉文，其中《造像量度经》是一部极负盛名的佛教艺术类典籍，工布查布不仅翻译该典籍而且还撰写了《佛说造像量度经解》，这两部著作乾隆年间就刊刻发行，同时也收录于汉文《大正藏》，至今是汉藏佛教艺术深度交流的有力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工布查布用藏文撰写了《中原地区佛教源流记》，向藏文读者介绍中原历史与汉传佛教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翻译为藏文，在此基础上又进行对勘比较并在佛经汉藏目录对勘翻译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总之，工布查布身为乾隆时期一级番学总管，积极推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为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四川巴塘竹瓦寺加纳活佛格桑杜度多吉翻译《西游记》并取名《唐僧传》，这是《西游记》的首个藏译本，在汉藏古代文学翻译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译本由三十五章构成，内容涉及“圣僧出世”“龙王犯天条”“太宗任命取经”“黑风山怪偷窃袈裟”“高老庄收八戒”“黄风岭唐僧有难”“流沙河收悟净”“四圣试禅心”“五庄观行者窃人参”“法性西来逢女国”“唐三藏路阻火焰山”“朱紫国孙行者施为三折肱”“唐僧落入盘丝洞”“灭法国计治国王”“天竺国擒拿玉兔”“寇员外喜待高僧”“径回东土”等章回，基本囊括了《西游记》的主要内容，但译本对其中细节有大幅度删减和改写，而且译文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期待视野，翻译时使用了大量藏族传统文学手法，尤其在人物对话中添加了不少藏文韵文体诗歌。
综上，元明清时期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人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汉藏佛教典籍。因此，在官方组织下形成一定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其中包括汉、藏、蒙古、满、土、维吾尔等众多民族译师，而汉藏佛教典籍互译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交融。
三、民国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民国时期前往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络绎不绝。同时，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当时一批汉传佛教僧人前往西藏学习并翻译藏传佛教典籍，其中代表性人物为法尊法师。法尊法师于20 世纪30 年代前往西藏学习藏传佛教，后来从事汉藏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取得非凡成就。在藏期间法尊法师翻译不少宗教典籍，其中包括《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辩了不了义论释难》《缘起赞》《阿底峡传》等。法尊法师作为汉藏佛教交流交融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其译著选材以格鲁派宗喀巴大师著作为主，译本忠实原文、内容完整、语言简约、条理清晰，完整地呈现了藏传佛教文化典籍尤其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典籍内容，成为后来认识和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思想的重要参照。另外，20 世纪40 年代法尊法师在汉藏教理院任职期间，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由汉文译为藏文，在推动汉藏佛教深度交流融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30 年代初著名翻译家于道泉先生翻译出版《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中英对照本，这是国内《仓央嘉措诗歌》汉英翻译的滥觞。于氏译本忠于原文，对后来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产生深远影响。通常而言，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翻译家在文学文本传播及价值重构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于道泉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翻译，以其独特的翻译策略和严肃的翻译态度着实推动了其经典化历程，使之成为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领域经典之作。
随着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有志青年进入四川、甘肃、青海等涉藏地区学习藏文并翻译藏文典籍。此时著名译家译作有刘立千的《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读藏史鉴》《玛巴译师传》，李荫亭和金鹏的《西藏佛教源流总记》，王沂暖的《米拉日巴传》《西藏王统记》，黄明信的《猴鸟交涉记》等。这些翻译家大多为学者型译者，在没有从事翻译工作之前就有丰厚的学术功底。因此，他们的译作有鲜明的学者型译者的翻译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译作大多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后来涉藏地区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
20世纪40年代，汉文典籍藏文翻译代表性成果为根敦群培编译的《唐书》与《资治通鉴纲目》中的吐蕃史料。从翻译文本来看，根敦群培编译的吐蕃史料主要涉及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两位赞普时期的历史，同时包括《旧唐书》和《隋书》中关于女儿国的相关记载。该译本语言简洁优美，文本可读性强，既有译者的创造性转换，又不失史料价值，体现着根敦群培广阔的史学视野和独特的翻译风格。更为重要的是，根敦群培在撰写《白史》时充分参考了《唐书》中的史料，而且还说：“唐朝之历史在以前帝王时代，似曾禁止阅读，近来则已译成各国文字，成为全球所共晓者，今承许多善巧二种语言人士之协助，将诸译互相校对，并对校其所依据之原版，力求其正确无误。今后如有汉族智者通人，能将此书所述之地名，及将官等名称加以修正，尤所切盼者也。”可见，汉文史料及其翻译对根敦群培历史写作起到重要作用，继而也昭示了汉藏史料互补对西藏历史书写的深远意义。
综上，民国时期随着汉藏佛教交流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汉藏典籍互译事业呈现出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多样化趋势。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翻译的一些典籍译本虽未能于当时出版发行，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译本得以正式出版，对当代汉藏典籍互译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新中国汉藏典籍互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民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汉藏典籍互译出现空前繁荣局面。1949—1978 年，汉藏典籍互译文本众多，其中藏译汉代表性文本有王尧译《萨迦格言》、法尊法师译《白史》、青海省民间文艺研究会译《格萨尔王传之霍岭大战》、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译藏翻译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从以宗教为中心的翻译传统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其中包含政治、历史、文化、科技、社会等多方面。比如，20 世纪70 年代由众多翻译机构和翻译人才合作完成的《水浒全传》藏译本内容完整、语言流畅、文辞优美，而该译本也因其高超的翻译水准备受汉藏翻译界推崇，至今被视为当代藏译文学之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典籍互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品种多、速度快，形成民族翻译热点领域，而汉藏典籍互译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体而言，此时汉藏典籍互译大致有以下几大类型。
第一，藏族宗教典籍汉译一如既往地成为汉藏典籍互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不少译作。譬如，刘立千译《实相宝藏论详释》、释寂凡译《觉囊道次第》《胜道宝鬘论》、江波译《宝性论大疏》、索达吉译《宝性论释》、祁顺来译《菩提道次第广论（白话本）》、宗峰和缘宗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熙日森五明佛学院译《普贤上师言教》、俄日才让译《苯教菩提道次第教程·普显明灯》，等等。这些宗教典籍翻译不仅对理解藏传佛教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汉藏佛教比较研究和佛教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多依据。
第二，藏文史学著作和人物传记汉译成为这一时期汉藏典籍互译事业的重要方向，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对相关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例如，王尧译敦煌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历代吐蕃赞普传》，巴桑旺堆译《韦协》，陈庆英译《汉藏史集》，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黄颢和周润年译《贤者喜宴·吐蕃史》，陈庆英和周润年译《红史》，黄颢译《新红史》，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蒲文成译《布顿佛教史》，蒲文成和才让译《松巴佛教史》，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卡纳尔·格桑嘉措译《苯教源流·弘扬明灯》，许德存译《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蒲文成译《白史》《七世达赖喇嘛传》，多识译《热译师传》，释寂凡译《热穹巴传记》，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陈庆英和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汤池安译《颇罗鼐传》，刘立千译《卫藏道场胜迹志》，等等。总之，改革开放以来藏文史学典籍和历史人物传记汉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的还出现了多种复译本，而且大多史传典籍汉译本除正文翻译外，附有序言、注解、阐释等副文本，不仅为藏文史传典籍更大规模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丰富参考。
第三，藏文文学典籍汉译成为此时汉藏典籍互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陈践译敦煌藏文文学文献《松巴谚语》，王尧全译《萨迦格言》，耿予方译《格丹格言》《国王修身论》，王沂暖译多部《格萨尔王传》，多识译《藏文名著选译》，宋晓嵇和萧蒂岩译《勋努达美的故事》，觉乃·云才让译《青颈鸟传奇》，青海藏族研究会编译《藏族格言大全》等。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是藏文文学典籍汉译最繁盛的时期，其中有的典籍也出现多种复译本，不仅丰富了民族文学翻译领域，也推动藏族古典文学的跨语际流通和接受，进一步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
第四，与伦理、医学、因明和历算相关的藏文典籍也被翻译为汉文，极大地推动了藏文化的传播。例如，王尧译《礼仪问答写卷》，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李永年译《四部医典》，毛继祖等译《晶珠本草》，毛继祖和马世林译《月王药珍》，毛继祖、卡洛、毛韶玲译《蓝琉璃》，杨化群译《因明七论入门》《正理滴论》，黄明信译《藏传时轮历精要》，等等。
第五，汉文典籍藏文翻译迎来空前局面，内容多样，形式丰富。端智嘉和陈庆英译《新旧唐书·吐蕃传》，加羊达杰译《通典》《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中吐蕃史料，索朗班觉译《红楼梦》，孔宪岳译《三国演义》，平措次仁译《唐诗三百首》，多杰仁青译《聊斋志异》，果洛南杰译《论语》《老子》《大学》《中庸》，桑杰译《弟子规》《三字经》，才让东主译《孙子兵法》，南加太译《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等。这些藏译典籍主要面向藏语读者，为藏语读者打开认识传统典籍之门，扩大并提高了藏语读者的文化视野。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藏典籍互译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首先，此时藏文典籍汉译活动一方面为西藏古代文化和中国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其他民族了解藏文化，推动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汉文典籍 藏译作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些典籍译本为藏语读者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途径，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语
汉藏典籍互译事业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回顾汉藏典籍互译史我们能够发现，自7世纪以来汉藏典籍互译活动延绵不断发展至今，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事实上，中华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汉藏典籍互译为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搭建桥梁，铸造了坚强厚实的民族情感纽带，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作者简介
增宝当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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