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著《佛教考古学初论》：学步在汉藏考古之间

　　本书以佛教考古为中心，广泛涉及不同时代和国内外多个区域佛教考古遗存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汉晋、南北朝、唐宋墓葬中出土的钱树、法器、陀罗尼经咒，以及遗址中发现的佛教造像碑、摩崖造像、石窟壁画、金铜佛像等考古遗存的观察与分析；还有对与我国高僧前往西天求法取经密切相关的，现保存于斯里兰卡、日本等国作为佛教“圣迹”的“佛足迹图”的实地考察与研究，从考古、历史、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我第一次接触到佛教考古，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在导师张勋燎先生指导下写作关于《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尸体防腐技术》的学位论文时，关注到西藏佛教寺院中的“灵塔与肉身”之制（参看本书《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一开始，我只是注意到这些佛教僧人死后对肉身的保存手段和技术流程，但接下来难免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基于什么样的信仰和观念，要让自己的肉身长久保存不朽？这就促使我去进一步地阅读和思考有关藏传佛教的背景和西藏的历史知识——没想到，这也成为后来促成我进藏工作的重要动因之一。
02 从田野困惑到转机
　　1992年底，我第一次出访日本，对日本各地保存着如此众多的古代佛寺和佛教文物深为感慨，在参观京都、奈良等各个佛教胜迹时，对佛教艺术所包含的深厚内容和散发出的外在魅力也引发我颇多思考。在京都大学和桑山正进先生短暂的接触当中，对于他正在开展的中亚佛教考古研究工作，我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正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并且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河谷发现了唐代初年出使印度的王玄策使团刻下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开始触及中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等问题。
　　承蒙桑山正进先生的热心安排，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一场有关西藏吉隆《大唐天竺使之铭》考古新发现的讲演（讲演稿后来发表在京都大学编辑发行的《东方学报》1994年3月号）。在桑山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赠送给我两本他的著作，一本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另一本是《迦毕试犍陀罗史研究》，这让我眼界大开，对日本学者是如何进行佛教遗址的考古调查和高僧传记的研究个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在此之前，我和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之间曾有过书信往来，我把我们在西藏考古调查所获的新资料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汇报，并寻求他的帮助和支持。宿白先生在我寄给他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名义编写的《阿里地区文物志》上关于札达县托林寺和噶尔县札西岗寺的内容，他也曾在给我的回信中对这两处遗址特别予以提示—在这部著作中，他又一次明言“予不谙藏文”，但写作该书的过程，宿白先生说他“实际上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临时抱佛脚，差错难免，只盼能有益于以后的工作，也就不顾及其他了”。在具体方法上，宿白先生利用考古学的类型学、层位学原理对西藏不同时期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了考古学的断代、分期和分区等研究，并且尽可能广泛地结合汉藏历史文献深入地考察了这些考古遗存的相关历史背景，取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成绩，后来被罗绍先生评价为“藏传佛教考古的奠基之作”。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另外，还有一个机缘巧合也促成了我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在1998~1999年，我再度以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客座教授的身份出访日本，这个世界闻名的研究中心坐落在风景极为秀丽的京都大枝山麓，这里不仅有一流的图书资料体系可供利用，而且在我任客座教授期间，正好也碰上日本真言密教祖寺——高野山的主持赖富本宏先生也出任日文研的教授，经常在中心给他带的研究生上课，因而我有幸可以“敬陪末座”听讲，从中获取了不少关于印度密教、日本密教的人门知识。这个知识体系虽然和藏传佛教密教之间尚有不少差别，但提供给我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的空间，从中学习如何观察密教图像的源流、构成、象征意义、经典依据等知识点位。通过赖富本宏先生，我后来还结识了另一位日本密教研究的大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立川武藏先生，两位先生都给我传授了许多关于佛教密教曼荼罗图像学方面的知识，并慷慨地赠送给我许多他们的论著，使我从中真的是获益匪浅。日本学者严谨朴实的学风、收集研究资料不惜“竭泽而渔”的精神、一丝不苟对待学术的态度，至今仍然令我十分敬重。
03 文集呈现与后学传承
　　正是基于上面这些因缘汇聚，在这些中外学者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才开始学习和摸索关于汉藏佛教考古的入门之道，如同孩提般地蹒跚学步，艰难地一步步走到今天。在这本集子里所收录的20篇和佛教考古相关的论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学习的过程，文章写作、发表的时间跨度从1989年到2020年，整整历经30余年。所以，这些文章中的粗陋浅白乃至错误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我愿意将它们以初始的状态真实地反映出来，毫不回避，也毫不掩饰，真诚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给这本集子取名为《佛教考古初论》，意乃从中透视自己蹒跚学步最初的步履和留下来的几个脚迹。 　　最后，回到正题，我再简单地介绍一下收入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这部论文集中总计20篇论文，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论文是对汉唐以来汉地佛教遗存的考古研究个案，包括西南地区汉代的钱树佛像、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造像、唐代的舍利瘗埋制度、唐宋时期从于闻到益州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等，反映了我对中国内陆地区汉唐以来佛教考古遗存中某些内容的研究认识。这部分论文从时间上看，反而是成文时间相对较晚的，这和我近年来关注问题的重心开始转向汉地佛教及汉藏佛教美术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关。
　　第二组论文主要涉及敦煌、西藏与藏传佛教遗存相关的研究。其中，《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是写作时间最早的——前面我说过，这是我第一篇涉及藏传佛教考古的习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一文是对敦煌莫高窟中涉及和藏传佛教密教美术有关的洞窟第465窟年代和建窟寺的考证，在写作过程中，曾利用到敦煌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得到许多敦煌学、藏学研究专家的指正。《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一文，是根据国外学者提供的有关中亚考古的新资料，来讨论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吐蕃这个老问题的，我个人认为有一些新的线索。《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和《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研究》两文是根据我们在西藏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对涉及吐蕃时期佛教美术出现的情况及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所做的探讨。因为吐蕃时期佛教遗存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这些发现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吐蕃王朝时期的佛寺遗存与汉地文化影响》一文，是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成果中的一个章节，主要意在观察吐蕃王朝时期中原文化对边疆王朝的影响，是如何体现在汉地和西藏佛教文化交流这个层面上的。 　　第三组论文只有两篇，都跟国外佛教考古遗存有关，都是讲佛足迹图的。一是讲斯里兰卡的佛足迹石，二是讲唐代使节王玄策等人从印度拓回带到大唐的佛足迹石。这些看似“蕞尔小物”的佛教遗存过去大家都不太重视，其实当中蕴涵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是可以起到我们常说的“以小见大”的作用的，且作为“引玉之砖”放在文章的最后。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遵守学术规范，在每篇论文之后，都列出了初出刊物相关信息，以便读者进一步查找原文。但原文因刊出的时间不一，文下注释的规范性也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此次由我的研究生姜伊最大限度地对每篇论文的注文、引文等进行了查核与规范化处理，但即便如此，一些年代过于久远的论文仍还存在着注释不能“达标”（达到今天的标准）的情况，这只能请大家见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