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辞典的世纪之旅 | 《藏汉大辞典稿本》前世今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藏汉大辞典稿本》从孕育到形成、从封存到出版，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曲折经历。
       《藏汉大辞典稿本》是《藏汉大辞典》的“母体”或“蓝本”。以张怡荪先生为核心的编撰团队，主编出版的《藏汉大辞典》全书共收录词目五万三千余条，约三百五十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收录词目最全面、释义最权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图书中发行量最多，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综合性藏汉双解大型工具书。该书的出版，是藏汉民族专家学者团结协作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为“藏学故乡在中国”的国际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辞典的编撰历经艰辛曲折。早在1928年，张怡荪教授执教清华大学时，从陈寅恪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也阅读了不少国外研究西藏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匈牙利人乔玛于1834年编成的《藏英字典》、德国人耶司克于1881年编成的《藏英词典》、印度人达斯于1902年编成的《藏英词典》，使张怡荪先生认识到藏学研究的故乡虽然在中国，但当时中国学者极少有人研究西藏或藏族，往往深入研究西藏的大都是外国人，这深深刺激和激励了张怡荪教授，促使他树立研究西藏学的志愿，并立志首先要编撰一部中国人的藏汉大辞书，以此奠定研究西藏学的基础，便于沟通藏汉文化。因此，他在北京拜师求教，延请喇嘛，学习藏文，同时邀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中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同事，开始搜集编撰大辞典的资料。他们先后在北京的圆恩寺、雍和宫租用部分房屋作编撰办公之用，后又在成都创办西陲文化院，作为研究藏族文化的专门机构，并邀请藏族著名爱国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以深入了解藏传佛教。

       1937年张怡荪先生编成《藏汉集论词汇》，这是张先生从事藏学研究以来出版的第一本藏汉辞书，奠定了编撰《藏汉大辞典》的基础；1938年编成了《藏汉语对勘》《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词汇》；1939年编成了《藏汉译名大辞汇》，共收录词目三万六千余条。随后，张先生继续从藏汉佛教典籍中，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英等外语双语词典，于1945年汇编为一部作为藏汉辞书蓝本的《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此即目前珍藏于我所的《藏汉大辞典稿本》。该书分装为十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的一本书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1年开始，张怡荪在四川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党委领导下，继续主编《藏汉大辞典》，并数次对蓝本开展修订工作。1958年，张先生不顾62岁高龄，毅然率领四川科分院《藏汉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充实藏汉编写人员；并打破蓝本规模，扩大收词范围，历时四年共收得八万余词条。1963年，辞典编修工作改由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领导。1964年，张怡荪先生与副主编祝维翰先生将编好的词典稿件送中央有关领导和相关学者审查。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藏汉大辞典》工作座谈会，听取了辞典编撰小组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大辞典古今兼顾、古为今用的编写方向，制订了增删原则，规定分期交稿，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本一千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藏汉大辞典》编撰工作陷于长达十年的停顿。

       正如张怡荪先生1978年10月在《藏汉大辞典•序言(征求意见稿)》中所言：“回想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朝斯夕斯，无间寒暑。早期参加蓝本编写，现仍从事藏语文工作的同志，仅祝维翰、金鹏、王沂暖三人而已。解放后参加修订，在拉萨一同为初稿收集资料、译稿、写稿，现在仍为这部辞书努力不懈的同志，仅黄显铭、杨承丕、胡先模三人而已。藏族宿学，除曾在拉萨为初稿尽力，现又奉调前来参加编写的钦饶威色同志外，其余早期参加蓝本工作的阿旺滚噶、隋廷莹，解放后在拉萨为初稿撰写释文的罗桑多杰，撰完释文又应邀前来成都定稿，直到下马才回西藏的洛桑土旺，以及许多热情支持这部辞书的藏族知识界人士，如江金•索朗杰布等，都已先后作古。旧雨零落，老成凋谢，初志待酬，感慨系之!”

       回首往事“感慨系之”，藉这次《藏汉大辞典稿本》影印出版之机，我们将早期参与编撰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其他几位编撰人员在此介绍存念。
       祝维翰，四川蓬安人，《藏汉大辞典》副主编，被称为“大辞典编纂的灵魂人物”。先生1911年出生，家中弟兄三人，先生居长。自幼随父在村塾习《四书》《五经》，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13岁去县城读高小，18岁赴国立成都大学理学院预科学习，后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因家境寒苦，在成都学习期间所有费用均为学习余暇打零工维系，但终因家贫而中途辍学，后辗转各地当中学教员勉强维持生计。1939年，祝维翰先生经人介绍认识同乡张怡荪教授，博得张教授赏识，并在其指导下学习藏文文法、原著及藏传佛教经典，又拜藏族学者阿旺滚噶为师。1940年被正式吸收到西陲文化院参加《藏汉大辞典稿本》的编纂工作，先后翻译了达斯的《藏英词典》，并常为藏传佛教高僧讲经担任口语翻译。适值抗日战争爆发，虽有日本军机常来空袭，但祝先生“潜心致志，努力工作，不为恶劣的环境扰乱工作情绪。每当空袭警报时，他就收拾稿件背着辞典，跑出城外暂时躲避，待警报解除后，又回城继续工作”。祝先生不辞劳苦，从各种藏汉文本佛书中搜集词汇、短语并制成卡片，从1942年起至1945年，由祝维翰编排、隋廷莹缮写成的《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因经费限制而不得出版。"文化大革命"十年，辞典编纂工作一度陷入停顿，1978年工作重启后，因主编张怡荪先生年事已高，大辞典后续编纂工作实际由祝维翰先生主持完成。祝先生治学严谨、态度认真，为研究藏学深入藏区、遍访名师、潜心研究、不耻下问，为《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殚心竭虑，长期超负荷工作甚至节假日和周末都不休息，他独自一人承担了佛学、因明、医药、语法、封建法典等学科的汉文翻译工作，以及全书的定稿工作。他对每个词目都认真审读、反复思考、多次修改，对于藏族学者的不同意见，他都虚心听取、真诚讨论。从祝先生1940年参加编纂工作以来至1982年11月30日病故，投身藏学42年，为辞书的编纂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称祝维翰先生为“《藏汉大辞典》后一时期的灵魂”一点都不为过。

       金鹏，满族，北京人，著名语言学家，1909年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中文系、长春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东语系等。1937年12月，金鹏与李荫亭、李鉴铭、隋廷莹等人随张怡荪先生从香港辗转来到成都，在厅署街217号西陲文化院从事《藏汉大辞典稿本》的编纂工作。40年代，曾赴川西北嘉绒地区调查民族语言。1978年，《藏汉大辞典》更名为《藏汉双解大辞典》，金先生又参加部分编写工作。得益于《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打下的扎实基础，金先生藏语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先后著有《嘉戎语研究》《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藏语简志》《藏语动词屈折形态在现代拉萨话里衍变的情况》《论藏语拉萨口语动词的特点与语法结构的关系》《藏语拉萨话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用法》《西藏现代口语动词的时态和体及其表达方法》等论著，为其后的藏语语法研究开辟了道路，对汉藏语比较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沂暖先生，1907年1月23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县(今九台县)一个只有4户人家的普通家庭，家中有5个姐姐、1个哥哥，先生最小。9岁随父入乡塾读书，17岁考入吉林一师，后转入长春二师，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回吉林教中学。抗战爆发后，先后由吉林至南京，再由南京、武汉辗转至成都，约1936年底入西陲文化院就职，从事汉藏经文对照、辑录词汇，参与编纂《藏汉大辞典稿本》和藏文文献翻译工作。先生勤奋好学、善于钻研，一年多的时间就学会了藏语，并能阅读和翻译藏文文献。其间因搜集辞典材料，又于1940年6月中旬前往康藏高原，在康松扎寺居住调查达半年之久，并成功克服高原气候带来的不良反应，对当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因长期居于苦寒之地，离开时其皮肤皆变成灰白色。一年多之后，大辞典稿本终于脱稿，因经济困难、西陲文化院举步维艰，王先生不得不辞职前往重庆另谋生路。王先生曾译出藏文《印度佛教史》《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的一生》《猴鸟的故事》《玉树藏族民歌选》《西藏短诗集》《仓央嘉措情歌》等书，编写了《藏族文学史略》，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还翻译过数部藏戏，另主编过《藏汉佛学辞典》，翻译校订了《白史》《土观教派源流晶史》等，为藏汉翻译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他自己言其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可以自娱自慰矣”。
       至于早期参加蓝本工作的阿旺滚噶、隋廷莹等藏学前辈，限于材料尚难以细知其生平履历，遗憾甚哉！1943年夏，西陲文化院陷入人员不足、经费无着困境，张怡荪先生出任西康通志馆总纂，“西陲文化院”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为不使《藏汉大辞典》无疾而终，张怡荪、祝维翰、隋廷莹、张安住四位先生在以前编纂的辞书基础上，继续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汉双语词典，于1945年12月汇编成一部《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成十大册，即此次影印之《藏汉大辞典稿本》，但终因资金不足未能出版，此缺憾一延就是70多年之久。
       《藏汉大辞典稿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运用语种资料最丰富的藏汉辞典稿本、建国后张怡荪先生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之蓝本，以及现代藏文辞书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她的出版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高度统一。此次影印出版《藏汉大辞典稿本》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一、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自己编撰的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最权威的一部书稿，保留了《藏汉大辞典》最本初的风貌，影印出版可保持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二、《藏汉大辞典稿本》再现了中国藏学发展的筚路蓝缕历程，是藏汉民族精诚合作、团结友谊、学术创新的重要历史见证；三、影印出版《藏汉大辞典稿本》可促进藏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是对众多藏学研究者、爱好者殷切希望拥有该稿本心愿的满足；四、《藏汉大辞典稿本》一直珍藏于我所，我所多名科研人员曾在其基础上，先后参与《藏汉大辞典》的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有的已经辞世、有的已须发尽白，稿本的出版将是对他们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精神的最佳诠释。人类所有的文明与进步从来都是集体的智慧和努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正是鉴于该书稿的重要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典藏价值和历史意义，鉴于该书稿的出版有利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和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我所决定将书稿影印出版。
       岁月荏苒、光阴如梭，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张先生最初萌生编写藏汉辞典志愿开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前《藏汉大辞典稿本》最终面世，一蹉跎就近百年。相信读者们通过《藏汉大辞典稿本》，不仅可以开卷有益、“温故而知新”，而且可以透过字里行间感知并体味辞典编纂者们在山河破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下的责任、使命和坚守，以及一个个瘦弱之躯下包裹的赤诚爱国之心。
       本书影印出版得到了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帮助申请四川省财政专项资金资助出版，分管主任何晓平先生一直对此项工作给予全程关注和最大支持。土登尼玛研究员作为《藏汉大辞典》常务副主编、《藏英大辞典》的编纂者，为促成本书尽快面世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土登尼玛研究员近年一直致力于藏文珍本典籍的保护与整理工作，为人平和、慈悲且十分俭朴，被称为“靠刷盘子养活自己的仁波切”。土登曲吉扎巴仁波切说：“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佛住世的话，那无疑就是土登尼玛仁波切。”本书得以问世，从构思到行动，再从深圳完成电分解到交付出版社待版，期间充满了土登尼玛研究员浓浓的关爱和成堆的善举。此外，黄显铭先生在特殊时期曾为保护稿本殚精竭虑，李绍明、周锡银两位先生为出版稿本多次奔波。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