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后宗古城 西王母城—辉煌的同德古文化

在辽阔的同德科加草原上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古城——斗后宗古城。
    古城依地而建，其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50米，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东南距尕日干水，东西北三面以壕沟与南巴滩割断。城北偏西有一门阙，宽5米，斜向西北，道路上窄下宽，据说是城门。城内地势平坦，中间有一圆形土台，直径6米，高1.5米，城内西南部，古建筑遗迹依稀可见。
    陪同我的当地村民对我讲，古城是一只巨神的眼睛，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战神之间发生了战争，一个巨神被神箭射中了一只眼睛，受伤的眼睛便遗落到了人间，变成了斗后宗古城。巨神的眼睛是一个通灵，它晴天闭着眼睛，但是一到天阴的时候，它就会睁大眼睛，与天感应，听从上天的安排，保佑着在它周围的生灵。作为战神，但同样它也有暴戾的一面，如果有人亵渎它，灾难就会降临。因此，当地人每到一定的日子，就会用“龙达”(画有鹿等吉祥符号或写有经文的小纸片)和“得日”(祭品)祭祀它，请求得到它的庇佑。
    我沿着壕沟转了一圈，仔细观察，发现这座古城虽无城墙，但壕沟工程绝不亚于筑墙工程。正如当地所讲的，把古城比作一只大大的眼睛，而壕沟如眼窝真是形象而生动。
    古城随着时间的冲刷，早已完全与草原融在了一起。
    我不仅要问：
    是什么人营造了这样大的工程?
    他们为什么要采用平地开沟而不是筑城?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
寻找平地开沟的人
    在实地查看过程中，我首先排除了河水自然冲刷形成，因为古城壕沟切割的如此整齐，这是非人力不能为的事情。
    有人说，它是汉人的城堡。公元前4年，王莽设西海郡，筑五县，“徙天下犯禁者处之”，“犯者徙西海，徙者以千万数”。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8年)，西羌烧当番塞，护羌校尉段颍讨破之，追出塞，至积石山，斩首而还。由此，汉人来到了同德等地驻兵建政，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才可能建造这样庞大的古城。
    有人说，它是隋唐的兵站或驿所。据《甘肃通志稿一军政一屯田篇》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曾在河曲一带屯军修渠。唐永淳元年(682年)，娄师德为积石军、河源军营田大使，布置经营，“河源一带广置烽戎七使余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担。”就在斗后宗古城对面的草原上就有大片的梯田和蔓延七十公里的规模浩大的古代水渠——尕干沟古水渠的遗迹。
    更有人说，它是白兰国或吐谷浑的王城。吐谷浑远遁慕格滩，就在慕格滩周围建了许多子城。据《晋书》、《北史》等记载，吐谷浑在西晋永嘉之乱后，迁到洮水流域，继而向西北发展，树洛干时“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其后“其王大抵治莫贺川”。李文实先生在其著作《西陲故地与羌藏文化》中认为吐谷浑所都莫贺川就是《水经注》中提到的“沙州”，也即白兰国的都城。《水经注》引段国《沙州记》曰：“浇河(今贵德)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之若人委乾备于此，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沙州的道理位置与面积与今穆格滩相符，穆格显系“莫贺”、“莫何”之音转。
    对于沙州建于沙漠中，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既是有若干绿洲，由于水源、食物的匮乏，很难想象聚集庞大人口的王都，因此可以推断其治所或在茫拉河一带、同德的巴曲和尕干河一带。因为从古至今，人们对生活区，尤其对重要城镇设置是有选择的。每一个城镇的选择并不是由某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在许多外界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确定的，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既要符合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受到传统习惯的影响，更要考虑到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如交通是否通畅，水源是否充沛，经济是否发达，战略地位是否重要等等。
    排除了沙州选项，但因此推断古城为汉代兵驿和烽戎仍值得怀疑。周长仅为19 0米，面积7000平方米的小城，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城墙，任何侵略者都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如弓箭、抛石器甚至是一把火是完全将其毁灭。
    那这座古城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西王母城?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要从斗后宗古城采集到的16块唐汪式旋涡纹黑彩红陶大耳罐陶片谈起。这些器物在青海土著文化卡约文化类型较早时期本是小口、短颈、垂腹、双小耳，后来颈部逐渐加长，双耳也随之慢慢改变，逐渐演变为唐汪式文化的双大耳罐。卡约文化的相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1650-1050年，大致尚未到周代，少部分遗存则一直延续到汉代。而这正是西王母活动的时期。
    斗后宗地区人们就生活在相当于今天河湟地区气候条件下的全新世“气候最佳期”。那时，这一带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出摄氏2-3度，被称为暖纪。人们进行着更为细致的分工。有人负责种植庄稼，有人放牧，狩猎和采集，有人制陶，有人在尕干河里捕鱼。在这样集体里，每一人人和睦共处，都有分工，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各人在劳动中尽力而为，同享劳动果实。而古城上窑穴、灰坑，生产、生活、装饰品石器、骨器、陶器、细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的发现，无疑再现了当时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
[FS:PAGE]我们仍能够在古城房屋遗迹中发现他们生活的印记。他们在斗后宗古城上建起了布局合理、规模可观的房屋建筑群，在城中央，堆起一直径6米，高1.5米圆形土台并加盖房屋，作为氏族进行会议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公共场所。他们所设计房屋功能齐全，形制新颖，完全注入建造者的审美因素，或圆形或方形房屋，形似现代的帐篷，这种房屋往往是先从地面向下挖一个深约一米的方形和长方形竖穴，用树木支撑，草木搭盖而成，在南边的正中有一条阶梯式和斜坡式的狭长门道，以便出入。而半地穴式构造既可以挡风避雨，更可以帮助人们抵御高原漫长的严冬。
    斗后宗古城的形成，最初可能并不是抵御外辱，而是为了躲避野兽和洪水的侵袭。人们在这里选择建立村落，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不仅农业人口如此，畜牧业、狩猎和渔业也如此，考虑汲水的方便。其次，这里又是适宜农业、畜牧业、涉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这也是人们乐意居住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近河地带为冲积平原，交通比较便利，著名的河南道就通过这里。便于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斗后宗古城一带，也常常是后来人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但由于生产力落后，常常受到野兽的侵扰，以及草原可怕的洪水袭扰，村落周围便有了环绕古城的一条深宽各约五、六米的壕沟。而他们为什么采取平地开沟的形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建造城墙是当时很费劲的事情，而开沟就解决了工程量过大的问题。
     对于这座古城，当地有一则民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神秘的人群。他们不是藏族祖先，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部族。他们长相奇特，水泡眼，白眼仁多。他们在这里开垦耕地，种植庄稼，种植了许多的谷物。他们还利用地形，修了很长很长的渠道，引水灌溉它们。他们在斗后宗古城上盖了许多房屋。在城的中央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房子住着他们的女王，女王穿着华丽的衣服，由许多人在他周围侍奉着。他们在古城的四周修建了许多的城池，拱卫着他们的王城。至今包括尕巴松多镇的南坡就有他们那时建造的城池。城池下埋了很多死了的人，这些死人的旁边放满了食物，甚至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器物，如舂食物的石臼。也不知过了多少年，蒙古人来了，赶走了他们，他们便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古城中是那些神秘人群和女王自己主动放弃古城还是其他原因，已无从考证。但是这则故事无意中透漏给我们一个有关西王母和西母国人的内容。
    李文买先生在其《西陲故地与羌藏文化》中说，“西王母神话来源于昆仑之丘，而这昆仑之丘，其地就在今青海地区。而这块地区，则是古氏羌生息活动的主要所在。”
    《水经注》引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也，河水屈而东北流，经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
    《山海经一海内北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乌，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李文买说，河出昆仑，昆仑就是阿尼玛沁雪山，是西王母山。西母国人就是南依昆仑，西靠黄河，活动在以河曲为中心，西海(青海湖)之南，流沙(穆格滩)之滨，黑水(扎曲)之前广袤草原的牧人。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冷，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过去那种农牧兼营的生活变成了纯粹的牧业生产，特别是高原广阔的地域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潜力。期间虽孕育着奴隶制，但一直未能改变氏族社会的束缚，特别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长期残存，最终未能形成奴隶制。西王母国和西王母现象也就延续到了汉代，甚至更久。
    《竹书纪年》记载：“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缺。穆王十七年，王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隋书一西域传》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
    西王母在后世的发展中，与其它文明相互融合，不断创造出先羌文明、羌藏文明。
    大禹导河积石开，黄河九曲去复来。
    试览王母金谷地，于今荆棘昔楼台。
    古书《西王母传》说，“王母所居宫阙，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
西王母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辽阔的草原上建成了无数的城堡。斗后宗古城或许不是其他众多西王母城中最宏伟、最坚固中的一个，但却是最特殊、最有神秘的一个。
     当然，斗后宗古城随着西王母国的势力的发展，以及筑城的出现，空间的狭小，特别是缺少防御工事的城墙，已不适合作为人类的生存，而最终被废弃。最终在牛羊的践踏下，完全淹没在草丛中。
    荒草可以掩埋了古城，却掩盖不了它曾创造的不朽文明，它留给后人的是太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