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之我心和慈善之行为是人类共同的至上追求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我们经观察和分析历史，研究现实社会各种现象后发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受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文化等背景影响而构成的普遍且共同的价值因素不敢说没有，但实在是不多见。这并不奇怪，“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不同文化间交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深化了，树立一种以赞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追求的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而去寻找一些人类共同的至上追求是非常必需和值得探讨的。慈悲之心和慈善行为就具有这种普遍认同的至上价值的特性。不论生活于古代或现代，也不管他是什么肤色或民族，甚至也不论他有无信仰和信仰什么，从整体角度都有其不同形式的慈善传统和习俗，并且就每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慈悲之心和慈善行为。以堪称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例，基督教提倡博爱、佛教讲慈悲、伊斯兰教提出善功，另外儒家讲仁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至善等。说法虽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基本是一致的。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告诉读者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提醒读者已经知道的事；只想鼓励我们共同把已经学到的那些知识加以应用。   
    (一）
    基督教倡导的“博爱”，集中体现了这个教的慈善思想。“博爱”分两个层次，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 《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们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象爱自己一样!“《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约伯记》列出约伯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于帮助；孤儿求助，我就伸出援手。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的心欣慰。我以正义作衣服穿上；公道是我的外袍，我的华冠。我作盲人的眼睛；我作跛子的腿。我作穷人的父亲；我常为陌生人伸冤。我摧毁强暴者的势力，救援被他们欺压的人”。
    佛教倡导大慈大悲，大慈是指以爱护之心予众生以快乐和幸福；大悲是指以怜悯之心拔除众生诸苦。  《大智度论》卷2，7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将慈悲之心当作佛道之根本和普渡众生的重要依据。佛教的慈悲分众生缘慈悲、法缘慈悲和无缘慈悲三种层次，统称三缘慈悲。而大慈悲之心是离一切恩怨亲疏之别，心无所缘而平等的佛慈悲。同样在藏传佛教理论中，总揽全局的也是以大慈悲心为根本的方便法门与以缘起性空为主题的智慧法门两条主线。这两个又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没有智慧法门不能解脱，没有慈悲之心不能成佛。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可以说是慈悲和智慧的高度统一。佛家总是以慈悲为怀，布施赈济，治病救人，造桥铺路，挖井造林和维护生态等等。孙中山先生在《军人精神教育录》中也赞扬佛教“以牺牲为主，救济众生”。
    伊斯兰教要人们在今世生活中力行善功，不作恶事。  《古兰经》指出：“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一再劝导人们，要坚持不懈地通过做善事而成为善人，把善行贯彻于行为的自始至终，时时、处处行善，以做善事作为生活的最大乐趣。
    统治中国学术思想达2000余年的儒家文化主导精神是“仁”。孔子指出，“仁”就是“爱人”。《论语》写到：“己欲立而立入，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讲过，人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应“兼相爱”，即平等地施爱于他人。孟子则作了具体阐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宋代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体现了“仁”的思想境界。佛教尚未传入藏族地区前盛行一时的苯教也是非常看重永恒慈悲的，《色米》中解释“俄摩隆仁”四个字时说：“俄是没有轮回；摩是如愿以偿；隆是辛绕的授记；仁是永恒的慈悲”。意思是说，在辛绕授记永恒慈悲的普照下，没有凡间尘世生死轮回的痛苦，能够如愿以偿地享受永恒的幸福。正如新加坡李光耀讲的：“一切宗教都致力于实现人身上全部最好的东西一仁爱、礼貌、慈悲和谅解。这些品质不但对于个人灵魂的超升有必要，而且对于社会的幸福也是必要的”。[FS:PAGE]
    马克思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慈善思想可以说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是对非正义、非公正、荒淫、纵欲、权力争夺等等社会现象的直接批判。
    (二)
    人类历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刺激人们的贪欲，逐渐使人们产生对财产的崇拜。这种崇拜从严格意义上没有超出动物对于世界的把握水平。
    慈善是一种崇高的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使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升华的外在规范倾向。慈悲之心是动机，慈善行为是效果，或者说有慈才有善。各种宗教讲慈善，强调真心诚意、驱除各种贪心和杂念，使心地恢复清净，就得讲戒律、讲改过。佛教的戒律旨在断恶修善。即称为修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离间、不绮语、不贪欲、不恚恨和邪见等十善。逆十善而行的十不善却要坚决驱除。行善先通过受戒律改过，改过才能积善，从而才能辨明行善动机之真伪。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公、处于真心和不图回报者为真，反之为假。  基督教也讲戒律，《圣经》、《申命记》中有关上帝颁布的律法，即摩西十诫，其中也包括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可做假证明陷害人、不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图别人的钱财和房屋等。强调心灵的净化。18世纪美国著名神学家乔治•怀特菲尔德讲：“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思想品质和性情，忘掉既往的习性。”心灵净化了，才会真正关怀和救助他人。这种慈善观推动了后来的社会改革。很多有志之士认为，一个人的“心灵生活”是幸福的主要源泉；内心世界是否丰富与活跃，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如一个人有钱能买到高质量的音响，但对音乐的欣赏能力是没有办法拿金钱所买到的；有钱可以买到书籍，但无法买到知识；有钱可以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的体魄；有钱可以周游世界，但对风光和艺术的欣赏能力无法拿金钱买到等等。无数个事例都充分证明了有钱并不一定买到幸福。因此，“有钱的人未必幸福”。在一个发育良好的体内，必须同时具有一种正常而良好的慈悲之心，这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天士力集团总裁兼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闫希军有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成为慈善家，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追求”。几乎可称作“大家”者，无论是大经济学家、大政治家还是大科学家、企业家和哲学家，必然都是大慈善家。
    (三)
    至于行善的方法，佛教有其特别的论述。佛教提倡的“四摄”，实际指的是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四种行善的方法。布施包括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财布施是以财物济人，消除他人物质匮乏之苦；法布施是帮助人们摆脱对天灾入祸的恐惧，解救困难，使之安居乐业；爱语，是首先要有爱敬之心，即先学爱人、敬入、爱物、爱事、敬事，续则以亲爱之情、和易之语，因势利导地劝化人们；利行，是指以种种善举利益众生；同事，是以众生平等之心，平等之身份，亲近众生，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与大家共同作好事，以身教感化众人，同时消除大家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烦恼。
    佛教慈善的终极目标是把终生救出六道轮回，其慈善救助事业的意义和范围是很大很广的。可以说大慈大悲心也是恒心、长远心，慈善救济众生锲而不舍。佛教以如此大慈大悲之心进行慈善救助，是最为圆满的。[FS:PAGE]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人生的一切希望最终以至善为归宿，是人类追寻的最终目标。他认为寻找至善的原则的根据不能眼睛朝下，仅在经验的层面上搜罗，还必须眼睛向上，寻找那种支配我们头上的星空的自然律一样的普遍的道德律。他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认为在人类社会里，各民族、国家、集团，乃至每个家庭和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倘若都以各自的利益为条件，那么他们之间将不会是共同认可并遵守的普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一最终目标及律令要求人们超越各自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冲突，无条件地遵守它。这一律令是理性的自律和至上的追求，遵循它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因为它不但考虑到人类长远的整体利益，而且规范着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承担着人类对其他自然物的义务，即入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实际上讲的是道德和慈善的普遍}生原则和至上的追求，任何人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遵守。康德论述道德律”，“至善意志”并进而论说了“至善”。道德律是经验的，而“至善”是超验的。人的身心是大自然亿万年进化的成果，是天地间无价之宝，一般都不想象一般动物那样度过一生，都需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都有一种比“仅仅自身活着”更高的“价值目标”。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剧中人物讲“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我们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为此，一个人只有找到高于个体的某种精神价值，他的立功、立德、立言才有意义。笔者遇见好几个年级稍大一点的朋友说，我都退休了，现在再试图去办什么利他善事，不是太”晚了吗?对这一点，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法克伦•雷蒙德博士在他的《埃及生死之书》中说：“永远没有太晚的事情，因为死去并非是我们的终点；对灵魂来说，本来就没有终点，只要行动，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切都可以改变”。
    总之，在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积极生活，努力去做自己认定是值得去做的事，做生命的主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慈悲之心和慈善行为是值得每一个善良而真挚的人共同追求的超功利的至上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