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事业及其学术贡献
作者：增宝当周
来源：《中国藏学》2024年第4期
时间：2024-09-27 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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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文典籍是中华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文典籍汉译是中国藏学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基础性和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事业。20世纪以来，国内众多藏学学者从事藏文典籍汉译事业，为现代中国藏学学科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也推动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陈庆英先生不仅是当代著名藏学家，也是知名藏文典籍翻译家，其译著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在藏学领域享有盛誉。回顾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生涯，分析其翻译思想、翻译实践，以及译研互动的学术事业，我们能够发现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活动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和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不仅促成了学者自身的学术成就，在中国藏学学术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陈庆英；藏文典籍汉译；学术贡献
引言 藏文典籍汉译是中国藏学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基础性和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事业。20世纪以来，国内众多藏学学者从事藏文典籍汉译事业，为现代中国藏学学科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陈庆英先生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致力于藏学研究事业，尤其在藏族历史、藏族宗教史、汉藏关系史、蒙藏关系史等领域卓有建树。与此同时，陈先生也是一位知名藏汉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众多藏文典籍，在传播藏族文化方面功勋卓著。这些译著不仅是学者自身学术成就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藏学研究和汉藏文化交流事业的充分体现。目前，中国藏学学术史和藏学学人研究领域尚无文章论述陈先生的藏文典籍翻译事业及其学术贡献。基于此，本文试从陈先生藏文典籍汉译生涯与成就、翻译理念与实践特点、藏文典籍汉译学术贡献三方面作初步分析和总结。
一、陈庆英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生涯与成就
陈庆英先生是当代著名藏学家，他不仅在族别史、民族关系史、地方区域史等领域有极高的学术成就，而且在藏文典籍汉译领域也取得丰硕成果。陈先生的翻译活动与他的学习工作经历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陈先生就读青海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时学习藏语，后在青海牧区执教。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其间受教于东噶·洛桑赤列、格桑居冕、王尧、王辅仁等当代知名藏学专家。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职，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工作。后来陈先生又相继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回顾陈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藏文典籍汉译活动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陈先生的翻译活动并不限于藏文典籍汉译，还有汉文典籍藏译和英文学术论文汉译方面的成果。例如，1983年他与端智嘉合作将《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吐蕃史部分翻译为藏文，成为当代吐蕃汉文史料藏文翻译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他也将部分国外英文藏学研究成果翻译成汉文。
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工作是在20世纪末中国藏学事业复苏和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藏学事业复兴的重要时期，作为当时藏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王尧先生认识到藏学研究领域藏文史料运用的急迫性，他组织人员翻译了一批藏文历史典籍。在王尧先生嘱咐下，1984年陈先生与人合作完成了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与仁庆扎西合译）和蔡巴·贡噶多杰《红史》（与周润年合译）两部藏文史籍的汉译工作。这两部译著虽都与人合译完成，但在陈先生藏文典籍汉译生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982年他就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民族学院合作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点项目，其中陈先生负责元代部分并翻译了有关藏文史料。例如，他与祝启源先生合译并发表管·勋努贝《青史》中有关萨迦派的记述。因此，以上两部译著不仅是译者从事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学术道路的奠基性作品。
如果说上述合译藏文史籍并不能充分体现译者个体的翻译风貌，那么《汉藏史集》的汉译则鲜明地表现出了译者藏文史籍汉译的翻译风格和精神追求。1985—1986年，陈先生受王尧先生嘱托，独自完成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的全部汉译工作。在众多藏文史籍中，《汉藏史集》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史书，它成书于明代，对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设立驿站、委任地方官员等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吐蕃史、西藏地方文化史、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等领域的重要文献。在陈先生的藏文典籍翻译生涯中，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译著，它不仅奠定了译者藏文史籍翻译的基本选材方向，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藏学翻译界的地位。此后，陈先生又翻译了萨迦·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与高禾福和周润年合译）。显而易见，上述译著选目主要集中于元明时期藏文史籍，突出反映了译者早期的翻译视野和学术追求，此后元明时期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也成为陈先生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1984年，陈先生前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从事藏学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经历又为他开启了藏文典籍汉译的另一个领域，即清代藏文史传作品的翻译。这一方面是他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民族史学术志趣的延续和新领域的拓展。陈先生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译作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传》（与马连龙、马林合译）、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与马连龙合译）、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与乌力吉合译）3部译著，其中《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工作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完成。另外，20世纪80年代陈先生还翻译了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西藏文献目录学》（与敖红合译），以及木雅·贡布《觉囊巴·多罗那它生平简述》3部现代藏文著述。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陈先生翻译活动极为活跃的一个时段，其选材涉及元明清三朝藏文史传文本，而这些典籍又是开展吐蕃史、元明清西藏地方史、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教派发展史、甘青藏族社会、汉藏蒙古民族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所以，这些藏文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更是促成了译者的学术事业，并奠定了他在藏文典籍翻译界的学术地位。
20世纪90年代，藏文典籍翻译活动依旧是陈先生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译作不仅有上述《五世达赖喇嘛传》，还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成就大海之舟》、《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与马连龙合译）及恰白·次旦平措等人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与何宗英、格桑益西等合译）3部译著，其中3部达赖喇嘛传是译者以往翻译活动的延续。《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译工作中，陈先生主要承担第5章萨迦巴执政时期和第6章帕木竹巴执政西藏地方时期全部内容，以及第7章噶丹颇章执政时期部分内容的翻译任务。陈先生作为元明清西藏地方史研究大家，对原文所引藏文文献有深入了解，而且大多史料译者都曾译为汉文。所以，这一译著可被视作译者连续性和互文性的翻译实践活动。
21世纪以降，陈先生仍有不少藏文典籍汉译本问世。他先后翻译比丘贡嘎坚赞《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十二功业》、比丘益希孜莫《一世达赖喇嘛传》（原名《遍知一切之上师根敦珠巴贝桑布传·奇异宝串》）、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自传《二世达赖喇嘛传》、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仓央嘉措诗歌新译》（与张子凌合译）、晋美旺布《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希传》（与王晓晶合译）、洛桑丹增旺杰《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旦白旺秋传》（与陈立华合译）、却西·洛桑贝丹龙日加措《塔尔寺志略遍显明镜》（与陈立华、王晓晶合译）、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和扎巴·图丹朗杰《历辈桑顶·多吉帕姆活佛和桑顶寺简志》等古今藏文著述。上述典籍中，《一世达赖喇嘛传》和《二世达赖喇嘛传》由陈先生独立翻译完成，是其历代达赖喇嘛传汉译工作的延续。这两部译作虽篇幅不长，却呈现出译者从事藏文史传典籍翻译和藏学研究一以贯之的学术志趣。
综上，纵观陈先生的学术生涯，我们能够发现藏文典籍汉译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的翻译实践与其藏学学习、教学和研究形成同构关联。陈先生也曾言：“我觉得翻译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学习藏文古籍。”可见，陈先生的藏文典籍翻译活动和藏学研究事业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藏文典籍翻译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路径和内在动力，也是他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二、陈庆英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理念与实践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藏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藏文典籍汉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先生是当代著名民族史专家，也是知名藏文典籍翻译学者，译作数量众多，实践经验丰富，翻译成就卓越。尽管陈先生没有专门的关于藏文典籍翻译的论述，但从其访谈、译序、译后记及译本中能看出他的翻译理念与实践特点。
就翻译理念而言，陈先生十分注重藏文史籍汉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历史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其翻译要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所以忠实一直都是史籍翻译非常重要的一项伦理要求。陈先生作为民族史专家，十分看重藏文典籍汉译的忠实性。他曾经说：“藏文古籍是藏族的先辈学者在几百年前写成的，和我们今天的环境，特别是和汉族学者们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要读懂它们，除了文字的功夫外，还要仔细去体会作者的思想和逻辑思维，甚至要设身处地去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古籍进行全本的翻译比仅仅选择某些写作论著需要的段落和字句要好很多。”同样，陈先生在《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汉译本序言中说道：“一本好的译作，也只是为读者提供尽可能符合作者原意的译文，作为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忠实是翻译的一项重要维度，在历史典籍翻译中其意义尤为重要，它不仅指向文本直译的翻译策略，还体现译者对待原文及其文化的翻译伦理。如果说语言文字转化是翻译的表层形式，那么思想逻辑的转化则是翻译的深层内容。陈先生特别指出，藏文典籍汉译不仅要理解原文的语言文字，还要体会原作作者的思想和逻辑。他强调译者要理清原文和作者的思路。也就是说，译者要掌握原作的题材与风格，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达层面，还要关注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文本的时代背景，还原其历史语境，这样才能确保译著质量，发挥译本价值。另外，陈先生强调译文的完整性，认为典籍的完整对译才能真正显露原作的真实面貌。可以说，这既是他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藏文典籍翻译立场和责任的彰显。
藏文史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所以，藏文史籍翻译还需要关注其历史性因素。陈先生在《汉区佛教源流记》汉译本序言中写道：“汉藏文古籍的翻译，不论是从汉文翻译成藏文还是从藏文翻译成汉文，都是十分艰辛的工作。因为在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文和藏文也随之演变，原有的汉藏对照的辞书已经不能适应翻译的需要，而新编的汉藏对照词典，也难以满足翻译古籍的需要。缺乏合适的工具书，是从事汉藏古籍翻译的学者首先要遇到的难题。其次，汉文的佛典和藏文的佛典都经过了上千年的积累，有大量的生僻的专门术语和固定的表达方式。而且历史上的许多人名、地名、寺院名称等，对于我们也变得非常陌生，要将它们准确地对译出来，是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的苦差使。往往一个词语的翻译，就需要耗时多日，甚至需要多次反复冥思苦索，个中的辛苦，唯有做过这种工作的学者心中自知，却难以对他人言说。”陈先生指出，汉藏典籍翻译实践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其中不仅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问题，还涉及不同历史时空中准确掌握文本信息及在汉藏交流语境中寻找合适表达方式的问题，而好的典籍翻译不仅是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困难而产生的，更是克服历史与现实之时空差距而完成的。同时，他也指出，汉藏典籍翻译者不仅要具备很好的双语能力，还要有丰富的汉藏文化知识积累和一定的专业背景，更要深入了解历史地理问题和汉藏宗教传统。陈先生认为走出汉藏典籍翻译实践困境的一条途径是多人合作翻译。他说：“对于汉族学者来说，从事这种翻译会遇到很多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除了多下功夫外，还需要多向藏族学者请教，最好是藏汉学者一起来做翻译，互相促进。”事实上，陈先生的大部分译著都是与人合作完成的，在翻译实践中他不仅与源语译者合作，还与目的语译者合作，其中更是不乏专业译者。正如有研究者称：“无论是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还是翻译成果，陈庆英先生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人合作，这一部分成果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合译作为藏文典籍翻译的一项重要模式，展现出陈先生身为一名藏学研究大家和藏文典籍翻译名家所秉持的翻译特质。
纵览陈先生译著，可以发现他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有如下特点：首先，译文选材类型上，陈先生所译藏文典籍主要集中于古代藏文史籍，这显然与他的学术志趣息息相关。陈先生译著包括王统记、世系史、人物传、寺院志等多种类型，所选书目又都是藏文史籍中的经典之作，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译文语言风格上，陈先生的藏文典籍译本语言直白流畅、通俗易懂，易于读者接受，即使藏文典籍中的辞藻修饰和古代藏语书面语表达程式，译者也均以现代汉语译出，体现译者二度翻译的阐释策略。例如，同刘立千译本和王沂暖译本相比，陈先生所译《王统世系明鉴》（与仁庆扎西合译）具有鲜明的口语化特征，而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除了受到不同译者语用习惯搭配的影响外，也受到不同译者藏文典籍翻译策略与立场差异性因素的影响。再次，译文体例结构上，藏文典籍一般都是散韵结合体，陈先生译本尽力呈现原文文体结构，译文中保留韵文形式，力求达到文本形式对等效果。如《一世达赖喇嘛传》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的格律诗都以诗歌形式译出。最后，作为一名学者型译者，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带有浓厚的深度翻译特点。他不仅翻译著作本身，还以序言、注释、译后记、附录等多种副文本形式提供大量信息，其中既有对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文本思想的交代，也有关于翻译缘起、翻译动机和翻译过程的表述，这些信息无疑是系统了解相关典籍及其译本的重要参考。例如，《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汉译本长篇序言不仅系统勾画传主章嘉若必多吉和传记作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生平事迹，而且深刻剖析章嘉国师和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意义，客观评价章嘉国师的历史功绩，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又如，《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五世达赖喇嘛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蒙古佛教史》等汉译本的大量注释中，不仅有许多解释历史人物与事件、地理名称、宗教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说明性注释，还有不少补正性注释。如《汉藏史集》汉译本注释以《元史》《明史》《萨迦世系史》《江孜法王传》等汉藏史书为依据，对原文所记年代、人物、地理等信息给予说明补正，而译者的此类注释作为典籍翻译的重要补充手段，起到与原文互动、互补、互证的作用。总之，陈先生译作中的注释内容丰富、分析独到、见解深刻，在协调正文和读者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陈先生翻译藏文典籍坚守尊重原文与忠实呈现原文及源语文化内容的翻译伦理，出于对译入语文化和目的语读者的考虑，在藏文典籍汉译实践中更多采用了直白易懂的翻译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译作的译序、注释、译后记、附录等副文本作为译者学识的表现，在译文中呈现为一种译者自身的声音，它与正文构成互动、互补、互证关系，使译作富有深厚的文化信息和鲜明的译者主体性特征。
三、陈庆英先生藏文典籍汉译事业的学术贡献
藏文典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其翻译则是相关学术事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藏学学科发展历程中藏文典籍汉译一直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和建设性意义的重要工作。在这一层面上，藏文典籍汉译与藏学研究事业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藏学学科的复苏和快速发展，藏文典籍汉译有了长足进步，其中学者的译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生作为一名学者型译者，具有很高的藏学学术素养，因此，无论从学者个人的学术成就而言，还是从中国藏学事业的整体格局而言，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藏文典籍翻译激发了译者许多新的思想，构成其学术生涯中译研互动的局面。从陈先生的学术成就来看，他的学术成果大多都与藏文典籍翻译经验密切相关，其中有些成果更是对典籍的重构和超越。比如，《帝师八思巴传》作为陈先生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其编撰深受典籍翻译启发。他说：“我曾经两次去萨迦寺，并单独或者与同事合作翻译了《汉藏史集》《红史》《萨迦世系史》等重要的藏文史籍。有一个时期，我对被元世祖封为帝师的萨迦派的第五任祖师的事迹特别着迷，有感于八思巴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在《元史》中不过有数百字的记载而已，因此我尤其注重收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的史料，通过对藏文和汉文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对比，我逐渐对八思巴的经历和功绩有了认识，并将自己十来年的研究所得写成了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八思巴一生的书。”由此可见，藏文典籍翻译对陈先生撰写这部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他的另一部著作《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也与典籍翻译密切相关。作为一部专门研究历代达赖喇嘛生平的学术专著，其中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十世和十一世达赖喇嘛生平均由陈先生执笔，运用材料大多为译者所译达赖喇嘛传。可以说，陈先生在翻译史料、对比史料、鉴别史料中系统勾画历史人物的生平，对其事迹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又比如，作为《汉藏史集》的译者，他在《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一文中，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名称、身份、年代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物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显然，这是一篇对原著作者的回顾性研究，对译著起补充作用。此外，《汉藏史集》中关于西夏的历史记载也激发了他从事西夏研究的学术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编撰的《八思巴年谱》《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年谱》《章嘉·若必多吉年谱》3部历史人物年谱，不仅是我们全面认识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材料，也是对相关藏文典籍及其译著的补充。他曾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译后记中说道：“因作者系藏传佛教徒，有的地方宗教重于世俗，且对章嘉国师的政治活动有些以宗教的观点加以阐发，故有的年代不够翔实、脉络不尽清楚之处亦所在多有。这些尚须读者参考它书加以鉴察。”所以，陈先生编撰的3部历史人物年谱，不只是对史料的梳理，更是对史料的修订和完善，这些都是译者译研互动学术实践的鲜活体现。
其次，藏文文献是特定时期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记录和反映，藏文典籍翻译对我们认识地方区域史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依据和基础。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集中于藏文史籍，如《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红史》《萨迦世系史》《五世达赖喇嘛传》等文本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因此，这些文本的翻译为我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翻译实践中陈先生也十分看重典籍的史料价值，他在《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汉译本序言中说：“本书与其他藏文高僧传记相比，宗教的渲染较少。着重按时间年月日的顺序记事，颇类实录、起居注文体。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本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六世班禅提供详尽的资料。”“一部藏文古籍的翻译出版，不是对它的研究工作的终结，而是使这项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将藏文古籍译成汉文，不仅向其他民族的研究者提供了史料，向他们展示藏族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便利各方面的研究者用汉文、蒙文、满文史料来对比、勘合，更深刻地了解和掌握史料，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补充，又更加提高藏族先哲们用心血浇灌的史籍的学术价值。”陈先生指出藏文史传典籍汉译不仅对研究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民族关系史和多语种史料对比也有重要价值。所以，译者翻译实践中的目的语读者群体指向也较为明确，即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群体。总之，陈先生的译著因其极高的学术价值，已然成为相关学科的基础读本和必读文献。
再次，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开拓了渠道，加深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交融。众所周知，跨语际翻译本质上因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际需要而产生。所以，藏文典籍汉译自然也是一种满足文化交流需求的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藏文典籍汉译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众多藏文史籍的汉译对中国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民族文化交流会通产生了强大推动作用。陈先生作为藏文典籍汉译的重要实践者，其译著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不仅在学界享有极高的盛誉，同时译者通俗易懂的译文风格也满足了大众阅读藏族古代典籍的需求。因此，从翻译的社会意义层面来说，陈先生的译著在推进藏文典籍文化传播与流通，促进各民族文化广泛交流互动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藏文典籍尤其藏文史籍汉译工作始终贯穿于陈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而这一事业作为译者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先生在藏学研究中十分注重开展基础性工作，其中一项便是藏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翻译。从陈先生的藏学学术历程来看，藏文典籍汉译不仅是启迪学者思想、活跃个人学术活动的重要催化剂，而且在推动中国藏学事业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方面也产生了巨大作用。
四、结语
藏文典籍是中华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文典籍汉译不仅是促进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步的巨大动力，也是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陈庆英先生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也是藏文典籍汉译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藏文典籍的流通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陈先生的学术生涯来看，藏文典籍汉译始终是其学术工作的重要环节，而且他在翻译活动中遵循典籍翻译的基本原则，以忠实、准确、流畅地表达出原文意义为首要目的，又通过译序、注释、译后记、附录等副文本补充新的材料、说明思想观点、纠正原著谬误，增加和延长了典籍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陈先生的译著大多为藏文经典史籍，加之其译文忠实原文、表达流畅，这些译著已然成为藏学领域内的基本书目和重要参考。因此，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不仅推动了个人的学术事业，成为其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推动中国藏学学科发展和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事业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陈庆英；藏文典籍汉译；学术贡献
引言
一、陈庆英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生涯与成就
陈庆英先生是当代著名藏学家，他不仅在族别史、民族关系史、地方区域史等领域有极高的学术成就，而且在藏文典籍汉译领域也取得丰硕成果。陈先生的翻译活动与他的学习工作经历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陈先生就读青海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时学习藏语，后在青海牧区执教。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其间受教于东噶·洛桑赤列、格桑居冕、王尧、王辅仁等当代知名藏学专家。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职，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工作。后来陈先生又相继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回顾陈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藏文典籍汉译活动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陈先生的翻译活动并不限于藏文典籍汉译，还有汉文典籍藏译和英文学术论文汉译方面的成果。例如，1983年他与端智嘉合作将《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吐蕃史部分翻译为藏文，成为当代吐蕃汉文史料藏文翻译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他也将部分国外英文藏学研究成果翻译成汉文。
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工作是在20世纪末中国藏学事业复苏和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藏学事业复兴的重要时期，作为当时藏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王尧先生认识到藏学研究领域藏文史料运用的急迫性，他组织人员翻译了一批藏文历史典籍。在王尧先生嘱咐下，1984年陈先生与人合作完成了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与仁庆扎西合译）和蔡巴·贡噶多杰《红史》（与周润年合译）两部藏文史籍的汉译工作。这两部译著虽都与人合译完成，但在陈先生藏文典籍汉译生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982年他就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民族学院合作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点项目，其中陈先生负责元代部分并翻译了有关藏文史料。例如，他与祝启源先生合译并发表管·勋努贝《青史》中有关萨迦派的记述。因此，以上两部译著不仅是译者从事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学术道路的奠基性作品。
如果说上述合译藏文史籍并不能充分体现译者个体的翻译风貌，那么《汉藏史集》的汉译则鲜明地表现出了译者藏文史籍汉译的翻译风格和精神追求。1985—1986年，陈先生受王尧先生嘱托，独自完成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的全部汉译工作。在众多藏文史籍中，《汉藏史集》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史书，它成书于明代，对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设立驿站、委任地方官员等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吐蕃史、西藏地方文化史、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等领域的重要文献。在陈先生的藏文典籍翻译生涯中，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译著，它不仅奠定了译者藏文史籍翻译的基本选材方向，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藏学翻译界的地位。此后，陈先生又翻译了萨迦·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与高禾福和周润年合译）。显而易见，上述译著选目主要集中于元明时期藏文史籍，突出反映了译者早期的翻译视野和学术追求，此后元明时期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也成为陈先生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1984年，陈先生前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从事藏学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经历又为他开启了藏文典籍汉译的另一个领域，即清代藏文史传作品的翻译。这一方面是他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民族史学术志趣的延续和新领域的拓展。陈先生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译作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传》（与马连龙、马林合译）、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与马连龙合译）、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与乌力吉合译）3部译著，其中《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工作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完成。另外，20世纪80年代陈先生还翻译了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西藏文献目录学》（与敖红合译），以及木雅·贡布《觉囊巴·多罗那它生平简述》3部现代藏文著述。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陈先生翻译活动极为活跃的一个时段，其选材涉及元明清三朝藏文史传文本，而这些典籍又是开展吐蕃史、元明清西藏地方史、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教派发展史、甘青藏族社会、汉藏蒙古民族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所以，这些藏文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更是促成了译者的学术事业，并奠定了他在藏文典籍翻译界的学术地位。
20世纪90年代，藏文典籍翻译活动依旧是陈先生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译作不仅有上述《五世达赖喇嘛传》，还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成就大海之舟》、《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与马连龙合译）及恰白·次旦平措等人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与何宗英、格桑益西等合译）3部译著，其中3部达赖喇嘛传是译者以往翻译活动的延续。《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译工作中，陈先生主要承担第5章萨迦巴执政时期和第6章帕木竹巴执政西藏地方时期全部内容，以及第7章噶丹颇章执政时期部分内容的翻译任务。陈先生作为元明清西藏地方史研究大家，对原文所引藏文文献有深入了解，而且大多史料译者都曾译为汉文。所以，这一译著可被视作译者连续性和互文性的翻译实践活动。
21世纪以降，陈先生仍有不少藏文典籍汉译本问世。他先后翻译比丘贡嘎坚赞《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十二功业》、比丘益希孜莫《一世达赖喇嘛传》（原名《遍知一切之上师根敦珠巴贝桑布传·奇异宝串》）、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自传《二世达赖喇嘛传》、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仓央嘉措诗歌新译》（与张子凌合译）、晋美旺布《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希传》（与王晓晶合译）、洛桑丹增旺杰《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旦白旺秋传》（与陈立华合译）、却西·洛桑贝丹龙日加措《塔尔寺志略遍显明镜》（与陈立华、王晓晶合译）、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和扎巴·图丹朗杰《历辈桑顶·多吉帕姆活佛和桑顶寺简志》等古今藏文著述。上述典籍中，《一世达赖喇嘛传》和《二世达赖喇嘛传》由陈先生独立翻译完成，是其历代达赖喇嘛传汉译工作的延续。这两部译作虽篇幅不长，却呈现出译者从事藏文史传典籍翻译和藏学研究一以贯之的学术志趣。
综上，纵观陈先生的学术生涯，我们能够发现藏文典籍汉译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的翻译实践与其藏学学习、教学和研究形成同构关联。陈先生也曾言：“我觉得翻译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学习藏文古籍。”可见，陈先生的藏文典籍翻译活动和藏学研究事业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藏文典籍翻译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路径和内在动力，也是他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二、陈庆英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理念与实践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藏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藏文典籍汉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先生是当代著名民族史专家，也是知名藏文典籍翻译学者，译作数量众多，实践经验丰富，翻译成就卓越。尽管陈先生没有专门的关于藏文典籍翻译的论述，但从其访谈、译序、译后记及译本中能看出他的翻译理念与实践特点。
就翻译理念而言，陈先生十分注重藏文史籍汉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历史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其翻译要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所以忠实一直都是史籍翻译非常重要的一项伦理要求。陈先生作为民族史专家，十分看重藏文典籍汉译的忠实性。他曾经说：“藏文古籍是藏族的先辈学者在几百年前写成的，和我们今天的环境，特别是和汉族学者们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要读懂它们，除了文字的功夫外，还要仔细去体会作者的思想和逻辑思维，甚至要设身处地去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古籍进行全本的翻译比仅仅选择某些写作论著需要的段落和字句要好很多。”同样，陈先生在《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汉译本序言中说道：“一本好的译作，也只是为读者提供尽可能符合作者原意的译文，作为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忠实是翻译的一项重要维度，在历史典籍翻译中其意义尤为重要，它不仅指向文本直译的翻译策略，还体现译者对待原文及其文化的翻译伦理。如果说语言文字转化是翻译的表层形式，那么思想逻辑的转化则是翻译的深层内容。陈先生特别指出，藏文典籍汉译不仅要理解原文的语言文字，还要体会原作作者的思想和逻辑。他强调译者要理清原文和作者的思路。也就是说，译者要掌握原作的题材与风格，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达层面，还要关注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文本的时代背景，还原其历史语境，这样才能确保译著质量，发挥译本价值。另外，陈先生强调译文的完整性，认为典籍的完整对译才能真正显露原作的真实面貌。可以说，这既是他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藏文典籍翻译立场和责任的彰显。
藏文史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所以，藏文史籍翻译还需要关注其历史性因素。陈先生在《汉区佛教源流记》汉译本序言中写道：“汉藏文古籍的翻译，不论是从汉文翻译成藏文还是从藏文翻译成汉文，都是十分艰辛的工作。因为在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文和藏文也随之演变，原有的汉藏对照的辞书已经不能适应翻译的需要，而新编的汉藏对照词典，也难以满足翻译古籍的需要。缺乏合适的工具书，是从事汉藏古籍翻译的学者首先要遇到的难题。其次，汉文的佛典和藏文的佛典都经过了上千年的积累，有大量的生僻的专门术语和固定的表达方式。而且历史上的许多人名、地名、寺院名称等，对于我们也变得非常陌生，要将它们准确地对译出来，是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的苦差使。往往一个词语的翻译，就需要耗时多日，甚至需要多次反复冥思苦索，个中的辛苦，唯有做过这种工作的学者心中自知，却难以对他人言说。”陈先生指出，汉藏典籍翻译实践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其中不仅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问题，还涉及不同历史时空中准确掌握文本信息及在汉藏交流语境中寻找合适表达方式的问题，而好的典籍翻译不仅是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困难而产生的，更是克服历史与现实之时空差距而完成的。同时，他也指出，汉藏典籍翻译者不仅要具备很好的双语能力，还要有丰富的汉藏文化知识积累和一定的专业背景，更要深入了解历史地理问题和汉藏宗教传统。陈先生认为走出汉藏典籍翻译实践困境的一条途径是多人合作翻译。他说：“对于汉族学者来说，从事这种翻译会遇到很多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除了多下功夫外，还需要多向藏族学者请教，最好是藏汉学者一起来做翻译，互相促进。”事实上，陈先生的大部分译著都是与人合作完成的，在翻译实践中他不仅与源语译者合作，还与目的语译者合作，其中更是不乏专业译者。正如有研究者称：“无论是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还是翻译成果，陈庆英先生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人合作，这一部分成果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合译作为藏文典籍翻译的一项重要模式，展现出陈先生身为一名藏学研究大家和藏文典籍翻译名家所秉持的翻译特质。
纵览陈先生译著，可以发现他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有如下特点：首先，译文选材类型上，陈先生所译藏文典籍主要集中于古代藏文史籍，这显然与他的学术志趣息息相关。陈先生译著包括王统记、世系史、人物传、寺院志等多种类型，所选书目又都是藏文史籍中的经典之作，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译文语言风格上，陈先生的藏文典籍译本语言直白流畅、通俗易懂，易于读者接受，即使藏文典籍中的辞藻修饰和古代藏语书面语表达程式，译者也均以现代汉语译出，体现译者二度翻译的阐释策略。例如，同刘立千译本和王沂暖译本相比，陈先生所译《王统世系明鉴》（与仁庆扎西合译）具有鲜明的口语化特征，而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除了受到不同译者语用习惯搭配的影响外，也受到不同译者藏文典籍翻译策略与立场差异性因素的影响。再次，译文体例结构上，藏文典籍一般都是散韵结合体，陈先生译本尽力呈现原文文体结构，译文中保留韵文形式，力求达到文本形式对等效果。如《一世达赖喇嘛传》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的格律诗都以诗歌形式译出。最后，作为一名学者型译者，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带有浓厚的深度翻译特点。他不仅翻译著作本身，还以序言、注释、译后记、附录等多种副文本形式提供大量信息，其中既有对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文本思想的交代，也有关于翻译缘起、翻译动机和翻译过程的表述，这些信息无疑是系统了解相关典籍及其译本的重要参考。例如，《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汉译本长篇序言不仅系统勾画传主章嘉若必多吉和传记作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生平事迹，而且深刻剖析章嘉国师和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意义，客观评价章嘉国师的历史功绩，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又如，《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五世达赖喇嘛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蒙古佛教史》等汉译本的大量注释中，不仅有许多解释历史人物与事件、地理名称、宗教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说明性注释，还有不少补正性注释。如《汉藏史集》汉译本注释以《元史》《明史》《萨迦世系史》《江孜法王传》等汉藏史书为依据，对原文所记年代、人物、地理等信息给予说明补正，而译者的此类注释作为典籍翻译的重要补充手段，起到与原文互动、互补、互证的作用。总之，陈先生译作中的注释内容丰富、分析独到、见解深刻，在协调正文和读者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陈先生翻译藏文典籍坚守尊重原文与忠实呈现原文及源语文化内容的翻译伦理，出于对译入语文化和目的语读者的考虑，在藏文典籍汉译实践中更多采用了直白易懂的翻译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译作的译序、注释、译后记、附录等副文本作为译者学识的表现，在译文中呈现为一种译者自身的声音，它与正文构成互动、互补、互证关系，使译作富有深厚的文化信息和鲜明的译者主体性特征。
三、陈庆英先生藏文典籍汉译事业的学术贡献
藏文典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其翻译则是相关学术事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藏学学科发展历程中藏文典籍汉译一直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和建设性意义的重要工作。在这一层面上，藏文典籍汉译与藏学研究事业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藏学学科的复苏和快速发展，藏文典籍汉译有了长足进步，其中学者的译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生作为一名学者型译者，具有很高的藏学学术素养，因此，无论从学者个人的学术成就而言，还是从中国藏学事业的整体格局而言，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藏文典籍翻译激发了译者许多新的思想，构成其学术生涯中译研互动的局面。从陈先生的学术成就来看，他的学术成果大多都与藏文典籍翻译经验密切相关，其中有些成果更是对典籍的重构和超越。比如，《帝师八思巴传》作为陈先生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其编撰深受典籍翻译启发。他说：“我曾经两次去萨迦寺，并单独或者与同事合作翻译了《汉藏史集》《红史》《萨迦世系史》等重要的藏文史籍。有一个时期，我对被元世祖封为帝师的萨迦派的第五任祖师的事迹特别着迷，有感于八思巴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在《元史》中不过有数百字的记载而已，因此我尤其注重收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的史料，通过对藏文和汉文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对比，我逐渐对八思巴的经历和功绩有了认识，并将自己十来年的研究所得写成了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八思巴一生的书。”由此可见，藏文典籍翻译对陈先生撰写这部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他的另一部著作《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也与典籍翻译密切相关。作为一部专门研究历代达赖喇嘛生平的学术专著，其中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十世和十一世达赖喇嘛生平均由陈先生执笔，运用材料大多为译者所译达赖喇嘛传。可以说，陈先生在翻译史料、对比史料、鉴别史料中系统勾画历史人物的生平，对其事迹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又比如，作为《汉藏史集》的译者，他在《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一文中，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名称、身份、年代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物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显然，这是一篇对原著作者的回顾性研究，对译著起补充作用。此外，《汉藏史集》中关于西夏的历史记载也激发了他从事西夏研究的学术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编撰的《八思巴年谱》《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年谱》《章嘉·若必多吉年谱》3部历史人物年谱，不仅是我们全面认识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材料，也是对相关藏文典籍及其译著的补充。他曾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译后记中说道：“因作者系藏传佛教徒，有的地方宗教重于世俗，且对章嘉国师的政治活动有些以宗教的观点加以阐发，故有的年代不够翔实、脉络不尽清楚之处亦所在多有。这些尚须读者参考它书加以鉴察。”所以，陈先生编撰的3部历史人物年谱，不只是对史料的梳理，更是对史料的修订和完善，这些都是译者译研互动学术实践的鲜活体现。
其次，藏文文献是特定时期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记录和反映，藏文典籍翻译对我们认识地方区域史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依据和基础。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集中于藏文史籍，如《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红史》《萨迦世系史》《五世达赖喇嘛传》等文本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因此，这些文本的翻译为我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翻译实践中陈先生也十分看重典籍的史料价值，他在《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汉译本序言中说：“本书与其他藏文高僧传记相比，宗教的渲染较少。着重按时间年月日的顺序记事，颇类实录、起居注文体。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本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六世班禅提供详尽的资料。”“一部藏文古籍的翻译出版，不是对它的研究工作的终结，而是使这项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将藏文古籍译成汉文，不仅向其他民族的研究者提供了史料，向他们展示藏族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便利各方面的研究者用汉文、蒙文、满文史料来对比、勘合，更深刻地了解和掌握史料，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补充，又更加提高藏族先哲们用心血浇灌的史籍的学术价值。”陈先生指出藏文史传典籍汉译不仅对研究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民族关系史和多语种史料对比也有重要价值。所以，译者翻译实践中的目的语读者群体指向也较为明确，即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群体。总之，陈先生的译著因其极高的学术价值，已然成为相关学科的基础读本和必读文献。
再次，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开拓了渠道，加深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交融。众所周知，跨语际翻译本质上因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际需要而产生。所以，藏文典籍汉译自然也是一种满足文化交流需求的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藏文典籍汉译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众多藏文史籍的汉译对中国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民族文化交流会通产生了强大推动作用。陈先生作为藏文典籍汉译的重要实践者，其译著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不仅在学界享有极高的盛誉，同时译者通俗易懂的译文风格也满足了大众阅读藏族古代典籍的需求。因此，从翻译的社会意义层面来说，陈先生的译著在推进藏文典籍文化传播与流通，促进各民族文化广泛交流互动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藏文典籍尤其藏文史籍汉译工作始终贯穿于陈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而这一事业作为译者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先生在藏学研究中十分注重开展基础性工作，其中一项便是藏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翻译。从陈先生的藏学学术历程来看，藏文典籍汉译不仅是启迪学者思想、活跃个人学术活动的重要催化剂，而且在推动中国藏学事业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方面也产生了巨大作用。
四、结语
藏文典籍是中华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文典籍汉译不仅是促进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步的巨大动力，也是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陈庆英先生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也是藏文典籍汉译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藏文典籍的流通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陈先生的学术生涯来看，藏文典籍汉译始终是其学术工作的重要环节，而且他在翻译活动中遵循典籍翻译的基本原则，以忠实、准确、流畅地表达出原文意义为首要目的，又通过译序、注释、译后记、附录等副文本补充新的材料、说明思想观点、纠正原著谬误，增加和延长了典籍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陈先生的译著大多为藏文经典史籍，加之其译文忠实原文、表达流畅，这些译著已然成为藏学领域内的基本书目和重要参考。因此，陈先生的藏文典籍汉译实践不仅推动了个人的学术事业，成为其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推动中国藏学学科发展和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事业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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