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仁青：翻译,从细读开始
作者：祁发慧
来源：西藏当代文学研究
时间：2024-05-04 10: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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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发慧、龙仁青：翻译,从细读开始——龙仁青汉藏/藏汉翻译访谈
祁发慧：龙老师好,上次针对您创作的访谈是在八年前,今天想专门聊聊您的汉藏翻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汉藏翻译的? 是有什么契机吗?
龙仁青：发慧好! 谢谢你的访谈。应该说,对我的创作和翻译,你是最为了解的人了,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创作和翻译的持续关注,对一个写作者和翻译者来说,这是极大的鼓励。写作和翻译,都是极为孤寂的工作,有人关注,就相当于在前行路上看到了发光的微火。所以说,你对我写作与翻译的关注,是你带给我的光明和温暖。再次谢谢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藏汉翻译的? 此前的一些访谈中,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是一个有着自觉翻译意识的人,所以,翻译于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是从学生时代起就自觉地开始了翻译尝试。记得那时候,我就翻译过刊登在《章恰尔》等藏文杂志上的一些文章,也曾找来一部《格萨尔》史诗部本,尝试着翻译,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但这种尝试,让我品尝到了翻译的艰难,也懂得了翻译工作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艺。
我从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工作。那时候,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来自新华社、青海日报等媒体的新闻稿件翻译成藏语,再通过藏语广播播出。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让我的汉藏翻译工作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应该说,是通过“实战”,使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有的翻译梦想得到了质的提升和飞跃。在此期间,一直从事新闻翻译,作为文学爱好者,也开始尝试文学作品的翻译了。如果说在文学翻译上有什么契机,我一直觉得,集中翻译我的老师端智嘉先生创作的小说作品,并付诸出版发行,是我走上文学翻译的一个最大的契机。在此之前,也曾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但都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通过对端智嘉小说作品的翻译,我对文学翻译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刚刚开始踏上他的电影梦想之路,同样作为端智嘉先生的学生,他希望能够把先生的某一部小说作品搬上荧幕。如果要把先生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前提就是把他的作品先翻译成汉语。为此,万玛才旦找到了我,谈及他的想法,他想邀请我对先生的藏语小说翻译成汉语,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开始对端智嘉先生的小说作品进行汉译。这也是后来《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一书正式出版的前提,书中收录了端智嘉先生的八部汉译作品。我也因此加入了文学翻译的阵营。
图为《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龙仁青译版
祁发慧：在多年的藏汉翻译中,您觉得翻译是一种享受吗? 翻译的过程中会酝酿自己的创作吗? 您是否已经构建了一套个人的翻译密语。龙仁青：翻译是不是一种享受? 首先要说的是,翻译一定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所有的翻译都是从阅读原文开始的。我们平时的阅读,如果遇到一些自己不大理解的内容,可能会忽略不计,翻篇过去。但为着翻译而进行的阅读,如果遇到自己不理解的内容,那就是遇到了一座大山,必须竭尽全力,翻越这座大山,没有任何捷径绕过这座大山。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只能停下来,通过查阅资料、咨询学习等途径,寻找翻越大山的路径。所以说,翻译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学习方法。如果学习是一种享受,那么翻译也是一种享受。翻译是一个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酝酿创作,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受到翻译文本的启发,产生创作灵感,也许有可能。就我个人而言,似乎还没有过这种体验。青海几位藏汉文学翻译者,几乎也是创作者,其中有些创作者会把自己的创作文本分别用汉语和藏语写出来——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自我翻译的成分。如导演、作家万玛才旦先生,他的许多小说文本,都会有汉语和藏语两个文本。但我的汉语文本和藏语文本几乎是截然分开的,这是否也说明,在我的认知里,创作与翻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或体验,不能彼此兼顾,否则就会顾此失彼。
谈不上构建自己的翻译密语,但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些翻译心得。我认为,在翻译之前,进入原文仔细阅读,并且尽量去了解原文作者和作品创作的背景,使原文作品熟烂于心,是做好文学翻译的前提。所以说,翻译,一定是从细读开始的,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做好翻译。我认为,每一个作家,以及作家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气质的,这种气质就是通过阅读一点点了解的,所以,阅读有时候就像是认识了一位陌生的人,通过阅读,逐渐成为了朋友。只有成为了朋友,才算是你对原文文本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候,才能够开始翻译。
祁发慧：翻译中的诉求,德里达提出确切翻译,本雅明提出翻译理论,庞德提出翻译实践,给很多译者以启示和激励,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翻译观念? 在翻译方面,有人影响过您吗? 您会用翻译理论中的翻译方法、规范和技巧指导自己的翻译吗?
龙仁青：我的翻译,一开始就是从实践开始的。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从事新闻翻译之前,也就是在学生时代,曾自觉地尝试过文学文本的翻译,那其实完全出于一个受到双语教育的少年对翻译这种文本转换工作的好奇。我之所以能够进入广播电台工作,也是通过一场汉藏/藏汉翻译考试进入的,由于自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所以轻而易举就过了这一关。进入广播电台工作之后,直接开始了各种新闻的翻译,期间没有任何学习翻译理论的过程。新闻翻译,讲究的是精准,也就是确切翻译,这一点,通过翻译实践,得到了学习和提升。那时候,每一篇翻译的新闻稿件,都会有一个工作经验丰富的前辈审读修改,现在想来,这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翻译技能得到提升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有一种翻译理论影响到了我,我反而很看重西方世界很早就提出来的同化翻译和异化(归化)翻译的思想,也就是说,原文文本通过翻译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时,读者通过阅读,依然从语言层面能够感受到来自原文文本的异质性,还是这种差异完全被消解,变成了符合译文文本的叙述方式? 我个人认为,同化翻译在早期的翻译实践中,潜移默化地传达了原文文本的思想和形式,但异化翻译可能对读者的阅读造成陌生感,但这种陌生感本身就是对另一种文本所代表的文化背景的传达和强调。从这个意义上,我是比较看重异化翻译的,也在自己的翻译文本中,尽量保留原文文本的这种异质性。
图为龙仁青获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翻译奖（2020年）
祁发慧：作为一名翻译者,会与自己的翻译对象(作者或文本)保持距离吗? 或者说,您会在翻译过程中与原文作者建立一种知音关系吗?包括与原文作者的趣味相投或对原文创作意图的直觉判断与拿捏。龙仁青：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我的做法恰恰不是保持距离,而是去了解文本之外的更多信息,这里面就包括作者本人以及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等等。所以,我所翻译的作品,几乎都是我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作者作品,即便是《格萨尔》史诗的翻译,除了一些早期整理的历史文本,我也尽量做到对艺人以及整理者有一定的了解。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翻译者必须的功课。我所翻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所熟悉的藏族作家的作品。除了作品之外,我对这部作品的作者很熟悉,对他的创作动机、创作背景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会揣度作者的用心,甚至一些细微的情绪、呼吸等,我也会去想象。
祁发慧：您在翻译中会有意识地向原文作者的风格或类型靠拢吗?另外,您在翻译中会注重对比吗? 会不会在翻译时受到未知因素的指引?
龙仁青：这个问题其实也跟前一个问题相互关联。贴近原文文本的风格,我认为这是翻译的必须。所以,翻译之前的细读、对原文作者的了解,对其创作动机和背景的掌握等等工作,就是为了在译文中尽量还原原文的个性。
图为《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龙仁青译版
祁发慧：您和梅朵编著的《仓央嘉措诗歌地理》中的仓央嘉措道歌就是您翻译的,那么,同时作为创作者和翻译者时,翻译和创作有共通之处吗? 或者说,创作和翻译之间相互影响吗?龙仁青：首先要说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我一直不是很满意,如果说唯一满意的地方,那便是对其中仓央嘉措诗歌的重新翻译。原本,这本书的写作并不要求去翻译已经有各种翻译版本的仓央嘉措诗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经过对各种已有的翻译版本的阅读,发现了一些误译的地方,就觉得有必要以自己有限的藏文化知识,去对这些误译做一些更正。所以,以这本书为例,也难以去举例说明翻译和创作有没有共通之处,但可以确认的是,翻译也是一种创作。
祁发慧：就个人而言,翻译和创作会在时间和精力层面存在竞争关系吗? 翻译会耗费自己的创作热情吗?
龙仁青：其实,作为写作者,对自己原创作品的看重,应该比翻译作品要多一些。从这个层面去说,翻译和创作的确在时间和精力上形成了竞争关系。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在尽力调整创作与翻译在自己工作中的比重,尽量留给自己更多创作的时间,减少个人认为非必要的翻译。记得在跟作家阿来交流中,他也建议我多写小说,多有自己的创作才是。他认为新文化的成长在当下是重要的,而创作包含其中。
图为《藏族格言大全》
祁发慧：从目前的形势和迹象来看,汉藏文学翻译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史无前例的,您作为其中身体力行的一员,有何感想?龙仁青：的确是这样。不论是汉藏还是藏汉翻译,都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但同时,民族地区多年的双语教育,使得人们都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许多文本,不一定非要通过自己的母语去阅读,这就使得一些翻译文本在市场层面显得没有太多的卖点。这里面还包括许多西方的经典作品,大多也是通过汉语文本翻译为民族语言文本的,是“二传手”文本,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
还有一个问题。拿《格萨尔》史诗翻译来说,目前的译本,都是对《格萨尔》史诗艺人说唱的故事部分本经过录音、整理、修订后,业已出版的“定稿”作为说唱文本去翻译的。在翻译中也要完全遵循说唱文本的样式。这就给汉语的阅读者造成了一些阅读障碍。我曾把自己翻译的《格萨尔》史诗部本拿给只懂汉语的朋友去看,他们大多反映看不太明白。这是因为《格萨尔》史诗说唱,有着自成体系的程式,如果要读懂《格萨尔》史诗,前提是对这个程式要有一定的了解。那么,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去修改原著文本,迎合汉语读者阅读习惯,还是引导读者通过学习,去了解这些前置?
祁发慧：现在人们都很关心翻译的过程,能谈谈您翻译的习惯吗?您会花很多时间修改译稿吗? 翻译也是一种具有高度形式感的创作吗?
龙仁青：我的翻译习惯,大概有一个步骤:第一,对原文文本的细读;第二,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原文作者,包括涉及原文文本本身的创作动机等等;第三,通过作者本人或者第三方专家等解决原文中的疑难问题;第四,进入翻译。我的翻译,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足,所以当翻译完成后,用于修改译稿的时间并不会太多。所谓修改,也只是个别语法、语句的调整和错别字的修改。翻译肯定是一种创作,不单单是形式感的,它的创作有别于原创作品的创作。比如,通过对原文及原文作者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对作者和作品的揣度,就是翻译有别于原创作品创作的案例之一。
图为《格丹格言》龙仁青译版
祁发慧：您会尝试划清翻译过程中作为二度创作的微妙界限吗?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翻译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翻译者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正在创作中的作者的角色?龙仁青：翻译和创作的最大不同,那就是创作完全是“无中生有”,而翻译则是在现成的原文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创作。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对时间和数量的规划比起创作,就显得具体而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你可以规定自己每天完成多少字数等等,这种规定,比起创作就容易执行许多。我个人认为并不存在把自己想象成作者的情形,但是偶尔,也会为作者的书写,比如对某些段落或内容的处理,会为之拍案叫绝或感到遗憾。但翻译遵循的是尊重原文的原则,即便遇到遗憾或看出明显的逻辑问题等等,也不可能为原作者去修正。
祁发慧：纵观您的“翻译史”,2013年以前多为当代文学的翻译,2013年以后多为《格萨尔》史诗相关部分本的翻译。那么,从藏语言文学的层面而言,当代文学翻译与史诗或古典文学翻译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或者说,从翻译角度而言,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龙仁青：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我从原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调动去了青海省文联工作,我工作的部门就是《格萨尔》史诗研究所,我所承担的工作,就是对《格萨尔》史诗的汉译。我在原单位时,翻译是随性的,看到好的原文作品,阅读时产生了翻译的冲动,就去翻译了。那时阅读所涉及的范围,也是以当代藏语文学作品为多。自从调入《格萨尔》史诗研究所后,对这部史诗的翻译就成了我专门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你提到的这样一个时间分界。
当代藏族文学作品,从写作的形式而言,完全接续了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创作形式,所以把这些作品转化翻译成汉语时,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格萨尔》史诗则完全不同,比如,我刚才提及的史诗说唱的程式问题,还有这部史诗所涉及的大量有关人文、地理、历史、民俗、宗教、仪式等方面的内容,都会成为翻译的难点。我记得我翻译第一部《格萨尔》史诗《敦氏预言授记》的时候,就其中的某些内容的翻译,花了不少功夫,甚至远赴北京、拉萨等地拜访和咨询有关专家。这些花费在翻译之外的时间足可以说明,《格萨尔》史诗的翻译,相对于当代文学的翻译,要复杂、艰难的多。
图为《敦氏预言授记》龙仁青译版
祁发慧：可以看到,在对当代藏族文学的翻译中,您的翻译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涉及的作者包括端智嘉、德本加、拉先加等小说家,居格桑、日岗林等诗人以及哇热、群太加等散文作者。这些人都是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佼佼者,已经有成熟的写作观念和写作意识,那么您在翻译过程中会以翻译者的身份对作者的写作观念和意识进行维护吗? 或者,您会对相关文本的意义内核进行保护吗?龙仁青：是的,还是刚才说过的那句话:尊重原文,这是翻译原则。译者没有任何权利去篡改原文作者的写作观念或意识,译者的工作是用另一种文字忠实地转化呈现原文的内容,并尽可能体现原文风格及其他。即便译者发现原文可能出现的一些显而易见的误写,比如逻辑问题等等,我认为也包括在对原文文本意义的保护范畴之内。
祁发慧：您自己的创作中多写小说和散文,而在翻译中又涉及诗歌。那么,在对小说、诗歌、散文这些不同文体的藏汉翻译中,您有何经验性的见解? 比如,当代藏族文学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向等。
龙仁青：有人说,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诗歌开始的。这句话虽然不能概括作家写作的全部,但也是有一定的概率的。我的写作也是从诗歌开始的,只是后来的写作更多地集中在小说和散文方面。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所涉及的文学体裁,在创作和翻译上都是一样的。也不单单是从翻译这个角度去看待藏族文学,作为读者,其实我一直关注着当代藏族文学的书写。藏文文学杂志《章恰尔》是四省涉藏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杂志之一,有藏文版的《人民文学》的称誉,发表在《章恰尔》上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有着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三年一届的《章恰尔》文学奖,我连续担任了三届的评委,也就是说,连续读了近十年发表在《章恰尔》上的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评判体系或标准。应该说,当代藏族文学的创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并且与时俱进,“长江后浪推前浪”,成绩斐然,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未来的发展趋向,我也认为这几年有一个很好的转向,那就是从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学习和仿写中,许多作家开始意识到藏族古典文学、传记文学,包括《格萨尔》史诗等传统文学中所遗留下来的表达方式,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学的新的叙事策略。我认为,这样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也一直期待着这样的好的作品的诞生。
图为《水木格言》龙仁青译版
祁发慧：在对当代藏族文学的翻译中,综合原文和您翻译后的文本,您有没有特别中意的文本? 有没有一些翻译的文本是您现在还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的?龙仁青：有的,比如端智嘉先生的《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和《居格桑的诗》我都会不时拿出来看看。但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因为我的译文如何如何,我才有这样的冲动。更多的,是这两部作品,在藏族当代文学发展中各自代表着一种标高。端智嘉先生的文学创作,在我国改革开放后达到高峰,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他的作品在当时的藏族社会,有着宛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一样的昭示和警醒作用,这也使他有了“藏族的鲁迅”的称誉。他在藏族当代文坛的地位和作用,评论界至今未有足够的认识。他的短篇小说《活佛》创作完成于1981年,是他在他的家乡青海省尖扎县的古浪堤村创作结稿后,又在他当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首都北京修改完成的。我在翻译这篇小说的时候,特意把附在小说原作后面的创作时间和地点也如实地翻译附录在了后面。这个附录就这篇作品来说十分重要——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距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作者如一位预言大师一样,以警示的方式发出了预言: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其宗教身份,在社会上大肆行骗,希望广大民众提高警惕。这篇经典的作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担忧,以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应具备的良知、担当和敏感,完成了这样一种前瞻性的“授记”。
居格桑的诗歌有着扎实深厚的藏族诗律学基础,他接受了严格、规范、全面的诗律学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训练,这样一种训练,使得他在经过多年的传统诗歌写作之后,转身开始自由体诗歌的创作时,他的诗歌语言表现出了一种游刃有余的静美舒畅。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创作从藏族“年阿体”的诗律学诗歌过渡到自由体诗歌创作时,他的文字和语言所沾染的诗律学的韵律,让他的诗歌在张扬出一种简洁明快的现代气息的同时,已然还有一种传统文化的深浓味道。在居格桑身上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的接续。比之断然疏离传统,完全对现代西方的仿写,我更看重居格桑式的努力或突围。也许,是我们的年龄问题。
祁发慧：从《敦氏预言授记》开启的格萨尔史诗多个部本的翻译中,您最常遇见的问题是什么? 据我所知,您目前翻译的部本有《觉日的童年》《神岭迷藏九戏》《百热山羊宗》《朗日宝藏》《姜岭之战》《创世纪》《陀岭之战》等八九个部本。
龙仁青：截至目前,我翻译了八部《格萨尔》史诗,就目前所知,应该是翻译《格萨尔》史诗部本最多的译者。阿来兄说《敦氏预言授记》的译文达成了一种超越性,有了审美的愉悦。其实格萨尔史诗的汉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看到的,经过整理后付梓出版的藏文版的《格萨尔》史诗,保留了原初《格萨尔》史诗艺人的说唱文体,也就是说,我们译者面对的原文,是有着严格说唱程式和规范的文本,由“说”和“唱”两部分构成,当我们完全以尊重原文的翻译理念通过汉语原封不动地“照搬”这种程式和规范之后,其实对那些对这一程式或规范一无了解的汉语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这一点,从你提的某些问题中也可以看到。汉语读者习惯地把汉译文本当成了一部用于阅读的书,其实,在藏族民间,这样的书是读者拿起来说唱的,相当于是一个可以即兴表演的剧本。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可能后续还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在这点上寻找到某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格萨尔》史诗的翻译,遇见的问题要比当代藏语文学的翻译多许多,比如,涉及宗教和民俗的许多内容,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要进入一种学习和了解模式,有些关乎民俗和藏族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名词术语及一些俚语等,甚至很难在汉语中找到恰当的对应的翻译词汇,这是对译者的更大的考验。
图为《百热山羊宗》龙仁青译版
祁发慧：格萨尔史诗属于民间口头传统,就历史文化语境而言,现代汉语与藏族民间口头文学是不能一一匹配的。比如,在偶然翻阅的一个部本中看到飞船这样的名词,伤不起、卖萌这样的动词,如果回归历史语境,很明显这些词汇是无法与史诗内容匹配的,那么您是如何化解格萨尔史诗汉藏翻译中的问题的?龙仁青：据有关记载,《格萨尔》史诗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之间,这些故事开始在民间传唱,是在公元十世纪前后,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由此也可以形成一种普遍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格萨尔》史诗原文文本,虽然经由现当代艺人说唱,再经今人整理出版,但依然是承载着古代历史故事的典籍,对它们的翻译,包括在翻译中用词的选择,也要考虑到其历史性。在译文中运用网络用语或者一些在网络上流行的网络俚语,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
祁发慧：我注意到格萨尔史诗的翻译中总会有文白夹杂的现象,比如用“之”取代“的”,用“若”代替“如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史诗翻译中,是否有必要为了修辞上的对仗、结构上的均衡和对称,而削弱或简化文本的内涵或意义? 语法的平行结构原则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是否有必要让位于意义的抵达?
龙仁青：其实,在回答您上述问题的时候,我已经再三提到这一问题。那就是,我们面对的原文文本,是艺人说唱的文字整理文本,其中的诗歌部分,其实是唱词,这些唱词在原文中有着严格的符合其曲调的格式,有着唱词所必须的内在韵律。藏语读者拿到《格萨尔》史诗原文文本,一定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说唱的。那么,译者面对这些唱词,应该怎么去翻译呢? 我在翻译《格萨尔》史诗过程中,曾做过多种尝试,最终我选择了七言诗,我个人认为,七言诗可以跟其中的唱词基本相对应,我试图把唱词原本的音乐性尽量保留在译文中,我认为,七言诗是最有音乐性的文字表达,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大多采用七言诗的一个主要原因。
七言诗,也叫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形式最活泼、体裁最多样、句法和韵脚的处理最自由,而且抒情叙事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诗歌形式,诗体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七言诗起源于民谣。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正是因为七言诗的民谣风格,以七言诗风格翻译的《格萨尔》史诗唱词,便有了一种朗朗上口,富有韵律的音乐性。所以,在《敦氏预言授记》之后,我所翻译的《格萨尔》史诗文本中的唱词部分,全部都采用了七言诗。这恰好是对原文文本在译文中的一种补偿,而不是削弱。“之”“若”等汉语的运用,也是为了符合七言诗的规范。我反而非常反对那些涣散的,试图解释什么的长短句的译法,我认为是译者完全忘却了他翻译的是唱词。即便是当下的一首歌曲,不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其句子长短和字数要符合其歌曲的音乐框架,这是常识。
图为龙仁青在西藏民族大学做讲座（2018年）
祁发慧：您有多次在格萨尔遗迹遗物之地行走和考察的经验,这种实地考察或田野调查的经验给您在史诗翻译中的影响和收获是什么?龙仁青：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我对格萨尔遗迹遗物的认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格萨尔遗迹遗物遍及整个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但凡《格萨尔》史诗流传的地区,几乎都有遗迹遗物,且种类繁多,其中也有一些是有一定历史和年代的遗迹遗物。但迄今为止,这些遗迹遗物还停留在当地民间传说的层面,除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神奇故事,没有做过任何考古学或文物鉴定意义上的探究。我不是《格萨尔》史诗研究者,但我一直期望对格萨尔遗迹遗物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只有考古学和文物鉴定等专业的介入,才能够把格萨尔遗迹遗物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
祁发慧：当下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格萨尔史诗翻译的原则或标准?
龙仁青：是的。《格萨尔》史诗的汉译,除了20世纪50年代青海省曾经组织专家进行过短时间的集中翻译以外,多年来,其翻译一直是零星的,译者个人行为的。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格萨尔》史诗的汉译才进入了一个影响广泛的热潮。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等,但凡《格萨尔》史诗流行传播的省区,都投入人力和物力,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且成绩斐然。在这种大规模翻译的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没有一套史诗汉译的原则和标准,特别是史诗中的人名和地名,以及一人多名等现象,如何在汉译中呈现? 都成了摆在《格萨尔》史诗汉译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夸张地说,目前各地的《格萨尔》史诗汉译,就人名来说,除了格萨尔这三个字,其他人的人名——那些大将、王妃们的名字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读者原本就对《格萨尔》史诗很陌生,加上这种各自为政的翻译局面,给读者的阅读更是带来了更多困难。所以,至少在人名、地名等的汉译上,必须形成一个所有译者都遵循的原则或标准。
祁发慧：就翻译传统的建构而言,现代的翻译传统是集写作者、翻译家及批评家或活动家于一身,那么多年的写作者身份和记者身份,对您的翻译工作而言,它们提供了些什么呢?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者,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呢?
龙仁青：写作、翻译,包括做记者期间的采访采风,肯定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链条,彼此之间,一定也是相互滋养和成就的。如果说提供了什么,那一定是提供了经验的积累,以及不同方向创作间的互补吧。作为翻译者,其实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遇见让我产生翻译冲动的好作品。也很期待。
祁发慧：距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我,在青海写作》已时隔八年,上次我们主要谈您的文学创作,这次我们集中谈论汉藏/藏汉翻译问题,再次谢谢龙老师,期待您更多的创作和翻译。
（原文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九辑，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作家简介
龙仁青，汉藏双语作家、翻译家。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十月》《民族文学》等报刊发表原创、翻译作品300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入选多个年度选本及学生辅导教材。出版《咖啡与酸奶》《孔雀翎上的雪峰》等作品30余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青海省文学艺术奖等。有作品被译为英、意、日、阿等文。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林业文联生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自然文学协会会长。
祁发慧
1988年生，青海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青海省特约文艺评论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青海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文艺优秀人才,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员。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及格萨尔史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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