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果 | 唯有前行,方可贴近
作者:
来源:岗路巴
时间:2022-05-28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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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先,男,藏族,1970年3月生人,青海省贵德县人。民族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藏学及藏语言文学。在《中国藏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藏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参与编著多部著作,获得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先后主持负责国家社科项目3项,主持负责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2项,主持负责科技部重大研发项目子课题1项,参研省部级以上项目13项。
2007年,在一个深秋季节,作为民族学(藏学)博士点的导师,我带领拉先、看本加、仁青多杰等几位当时在读的博士生前往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聚居的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我们一路前行,所见皆是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的高地秋景之美。心中想象着一个遥远而又亲近的白马会如何出现在我们面前。对这些来自西藏、青海和其他地区的同学而言,白马藏族是在图像、文字提供的印刷媒介中的抽象性存在,即便之前阅读过不少关于白马的族属、语言、民俗及其宗教文化研究的论著,文本建构的白马形象依然轮廓模糊,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的记忆。与这种通过文字将感官的多样性单一化到视觉上的纸质性文本相比,那个时候的我们,似乎更期待一个具有鲜活场域,并与自己的期待和个体经验相融互通的“真实”白马,无论她如何出现在面前,我们定会乐此不疲,欣然接受。翻越崇山峻岭,当白马以自然地理分野提供的山川风貌,纯粹而又本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隐含在生活中的“文化”和活态生命扑面而来时,刹那间,我们都觉得,在这个确定的时间空间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仿佛久别重逢,又觉似曾相识。记得那些日子里,我们走进不同的人家,谈论各种话题,我们和房东曹如塔一家在火塘边,深度交谈,从古老的传说到家族的来历,在话语中捕捉彼此共同的词语,在酒歌里找寻你我相同的旋律。主人家的热情好客,使我们如沐春风。几天的调研下来,大家都有一种共识,这里似乎积淀着许多古老的文化痕迹,尤其是与藏族原始宗教相关的一些仪式活动,不但在这里存贮并呈现出活态的传承样式,如果我们能对这些隐含在民间的“文化记忆”进行发掘,解读仪式中的文化演化,探究当地人毫不在意,但我们能够觉察的某种被沿袭的传统思想,将会成为此次调研的一大收获。记得当时,我就建议拉先关注这片区域的宗教文化,从中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这样的考量,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拉先自幼生长在青海贵德,历史上,这里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动地带。文化呈现的多样性特质,往往也会潜移默化一个人的成长,会不自觉地建构一个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容忍和包容性。从学术背景来看,拉先在西北民族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来,又长期在西藏大学任教,其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多元的学科背景,使他不断获得“自我观视”和“观视他者”的双重视角,也促使他在情感和思维方式上具备跨学科研究的条件。其次,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通过系统学习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深刻理解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树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治学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他完成的一次重要“转型”,这也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者最应具备的学术品格之一。从个性来讲,拉先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真诚、善良,性格温和宽宥。直到今日,我们既是师生,又是良友。
拉先博士的著作《白马藏族宗教文化研究》,在时间维度上跨越多年,是一部在持续不断的田野调研基础上,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后生成的学术成果,他深入白马地区村寨,收集整理和翻译第一手资料,通过挖掘、考辨和进一步分析,首次提出白马地区的宗教文化是远古苯教在这一区域内的活态遗存,其宗教文化元素大多具有10世纪或11世纪之前的特征这一学术观点。这是基于大量的第一手藏文苯教经典和相关文献的解读之上提出的。以前的研究因局限于研究者语文学水平,大多成果难于完成对白马宗教内涵的深入研究,对其神职人员的不同称谓、宗教传承和祭祀仪式过程的叙述性描写较多,但深入语言、文本,探究其文化渊源,解读宗教符号,阐释象征意义的“内部研究”普遍不足。拉先的这部著作,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自己熟悉的宗教文化为参照,结合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理论,以综合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视角观察并参与该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宗教仪式“展演”活动,在苯教文化大背景下,寻觅其在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产生的“流变”与“不变”特征,整理存储在当地人语言、习俗、仪式中的活态文化现象,从中进一步探究白马地区以及周边藏地在宗教文化中的共性与个性。
其次,白马地区的宗教文化大多是通过节日、庆典以及其他仪式性行为来表现的,在这个远离藏族文化腹心地带的多民族文化走廊里,白马藏族的文化记忆具体载负在舞蹈、服饰、建筑、标记、图案、首饰等形式上,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循环展示,研究者若有与此相似的文化背景,就能够发现蕴藏的深层次文化内在逻辑和传承演变轨迹,并作出专业的研究与阐述,像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说的那样:学会“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理解和察析。在这一点上,拉先可谓“游刃有余”,充分彰显了他的专业水平,正如他说的那样:“从白马地区的这样一个宗教文化结构特征来看,是处于一个制度化宗教和非制度化宗教相混杂,相互之间又有必然联系的有机宗教信仰体系。其联系主要表现在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逐渐向制度化的正统宗教演化。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彼此作用,交换能量,呈现出“聚”与“散”的关系。这种结论,取决于他常年的关注,常年的调研,可以说做到了胸有成竹。
《白马藏族宗教文化研究》一书,还凸显了另一个特点,就是把“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结合起来,相互参证。该成果罗列了在白马收藏的诸多经文和符咒,对这些文献从藏文的发音特点、书写特征、结合白马方言进行比对,对符咒和部分经文结合苯教教理进行研究,得出其中的“什巴苯”的仪式程式。正因为作者凭借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在解读和阐释的同时,还对其中的代表性文本进行藏汉翻译,以弥补汉文文献的不足。对于当地流行的口传文献,拉先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与藏族传统宗教研究注重哲学经典阐释、探究宗派源流发展相比,当下学者大多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极具开拓与创新,但与此同时,如何在继承并遵循传统研究注重文本内涵,强化语言文字等工具基础上,与新兴学科进行调适与融汇,拉先的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那就是,立足于藏族传统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基础,返还到本土文化语境中“入乎其内”,同时,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体察和经验,在文化发生地获得“理解”后再“出乎其外”。
记得若干年前,拉先奔波在白马,他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带回成都,我们一起听那些白马人唱的歌谣,还有当地神职人员口诵的祝辞,讨论并辨析其中的含义。有一年春节,拉先带着他的家人,在大雪纷飞的白马过新年,当我每每接到他报平安的电话时,我想,他对白马,已经从最初的观望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贴近者。直到今天,提笔写下这篇序言,白马与拉先,早已彼此成就!
2021年10月30日于成都
2007年,在一个深秋季节,作为民族学(藏学)博士点的导师,我带领拉先、看本加、仁青多杰等几位当时在读的博士生前往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聚居的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我们一路前行,所见皆是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的高地秋景之美。心中想象着一个遥远而又亲近的白马会如何出现在我们面前。对这些来自西藏、青海和其他地区的同学而言,白马藏族是在图像、文字提供的印刷媒介中的抽象性存在,即便之前阅读过不少关于白马的族属、语言、民俗及其宗教文化研究的论著,文本建构的白马形象依然轮廓模糊,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的记忆。与这种通过文字将感官的多样性单一化到视觉上的纸质性文本相比,那个时候的我们,似乎更期待一个具有鲜活场域,并与自己的期待和个体经验相融互通的“真实”白马,无论她如何出现在面前,我们定会乐此不疲,欣然接受。翻越崇山峻岭,当白马以自然地理分野提供的山川风貌,纯粹而又本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隐含在生活中的“文化”和活态生命扑面而来时,刹那间,我们都觉得,在这个确定的时间空间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仿佛久别重逢,又觉似曾相识。记得那些日子里,我们走进不同的人家,谈论各种话题,我们和房东曹如塔一家在火塘边,深度交谈,从古老的传说到家族的来历,在话语中捕捉彼此共同的词语,在酒歌里找寻你我相同的旋律。主人家的热情好客,使我们如沐春风。几天的调研下来,大家都有一种共识,这里似乎积淀着许多古老的文化痕迹,尤其是与藏族原始宗教相关的一些仪式活动,不但在这里存贮并呈现出活态的传承样式,如果我们能对这些隐含在民间的“文化记忆”进行发掘,解读仪式中的文化演化,探究当地人毫不在意,但我们能够觉察的某种被沿袭的传统思想,将会成为此次调研的一大收获。记得当时,我就建议拉先关注这片区域的宗教文化,从中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这样的考量,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拉先自幼生长在青海贵德,历史上,这里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动地带。文化呈现的多样性特质,往往也会潜移默化一个人的成长,会不自觉地建构一个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容忍和包容性。从学术背景来看,拉先在西北民族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来,又长期在西藏大学任教,其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多元的学科背景,使他不断获得“自我观视”和“观视他者”的双重视角,也促使他在情感和思维方式上具备跨学科研究的条件。其次,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通过系统学习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深刻理解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树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治学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他完成的一次重要“转型”,这也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者最应具备的学术品格之一。从个性来讲,拉先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真诚、善良,性格温和宽宥。直到今日,我们既是师生,又是良友。
拉先博士的著作《白马藏族宗教文化研究》,在时间维度上跨越多年,是一部在持续不断的田野调研基础上,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后生成的学术成果,他深入白马地区村寨,收集整理和翻译第一手资料,通过挖掘、考辨和进一步分析,首次提出白马地区的宗教文化是远古苯教在这一区域内的活态遗存,其宗教文化元素大多具有10世纪或11世纪之前的特征这一学术观点。这是基于大量的第一手藏文苯教经典和相关文献的解读之上提出的。以前的研究因局限于研究者语文学水平,大多成果难于完成对白马宗教内涵的深入研究,对其神职人员的不同称谓、宗教传承和祭祀仪式过程的叙述性描写较多,但深入语言、文本,探究其文化渊源,解读宗教符号,阐释象征意义的“内部研究”普遍不足。拉先的这部著作,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自己熟悉的宗教文化为参照,结合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理论,以综合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视角观察并参与该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宗教仪式“展演”活动,在苯教文化大背景下,寻觅其在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产生的“流变”与“不变”特征,整理存储在当地人语言、习俗、仪式中的活态文化现象,从中进一步探究白马地区以及周边藏地在宗教文化中的共性与个性。
其次,白马地区的宗教文化大多是通过节日、庆典以及其他仪式性行为来表现的,在这个远离藏族文化腹心地带的多民族文化走廊里,白马藏族的文化记忆具体载负在舞蹈、服饰、建筑、标记、图案、首饰等形式上,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循环展示,研究者若有与此相似的文化背景,就能够发现蕴藏的深层次文化内在逻辑和传承演变轨迹,并作出专业的研究与阐述,像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说的那样:学会“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理解和察析。在这一点上,拉先可谓“游刃有余”,充分彰显了他的专业水平,正如他说的那样:“从白马地区的这样一个宗教文化结构特征来看,是处于一个制度化宗教和非制度化宗教相混杂,相互之间又有必然联系的有机宗教信仰体系。其联系主要表现在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逐渐向制度化的正统宗教演化。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彼此作用,交换能量,呈现出“聚”与“散”的关系。这种结论,取决于他常年的关注,常年的调研,可以说做到了胸有成竹。
《白马藏族宗教文化研究》一书,还凸显了另一个特点,就是把“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结合起来,相互参证。该成果罗列了在白马收藏的诸多经文和符咒,对这些文献从藏文的发音特点、书写特征、结合白马方言进行比对,对符咒和部分经文结合苯教教理进行研究,得出其中的“什巴苯”的仪式程式。正因为作者凭借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在解读和阐释的同时,还对其中的代表性文本进行藏汉翻译,以弥补汉文文献的不足。对于当地流行的口传文献,拉先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与藏族传统宗教研究注重哲学经典阐释、探究宗派源流发展相比,当下学者大多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极具开拓与创新,但与此同时,如何在继承并遵循传统研究注重文本内涵,强化语言文字等工具基础上,与新兴学科进行调适与融汇,拉先的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那就是,立足于藏族传统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基础,返还到本土文化语境中“入乎其内”,同时,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体察和经验,在文化发生地获得“理解”后再“出乎其外”。
记得若干年前,拉先奔波在白马,他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带回成都,我们一起听那些白马人唱的歌谣,还有当地神职人员口诵的祝辞,讨论并辨析其中的含义。有一年春节,拉先带着他的家人,在大雪纷飞的白马过新年,当我每每接到他报平安的电话时,我想,他对白马,已经从最初的观望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贴近者。直到今天,提笔写下这篇序言,白马与拉先,早已彼此成就!
2021年10月3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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