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蒲文成：自述
作者：蒲文成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时间：2022-02-08 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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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成自述
（选自《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01 我的故乡
公元1942年11月19日（农历甲午年十月二日）傍晚，我出生在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的蒲家壕村。故乡坐落在湟水北侧一条叫“水磨沟”的湟水河支流的沟口。水磨沟靠近湟水的村子叫蒲家墩，我从8岁起，便随家人在蒲家墩生活。由此向北一华里是蒲家壕，随着人口增长，现在二村基本相连。蒲家墩东隅是乐都北山一条支脉的尽头，俗称“东旱台”，台子高百余米，向北渐次升高，直与乐都北山相连。蒲家墩以蒲姓人家为主，东面台子上古有一座烽火墩，故名；又因地处水磨沟口，也叫“蒲家口”或“蒲家口子”。幼时的烽火墩，至今留有记忆，然而实物已荡然无存，徒有一块“县级文物”的小石碑。蒲家壕亦以蒲姓人为主，西隅也是乐都北山支脉的尽头，有条壕沟直通西面的旱地湾村而得名。从蒲家壕向北，依次是田家村、西庄、磨庄、脑庄，都是沟岔小村庄。从脑庄向北，水磨沟越来越狭窄，直通乐都北山林场，谓之“水峡”，地势升高，但林木苍翠，景色秀美。蒲家壕村沟面相对开阔，东西两面山头虽不见树木，但蒿草丛生，东面山头平地开辟有农田，种植小麦、青稞、洋芋、糜子、谷子、荞麦之类。水磨沟水从北山流出，水势虽远不比江河，但可随便转动水磨，相对于湟水河，被称为“小河”或小溪，一年四季川流不息，且除了山洪，平时清澈见底。小河源自北山，穿越脑庄、磨庄、西庄、田家村，经蒲家壕，再到蒲家墩注入被称为“大河”的湟水。蒲家墩地处真正的湟水谷地，是青海自然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记得自己幼时的水磨沟两岸沿溪数里都是几人环抱的大柳树，溪边高处是良田、果园。农作物品种繁多，小麦、青稞、洋芋、荞麦、蚕豆、黄豆、扁豆、豌豆、胡麻、大麻、玉麦……应有尽有。果品种类更多，诸如软梨、杏子、核桃、沙果、林檎、冬果秋子、马奶头、窝梨……仅杏子就有十几种。故乡人喜欢花草，大户人家的果园内，有花园，不少人家院落内都有花圃，还有少量瓜田，主要供农户家自己和山上的亲戚们食用。而今看到不少农作物品种和果类在逐渐消失，小河几乎干涸，这使我对幼时的故乡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思念之情。
我幼年多病，身体孱弱。据家人讲，常常日夜啼哭，家人无奈，按当地旧时迷信习俗，曾让本村庙堂的神佛领保，或名义上由他人领养。即使这样，母亲仍常整夜抱着我，在炕上转来转去，不能休息。当我懂事后听到这些，对家人尤其是母亲，总是无限的感恩，难报其恩之万一。当时，我家是一个少见的大家庭，通家三十多口人，同一锅吃饭，主院正房是一座二层木楼，因此当地人称我家是“楼底下家”。木楼隔板和地面全用松木板装成，但厚重粗糙，人行走时，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有时夜间还听到隔板上老鼠的奔跑声。楼前院台边缘用石条镶嵌，天气晴好时，小孩们都端着碗，以院台石条为桌吃饭，排着长条，其景象迄今不忘。
祖父是当时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为前清秀才，村民称之为“先生”，实际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据说祖父成年后，家境日好，与兄长商议，要改换一下门庭，送子侄辈到近40华里远的碾伯城读书，但都未能读完。祖父一气之下，自己去读，终于完成学业，获得了“先生”的尊号。这时，大姑、二姑等均已降生，祖父毕业日，庄邻为他披红挂彩，跨马游村，上坟祭祖，着实荣耀了一番。
02 早年生活
从我四五岁懂事起，祖父就要我和大哥、二哥一起读书识字，决心不让我们像前辈一样永远当庄稼人。祖父十分严厉，教授《百家姓》《农用杂字》之类的读本，主要是认字、写字。每天规定字数，要求熟记，第二天早晨要在院落地面上把规定的字背写出来，为防止互相偷看作弊，让三个人各从院落一角背朝院子中央蹲在地上退着默写，每天地面上出现长长的三绺字，祖父手拿一个扫把，仔细检查，正确的字边查边扫去，最后留下的都是错别字。这时，祖父要行使家法了。家法是一块长竹板，行家法，就是打屁股。祖父手拿“家法”，逐一过关，一般先从大哥开始，只要有错别字，喝令一声“拉倒！”，另两人将大哥按倒在地，脱裤子露出屁股，祖父狠劲用竹板抽打，有几个错别字就打几下，目的是要他长记性。那时，自己虽然年龄最小，但绝少挨板子，常受到祖父的表扬。就这样，我6岁上小学前，已经认识了不少字，这算是我受的学前启蒙教育。记得1949年秋青海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兰州进驻西宁，途经家乡，有一天一部分战士住宿我家，有位解放军叔叔见我会识字非常喜欢我，曾送我一支钢笔，鼓励我学习。
《布顿佛教史》（布顿·仁钦珠著 /蒲文成译）
1952年我在本村的初级小学毕业，要到离家10华里的高庙完全小学走读上学，每日早出晚归，中午带着干粮，往返要走20里路。当时的我年幼体弱，走了不到一个月，家人见我确实走得艰难，只好让我休学一年。1955年，我完小毕业，顺利考入乐都中学。就在入学前夕，家中发生一场灾难，祖父因车祸被辗断双腿，使原本经济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这时，二哥因为家里缺乏劳力，被迫辍学务农，祖父念我天资尚可，坚持让我上学。于是，我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中学生活。所谓艰苦，主要是贫困的考验。我生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上有两个哥哥，下有3个弟弟和3个妹妹，加上残疾的祖父和被裹成小脚失去户外劳动能力的祖母，全靠父母的一点农业收入糊口。当时，中学除了正常的学习费用，上灶每月需交12.4元的伙食费，这对我家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于是我决定不上灶，每个周六下午徒步回家，周日背一周勉强够吃的干粮、炒面到学校，6天内每餐是单一的干粮、炒面和开水，就这仍不时断顿。我望着其他同学吃着热腾腾的饭菜，渴望着自己也有这么一天的到来，回到家里，吃到水对面的面条，真是比吃了八盘菜还香甜。祖母见我如此眼馋饭菜，每次回学校都给我准备一些自制的腌菜，加一点油花和辣椒面，比单吃干粮可口多了。对于家人来说，我能每天吃到干粮，算是最优厚的待遇了，用不着吃糠咽菜。每次看到祖母为我烙饼，面柜里的面像雪消一样减少，我的心总免不了一阵疼痛，总想早一点长大毕业，减轻家庭的负担。后来我才懂得中国的农村不少家庭都有过类似的贫困。为了度过上学时的艰难，减轻家庭负担，每个寒暑假我几乎都在外打工，曾守过菜园子，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在铁路车站当服务员……各课的作业本不少是原来用过本子的翻新本；衣服也常是大改小，没有换洗的衬衣。但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艰苦的生活使我锻炼了意志、养成了节俭的品格，由此培养起了对平民大众的同情心，永远与他们心连心。艰苦更使我懂得刻苦学习才是农家孩子跳出门、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径，我一直用勤奋苦学、优秀的成绩弥补经济上的贫困，中学期间一直品学兼优，得到老师们的喜爱和学校的嘉奖。从1957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打破了校园的平静，反右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烧石灰、开荒种地……一个接一个。可喜的是，由于反右，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右派分子成了我们的老师，我敬佩他们的学识，依然认真学习，尽量减少运动造成的损失。其中，我最敬重、印象最深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汤钟琰先生。先生知识渊博，书生气十足，一直给我们讲授语文和俄语课，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1960年5月，因为学校教师短缺，高中班的几位同学被吸收为教师，我参加了工作。尽管每月只有30多元的薪酬，但对我来说生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先后任教于乐都一中、桃红营完小、乐都二中。在一中、二中，是俄语教师；在小学担任临时学区负责人，管理下面的15座小学校。
03 大学生活
1963年，我寻求深造的机会参加高考。然而近4年的提前工作，使我丧失了原本喜欢的理科报考勇气，不得不选学文科。当年，我考入当时的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平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藏族和藏语文。尽管我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由于自然地理的分割，对于藏族社会的认识，对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一无所知。记得当年全省高考，只招收了一个文科班，我们班有40名学生。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有汉、藏、土、回、撒拉等5个民族成分。记得当时我们一度专业思想不巩固，主要是认识不到学习藏语文的重要性，多亏老师们循循善诱，讲解我国多民族的国情和学习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并以喜饶嘉措、才旦夏茸等大师们的事迹激励我们，这样我慢慢消除了偏见，转变了看法，逐步巩固了专业思想，从零开始，学习藏族语言文学和其他课程。自己虽有数年的俄语学习和教学经历，但对藏语是绝对陌生的，其发音和拼读方法更觉得稀奇和困难。当时由多加格洛、李舞阳先生讲授拼音，李先生是学藏语文专业的湟源汉族，主讲拼音，多加格洛先生原是海西阿汗达勒寺的活佛，后来还俗从教，负责纠正发音。二位先生认真耐心，为我们突破拼音关费了不少心血。后来，有郭登元、温存智、李建文、朱宽、程祥徽、胡安良、张达生、严锦宇、杨铮、谢健、王定基、王荣德、马成祥等一大批老师，先后任教，至今我深深地怀念他们。那时，给我印象极深的还有各民族同学之间的和睦相处，除了回族、撒拉族吃清真餐外，大家几乎忘记了每个人的民族成分，民族观念和意识极为淡薄。
1965年春天，青海调整高校布局，成立青海大学，下设师范学院、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青海民族学院则专门培训社教积极分子。于是，我随系迁往师范学院，直至1967年毕业。当年，作为实习课，我们全班到当时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乡的尕海滩草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尕海滩当时有茨汉达哇、措卡、拉约合玛3个公社，实际是3个大队。我被分配到拉约合玛公社，参与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毕业后，因“文革”待分配一年。1968年，我和8位同学响应“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牧区”的号召，自愿到青海最为艰苦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工作。当年8月，我们从西宁乘汽车出发，翻越日月山，便进入了旧时所谓“过了日月山，眼泪流不干”的草场牧地，经过共和盆地及一眼望不到边的三塔拉戈壁，展现在眼前的便是辽阔无垠、水草丰茂的切吉草原，再翻过河卡山，到大河坝、温泉，然后攀登崎岖陡峭的鄂拉山，随着地势的增高，巍峨高峻、终年积雪的阿尼玛卿雪山屹立于天地之间，这就是安多地区的总山神玛卿邦热的驻锡处。告别玛卿雪山，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相对平缓的草原公路上向南行驶，穿越牧草与红色岩石相间的花石峡，经昌麻河折东，穿越狭长的东倾沟，到当时的果洛首府大武滩。大武，海拔3700米，地势开阔平坦，稀疏的几排平房，十分荒凉，虽是金色的8月，却已寒气袭人。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培训，我被分配到州境最南面的班玛县。于是，我与两位同学再经优云、当洛、上贡麻，过黄河，到达达日县的吉迈滩。然后沿着稍显下倾的道路继续南行，经窝赛、德昂，地势突然下沉，通过蜿蜒盘旋的下山路，直抵满掌。回首望去，仿佛从天而降。从满掌起，一条简易公路沿山谷向东南伸展，两面山峰耸立，灌木丛生，又是一番别样的景致。到了多贡麻，沿着大渡河的上游马可河，汽车在河畔寻路而行，艰难地走过数十里便道，终于抵达最后的目的地班玛县址赛来塘。从西宁启程到终点，一路基本浓缩了青海的地貌特征，要经受高寒、缺氧、寂寞的考验。首次的果洛之行，使我真正感受到青海地域广袤、风光无限，地形复杂、环境艰苦。
随后，我被分配到班玛县中学教学。在那里，曾长时间与当地的汉藏等多民族干部、群众、学生一块学习生活，共生活工作了11年，果洛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岁月，感受良多，值得回忆的人和事真的一言难尽。记得自己与索增同志曾办过一个基层会计培训班，我们自编藏文教材，全用藏文讲授，带着培训班学员去当时的马柯河公社各生产队实习，后来听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基层会计中的骨干；自己为当时新成立的班玛中学最高班级长期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课教学，一直带他们高中毕业，师生关系密切融洽，也算为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点贡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海东部城乡仍然生活困难。我庆幸到了果洛班玛，再也没有饥饿的困扰，1969年夫人离开家乡乐都来投奔我，尽管一度没有城镇户口吃不了供应粮，但周围的同志们（多数是当地藏族干部）纷纷主动资助粮票，或直接从他们的粮本上购粮。我俩都出身农村，自小有劳动习惯，班玛地广人稀，只要能干，不愁无用武之地。我俩开辟出数块菜地，种上洋芋、萝卜、白菜、莴笋等十多种蔬菜，除了辣子、菜瓜等不适合高寒地方的开花类蔬菜，可以说应有尽有，全都是有机绿色食品。尤其萝卜最适宜生长，大的竟有7斤多重，水灵灵，可口极了，我们管它叫“班玛西瓜”。那时，班玛有一大批从西宁、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分配来的大中专生，大家情趣相投，每逢休息日，常聚集寒舍，吹拉弹唱、朗诵诗歌、述说来草原的感受，一边吃着“手抓”“班玛西瓜”，一边猜拳饮酒，其乐融融，赛过神仙。还难忘的是，当时的班玛，燃料无煤，全靠牛粪和从林区捡来的松树枝。夫人极会过日子，常与他人结伴到附近商队的牛群里捡牛粪，那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不但不能畏惧躯体高大的牦牛，更要敢于面对凶猛的守护牛群的藏獒，好在善良的藏族主人一般都能呵住咆哮的猛犬，不让其伤害这些能吃苦的普通人。记得我和夫人常利用节假日，拉着人力车到十多里远的山沟去割一种叫“香柴”的灌木，还有一种叫“黑条柴”，比香柴要高，这两种灌木极易燃烧，不待晒干，割来即可引火烧饭。当时没有生态观念，只求生存，现在想起来那是对植被的一种破坏。我们更多的燃料来自林区。班玛是青海省著名的森林区，从县府所在地赛来塘向南，沿着马柯河地势渐低，山大沟深，亚日堂、班前、灯塔一带山沟，遍布原始森林，以针叶松为主，林区河边常有群猴出没嬉戏。另一条大河叫多柯河，是班玛与四川色达县的分界河，多柯河流经达卡、吉卡，进入知钦，地势下降，亦是大片原始林区。马柯河和多柯河流入四川境内，合流成著名的大渡河。班玛林区的原始森林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青海省的建设用材，一直有运输木料的汽车来班玛，偶尔遇到相识的驾驶员，他们想来熟人家吃点家乡饭，改善一下生活，我们也往往乘便搭乘他们的汽车到林区，他们到指定的地方装木料，我们在路旁捡遗弃的松树枝，松树枝历时久、旁枝叶子脱落的最好，我们都叫它“松把骨”，一是便于装卸，二是更实惠有用。待汽车装好木料，驾驶员便开车到我们所在的路旁装上“松把骨”。有时还掏钱买一点遭火灾枯死的“火烧木”。于是，满载而归，有了它，既可烧饭，又可冬天取暖。有时，我们乘便车直接去林场购买电锯圆木后的下脚料，我们通称“板皮”。板皮在那时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作燃料，更多的用来钉制堆放燃料的杂物棚，内可用来储存晒干的牛粪、电锯木料后的锯末等。班玛地处青藏高原边隅，当时常有地震预报，板皮棚便成了防震棚，一旦接到地震预报，我们便在棚子里生活过夜。防震棚因只有薄薄的一层板皮遮雨挡风，与正规住房恰恰相反，冬冷夏热，或白天烈日下酷热，夜晚却寒冷难寝，但很有安全感。总之，11年的班玛生活虽然闭塞艰苦，却有滋有味，颇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相比之下，后来的城市生活，多数时间埋头于书房，没有节假日，只有没完没了的熬夜加班，没有亲朋间的谈笑娱乐。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班玛的生活更让人回忆留恋。
当时是一个运动多的年代，自己虽为教师，但因为粗通藏语文，便常被抽调参与一系列社会活动，称之为“下乡”。期间，我多次深入基层，与藏族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曾3次参与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多次参加路线教育之类的各种运动，搞过教育调查，防止过所谓新的“叛乱”的发生，还参与过一些对所谓反革命案件的侦破活动等。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从1965年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的尕海滩参加的“青海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起，在基层住帐篷（个别时候住藏式碉楼）约达3年。为与广大农牧民打成一片，曾取名“华周”，班玛县江日堂乡的阿什姜、班前乡的岗西村一带的村民一度熟悉在他们那儿生活过一位叫“华周”的汉民，与他们亲密无间。1990年夏，我因调查觉囊派的历史和现状，重回果洛班玛，专程去阿什姜看望那里的乡亲和当年的房东，大家不停地叫着“华周”，不停地重复着“卡兆”（果洛口语，意为谢谢），都说事过多年，还记着他们，能来看他们的，我是第一个。这时，当年的房东罗才、茨仲兄妹已是儿女成群，他们的母亲老阿姨波波已离开人世，着实伤感了一番。想到她老人家6个月内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不让我吃陈旧酥油，常常为我盖被，生怕着凉，对我比儿子还亲，临别时送给我她亲手捻线拧成的马缰绳，依依不舍的神情一直不能忘记。
05 再次深造
1977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夏天，我乘坐汽车，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回到阔别的故乡探亲。世上的事都是机缘巧合，1978年对我是一个极具怀念的年份。上个世纪70年代，整个青海仍然信息闭塞，尤其是远在天边的果洛草原，仿佛是个世外桃源。探亲期间，我到母校拜访当年的各位师长，在王青山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招收古藏文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才旦夏茸、王沂暖等先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首次听说、振聋发聩的消息。这时的我，已对藏学、藏学学者有了肤浅的了解，知道才旦夏茸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已名闻各地，公认他和西卜莎格西罗哲嘉措是绍继和光大安多高僧格塘罗桑华旦和晋美丹却嘉措之经师晋美三旦学说的两大高徒。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藏学界，他与西藏的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和四川的毛尔盖·桑木旦先生齐名，是国内最出名的藏族学者。对于学习藏语文，打算研究藏学的学子来说，能成为才旦夏茸先生的学生，听其教诲指导，是一种幸运和机遇。于是，我慕名做出决定，积极准备，报考1979年西北民族学院古藏文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令人欣慰的是，1979年的夏天，我接到了西北民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被录取的4位研究生，除了我，另外三位是高瑞、达瓦洛智和官却，都是藏族。四位同学中，我年龄最大，藏语文基础最差，我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日起早贪黑，除了上课，查阅抄录资料，勤于思考问题，３年来，在各位导师的教授指导下，较系统地学习了藏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并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藏族史等研究，开始了我的藏学研究生涯。1982年学业结束前的夏天，我们4位同学随才旦夏茸先生、却太尔教授和母校的褚荣华主任去西藏作田野考察。在西藏20多天，我们先在拉萨市及其周围地区考察，然后从拉萨到江孜，再到日喀则、拉孜、萨迦，折东去扎囊、桑耶、乃东、琼结，几乎走遍了卫藏两地的主要山川、城镇、寺庙、古堡和其他名胜古迹，领略神奇的高原风光，考察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宗教文化。这个地球最后净土的高大陆，不愧是万山的灵境、生灵的家园、江河的摇篮、民族的乐土、艺术的圣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江河清澈、湖面如镜，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独具特色，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一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感到无限神秘，令人向往。从此，我更加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06 科研生涯
1982年11月，我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硕士论文《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通过答辩，获古藏文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本校工作。这时，青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急需研究人员，时任民族研究所所长的刘醒华先生代表院方专程来兰州，希望我能到青海社科院工作。鉴于刘先生的盛情和对故乡的怀念，我向西北民院提出改派的请求，12月来到我一生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青海社会科学院。
在青海社会科学院，我整整度过了20个春秋。期间，先后任民族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6年任社科院副院长。
社科研究方面，我长期从事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论与问题研究，撰写过一些有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专著、理论文章，并译注藏文古籍多部，为继承、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先后出版书籍20部（含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另参与十余部书的撰写工作，总成果量500多万字，其中15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的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或“珠峰奖”。1990年12月被评为青海省优秀专家，1992年11月人事部授予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元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蒲文成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本人研究领域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藏族史研究曾致力于吐蕃史、青海藏族史和西藏史的研究，特别对于吐蕃历史年代、宋元青海藏族史、明清王朝对西藏的施政、汉藏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致力尤多。主要成果有《汉藏民族关系史》《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的分歧》《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对罗卜藏丹津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质疑》《第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活动情况述要》《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试论十八世纪中叶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藏传佛教进步人士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积极作用》《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等。
（二）宗教文化研究多年深入调查研究青海等地藏传佛教的历史、现状、活佛系统、宗教活动、寺院状况、教义教规、重要人物、修持方法等，曾主编出版《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合作编写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塔尔寺概况》《青海寺庙塔窟》等专著，发表了《青海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源头》《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文都寺简述》《青海蒙古族寺院》等以及有关教派传播的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写成《觉囊派通论》《宁玛派概论》《藏密溯源》《青海佛教史》等。研究宗教人物方面，系列文章有《青海驻京呼图克图述略》《宗喀巴生平纪略》《佑宁寺的王佛与五世王佛的佑宁寺志》《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及其佛教史名著如意宝树史》《宁玛派高僧隆钦然绛大师》《当代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活佛》等，并为多书撰写数十位人物传略。宗教教义、修持方式研究方面，曾发表《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几个问题》《浅谈宗喀巴大师的显密学修次第》《宁玛派教法概论》《大圆满法概说》《脱噶修持法概述》《觉囊派教法渊源及其在西藏的早期传播》《经幡源流刍议》《颇瓦法概述》《宗喀巴大师与却藏活佛系统》《扎藏寺与车臣诺们汗》等。
（三）现实问题研究以藏传佛教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宗教理论和政策、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维护社会稳定、预测宗教发展趋势、减轻信教群众的宗教开支负担等一系列问题，发表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一些再认识》《再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传佛教及其社会影响》《多加乡的民间宗教活动》《浅谈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青海的民族宗教及管理现状分析》《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思想》《正确认识宗教，努力做好宗教工作》《关于统筹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试论青海的战略地位》《浅论文化的继承吸收与创新发展》等，并出版专著《汉藏民族关系史》《青藏高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四）藏文古籍译注除汉译大量藏传佛教文献资料外，译注出版了《七世达赖喇嘛传》《佑宁寺志》《松巴佛教史》《布顿佛教史》《白史》《罗热噶巴寺志》等藏文佛教史名著、人物传记和寺院志，并将拉萨大昭寺的祈愿活动、藏铃的铸造方法等由英文译为汉文。在翻译实践中探索翻译技巧和规律，发表有《汉译藏文文献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
在科研之余，对人大、政协、政府参事等工作尽职尽责，积极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多年来，参与有关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就业、民生、新农村建设、特色农业等多领域的调研和视察，乃至不顾年迈，数往玉树灾区调查，均提出过不少有分量、有见解、可操作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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