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多杰才旦：我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我是1951年6月以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成员的身份走进西藏的。在这之前我的主要经历是：1925年出生在青海省湟中县，在当地念完小学、中学后，1948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上学。在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北京解放后，因革命需要进入中央民委（1954年更名为国家民委）工作，在藏民组成立后担任组长。1949年底，中央为解放西藏作准备，在北京成立了藏民研究班。这个研究班的学员，主要是原来国民党无锡边疆学校的藏族学生和菩提学会个别懂藏文的汉族，他们先是被转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藏文，这个研究班成立后，便将他们与华北革命大学的两个藏族学生集中起来。当时我主要协助从内蒙古伊克昭盟调来的韩戈鲁同志，请中央领导和一些专家给他们讲课、作报告，讲《共同纲领》和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等内容。半年后，研究班结束，韩戈鲁同志带着这些同志到西南局，归并到了十八军，准备进藏。后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西藏革命的领导骨干。这之后，我仍主要参与有关西藏的工作，曾负责联系接待班禅堪布会议厅的计晋美来北京。1951年4月，和杨静仁同志一起到西安接班禅来北京，并负责其接待任务。当时，我对西藏的情况还不甚了解，所以，工作之余就买了不少有关西藏和藏族内容的书来看。
       《十七条协议》即将签字前，张国华同志向中央提建议，派遣一支科学考察队随军进藏，帮助西藏开展各项工作。中央研究批准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负责统筹规划，科学院和国家人事部门负责这件事的具体安排。最初中央民委接到派遣人员参加科考队的任务后，考虑到我手头的工作离不开，曾打算派一个蒙古族同志去，但最后还是决定派一个藏族同志去藏族地区更合适。便让主持工作的民委常委副主任刘格平跟我谈，派我去半年后一定要回来，因为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中央民委的工作也是很重要和需要人手的，我接到这个任务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一是由于我是从学校直接进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很渴望下到基层去实践锻炼一番；另一方面，西藏是藏族的发源地，我作为一个藏族，到本民族地区工作也是应该的。再者，一切服从革命需要和组织分配，所以我很愉快地就去中国科学院报到了。

       我参加的西藏工作队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西藏的第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科学考察队伍，它分为地质地理组、农业气象组、社会历史组（后改为社会科学组）、语言文艺组、医药组5个组，全部人员共48人，由地质学家李璞担任队长，建制上隶属于十八军。我被任命为社会历史组副组长，这个组的组长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林耀华教授。当我们这支众多戴着眼镜、年龄普遍偏大、穿着军装的队伍，一路从北京经武汉到达西南局的所在地重庆时，引得不少人纷纷猜测，搞不清我们是哪一支部队。在重庆，邓小平同志专门接见我们，向我们讲了西藏的形势，之后我们又乘飞机到新津，从那里开始脚踏实地的沿着公路向西藏进发。历经跋山涉水、暴风雨雪的艰苦磨难，1952年2月15日才到达拉萨。这时距我离开北京已过了8个半月，行前刘格平副主任给我的半年期限早已超过了。
到达拉萨后，西藏工作队开始根据各自的专业分散行动，我参加了拉萨市委组织的到基层宗谿发放无息农业贷款的工作，这是根据毛主席制定的西藏工作方针，在取得西藏上层同意后，深入下层做的影响各个阶层群众的工作。放农贷工作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西藏的农奴阶层，看到他们悲惨贫穷的生活状况，使我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社会有了一个印象深刻的认识。

发放农贷结束后，我回到了拉萨， 本打算到日喀则去，再从那里经阿里从新疆回北京，这时张经武同志找我谈话，对我说：“经过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他们同意开办拉萨小学，这件事中央已经批准。你是藏族，又上过北京师范大学，工委想暂时把你留下来协助办学，有没有意见？”我当即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接受这个任务，但是请组织上与中央民委协调一下。协调之后，民委最初的意见是借调两个学期，时间快到的时候，工委又提出延长借调时间，结果又延长了一个学期。1953年，拉萨小学的第三副校长陆一涵要调离时，张经武同志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留在西藏工作，担任拉萨小学的副校长。我的回答是：只要组织上同意，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在西藏工作虽然生活上要比北京苦一点，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对民族和社会都有意义的事，再怎么苦也不能说个“不”字，应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责任感。就这样，张国华在北京与民委协商后，我就正式留在西藏工作了。因此，可以说，拉萨小学是我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的发端。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参与创办拉萨小学和我后来创办西藏社会科学院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我这一生中办的3 件最有意义的事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3件事了！

《西藏经济简史》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

       那时在拉萨办一所小学，决非现在意义上的教育办学这么简单。西藏过去没有现代教育，只有少数类似于私塾的学校。我们要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就要从小学入手。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西藏上层的一些人坚决抵制我们在那办学，甚至有人散布说，将来西藏坏就坏在拉萨小学，因为它是宣传“赤化”的地方。故而创办拉萨小学既是我们开创西藏现代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办学成为我们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是我们与西藏地方上层中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焦点之一；但它同时又是共产党进藏以来给藏族人民办好事并和老百姓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是我们在西藏工作的一个窗口。中央对此事非常慎重，曾经专门发电指示工委，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的反映， 反复与上层协商后再作决定。办学经费由中央出钱，不强调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教材内容方面，内地的课本只作参考，自编的教材在征询噶厦的同意后才能使用。根据这个精神，工委与噶厦进行多次协商，最后终于获得了大多数上层的同意。
       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按照西藏的传统礼仪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时学校的领导层董事长是张国华，设正校长3人，第一校长为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第二校长是噶伦兼玛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绕噶厦•彭错绕杰，第三校长是藏政府的译仓勒空四大仲译钦波之一、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和谈代表之一堪仲• 土登丹达；设副校长3人，第一副校长是台吉江乐金•索南杰布，第二副校长是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藏学专家李安宅，第三副校长是中共西藏工委宣传处处长陆一涵（1953年调离后，由我接任这一职务）。其他的6名副董事长和17名董事大多数都是由西藏地方政府实权派中的头面人物担任，这使学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刚开学时报名的学生就达到了300多人，后来曾发展到上千人。其中大部分学生是非贵族的小官吏、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城市贫民家庭的孩子及大部分贵族家庭的子女。在师资方面，藏政府派了一批僧官做教员，同时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俗官、贵族和社会上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做教员，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加上西藏工委从进藏干部中选拔的20多名藏、汉族干部，一支较为完备的教职员工队伍就组建成了。当时我们对自己的教职工要求非常严格，在以统战工作为主的西藏工作方针指导下，我们的教师不光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还要抓住本地教师——这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进而影响一大批人。为了便于掌握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学校规定各班的辅导老师必须进行家访，以便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为发放助学金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党在西藏的社会影响，在教学课程设置上，拉萨小学采取的是传统与创新兼顾的做法，授课内容以藏文为主，既有传统的修辞、文法等课程，也有算术、自然常识、音乐、美术等自编教材的课程。为了满足一些家长的要求，学校还请三大寺各派1名格西来学校主持每天早上的经文诵读，以及讲解宗教基础知识。这些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和灵活的教学方式深受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除此以外，我们也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当地安排一些初步的爱国主义教育，讲解《十七条协议》的内容和一些革命历史故事。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拉萨小学的创办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拉萨小学学习的学生中，没有人参加1959年的叛乱，拉萨小学的学生担任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至少有100多名。总的来说，拉萨小学的创办，既是使其成为培养西藏新时期人才的摇篮，又是传播现代文明的基地，更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
       1985年8月，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在拉萨正式成立，这是西藏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大喜事，是藏学研究事业在它自己的故乡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标志。也是我到西藏工作，继拉萨小学后，另一个由我亲自参与创办的西藏民族文化事业。西藏社会科学院是1978年12月底由我主持开始筹建的。创办初期，白纸一张，所有的工作都要从头做起。包括科研人员的选调培养、图书资料、基建和课题制定等方面，都曾花费过我们很大精力和心血，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员和资料问题。因为科研人员要求以藏族同志为主体，在社会科学方面要有某一特长，同时也适当吸收一些知识层次较高、了解西藏情况的汉族同志。但在当时有一定研究工作能力的人才都是各单位的骨干，很难调出，这是我们遇到的一大难题。1980年6月区党委改组，我和担任社科院筹备小组副组长的彭哲进入了区党委的常委班子，这使我们更利于开展社科院的筹建工作。当时由于传统文化知识造诣较高的人很多在劳改部门就业，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措，派人到拉萨和山南的劳改部门去物色人选，一下子找来了10多名人才。当然，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阻力。我们到自治区组织部谈这个问题时，一位处长公开提出，你们物色了这么多成分不好的人，社科院的政治素质会成问题的。我回答说，政治上强、成分好、又有相当文化层次的人，我到哪里去调？不要害怕，关键是怎样去领导，怎样让他们发挥所长。最后组织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这个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资料问题的解决我们主要通过多种渠道，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借、买、请人捐献等方式收集了一些资料，还曾专门到德格印经院、拉萨雪巴康去收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西藏文化在“文革”期间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两个最重要的事情落实之后，西藏社科院的各个机构也相继成立了。建成后的西藏社科院设有民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资料情报、经济等研究所和藏文古籍出版社、《西藏研究》杂志编辑部、《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等工作部门，科研和科研辅助人员有90人，其中藏族占73%。其学术研究活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开展起来。
       1985年10月21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同志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到北京筹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听到这一通知后，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专心致力于搞藏学研究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另一方面，自1951年进藏在西藏工作生活了35个春秋，从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变为一个历经风雨的花甲老人，对西藏这块我奉献了大半生的热土确实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但最终我还是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只用了3天时间就收拾好行装飞赴北京接受新的任务了。

       回想自己在西藏工作的这30多年，感慨万千，我为自己亲身经历了西藏社会大变革，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为亲眼看到西藏沧海之变，藏族人民今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回顾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我们不应该忘记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西藏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功绩和重要历史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几年前，当我们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出版《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时，毛泽东文献室的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跟我们讲，毛泽东对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采取大手笔的方式，惟独对西藏问题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战略方针，由此完全证明他对西藏问题特殊本质的深刻认识。

       应该这样讲，没有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西藏的具体情况，对西藏制定出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以及许多具体的斗争策略、步骤和方法，就不会有《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平解放的顺利实现，以及平叛改革的伟大胜利。没有那些爬冰卧雪、无私忘我地为西藏革命献出鲜血与生命的战士和烈士，就不会有西藏今天的幸福新生活。我们不应忘掉过去的奋斗历史，也没有理由忘掉过去的创业艰难。

       幸福来之不易，大好形势应该珍惜，我们要把握住现在建设和发展的大好机遇，为西藏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