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与藏族史学研究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与藏族史学研究

文 /班玛更珠

（本文选自《中国藏学》2012年第4期）

       
       藏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其中史学研究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正式的史籍出现之前，藏族人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当中就包括诸多反映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吐蕃时期，随着藏文的成熟和文化的发展，藏民族逐渐形成了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优良传统，比如记有吐蕃历史的大量金石铭文和简牍写卷在后来被陆续发现，同时也出现了《巴协》等史学文献著作。随着佛教的传入和藏族文化的繁荣，藏族史家辈出，创作出的多种体裁的历代史学典籍可谓汗牛充栋，逐渐形成了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藏族史学传统。自20世纪以来，以根敦群培为代表的藏族学人开始放眼世界，其《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带入了人文科学的轨道。也是从根敦群培开始，藏族史学的走向开始逐渐转变，原来的单线一途转变为多线分流，过去一贯的保守、封闭的治学方式逐渐突破，运用新的材料、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眼光来研究和评判历史逐渐成风。1949年新中国建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学者开始纷纷转变思想，积极学习新的理论和方法，产生诸多新著作，使藏族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目。本文就近代藏族学术大家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治学生涯及其史学研究做一简单的介绍和梳理，希望学界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生平

毛尔盖•桑木旦嘉措大师（1914一1993）是现代著名藏族学者，在藏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学、藏医药以及天文历算等研究方面著作等身，成就显著，被广大藏族僧俗民众誉为玛哈班智达（即大学者）。根据自传《自清明镜》记载，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于1914年农历11月上旬生于今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毛尔盖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名更敦加，母亲阿慈。大师的家族名迥曼仓，由于房子旁边有一轮装藏有莲花生大师咒语的大转经轮，亦称为“迥曼廓尔罗仓”（意为“迥曼转经轮之家”）。出生后，阿却仁波切嘉央钦绕嘉措要收他为徒，但由于是家里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家人没有让其出家。小时候受到家人和亲戚朋友的悉心照料，玩耍时常常热衷于玩学经、修炼等游戏。稍长后就开始帮助家人干活，八九岁时开始学习藏文。11岁（1924）时入松潘毛尔盖吉祥法轮寺为僧，由德仓赤根洛桑丹贝尼玛授沙弥戒，赐法名洛桑桑木旦，开始学习佛学知识和传统文化。

20岁（1933）时，他在杰廓活佛的帮助下来到拉卜楞寺，进入该寺闻思学院继续深造，拜著名的贡却桑珠大师为师。由于学经刻苦，思维敏捷，经常在因明辩论中取得优异成绩，毛尔盖•桑木旦之名逐渐从拉卜楞寺传扬到其他地方。23岁（1936）时从堪钦阿旺格勒和拉科久美成列嘉措处受得多种灌顶和教法。27岁（1940）时在杰尊久美成列嘉措座前受比丘戒。先后师从拉科久美成列嘉措、阿坝毛兰木、翁齐嘉央列协嘉措、拉毛慈成等大师系统学习佛教理论和大小五明文化，并开始为部分僧人传授知识，同时担任国立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藏语文教师。194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格西学位，1947年获多然巴学位。
       解放后，于1950年受六世贡唐仓大师委派赴北京，到京后受到喜饶嘉措大师的照顾，先后受到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李维汉、乌兰夫、杨静仁的接见。在杨静仁的安排下，放弃到高校学习汉语和英语的想法，在国家民委三司从事汉藏翻译和校对工作，同事有多杰才旦、彭哲、黄明信等。1951年，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的校订工作。1952年调回四川省阿坝州，曾任阿坝州教育处副处长，兼任阿坝州《岷江报》（今《阿坝日报》）藏文版编辑。1959年再赴北京参加《汉藏对照词典》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藏文版的译审工作。1977年当选为政协四川省第四届常务委员。1978 年开始参与《藏汉大辞典》的编写。1983年当选为政协四川省第五届常务委员，同年再次当选为阿坝州政协副主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藏族文化发展和民族教育事业，曾在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等地多次举办藏语文教师培训班，同时在川、甘、青、藏等地及中央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多次举办专题讲座，1989年被评为教授。历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和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学会顾问、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室研究员、西藏天文历算研究会名誉副会长、西北民族学院名誉教授、西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1993年5月6日圆寂，享年80岁。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藏文文法概论》、《因明学入门》、《藏文语法评论》、《藏族史•齐乐明镜》、《藏族文化发展简史》、《格萨尔其人》、《诗镜论注释》、《梵文妙音声明论注疏•月光》、《俱舍论注释》、《杰尊久美成列嘉措传》、《老少宇妥•永丹贡布传》、《大仓寺志〉、《论塔博人族属问题》、《塔博人族属问题之我见》、《隐语、谜语辨析》、《藏文扫盲课本》等近20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现已汇编成6卷本的《毛尔盖•桑木旦全集》。鉴于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对藏学研究和藏族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2006年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评选时被授予荣誉奖。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藏族史学研究

作为当代兼通十明的著名学者之一，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在藏族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大师的史学研究，主要涉及通史（《藏族史•齐乐明镜》）、文化史（《藏族文化发展简史〉）、寺院志 （《大仓寺志》）、人物传记（《杰尊久美成列嘉措传》）等，同时在一些地方史研究，诸如对塔博人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学术成果。
       《藏族史•齐乐明镜》是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关于藏族历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简明藏族史”和“简明多麦地方史”上下两编。上编“简明藏族史”共分16章，分别为器情世界的形成、统治整个吐蕃的王者聂赤赞普、“天赤七王”等时期之史记、拉托托日年赞等时期之史记、松赞干布时期之史记、芒松芒赞等时期之史记、赤德祖赞梅阿葱及其子出生之史记、赤松德赞时期之史记、牟尼赞普和塞那烈时期之史记、赤热巴巾和达玛时期之史记、吐蕃分裂割据时期之史记、萨迦时期之史记、帕木竹巴时期之史记、仁蚌巴时期之史记、第悉藏巴时期之史记、噶丹颇章时期之史记。下编“简明多麦地方史”分宗喀王之史记、岭•格萨尔统治之史记、果洛等地之史记、嘉绒之史记、松潘之史记等5章。

       《藏族史•齐乐明镜》上编“简明藏族史”可谓是一部藏族通史简编，上迄远古，下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在有限的篇幅内深入浅出地梳理了藏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篇章结构来看，吐蕃王朝的历史主要按照历代赞普在位顺序分节论述，其中根据不同赞普的历史功绩以及文献资料的掌握情况，论述方式详略有别，比如介绍松赞干布之前三十一代赞普时期的史记仅用了两章，而松赞干布时期之史记则细分为降生和登位、创制文字、制定法律、迎请后妃和两尊释迦佛像等4节进行详细论述。吐蕃王朝之后的历史，基本按照西藏地方政权的更替论述，比如萨迦、帕竹、仁蚌、藏巴、噶丹颇章时期等，其中噶丹颇章时期之史记按照历辈达赖喇嘛时期分为14节。和上编“简明藏族史”的通史形式不同，《藏族史•齐乐明镜》下编“简明多麦地方史”是一部史志结合的简明地方史，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和口碑资料，对宗喀王（即唃厮啰）、岭•格萨尔、果洛、嘉绒、松潘等地的地方史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期间不乏研究考证的部分，多数内容都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还有另外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即《驱暗明灯》和《论藏族的历史与社会》。《驱暗明灯》主要讨论了藏族族源、藏羌同源以及历史上关于藏族的相关称谓问题，指出藏族起源于青藏高原本土，所谓藏族族源南来说、东来说和北来说皆是毫无根据的。关于藏羌问题，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引用相关藏文古籍的记载，指出历史上的“羌”实为古代藏族姓氏中的图片，因此史书上的所谓“西羌”、“氐羌”、“发羌”等指的皆是藏族或者藏族中的一支。另外，作者还探讨了嘉绒地名、藏传佛教各教派名字的翻译等问题，全文带有很强的考辩性质。《论藏族的历史与社会》一文主要介绍了藏族的历史和宗教史，历史部分主要对整个藏族历史和多麦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相当于《藏族史•齐乐明镜》的压缩版。宗教史部分主要对苯教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程做了简要的介绍。

       《藏族文化发展简史》是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专论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著作，全文分为前弘期的藏族文化发展情况、后弘期的藏族文化发展情况以及藏族文化在汉地和蒙古等地的传播等3个部分。大师在《藏族文化发展简史》中重点梳理了历史上形成的藏族文献典籍著作，以吐蕃历代赞普时期以及后弘期以来先后出现的诸多前贤大德们撰写和翻译的著作为纲，简明地介绍了藏族文化、藏传佛教、藏医药、藏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同时对藏族文化在其他民族地区的传播也做了简要的介绍。除此之外，大师的文化史著作还有《藏族十明文化概论》和《藏族医药学发展简史》等。《藏族十明文化概论》以传统意义上的藏族十明文化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十明文化各自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总结，虽然内容是介绍文化，但其主要特点仍是“文化”与“史”的结合。《藏族医药学发展简史》是一部简明的藏医药发展史，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对藏医药这种独特民族文化的前弘期、中弘期、后弘期的历史做了介绍，同时对藏族历史上藏医药的传承及其向外的传播进行了回顾。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先后撰写了《论塔博人族属问题》和《塔博人族属问题之我见》两篇在当时产生了 一定社会影响的文章，较为全面地论证了生活在平武等地的所谓“塔博人”其实是藏族的事实。与此类似的还有《迭部人的族属和命名》一文。以上三篇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在追溯历史上藏族人的迁徙和当地历史的基础上，从语言、文化、社会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他们的藏族族属。
       另外，寺院志和人物传记也是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收录在大师文集里的寺院志包括《大仓寺志》、《杰格寺志》、《杰格寺简志》等，这些寺院当中，有些是大师出家、生活的地方，有些是大师曾经学习、讲经传法的寺院，所以作者对这些寺院非常熟悉，所撰寺院志也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大师撰写的人物传记主要有《杰尊久美成列嘉措传》、《杰尊格桑班觉桑布传》、《杰尊贡却桑珠传》、《宗喀巴传略》、《老少宇妥・永丹贡布传》等，其中久美成列嘉措、格桑班觉桑布、贡却桑珠等大师是毛尔盖•桑木旦的恩师，作者长期聆听他们的教诲，对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品德、功绩等都非常熟悉，所做传记自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宗喀巴传》对素有“第二佛陀”之称的宗喀巴大师传奇的一生和非凡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回顾。《老少宇妥•永丹贡布传》对历史上为藏医药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少宇妥•永丹贡布的史记进行了介绍。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藏族史学研究的特点

       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藏族史学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来藏族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中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成为藏族新史学全面兴起的标志之一。通过对毛尔盖•桑木旦大师藏族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不同于以往藏族传统史学的新思想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1.以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代替传统的神权思想和神学史观。从藏族传统史学的发展来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神学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自公元11世纪以来，藏族史学获得较大的发展，此时期也正是佛教的再度弘扬时期，作者是高僧、历史脉络宗教化、吐蕃赞普法王化，成为史学著作的一道法则，宗教史和教法源流成为历史著作的主体，历史事件的起因被归结于宗教， 其发展目标也被限定为宗教的繁荣与兴旺，而非宗教的历史著作则是凤毛麟角，为历史研究留下了重重障碍”。从根敦群培的《白史》开始，藏族史学家逐渐摆脱神学史观的枷锁，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记录历史。毛尔盖•桑木旦大师本人虽然是一位藏传佛教高僧，所受的也是传统的寺院教育，但是在大师的史学研究著作中，历史已不仅仅是记录佛教的盛衰和帝王将相、高僧大德的兴佛业绩史，而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的总结和思考，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已经成为与传统藏族史学最根本的区别。以大师的史学代表作《藏族史•齐乐明镜》为例，首先从结构上就摒弃了以往史书中必讲佛教史的传统，直接阐述藏族发展的历史。在具体论述中，传统史书中极为常见的神学思想已然不见，比如关于西藏人种起源传说中的观世音因素，在《藏族史•齐乐明镜》中既没有说猕猴是奉观世音菩萨之命到西藏修行，也没有说猕猴从观世音处求得种子，而是重点强调了猴子们食谷、劳动后尾巴变短、遂作人语的过程，其中根本不见传统神学观念，相反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又如传统史籍中天赤七王在王子能够骑乘时通过天梯回归天界、止贡赞普被杀是由于魂神离体等常用的说法在《藏族史•齐乐明镜》中也统统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平实的历史记录。
       2.以鲜明的学术观点还原藏族历史和藏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学术观点鲜明，论述重点突出。比如在《藏族史•齐乐明镜》中，作者对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五世达赖喇嘛、颇罗鼐等为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驱暗明灯》一文 中，作者驳斥了藏族族源南来说、东来说和北来说等谬论，并就藏羌同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讨论塔博人的族属时，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语言、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 直接、清晰、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方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所谓“塔博人”是藏族的观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族学术体系中，格萨尔研究一直以来都属于文学研究范畴，但在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看来，格萨尔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格萨尔研究应该是藏族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在《格萨尔其人》一文中，大师首先驳斥了格萨尔是神话人物或其他民族的两种观点，然后依次从时代、出生地、功德、名称、 管辖范围几个方面论证了格萨尔也不是指赞普赤松德赞。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格萨尔家族的起源、出生的年代、名称的由来、四方征战的历史以及目前藏地的格萨尔遗迹，认为格萨尔是确实存在并建立过不朽功勋的英雄人物。他在《藏族史•齐乐明镜》下编中也专设“岭•格萨尔统治之史记”一节， 介绍了格萨尔的祖系、岭国的地理范围、岭国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对外关系等。可以说，格萨尔研究成为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史学研究中一个独具特色的亮点。
       3.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探寻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真谛。如上所述，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受得是传统的藏族寺院教育，通晓传统十明之学，所以在藏文史料的掌握和运用方面具有深厚的基础。但是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大师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羁绊，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年代学等方法梳理历史发展脉络，考辩历史文化事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一名当代藏族史学大家，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娴熟地掌握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也是他在藏族史学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另外，无论是通史《藏族史•齐乐明镜》还是《部分藏族文化名人生卒年考》等专题文章，年代学的研究方法随处可见。在资料引用方面，毛尔盖•桑木旦大师非常重视藏文第一手资料的引用，无论是通史还是人物传记，大师每部著作总体篇幅并不长，但是在资料方面却是广征博引，除了引证《红史》、《青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朗氏世系史》、《贤者喜宴》等史料外，还引用了《原人六氏族谱系》、《朵氏世系明鉴》、《德格土司谱系》等目前较少发掘和利用的文献，同时还关注《唐书》《宋史》等汉文文献里的相关史料。在论证塔博人是藏族的两篇文章中，大师更是把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当然，如果从当前的藏族史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或者进一步探讨，比如他认为聂赤赞普来自印度，是众敬王后裔玛嘉巴之子；松赞干布寿80岁；赤松德赞为金城公主所生等，但这些观点并不是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独创，而是继承自传统的藏族史家，与其在藏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这些仅是细微的瑕疵。其实从藏族传统史学的发展来看，以上这些观点通过一代代史家的传承几乎已经成为信史，直到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的出现，其中一些才被学术界慢慢纠正。由于撰写史著时期资料条件的限制，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在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作品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大师在《藏族史•齐乐明镜》中曾提到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尚未得到整理，因此对其价值存有一定的疑虑。尽管没能充分利用敦煌文献是大师的一个遗憾，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对没有把握或有疑虑的资料报一种谨慎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大师治史的另一种美德！

结 语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藏学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这个英才辈出的时代里，一大批热爱藏族文化、关心藏族社会发展的藏汉多民族学者以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为现代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包括才旦夏茸、多吉杰博、毛尔盖•桑木旦、 东嘎•洛桑赤列、木雅贡布、恰白•次旦平措等一大批继承传统藏学、开创现代藏学的藏族学术大家功不可没。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史学研究，充分体现了继承传统藏学、开创现代藏学这个特点。在继承传统藏学方面，他自幼出家为僧，全面、系统地接收了传统的寺院教育，学富五明，掌握了历史上藏族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对藏族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能够熟练地引用大量的藏文第一手资料。从开创现代藏学这个角度讲，毛尔盖•桑木旦大师这一代藏族学者与传统藏族学者不同，他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全面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因此他们的史学著作突破了藏族传统史学的禁锢，以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代替传统的神权思想和神学史观，运用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注意学习和采纳其他民族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敢于用自己的研究去推翻或修正过去或现在一些不太准确的认识。加强对以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为代表的这批藏族学者的研究，通过回顾这些大家的学术之路和分享他们的学术成果，分析他们在藏学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这种继往开来的特点与当时的时代、社会的关系，努力探索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形成，领略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巨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藏族历史、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我们推动新时期的藏学研究事业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

班玛更珠（严永山），男，藏族，1979年生，甘肃甘南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