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久三十三年汉藏翻译

明久　（摄影：陈卫国） 

　　今年55岁的明久先生嗓音温和、目光明亮，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他和蔼的笑容一下子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他并不像初次见面的受访者，更像一位亲切的长者正在向年轻人娓娓讲述关于他的那个时代。

　　从仁布县到拉萨：对翻译产生浓厚兴趣

　　明久1959年出生于仁布县，最初在类似“私塾”形式的学校中不定期地跟着老师学习文化知识。之后，他先后就读于当时刚刚成立的仁布县小学和中学。“那个时候人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人民公社中非常缺乏的人才是教师和会计，村子里就把我送进县中学学习藏文，希望我能够学成归来当一名老师。”

　　1977年，中学毕业的明久进入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师范类专业学习。“我觉得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出生在这个有机会接受到好的教育的时代”，明久感慨地说。

　　在大学期间，明久阅读到大量汉语文章，从此对翻译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读到《教师之歌》、《克里姆林宫》、《骆驼和小羊的故事》等汉语文章，会有将它们翻译成藏语的冲动，看到自己翻译好的藏语文章，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明久的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那个时候的人很单纯，没什么理由，就是喜欢翻译，这样能让不懂汉语的藏族同胞读到更多的好文章。”

　　“当时，翻译局到学校招人，同学们都知道我喜欢翻译，大家说：‘明久是一定要去北京的’，当时我没想什么，结果，一毕业，我真的被分配到了中央民族语言翻译局藏文室。”

　　1981年，明久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有民族语言翻译“国家队”之称的中央民族语言翻译局藏文室工作。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前辈们以“国家队”的标准严格要求我们这些年轻人，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生活上，他们教导年轻人要杜绝浪费，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明久说：“那是个昂扬的理想主义的时代，人们很单纯，在生活上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物质需求，但是对于工作却十分热情，经常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是充满了‘正能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明久如饥似渴地学习与翻译工作相关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对汉语产生了极大兴趣。

　　“藏语是我的母语，自然没问题，但在工作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汉语水平已经限制了翻译水平的提高”。于是，明久利用业余时间报名新东方的汉语班，一学就是三年。

　　1995年，明久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攻读藏族文学硕士研究生课程，1998年取得学位。2007年调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从事教学翻译工作。

　　明久曾经想要回到家乡工作，但是对于自己钟爱的翻译工作，北京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这一停留就是三十三年。

　　锲而不舍：三十三年 在工作中逐步实现个人理想

　　他先后参与了1982年以来的历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重要会议文件和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的翻译工作，以及《民族画报》、《中国西藏》、《布达拉》等200余部书刊的翻译与定稿工作。在业余时间，应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出版社等学术机构的邀请，参与了部分课题研究和翻译教学等工作。 近期，还参与了《格萨尔王精编版》的藏语翻译和定稿工作。

　　“翻译是一门科学，承载着不同的语言和思维，通过这座桥梁，向西藏各界人士准确无误地传达党的声音。这有助于使西藏同胞更好地了解国家方针政策，消除误解。”如果说学生时代的明久对翻译工作的热情是源于喜爱，现在他更是将自身工作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紧密地联系起来：“促进民族团结，做好翻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基础工作，要有长期做下去的准备。”

　　当记者问到“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明久语气稍显凝重：“现阶段，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藏传佛教教义的阐释工作。我国伊斯兰教将‘解经工作’作为切入点，汉传佛教以‘人间佛教’为主题，均在教义阐释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本国家级别的阐释藏传佛教教义的藏文核心刊物。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无论是对藏传佛教本身的保护与发展，还是对党中央与藏族群众的相互了解。”

　　“我现阶段的愿望便是将《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园地》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报》做成我国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的核心刊物。”明久拿出一本《学报》耐心地向记者解释各个栏目的功能：“这本杂志包含了藏传佛教教义的阐释文章、藏传佛教界人士的最新思想动态、国家的宗教政策等丰富内容。”

　　明久说：“另一个始终牵挂在我心中的是科普类图书的翻译。现在出版的藏文书籍种类大多是关于藏传佛教、文学、历史方面的，而农牧民亟需的农业科学技术类书籍却很鲜见。如果手上的工作不这么忙或者退休以后，我想专心翻译一些实用的农业科普书籍，这对提高西藏农牧民的生产技术应该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