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宗水源，我们的同源记忆

　　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坐落着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宝地——青海。从这里发源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数千年流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滋养着中华农业文明；巍峨的昆仑山脉，带着它的古老神话，讲述着中华民族的童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
　　2024年7月至10月，位于北京西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迎来中华优秀文化青海体验项目展览。展览全面呈现青海丰富的历史遗迹、多样的文化艺术、壮美的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饮食习俗，让人们直观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 　　“青海”一词在《魏书·吐谷浑传》中就已出现，指的是离吐谷浑王城伏俟城很近的青海湖。在《敦煌吐蕃古藏文文书》中，记载了“措温波”这一藏语名称，意为“青色的湖”。可见无论是汉语还是藏语的命名，都是依据青海湖碧波万顷的地貌特征而来。
　　在文明之初，氏族部落常常依据自然环境中的物种建立图腾崇拜。黄帝，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其轩辕氏族相传以“天鼋”为图腾。有学者推测，“天鼋”可能与青海大湖区有关，而古代神话中西王母居住的瑶池位于昆仑山，也与青海的高原湖泊特征相符合。
　　青海的历史和文化遗迹，如青海湖和昆仑山，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这些山水景观与神话传说的结合，从侧面反映了青海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接下来，我们便从青海的山水两路，探求中华民族的根脉。
三江源——农业文明之源
　　世界各地文明起源时间不一，最长者不过数千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大约一万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地球上迎来了大河时代。人类依河而居，生产方式逐渐从采集和狩猎转向农业，文明就此发生。
　　大河常被誉为文明的摇篮，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以及长江、黄河流域先后都进入农业社会，孕育了世界四大古文明。因此，中国人将长江和黄河尊称为“母亲河”，这一称谓恰如其分。
　　中国人讲求饮水思源，王朝要传承法统，宗族要编纂族谱，江河更要寻找源头。历史上，人们不断尝试追溯长江、黄河的源头，但由于种种限制，这些尝试往往东差西误，不得真义。
　　黄河源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据史学家研究，所谓“积石”，很可能就是指位于青海和甘肃交界处的积石山。这大概已经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地理探索的极限，但与黄河真正的源头仍相距甚远。
　　《山海经》中认为“河出昆仑”，这种说法在张骞凿通西域后成为主流。张骞西行带回了大量西域文化，但也带回了一些不准确的地理信息。当时的西域人普遍认为塔里木河在沙漠中潜流到了地下，然后流向东方，直至积石山下才重新涌出地面，汇积成黄河。汉武帝认为这种说法与古书契合，遂将昆仑山定为黄河正源。
　　随着中原与青藏高原地区交流的加深，人们逐渐认知到黄河的上源是星宿海，隋朝时期还设立了河源郡，地跨今天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北部等地。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组织了一支河源考察队。这支考察队历时四个月，把黄河源头上溯至星宿海西南百余里。 　　相较之下，古代对长江源头的认知则相当统一。无论是《禹贡》《山海经》，还是《淮南子》《水经注》，普遍认为长江出于岷山。尽管今天的我们知道发源于岷山的岷江只是长江的一个支流，但直至明清，“江出岷山”仍是学界公论。
　　其实早在两汉时期，人们就已知晓长江上游还有一条大河。《汉书》里称之为绳水，即金沙江。不过由于当时西南地区交通闭塞，未能进一步探索上游地区。到了元明时期，很多人已经发现金沙江远比岷江源远流长，但受限于古圣先贤的定论，人们仍坚持“岷山导江”之说。
　　康熙帝对此颇为无奈，最后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将长江定为两源：文化上的“正源”为岷江，而地理上的“真源”则是金沙江。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科学精神的普及，长江源起金沙江的观点逐渐被广泛接受。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科考队进一步明确了长江的正源为沱沱河。
　　生命起源于水，文明起源于江河，所以说华夏文明以青海三江源为起点开枝散叶，并不为过。
大洪水与夏——国家形态之源
　　中国王朝自夏始，但因夏代无文字记录，且商代甲骨文中也未出现“夏”字，因此夏朝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一个半历史半传说的时代。
　　1959年夏，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经过60多年的持续发掘，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基本上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但夏王朝早期乃至之前夏部落到底居于何处，学界尚无定论。
　　夏朝的起源与大禹紧密相关。相传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洪水频发。帝尧命鲧治理洪水，但九年未果，最终被治罪处死。之后，鲧的儿子禹被任命继续去治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故事。
　　在很长时间里，史学界对古代是否真的发生过大洪水持有争议。2016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提供了黄河流域古代超级大洪水的科学依据，这一洪水极有可能就是大禹治水传说中的那场灾难性大洪水。
　　研究团队认为，在青海积石峡西段大拐弯处，曾经发生过由强烈地震引发的大型滑坡，形成了堵塞黄河6至9个月的堰塞湖，并最终因湖水满溢而溃决，决口深度达110米至135米，短时间释放蓄水量形成巨大的洪水。据测算，这是自全新世以来（约11700年前至今）地球上最大的洪水事件之一。
　　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的发掘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洪水遇难者的遗骸。通过对这些骨骼进行碳-14年代测定，确定洪水发生时间与大禹时代相符。
　　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中虽未出现“夏”字，但频繁提及“羌”，推测夏人可能与羌人有关联。《史记》记载“禹出于西羌”，而西羌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甘青地区。《史记》还提到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更与今天积石山大峡谷的远古大洪水的考古发现相吻合。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夏朝早期的兴起与青海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洪水与治水的故事，是中华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节点。我们可以想见，大禹率领成千上万的民众投入治水，这必然会改变原有氏族部落分散居住的局面。随着后勤保障、队伍管理、奖惩机制的建立，人们开始超越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社会群团，新石器时代也由此逐步过渡到早期国家形态。
昆仑山——中华民族精神之源
　　昆仑山在中华文化中有着“万山之祖”的地位，被尊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这座雄伟的山脉全长2500余公里，平均海拔在5500米—6000米。它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跨新疆、西藏边界，然后向东延伸，覆盖青海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
　　传说中的黄帝，作为昆仑神话的核心人物，据说曾在昆仑定都，而“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等观念也随着黄帝一族的东迁而流布华夏大地。在青海湟源，反映3500年前羌戎部落文化的卡约文化遗址，就出土了“黄帝四面铜人像”和被认为是西王母权杖的“犬戏牛鸠杖首”。
　　古代中国人对山川有着深厚的崇拜之情，传说中早于《周易》的《连山易》，首卦是艮卦，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乾卦。艮代表山，来源于早期人类对山川物象的图腾崇拜。 　　中华文化中的昆仑山是天下最高大的山，位于“天地之中”，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从屈原的“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感怀，到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决心，再到李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豪情，以及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昆仑山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渊源，深深植根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
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无论是长江黄河，还是昆仑山，都是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标志。它们不仅是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石，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
　　参观中华优秀文化青海体验项目展览，不仅是对青海的一次深入了解，更是一次探索中华民族根脉，寻找祖先足迹、寻找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旅程。在昆仑神话中，西王母最早的形象是“虎齿”“豹尾”，这源于古羌人对虎的图腾崇拜。大禹治水的故事不仅流传于汉族，在北川羌族群众的“花灯戏”中也有体现。此外，彝、普米、纳西、景颇、哈尼等众多民族均有自己的昆仑文化，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昆仑记忆。
　　尽管河流万里，山遥路远，但中华儿女从未远离这一发源地。长江与黄河如同母亲的双臂，将中华儿女紧紧拥抱，共同寻求“天下大同”的理想。
　　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青海不仅是一个地理的起点，更是精神的源头。探索青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唤醒各民族同源记忆的过程，也是在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