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薪火之传:穿越千年大修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里的壁画

1989年10月11日，拉萨，晴。布达拉宫法号长鸣，一名来自色拉寺名叫坚赞觉群的年轻喇嘛，挥动了布达拉宫维护工程开工的第一镐。坚赞觉群作为第一个挥镐僧人由传统的西藏占卜择定。他必须是24岁，五官端正，父母健在，生肖、姓名吉祥，同时品行高尚。

此前，为了祈求工程吉祥圆满，西藏的大德高僧们举行了一系列法事活动。甘丹寺僧众每日念诵《度母经》10万次，哲蚌寺、色拉寺喇嘛在著名高僧益西旺秋的主持下聚会10天诵读大藏经《甘珠尔》108部，并在德央厦举行了具有浓郁神秘色彩的“和息”、“增长”、“怀威”三大密宗火祭仪式。

这是自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营建布达拉宫以来，这座伟大的建筑第一次迎来大规模的整修，布达拉宫中最古老的宫殿已经有了超过1300年的历史。

实际上，西藏和平解放后，1959年6月，西藏工委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文物档案工作的决定》，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文物管理机构建立不久，拉萨市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保护文物的布告。1961年，布达拉宫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会进行维修与保养，俗称“岁修”。1984年，布达拉宫强巴殿由于电路老化失火，国家文物局迅速派出罗哲文等古建筑专家与相关人员前往调查，并组织多学科专家做细致考察论证，布达拉宫的第一次整体大修于是提上日程。

1988年10月，为保证布达拉宫第一次整体大修顺利完工，国家专门成立了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牵头的领导小组，国务院划拨了专款。李铁映在仔细听取整修小组的规划汇报后，提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加强领导、万无一失”的原则，在施工中“要尊重民族传统、尊重民族风格、尊重科学、尊重宗教需要”。

布达拉宫整体大修的第一期工程于是从1989年始，到1994年完工，历时近5年，总共对111个项目进行了修缮，国家累计拨款5500万元。由于350多年前五世达赖扩建布达拉宫时，用的全是不可思议的矿物颜料:金色的用黄金，银色的用白银，白色的用珍珠和白海螺，红色用的是红珊瑚和朱砂，绿色的用绿松石……中国人民银行为此专门特批了15公斤黄金、40公斤白银。在中国文物与古建保护的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工程。在这一年的12月17日，布达拉宫正式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年之后，由于1998年的强降雨，布达拉宫的墙体再次出现险情。国家文物局对布达拉宫更加系统的勘测、调查与抢修随即展开。根据时任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家文物局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多次组成工作组赴藏作一系列实地考察。2002年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朱基主持国务院第131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同意开工建设。整个维修工程总投资3.33亿元，布达拉宫1.79亿元，罗布林卡6740万元，萨迦寺8660万元。从2002年到2008年，又是5年，目前布达拉宫的二期维修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将完成全面验收。

“布达拉宫大修的难度要高于故宫大修。”负责主持二期工程的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张之平对本刊记者说。主要原因在于布达拉宫的整体建筑建于山上，环境更复杂，隐患难以把握。此外，布达拉宫各殿堂的修建分属不同年代，施工没有整体规划，甚至出现层与层不相关、平面与平面不对接的情况。

即使在很多建筑专家看来，布达拉宫也是一座“迷宫”。所有的古建筑专家们都试图在寻找这样一种平衡:如何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布达拉宫的原始风貌，沿用传统材料与工艺，同时又能让它益寿延年、生机勃勃。

在这个意义上，布达拉宫的维修，是一个无法结束的故事。[FS:PAGE]

赞普时代

布达拉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

公元617年，藏历火牛年，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出生，他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据说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以他为原型的。松赞干布带领着部族走出了雅砻河谷，统一了吐蕃诸部，迁都拉萨。640年，24岁的松赞干布与唐王朝联姻，迎娶文成公主，第二年，在红山之巅开始营建布达拉宫。“布达拉”是来自梵文的汉语音译，译作“普陀罗”或“普陀珞伽”，原指观世音菩萨在南印度的居地普陀珞珈山。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根据勘察和推算，认为西藏大地如一位仰卧的魔女，拉萨的一片湖泊(大昭寺基地)恰如魔女的心血，红山和药王山形似魔女的心骨。若能在湖上修庙，供奉释迦牟尼，在红山上建王宫，就可以镇住魔女。如果在红山上修建自在观音殿，并住观世音的化身(松赞干布)，雪域大地便可幸福永成。根据文成公主的建议，松赞干布选定在红山上修筑布达拉宫，填平湖泊后修建了大昭寺。

另一种说法来自《新唐书·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归国，自以未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公室以居。”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传说还是史书，布达拉宫的兴建都与中原文明的使者——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动因。这种烙印无法磨灭。

松赞干布时代的布达拉宫气势极为宏大富丽。《卫藏通志》的记载富有诗意，让人无限遐想。

据说，最初的布达拉宫有“九百九十 九间房子”，连宫顶上的藏王寝宫一共1000间房子。宫殿上树立着长矛旗帜，上面都缚上红绫，飞檐走廊装饰着各种珠宝、丝绸、风铃，风来时万铃齐奏。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在南面修建了一座9层高的宫殿，与布达拉宫用白银和黄铜打造的桥连接着，桥上还安着风铃，挂着帷幔，公主过桥去见藏王的时候，桥就歌吟飘舞起来。布达拉宫有四座城门，南面的城墙下，挖了深濠，深“十寻”(一寻约合八尺)，“宽十八庹(一庹约合五尺)，长三百庹”。上面铺了木板，木板上再铺上火砖，造出奇妙的效果，一匹马在上面跑过，听起来“有如十马奔腾”。人们赞美这座宫殿，“极尽精美之能事”，“妙丽庄严，世绝其伦”。

大昭寺回廊和布达拉宫白宫东门门厅北壁的壁画上，都描绘了这一时期布达拉宫的辉煌景象。

如果从建筑与结构的角度考察，早期的布达拉宫本身首先是一座军事用途极强的堡垒，而不是一座寺庙，它占据险境，可攻可守，有军队驻防，城墙上宽可跑马。

而在建筑形式上，早期的布达拉宫延续了“西南夷”的碉楼传统。松赞干布为他和文成公主各建造了9层平顶高楼。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每日在高楼里焚香诵经，不容他人打扰。汉朝的史书中记载，西南夷诸部中的羌人和嘉良夷(今天的嘉绒藏族)素有善建高碉之名，当时称为“邛笼”，高可达数丈。《旧唐书》中特别提到，在嘉良夷所在的地区存在着一个女性氏族社会——东女国。东女国人修建碉楼作为住房，王宫的碉楼可达9层，普通百姓最高只能修到6层。与唐帝国同处于一个时代的早期布达拉宫，显然也符合这种形制。

直到今天嘉绒藏族聚居的四川丹巴至木雅一带，仍有大量碉楼存在。西藏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夏格旺堆通过实地考察，试图在川藏线上找到一条碉楼建造者的扩张路线。不管怎样，最后最壮丽的碉楼修到了西藏的心脏——拉萨的红山。

然而这座华美的建筑命运多舛。

公元7世纪至8世纪，布达拉宫先后遭遇了火灾和雷击，好多宫堡都倒塌了。藏王达玛乌东赞时代，佛教遭遇灭顶之灾，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首当其冲。紧接着，达玛乌东赞的两个儿子微松和云丹互相攻战，拉萨成为主战场。后来各地平民暴动战乱连年，吐蕃王朝与这座神宫古阙一同化为废墟。

只有法王洞和圣观音殿两座殿堂留传了下来。

今天在布达拉宫参观，从七世达赖灵塔出来，在回廊的西北角，就是有名的圣观音殿，也称“帕巴拉康”或超凡佛殿。它的下面是法王洞。帕巴拉康是只有两根柱子的佛堂，但其中供奉着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鲁格肖热”，一尊由檀香木天然形成的观音菩萨像。

它的神奇之处不仅来源于一个奇特的神话:它从尼泊尔丛林中的檀香树中浑然生成，能够医治一切苦难、灾异，抚平一切哀愁。更重要的是，经过1300多年的离乱灾患，它不止一次被战胜者或战败者掳出拉萨，奔突于兵荒马乱中，流转于各个贪婪的部族首领之手，但每次都奇迹般地物归原主，重返布达拉宫。

这尊高不足1米、宽只有10厘米的木质观音像——“格鲁肖热”，于是被认定为布达拉宫永远不灭的精神象征。 [FS:PAGE]

分裂时期、萨迦时期、帕竹时期，800多个春天和秋天在雪域高原悄悄地过去。

直到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顾实)汗的支持下，战胜了斯巴汗，在拉萨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这一年他刚刚25岁。作为格鲁派教派(俗称黄教)的首领，阿旺·罗桑嘉措长期被当权的噶玛噶举派打压，在1630年的一次反黄教运动中，年幼的五世达赖不得不避祸山南。

1641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赴天山牧场密召信仰黄教的蒙古部落首领固始汗率兵进藏，推翻噶玛地方政权的统治。固始汗击败了噶玛噶举派的外援——游牧于青海的喀尔喀蒙古部落。蒙古部族的武力与格鲁派的信仰正式结盟。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五世达赖听从了经师林麦夏仲·贡觉群培的建议——在红山之上修建一座“宫殿”。这座宏伟的宫堡不仅可以让全藏的信徒前来朝拜，还可以与哲蚌寺、色拉寺连成一线，互为攻守。1645年藏历3月25日，五世达赖与蒙古酋长固始汗以及摄政王第司·索朗绕登会聚红山，决定在布达拉宫的遗址上重现辉煌。第二天，正式放线设计，全部工程由摄政王第司·索朗绕登负责。

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详细描写了开工那天的奇异“瑞兆”:“在此前的日子里，狂风不时大作，从当天起，晴空碧霄，连一丝微风都不曾吹起，虹光四射，白云萦绕，美不胜收，贵贱人等都亲眼目睹花雨飘落，出现了奇异的瑞兆，……开始挖出的都是油质的土，后来出现的都是白土。”

此次重建保留了松赞干布时期的法王洞与圣观音殿。1647年藏历7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第二年藏历4月，外围工程竣工。5月初，东大殿、大藏经殿、密乘乐园大殿的壁画开始绘制。此项工程是为今日布达拉宫白宫部分的雏形。

在扩建布达拉宫的同时，五世达赖渴望得到中央政府支持。1643年，五世达赖就派人前往沈阳，朝见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给达赖、班禅和固始汗等都写了回信，并称赞达赖喇嘛“拯济众生”，“扶兴佛法”，还赠了厚礼。1644年顺治帝即位后，派人入藏邀请五世达赖进京。

1652年五世达赖前往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接受中央的册封和金印。这年正月，五世达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行人众3000人，自西藏启程，前往内地。1653年1月15日(顺治九年腊月十六日)，五世达赖到达北京。顺治帝以“田猎”为名，在南苑会见五世达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天由户部拨供养银9万两。1653年2月20日，五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时，顺治帝除赐贵重厚礼外，还命人在南苑德寿寺为达赖饯行。

顺治皇帝敕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历世达赖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确定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关系。

1653年五世达赖返回拉萨，白宫已经竣工。五世达赖便从哲蚌寺的噶丹颇章宫移居白宫顶上的西日光殿。自此以后300余年，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

在白宫兴建的同时，索朗绕登还在周围建立了四个城堡，即天王堡、凯旋堡、福足堡和地母堡。宫前山下筑方形城墙，城墙正南筑有南大门，东西两侧筑有两个门，东南、西南还设有角楼。[FS:PAGE]

重建初期的布达拉宫，在一个西方探险者的笔下被真实地绘制出来，让后世得以了解其形容。1661年4月，德国耶稣会教士约翰·克鲁伯与他的比利时伙伴阿尔伯特·德·奥维尔，拿着大清帝国的护照和测绘仪器从北京出发，第二年初，他们来到了拉萨。在红山下，克鲁伯画了一幅布达拉宫的素描，这几乎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白宫重建完成而红宫尚未开工的布达拉宫外景图。着这幅素描中，布达拉宫的规模也只占据了红山的上层区域，远远小于今日体量。

1682年，五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摄政王第司·桑结嘉措暂不发丧，这个秘密保守了13年。1690年桑结嘉措主持了布达拉宫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扩建——兴建红宫，以安放五世达赖的灵塔。

第司·桑结嘉措最初的设想极其宏大。他要以曼荼罗的方式修建这座宏伟的红宫。曼荼罗，即藏民日常修习秘法时的“心中宇宙图”，共有四种，即所谓的“四曼为相”，一般是以圆形或正方形为主，相当对称，有中心点。

桑结嘉措希望把五世达赖的灵塔殿建成3层金顶，天窗上建筑幢形佛堂，释迦牟尼像居于中心，反映时轮法规的建筑群。但是这一构想遭到了上层僧侣们的反对。因为这必将拆掉松赞干布留下的法王洞和观音殿，并且占卜的结果也不利于桑结嘉措。如果桑结嘉措的计划得以实施，今天的布达拉宫将更像一座“佛”的宫殿，而且中心对称，3层高的金顶下严格按照曼荼罗“宇宙图”格局安插殿宇群。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施，在实际施工中，红山中北部原吐蕃时期的殿宇原封未动，东西庭院则大为扩建。布达拉宫开始接近今天所呈现的面貌，耀眼的红宫被置于白宫的西侧，用以容纳五世达赖的灵塔。白宫也被大规模地扩建和改建。红白二宫的外面，庭院、长廊和向山下延伸的巨大阶梯把四座孤立的城堡与主体建筑联系在一起。

红宫的营建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件盛事。

当时西藏所有最杰出的匠人都参与其中。历史记载，这些民间工艺领袖包括石匠大头领门塔杰、木匠大头领奈萨瓦·江央旺布、木雕大头领白朗·贡布、铜匠大头领罗巴·莱甘巴、金匠大头领旺秋、金属雕花大头领欧珠、铸造大头领交热·顿珠、画匠大头领门汤画派的洛扎巴·丹珍诺布和钦仁画派的桑阿卡巴·曾培、泥塑大头领群培、铁匠大头领仓巴、缝纫大头领热孜夏·索南、缝纫大头领甲日赞丹以及江夹顿珠等。康熙皇帝特别派出了114名汉族能工巧匠，以及尼泊尔工匠191人。

可以想象这个工程在当初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木料、巨石通过木轮马车浩浩荡荡蜂拥而来，遇拉萨河则以牛皮船渡过，大师级的匠人云集红山，每日有7000多匠人同时工作。

1693年红宫落成，其中最为奢华的当属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塔身高12.6米，塔身用金皮包裹，塔面金皮耗费黄金11.9万余两，镶嵌金刚钻石、红绿宝石、翠玉、珍珠、玛瑙等奇珍异宝1.5万余颗。

此后，格鲁派实力继续壮大，各地寺院规模扩大，僧人剧增。历代达赖喇嘛在红宫、白宫的基础上，陆续新建了少量建筑，除六世达赖外，每位达赖圆寂都在红宫内增添灵塔金顶。直至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第二年其灵塔及灵塔殿完工。

由是，布达拉宫结束了绵延1000多年的营建时代，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样子:代表地方政权的白宫与代表格鲁派教权的红宫比肩而立，堡垒、僧舍、营房、学校、印经厂、雪城环伺拱卫。

在布达拉宫的建筑群中，达赖喇嘛的两组寝宫即东西日光殿傲然屹立在白宫之巅，宫内雕梁画栋、珠光宝气，终日阳光照耀，犹如天国之境;供奉历代喇嘛遗体的灵塔殿则后来居上，耸立其间。白宫和红宫是布达拉宫建筑群的灵魂，其他各类建筑如众星捧月，簇拥左右。

1933年，英国殖民者使团来到拉萨，使团成员斯潘塞·查普曼被布达拉宫的威严所折服。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圣城拉萨》中写道:“它(布达拉宫)具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尊严，这种尊严与其他周围粗犷朴实的大地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它还独有一种迟钝麻木、一种一成不变的特质——似乎在说‘我在这里已经有几百年了，我将永远待在这里’。布达拉宫给人这样的印象:它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与周围的环境极完美地结合为一体。”[FS:PAGE]

传统技艺的伏笔

从松赞干布到五世达赖，接近千年的岁月并没有切断西藏建筑的传统。

布达拉宫依旧首先是一座堡垒，除了四座防御用的碉楼，宫墙上还设有大量的通风口和枪炮眼。它的整体碉楼形式依旧在延续，它的每一座宫殿，都可以被看做一栋碉楼，它们有厚重的石墙围合而成方筒形状，然后簇拥在一起，内部空间狭窄逼仄，外部形象厚重高耸。

即使完全不懂建筑的人，只需看一眼也能明了布达拉宫的与众不同。它在基岩上直接垒石砌墙，墙体敦厚，向内收分，自然稳重，把山体隐于建筑之内，使建筑与山体结合得浑然一体。山体扩大为建筑的基座，建筑好像长在山上，增加了它的雄伟气势和高耸入云的效果。

布达拉宫继承了诸多藏式宗山建筑的传统手法形式。它的建筑基本是石、木、土混合结构。与内地传统汉式建筑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汉式建筑的承重方式为柱梁承重，所谓墙倒屋不塌，而藏式建筑多为“墙体承重”和“墙柱混合承重”。墙柱混合承重结构，是布达拉宫最基本的结构方式。因此，与汉族传统技艺相比，藏式营造更长于石与墙的技法。

藏族木匠似乎对汉式木结构的核心精神——斗拱并不感兴趣，除了大梁外，藏族匠人也基本不用榫铆结构。斗拱是一种标准化的构建，仅由四种基本模块便可以拼出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式，用于柱子顶端支撑屋顶，起到了分散受力的作用，使建筑结构更加稳固。而藏族匠人则转换了一种思维，由于藏式建筑并非梁柱承重，墙起了更重要的力学作用，他们把梁做成一道拱，类似拱桥一般，把负载分担在两侧的石墙上。

在藏族木匠手中，斗拱更像舶来的彩色玩具，层层叠叠装饰在高级的灵塔殿和金顶上。最多的地方居然垒置了十三排。比如金顶斗拱结构采取象鼻三排、斗三排、象鼻五排、象鼻七排、猪鼻八排等，各尽其能事，具体数量与佛教的时轮法规吻合，复杂而华丽。

基于墙柱承重的结构，“楼脚屋”在布达拉宫被普遍使用。整个布达拉宫就是建立在层层叠叠、数量莫测的地垄墙上的。

由于其建在陡峭的山坡上，为使房屋基础坚固，同时增加建筑底层面积，先在山坡地基上纵横起墙，上架梁木构成小房，俗称“地垄”。不但宫殿、经堂、学校和僧舍等建筑设有地垄，前后坡的登山道和东西庭院也建有地垄。换句话说，地垄就是布达拉宫的地基，将其大部分建筑架在了一个宽阔的平面上。

地垄层数随基础坡度而定。建造地垄的材料也是石、土、木。白宫北侧上层地垄为夯土墙，其余皆为石墙。墙上分层铺设不甚规整的杨木椽子，椽子上铺盖参差不齐的木棍或批开的树枝，其上再铺卵石和泥土。尽管布达拉宫嵯峨威仪，窗户层层叠叠，但实际使用面积并不多，大部分为基础地垄层。红宫总共13层，地面上只有5层，而地下(包括前面的西庭院)却有8层。

平顶、高层、厚墙是布达拉宫结构的另一种特征。布达拉宫几乎所有建筑的外墙都是厚重的石墙。石墙用石块、片石、碎石和湿土垒砌。我国西南地区的藏族、羌族自古“依山居业，垒石为室”，许多匠人练就了一身高超的砌石技术。他们在施工时，不吊线，也不用立架支撑，而只是凭眼力和想象力，信手拈来，就能恰如其分地控制墙体的收分，造出平整光洁的宏伟建筑。

据传，东半部的宫墙是由拉萨一带的前藏工匠砌筑，西半部的宫墙则由日喀则一带的后藏匠人修成。工匠们各自发挥所长，使得东部的墙体笔直尖峭，从上部滑下一只整羊到下面就会被划成两半;而西部的墙体则浑圆厚实，讲求流线造型，就是从上面滚下一只鸡蛋，到下面也不会打破。   

除了石墙，布达拉宫的屋檐和墙檐下大量使用了白玛草墙，形成绒毛一般的效果。白玛草是一种柽柳枝，秋天晒干，去梢剥皮，再用牛皮绳扎成拳头粗的小捆，整整齐齐堆在檐下，就像在墙外又砌了一堵墙。然后层层夯实，用木钉固定，再染上颜色。白玛草不仅有庄严肃穆的装饰效果，还由于白玛草的作用，可以把建筑物顶层的墙砌得薄一些，减轻墙体的分量，这对于高层建筑来说至关重要。白玛草墙的制造工序复杂，利用率又低，普通人根本用不起。

藏式建筑中另一种传统技艺是“打阿嘎”。阿嘎土是一种黏性强而色泽优美的风化石，使用前一砸便碎。施工时以卵石及夯实的土层等为底层，上铺10厘米厚的粗阿嘎，淋水软化踩实捣固后再醮水夯打，边拍击边铺撒一层比一层碎细的阿嘎，同时不断淋水，夯打至起浆使地平成形。夯打时间越长，夯打越密实，地面的防水性能就越好。继而用榆树皮等熬制的桨汁涂抹，并用光滑的卵石磨光找平，然后再用清油涂刷，尽可能渗入阿嘎深层。

打阿嘎时，人们站成几队，各拿一柄底端带一小圆木板、高低与人相当的木杆，唱着曲调悠扬动听的劳动号子，动作优美而整齐地上下夯打，载歌载舞，感觉就像节日里的集体歌舞表演一样，根本不像在进行建筑施工。如果需要修整的地表面积够大，载歌载舞的施工者可多达数百人，场面非常壮观。布达拉宫因其至尊的地位，里面几乎全是阿嘎地面，需要常年保持整修。所以，在布达拉宫附近，人们总能听到施工者打阿嘎的歌声。

这些传统技艺成就了辉煌的布达拉宫，同时也为几百年内的大修小补埋下了种种伏笔。[FS:PAGE]

1989～1994:“迷宫”抢险

在五世达赖重修布达拉宫后，这座宫堡从未间断过各种修整。距离较近的一次大规模维护是在1923年，十三世达赖修复了金顶、斗拱、经幢、飞檐等设施，还修复了九世达赖灵塔的前回廊、圣观音殿一带，并更换了所有腐朽的木质构建。

1950年，山南墨脱一带发生地震，拉萨有比较明显的震感。十四世达赖派人重新检查了布达拉宫，发现多处损坏，但没有能力全面修复，只进行了抢险加固。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此后，布达拉宫不再作为政权与教权的象征。1961年，布达拉宫进入我国首批文物保护名录，在最动荡的“文革”期间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特别保护。

解放后，在这座宫殿内维持着一支较大规模的维修队伍。包括50多名管理处的工作人员，50多位香师喇嘛，还有300多个杂役小工。他们负责日常的小修小补，布达拉宫每日安详地接待着它的信徒和全世界的游客。

布达拉宫不是一天建成的，它的隐患也是一年一年积累的。

1984年5月的一个夜晚，强巴殿突然失火。经抢救大火被迅速扑灭，未造成太大损失，失火原因在于照明电路短路。然而这次火灾却为布达拉宫的保护敲响了警钟。国家文物局迅速派出罗哲文等古建筑专家前往调查。

西藏自治区政府随即向国务院提出了申请拨款维修布达拉宫的报告。这份报告中罗列了布达拉宫初步的问题与隐患，包括木结构的变形损坏，地面下沉，屋顶漏雨，电路老化，以及消防设施陈旧，以致佛殿失火后，水泵的水打不上去无法救火等问题。自治区政府希望中央拨付2500万元的维修经费。1988年10月，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报告做出了批复意见，同意由中央财政拨款3500万元维修布达拉宫，并要求1993年完工。到竣工时，实际花费了5500万元。

1989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30余名古建筑保护技术人员进藏，对布达拉宫进行前期勘测，制定维修计划。时任国家文物局副总工程师的姜怀英受命主持布达拉宫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维修。姜怀英从上世纪50年代工作起，就从事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积累了大量一线施工经验。修复布达拉宫是他在退休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20年过去了，姜怀英对当初的很多细节依旧记忆犹新。“国务院最初的批复已经超过了自治区政府申请的额度，在当时3500万元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姜怀英向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从事的多项石窟古寺的维修中，最多也不过几百万元的经费，上千万元的都非常少，可见对布达拉宫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

布达拉宫的修建分属不同年代，施工没有整体规划。比如，1933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圆寂。但是红宫区域已经找不到合适位置为他修建灵塔，不得已，只好拆除部分僧社，将其建于红宫西侧。灵塔殿的通道利用了五世达赖灵塔殿南部上方的回廊，其殿门置于红宫回廊内。

维修小组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建筑诊断调查，摸清布达拉宫的病患。负责第二次维修工作的文物局工程师张之平也在1985年来到拉萨，介入维修前的调查。张之平调阅了西藏地区多年的灾害记录，发现地震和降雨是危害布达拉宫的两大灾害。“造山运动隆起了喜马拉雅山，这一区域直到现在还有微地震。尽管布达拉宫地区强震不强，但是微地震很频繁，而且是浅沿地震，这对布达拉宫的砖木结构危害较大。”张之平对本刊记者说，“此外，由于高差大，拉萨夏天的暴雨对房子的冲刷造成的损害也非常大。”

在勘测的同时，姜怀英组织对布达拉宫进行了较全面的测绘与制图。在布达拉宫多年的营造历史中，没有留下一张图纸，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规划总图、单体建筑图。尤其后期建筑更是层层叠叠，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这一阶段，维修小组将布达拉宫的整体立面图、剖面图以及每个单体建筑的平面剖面都测出来。这就保证了即使有的建筑需要落架拆解，最后也能够按照图纸原样修复。

1989年7月抢险工程开始，首先抢修布达拉宫正面的上山步道。1989年10月，布达拉宫维修工程正式开工。

1990年，姜怀英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维修领导小组名誉组长的李铁映做前期调查汇报。姜怀英认为，尽管布达拉宫外观宏伟，内部却隐藏着极大的隐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筑的结构与材质。这是布达拉宫先天就存在的危险。

依山建筑的布达拉宫以大量的地垄(楼脚屋)作为支撑，许多建筑从山腰起墙，地垄最多深达8层。这些地垄越靠下面，进深越小，更加阴暗潮湿，而且多为封闭式结构，难以进入。支托各层地面的椽子不规整，虫蛀腐朽状况普遍存在，地面坍塌时有发生。同时，壁画的起甲、开裂、污染状况也有多处存在。

此外，布达拉宫内墙开裂现象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内墙和上层的地垄墙为泥土墙，墙内没有使用早期常用的红柳、石片分割做木筋的方法，整体强度较差。最严重的是白宫东大殿，由于后两排柱子位置与下层支撑的地垄墙左右错位，柱子没有完全落脚在地垄上，架在垄墙上承托柱子的木梁将墙体压裂，并已经造成了局部坍塌，上面四层建筑随之下沉。

木质构建的虫蛀和变形状况也非常严重。抽样调查中，原藏军司令部的木构件中腐为38%，重腐为26.8%，白宫东大殿木柱中腐为34%，重腐为10.7%。很多木椽子虫眼密布，稍触即断。另一方面，布达拉宫的木构件多为西藏杨木，质地较软，容易腐朽、变形。此外屋顶漏雨现象比较严重，地垄墙酥裂，多数出现险情的地方只能暂时用临时构件维系。

针对这些问题，姜怀英提出了应用传统工艺、加固地垄、更换腐蛀木构件、修复壁画等六项应对措施。

“当时李铁映提出了四个尊重的原则，即尊重民族传统、尊重民族风格、尊重科学、尊重宗教需要。”姜怀英说，“对于我们的具体工作来说，就是一定要坚持整旧如旧。建筑格局不能变，原建筑群的组合，建筑群的形式，建筑结构、材料、工艺不能变。这是我们的底线。”

由于经费与技术的限制，姜怀英定下了此次维修的性质——“抢险加固，重点修复”。“以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做全面维修，只能挑重点的保护。”姜怀英说，“当时希望能够维持若干年，有财力有能力再修。”

第一期维修确定了111个项目，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垃圾。由于布达拉宫内物品都是圣物，300多年间不能随便处理，大量垃圾存在于地垄之内。在经过僧人的同意和检查后，总计清运了496卡车垃圾，每辆车的载重为40吨。

打牮拨正和偷梁换柱是我国古建维修的两种传统方法。将下沉的构件抬平，称为打牮;把左右倾斜的构件归正，谓之拨正。打牮和拨正在实际工作中密切相关。偷梁换柱则是指不大拆大卸，而是采取巧妙的方法更换残毁的梁或柱子。这两项传统技艺在布达拉宫的维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量的建筑都是在不搭起落架、不揭顶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的。

在维修五世达赖灵塔殿时，姜怀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要将倾斜的梁柱拨正，但是，一方面五世达赖灵塔殿上层有巨大的金顶，无法也不能揭顶，另一方面，殿内五世灵塔是价值连城的珍宝，上面点缀宝石无数，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姜怀英先将所有能移动的文物进行了装箱转移，不能移动的则搭起保护棚，一层一层包起来，里面衬上棉花、塑料布，外面用整块木板围合，就像钉了一个大箱子。接下来，再用千斤顶将屋顶托起，把歪的梁柱调直。整个过程异常谨慎，如履薄冰。

白宫东大殿的地基下沉十分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地垄为夯土墙，已经酥裂。姜怀英用千斤顶将上面整整四层殿堂托起，地下用钢筋混凝土打了地梁，完工后再平稳落下，完整保护了上面西日光殿等重要建筑。这里也是一期工程中唯一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的地方。使用钢筋混凝土是维修工程中比较有争议的部分。但在四层地面下沉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传统工艺，整体的安全性又难以保证。今天，姜怀英仍旧相信这在当时是个正确的选择。

原有木构件都注射了防腐防虫的药剂，更换的木构件则在加压舱内进行了特殊处理。新的木构件都使用西藏的高山松，比原先的杨木性能更好，同时含水率严格限制在20%以内。

1994年，布达拉宫的第一次大修竣工，总共维修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FS:PAGE]

2001～2008:提高科技含量

在一期工程完工4年后，二期维修的接力棒就传到了张之平手中。张之平时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古代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主任，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提高维修工程的科技含量，是张之平主持此次维修时的工作重点。

1998年，全国范围出现了大规模降雨，西藏也没能幸免。当年7、8、9三个月，拉萨的降雨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强降雨对古建筑的损害问题变得极端尖锐。布达拉宫的一些建筑，开始出现局部倒塌等数十处险情。国家文物局立即对受损部分进行了抢险，同时布达拉宫的第二次大修提上日程，前期勘察工作紧锣密鼓地启动了。

1998年10月，张之平进藏，做了20多天的初步排查，她没有放过任何一座建筑。在初次检查中，发现了20多处险情，20多个单体建筑都有较为严重的问题。

古建古建，拆了再看。“有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的，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张之平说，“作为一个医生怎么能够在没搞清病情的状况下开药方呢？”

维修小组重新测绘了1∶500的地形图，探查山体和建筑的交接面，大量的危险就存在于这些接合部。对此进行稳定性的评价，探查基岩状况，岩石的特点、强度，做工程地理分析。有三位院士参与技术评定会。

张之平将布达拉宫的建筑群分为15～16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小组负责勘察测绘，建立更详细的图纸档案。同时按照专业，组建了建筑、地基、木材等专家组，分门别类细致调查。

困扰一期工程的地垄，仍旧是二期工程的首要敌人。 整座布达拉宫都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地垄墙上，地垄的腐朽、开裂将会使整个建筑群变成摇摇欲坠的危城。更为严重的是，谁也不知道布达拉宫下面的地垄到底有多少、有多深。1998年以来，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强巴格桑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深入地下，寻找那些黑暗莫测的地垄层。随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地垄被发现，布达拉宫变得更加神秘，因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还有多少地垄未被发现。

漏雨的状况更普遍。红宫辉煌的金顶下面并没有防水层，而是铺的土层和椽子。毕竟拉萨是有名的日光城，年日照超过3000小时，每天接近10小时。大部分藏区降雨都十分稀少，对于传统的藏族工匠们，防水并不是重要的技术。

“但是藏式建筑也因此最怕雨。”张之平对本刊记者说，漏雨就会导致木材腐朽、引发虫蛀，黄泥被软化冲走，黏合力下降，石墙就会开裂，这是一个恶性的连锁反应。张之平于是将二期工程的重点放在了“脚”和“头”上，即地垄和屋顶的加固与防水。

怕什么就来什么，二期维修工程在一场富有戏剧性的大雨后展开了。

那天是2001年7月29日。这天下午，在外墙16米高的地方，突然发生了局部坍塌。张之平立即安排工人搭建了一个脚手架先把墙体支撑住。检查后发现，墙体由黄泥和碎石砌成，多年雨水冲刷渗透，黄泥已经松散，丧失了黏合力。可以想见，限于成本，当年布达拉宫的墙体施工并没有采用更好的材料，外面用了大石料，而里面都是碎石。

为了防止坍塌扩大，张之平决定先为墙体卸载负荷，即拆掉坍塌处上方不主要的三段女儿墙。在施工前，张之平请来了布达拉宫最年长的喇嘛诵经做佛事，随后用绑着哈达的镐开始拆墙。长期的潮湿，使墙体内的椽子都已腐朽虫蛀。拆除工作刚结束，布达拉宫上空再度浓云密布，随即大雨倾盆。

这日晚21点，一个滚地雷落在了布达拉宫的东北角，击中了一座五彩经幢，但并没有引起火灾。30日凌晨3点多，睡梦中的张之平被人叫醒，白天坍塌的墙体上的步道发生了坍塌。雨还在下，张之平冒雨上山检查。白天所搭的脚手架已经被砸毁，她暗自庆幸，若非如此，石块必然滚落，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张之平发现墙下都是很臭的烂泥，坑里积了很多鸽子粪，一层足有40多厘米厚，一层夯土压一层鸟粪，这说明不断的施工、塌陷、修复已使基层状况复杂难测。

张之平在维修顺序上采取了先下后上的原则，即先维修基础(地垄)，再进行上层建筑的局部补强。对于单纯因结构变形引起的破坏，只采取相应的局部补强。根据基础(地垄)墙体的稳定性进行分类:A类(稳定)可以不进行维修;对于B类(次稳定)建议局部修缮;C类(不稳定)建议彻底修缮。维修时选取抗风化石材，并对木材进行防虫、防腐处理。在维修C类基础(地垄)墙体时，挖除表层浮岩，沿自然坡面挖成反坡齿状，以增强抗滑能力。

她首先为开裂的墙体打上石膏条，在几年时间内做观测，记录墙体的开裂状况。同时在布达拉宫下开始墙体低压灌浆的实验。她首先做了一个四方形的砌体堆，中间留了许多缝隙。然后用水泥、石膏、黏土、沙子和水，按照不同的配比进行混合。最后选择了三个配方，对砌体缝隙进行灌浆填补。待其凝固后，取出灌浆的水泥块进行化验测试，最终选出最优配比。在施工后，张之平还引进了一种日本设备对墙体灌浆的效果进行测试。

施工队在刷墙的时候引进了起降机提高了粉刷速度，同时自制了一种小型夯实机，减轻了打阿嘎土的劳动强度。[FS:PAGE]

微妙的平衡

“不改变文物原状”，是古建筑维修的一道紧箍咒。姜怀英和张之平都在坚守着能修就坚决不换的原则。

古建筑专家们面临的更大难题在于，“文物的原状”既包含了传统的材料，也包含了传统的技法和工艺，很难想象把布达拉宫从一个墙柱承重的结构，维修成一个现代整体框架结构。

在二期工程中，张之平走得最远的尝试，是对传统阿嘎土的改性应用，她在其中增加了防水成分。她希望以此来解决雨水的危害。

布达拉宫的许多墙面、屋面、地面都大量使用了阿嘎土的工艺，起到了屋顶、墙顶的防水作用。阿嘎土从山上采下来的时候是一大块，把它打碎后根据体积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种。第一种是粗石土，体积略小于拳头;第二种为中等石土，比鸡蛋略小一点;第三种为细石土，其体积与蚕豆相当。

传统的打阿嘎工艺十分复杂。先把大块阿嘎土平铺在地面上，厚度为5～10厘米，用“帛多”夯打。帛多是一种专门打阿嘎的藏式工具，由一根木棍插进一块中心打孔的厚圆青石中。第一层粗土夯实后再铺上中等石土继续夯打，夯打3天后，再撒上细石土夯打。然后地面浇水，用帛多使劲夯打。表面起了一层阿嘎泥浆后，“协奔”(打阿嘎的工头)会把工人分为两队夯打，两列来回反复。反反复复直到地面变得“铁板一块”。到此工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然后工人再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地面，再用榆树汁把阿嘎地面擦拭两三遍，最后涂上混有芸香粉的清油。

整个工程需要7到8天，工程复杂，难度较大。工作过程中，工人们同声歌唱，边唱边舞，也成为一种西藏民俗。

阿嘎土打成后，很容易受损开裂，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养护。但是传统的阿嘎土工艺在解决布达拉宫防水问题上愈显无力。

很长时间内，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强巴格桑都很难睡踏实觉。每当夜里下雪，强巴格桑要把所有的人叫起来扫雪，因为冰雪的冻融对屋顶阿嘎土的防水性能破坏很大。每年金顶的漏雨都造成了大量木椽子的损毁。阿嘎土本身的养护常年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投入，稍有疏松则形同虚设。

在一期工程维修中，姜怀英就曾思考过阿嘎土的应用问题。但鉴于对传统工艺的保护没做改动，只是涂上防紫外线的保护层。在竣工后他专门提出了阿嘎土的日常保养问题，但第二年，阿嘎土还是出现了开裂。“这逼迫着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它的强度，提高抗水能力。”张之平说。

阿嘎土的改性实验与应用，是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法。阿嘎土的基本成分是碳酸钙。在采集了8种阿嘎土做实验后，张之平发现，含钙越高的阿嘎土黏性和防水性能越好，耐久度就高。张之平于是专门挑选了性能最好的原料，在其中加防水添加剂。这种改性阿嘎土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效果十分理想。

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是在藏族群众中广泛传颂的英雄人物，《格萨尔王传》流传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藏族地区。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断以吟唱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和赞美之情。

《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地区民间流传的史诗，它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且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它所流传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以及云南纳西族、白族、土族地区都有流行。这部史诗反映了古代高原社会从部族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高原社会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通过征战逐渐走向统一。由于它在民间流传，因此带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特征:民间艺人根据原始素材加工、理解，使故事本身变得更加神奇。作为史诗，《格萨尔王传》反映了藏族史前历史，它在流传过程中，把藏族古代高原社会的一些社会制度，当时的道德水准、价值观念，还有一些民风民俗、语言特色等等都融进去了。因为藏族本身有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苯教，后来又有佛教传入，通过多少代艺人的传唱，把他们的信仰不断融入到史诗当中。

由于藏族史前史这部分，除了考古以外没有任何发现，人们要想了解藏族的史前史，《格萨尔王传》可以提供很多这方面的素材。它是藏族古代高原社会整个社会历史画卷的百科全书，因此在学术上有了更高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杨恩洪女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从事《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谈到《格萨尔王传》，杨女士说:“《格萨尔王传》从始创到现在1000多年间，仍以活形态方式在民间流传，这在世界上是比较少有的。因为在国际上一些知名的长篇史诗，像《罗马史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等，都是经过了口头传播的阶段，然后变成了文本形式，被人们记录下来。人们要看它们只能通过书面阅读，听不到史诗是怎样传唱的，当时也没有人记录它，所以什么人传唱，怎么传唱，用什么样的曲调传唱，用什么样的形式传唱，现在人们都不知道了。《格萨尔王传》现在还在传唱，一些藏族民间艺人用他们的大脑进行记忆，所以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FS:PAGE]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流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杨恩洪:上世纪80年代我在做艺人调查时调查了一批艺人，现在很多人都去世了，我们抢救了一批资料。我们前两年又下去调查了一次，很多藏族的年轻艺人又培养了起来。现在我们对这部史诗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从一个文学作品，提高到这种口头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支撑，多元文化的社会对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都是很重要的。藏族老百姓非常喜欢这部史诗，它基本属于牧业文化，老百姓把格萨尔和他们心中的神结合起来了。实际上在说唱中表现了一种对祖先神和英雄二者合一的崇拜。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对格萨尔非常崇拜尊敬，除了艺人演唱，在民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婚丧嫁娶中也要唱格萨尔，有鼓舞士气、带来吉祥、祈福等功能。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藏族百姓一听说是来调查格萨尔、研究格萨尔的，都非常欢迎。

三联生活周刊:在现代文明面前，一些传统的民间文化往往免疫力很差。为什么《格萨尔王传》在民间流传了那么多年，还能保持那样的生命力，在藏族保证了一代代的传承？

杨恩洪:按照史诗流传的规律，它是一种口头叙事，产生于古代社会(民族形成时期)。为什么西方口头传播的史诗现在都没有了？实际上这种史诗都有其发展的共同规律，即经历了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转变的过程。《格萨尔王传》也在遵循这种规律，逐渐从口头传播走向书面传播。我们现在正是在这种传播中，老艺人一个个都去世了，现在一批年轻艺人又开始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书面文本最终会替代口头说唱，因为某一种文体属于一种特定的时代。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保护很早就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民间文学研究所就开始对民间文学进行抢救和保护，当时我们藏文室，首先抢救的就是《格萨尔王传》。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抢救过程是怎样的呢？

杨恩洪以:最早搜集整理《格萨尔王传》的除了藏族人以外是外国人，像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达维·尼尔、石泰安教授都曾在藏族地区搜集过。后来我们四川的一些汉族学者也做了一些努力。《格萨尔王传》为什么以前没有得到重视呢？因为当时藏族的官方上层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俗言俚语，称不上一种文化。1949年以前，唱《格萨尔王传》的民间艺人也像乞丐一样，浪迹高原以说唱为生，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到1959年国庆10周年，青海省民研会搞了一个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活动，下乡搜集民间文学，其中以《格萨尔王传》为重点，搜集了很多《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手抄本、木刻本，以资料形式出现，但当时忽略了民间艺人这部分。其实，故事大部分还保留在藏族艺人的记忆中，文本只是记录了艺人说唱的一小部分。当然整个故事大同小异，格萨尔的诞生，下凡，通过赛马称王，然后开始征战，征服了很多周边的魔，统一三界后完成人间使命，最后是地狱救母，返回天界。但艺人分的部是不一样的，有的分成80部，有的60部，整体的故事从来没有人做过整理。

80年代初，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开始抢救，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包括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另外流传省区(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内蒙古和新疆)也参加了，成立了《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组。从8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普查、出版、整理、研究等等，出版的藏文《格萨尔王传》大概有130部，另外除了抢救手抄本、木刻本外，抢救艺人的工作做得很多。我自己就采访到40多个藏族说唱艺人，实际上当时应该有100多个艺人，对重点艺人进行了重点采访、录音，把他们请到大学、研究所做研究录音。比如扎巴到了西藏大学，桑珠、玉梅到西藏社科院，果洛的格日尖参到了果洛群艺馆等等。我们为艺人录音大约6000小时，最多最全的就数桑珠了，桑珠艺人今年86岁，在西藏社科院，他录了将近2000小时，他是目前能说唱《格萨尔王传》比较完整的艺人。中国社科院和西藏社科院有一个合作项目，专门抢救桑珠艺人大脑中的完整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们计划出45部，已经出了30部，还在陆续出版。这在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容易了(老艺人都去世了)。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过去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却在国外，现在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外国学者的认可，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又转移回了中国。建国后政府在文化上给藏族人民做了两件实事:一是抢救《格萨尔王传》，解放前一些西藏上层根本不知道格萨尔。另一个就是《大藏经》的对勘，过去《大藏经》有不同的版本，如卓尼版、德格版等，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做的大型对勘，把不同版本放在一起，包括国外版本，一章章一句句对，最后出一个校勘本。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回忆一下当年在西藏调查研究过程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情吗？

杨恩洪:我在昌都的类乌齐县见到一位70多岁的老艺人，名叫卡察扎巴·阿旺嘉措，老人眼睛不太好，他很奇特，从小看铜镜，放一个铜镜，格萨尔的故事就出来了，他能从铜镜里抄写格萨尔，抄出来以后再说唱。这种形式在史诗的演绎过程中也是唯一的，其他的很多艺人都说是做梦或是神授，但这个艺人不是这样。我们在他身边待了一周了解他，聊他的身世，采访他，采访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生活困难，连从铜镜中抄写格萨尔的纸都没有，没有钱买。我们就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既然国家这么重视，艺人需要的纸要多少就给他多少。我们说他要抄写格萨尔，不放牧的话，生活还有一定的困难。最后在县政协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政协委员，就有一定的津贴，能保证他抄写格萨尔。

我们在寻访中也了解到了艺人是怎么代代相传的，怎么得到这个故事，一代代传播下来。我们也解决了很多艺人的生活问题，慢慢很多艺人就开始有积极性了，抢救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开始虽然有很多不便、很多困难，但经过这20多年的抢救，情况大有改善，很多艺人会主动找我们，比如昂日，他向我们保证如果给他出书的话他可以一年唱出一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他们能唱出多少？

杨恩洪:他们说都能唱出来，这个故事有大概的脉络，学术界称之为一个开放型结构，比较固定的是头和尾，如天界而来、诞生人间、赛马称王等，都是一些固定的故事母题，是不变的。完成人间的征战后返回天界，这也是一个固定的内容。所不同的是中间的征战部分，有的人能说50个战争，他们根据本地不同传统或本人说唱特点划分，有人分得细一点，有人分得粗一点。但总的来说划分方法是18大宗，一个大宗就是一个城堡，降服一个城堡，取回财宝。有的人能说唱30部，有的人能说唱34部，大宗中又夹杂着小宗。但我们搜集到的像木刻本、手抄本这样的文本中还不能涵盖内容的全部。艺人头脑中的故事更丰富，所以说为什么要抢救桑珠一个艺人头脑中的一个完整故事呢？这是他头脑中的一个完整故事。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会抢救其他艺人头脑中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题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情节、语言处理上，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或者本地的一些民俗都有差异，所以搜集起来都有价值。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只整理了一个桑珠本，也找了几个优秀艺人每人出一本。

三联生活周刊:在流传方式上现在有什么变化？

杨恩洪:总的来说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慢慢就要淡化，越开放，有文化的人就会拿文本看，老人可能还喜欢听，年轻人就不太听了。当然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形式慢慢取代了它，比如像青海的果洛等一些牧区，由于格萨尔在他们心目中既是英雄又是神，有些宁玛派的僧人就把它演绎成了莲华生大师的化身。他们喜欢格萨尔是从神的角度去喜欢。有些寺庙组织了格萨尔藏戏团，把原本说唱艺人的说唱变成了藏戏，用藏戏形式演出。现在藏戏团在青海的果洛、四川的色达(第一个成立了藏戏团)非常有影响。色达藏戏团去年还到英国去演出，得到好评。现在果洛有很多藏戏团，主要都是寺庙的僧人在组织弘扬格萨尔文化。还有一些地方成立了宗教人士主办的格萨尔文化中心，这种形式和寺庙的不同，主要是以保存格萨尔的版本、延续格萨尔的说唱为主要任务，经常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另外那曲地区这几年出现了格萨尔的演唱厅，他们请来一些好的艺人(主要是年轻艺人)，是一个新生事物，老百姓进来吃饭喝茶，听格萨尔。2006年11月我们去调查，那曲当地已经集合了十几个年轻艺人，他们在那里定居，从草原走向了小城镇，靠说唱为生。他们与老一辈说唱艺人不同，老的是流浪，他们是被雇用，在那曲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格萨尔文化传播中心。这种新的形式也在替代老的传统说唱，对当地藏族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我们很支持他们的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都是流浪艺人在传唱格萨尔吗？

杨恩洪:我们有几位老艺人，像桑珠，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的家乡是在那曲和昌都交界的一个叫丁青县的地方，十几岁因为生活所迫(家里被逼债)就跑出来了，开始流浪，没有任何生活本领也没有牲畜，就开始说唱格萨尔。他从小就听祖父说唱格萨尔，就会说唱。在高原旅行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他就跟着商人驮队、朝佛者走，比如从青海往拉萨走。这些人白天走，晚上烧火做饭，风餐露宿，坐下来听他说唱格萨尔。朝佛者和商人就会给他一点饭吃，一点茶喝。走到一些神山、圣湖、寺院之类的地方，他们就在边上说唱，老百姓也会给他们一点吃的。桑珠到了拉萨，到了山南地区，很喜欢格萨尔说唱的有钱人就把他请到家里，在家里住上一个月半个月，给他饭吃，请他说唱，还请朋友来一起听，临走的时候给一点吃的或者旧衣服，送他上路。

最优秀的艺人都是流浪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说唱的。他们浪迹高原，走的地方越多，阅历越丰富。采访的时候听到他们说在一些神山、圣地也见到其他的说唱艺人，他们也会听其他艺人的说唱，这时候就是一种交流。随着这种交流，他们也丰富了自己的说唱。所以说最优秀的说唱艺人一定要经过浪迹高原这个过程，他如果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能是靠祖上传下来很单调的那点东西。另外这些很优秀的艺人出生地点都是过去人们朝佛经商必经的一些通道，在这些地方才能有文化的流动和交流。这些人从小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慢慢开始在大脑里储藏这些故事。后来他们说做了一个梦，一种契机，是神让他们说唱格萨尔的。他们很惊讶自己没学过怎么就会说唱了呢，实际上从小他们就开始逐渐受到熏陶。我们抢救了这样一批很珍贵的艺人。[FS:PAGE]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开始做调查的时候，统计出来有多少人在唱格萨尔？

杨恩洪:我们当时普查了一个名单，藏族艺人大概有100人左右，蒙古族、土族也有一些。这些艺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唱片段的，不能完整说唱史诗。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分类，有的艺人是听别人说唱以后学会的，说一些片段或主要的精彩篇目。还有一些艺人是照本说唱的，像四川德格、青海玉树，有的藏族人文化程度非常高，他们掌握几个格萨尔的曲调就可以照着本子唱。因为格萨尔的说唱中有韵文有散文，散文就是叙述故事交代情节，韵文部分就是对话。散文部分就可以念，韵文部分就用他掌握的曲调唱出来，实际上和民间说唱艺人差不多。这些艺人在青海玉树、四川德格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不是靠大脑记忆故事，是拿本子唱，但他们保存了很多音乐的因素在里面，民间流传的很多音乐的素材被他们集中起来。所以当地老百姓不喜欢一曲套百歌的艺人，如果一个艺人拿同一个曲子从格萨尔大王唱到他的大臣再唱到他的妃子，就不承认他是艺人。所以在玉树地区搜集到的曲调非常丰富，有的都是套曲，大王的就是大王的曲子，大臣的就是大臣的曲子，妃子的就是妃子的。只要他一哼起前奏，老百姓一听就知道，这是谁出场了。老百姓也有很高的音乐欣赏水准。

真正认为是神授予的浪迹高原的说唱艺人，在当时采访到的只有26人，非常优秀的能说唱长篇多部的。但是20多年过去，现在这些艺人大部分都去世了，可能还剩8个，当然包括桑珠，有的比桑珠身体更差的就不能说唱了。前年我们又申请了一个新课题，把新出现的一些年轻艺人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在青海的果洛、玉树，西藏的昌都、那曲，又发现了一批年轻艺人，大概年龄在40岁以下。和老艺人相比，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老艺人比较传统，现在的艺人唱得更概括更简单，篇幅比老艺人唱得稍短一点。但出现这样一批年轻艺人并不是说我们的口头传统会永远延续下去，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大规模抢救格萨尔时正是这批年轻艺人成长的时候，那时候出版了大量格萨尔的本子，还有藏戏。我们在藏区调查的时候，发现几乎家家都有格萨尔的书，当时也很便宜，两三块钱一本，有的帐篷里摆了十几本，有的书都翻得合不上了，黑黑的。我问这书是谁看的，他们说是小孩子看的。小孩子因为在学校里学过藏文的字母，老人想听，就叫小孩念，在长期念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藏文，所以后来他们说格萨尔是扫盲课本。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统计出来的年轻艺人大概数量是多少？

杨恩洪:不是太多，主要是在特定地区，像青海的果洛、玉树和西藏的昌都只发现一个17岁的小艺人叫斯它多吉，还有西藏的那曲，我们调查的大概有二十六七个。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说老一辈的艺人还剩下8个，那这些人大脑中的故事抢救得怎样了？

杨恩洪:去世的扎巴老人在西藏大学的时候，说自己能唱34部(不算小的宗)，到他去世时候他只录了25部半，剩下的8部半就被他带走了，没人可以续写他的后半部分，成了绝唱。他留下的就是25部半格萨尔故事，现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在出扎巴老人的版本，已经出了11部，还有十几部没出。所以我们一定要抢救一个艺人完整的故事，很多老艺人没说完就走了。现在在世的老艺人就是桑珠可能能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他的慢慢都说不了了，年老体弱，或是像玉梅这样的脑子乱了，说不出来了。[FS:PAGE]

三联生活周刊:桑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故事呢？

杨恩洪:他从小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昌都和那曲交界。那地方是一个通道，青海人和四川人要走到拉萨去朝佛，那里是必经之路。桑珠的外祖父是一个特别喜欢说唱格萨尔的人，但不是一个靠说唱为生的人，是一个小商人。只要每天晚上喝了酒他就爱唱，邻居们都过来听，路过的商人也留下来听。桑珠从小是在外祖父的膝盖上长大的，一直听到了11岁，后来他就做了梦，梦见格萨尔的大将跟他说，你要唱格萨尔，要弘扬格萨尔的事迹。听到这样的话以后，他就想开始试着说唱，慢慢就一点点越唱越多，这也是个积累过程。后来他就开始流浪，走了很多地方，冈底斯山、玛旁雍错他都去过。1959年他流浪到拉萨，赶上民主改革，给他分了土地和牛羊。他一辈子二三十年的时间是走在路上的，他给别人说唱也听别人的，其中他就见过玉梅的爸爸。玉梅的爸爸是那曲索县一个特别有名的艺人，桑珠就听过玉梅爸爸的说唱，觉得非常好。艺人之间通过流浪有所交流。通过流浪，他们获得的信息更多，故事更完整，知识的积累也很多，像桑珠说唱的语言特别好，张口就是谚语、赞词。80年代初，我们在拉萨举办了一次格萨尔艺人演唱会。当时我们想检阅一下我们已经普查过的艺人，能说唱的优秀艺人有多少。桑珠当时是其中之一，最后觉得扎巴唱得很好，桑珠也特别好。桑珠说他有65部，18大宗，18中宗，18小宗，他分得很细。但是由于他现在年龄也大了，几次住院，心脏也特别不好，现在就想把主要的大宗拿出来出版，计划出45部，不能说完全，但主要的情节都包括在内了，也算是比较完整的了。

三联生活周刊:桑珠版本整理出来的书出版了多少？

杨恩洪:藏文手抄本出了100多部了，这其中也包括重复的，比如霍岭大战有不同的版本，在四川、甘肃等地发现的版本当地的出版社都出了，但艺人演唱本的出版现在还不太多。桑珠是录音出版最多的，计划在两三年内出齐。其他艺人出了一两部。口头传唱这部分今后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因为越是个体的东西其实越有研究价值，文本是经过文人加工的，因为当时能够写字能够认字的都是宗教人士，西藏没有学校，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寺庙。当然，文本在语言上更规范一点，更流畅，但宗教色彩就浓一些。宗教人士在整理过程中会把自己的一些宗教信仰、价值判断放进去。在比较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被文人记录整理的文本和艺人口头录音说唱有差别。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一些年轻艺人到一些场所进行表演，对传统口头传唱在内容上会带来一些改变吗？

杨恩洪:肯定会有变化。格萨尔过去是一种牧区文化，为牧区老百姓说唱的。如果到了像那曲地区的演唱厅里说唱，对象就不仅是牧民，还有一些商人或是过路人，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唱的也是片段。但毕竟是从年轻艺人中挑出的优秀的人才能到这种演唱厅说唱。

三联生活周刊:在《格萨尔王传》保护方面，目前还做了哪些事情？

杨恩洪:我们还在藏族地区建立了三个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基地，专门保护格萨尔。2006年格萨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首批名录，基地还在扩大，现在建立的是青海的果洛、四川的德格、甘肃的玛曲三地。我们这些从事研究和保护的人和当地人一起每年去调查口头传唱的发展变化，促进当地的保护，还是很有成效的。尤其是做工作比较多的果洛地区，我已经去过9次了。地方领导也很重视，尤其是地方的僧人特别喜欢格萨尔，用极大的热情来保护、传播它。这种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部、社科院，一定要到这个地区，让本民族人一起来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合力。[FS:PAGE]

西藏的寺庙承载了现代意义上教育机构的功能

4月13日，北京藏医院。一位孕妇站在一幅西藏“人体胚胎发育图”前，绕有兴致地看着上面绘有男女从两情相悦，到爱情的结晶——胎儿的形成，在母体中每一时期的发育特征，直至如何生产的过程以及家人和乡邻对新生命到来的美好接纳和祝福。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藏医胚胎学是主任医生西珠嘉措重点推荐的藏医学精华。他说：“这些唐卡上具体翔实而直观的描绘，表现了藏民族在医学上独到而科学的见解和对生命所持的尊重态度。”

来自寺庙的拉玛阿拉

这是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医院，每天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也是外国游客来北京旅游时的休闲项目之一。大厅里的布达拉宫壁画、吉祥八宝图在提醒人们，这里是北京民族医院暨北京藏医院。

在肾病糖尿病专科诊室，患者疑惑地看着藏医师拉玛阿拉开的药，这些药早、中、晚居然完全不一样。不过，她还是决定遵医嘱认真“品药”。

“先别说话。”拉玛阿拉一手号脉，另一手放在嘴边摇摇，生怕病人又没听懂自己的汉语。40多岁的拉玛阿拉个子不高，粗壮，皮肤黝黑，光头，面有佛相。号脉的时候，胖胖的手指劲道拿捏得恰到好处。据称，磕磕巴巴的汉语加丰富的肢体语言，是他的“标签”。如果不是左手腕上那串细小的朱红色佛珠，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出家人。

阿拉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父母是牧民。16岁的时候，他来到13世纪噶举派的名寺措如寺出家。在阿拉看来，出家是源于朴素的宗教信仰，“这里有个习惯，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儿子出家，为了今世和来世，为了超度父母兄妹和普天下的人”。

事实上，藏传佛教中的寺庙并不仅仅是出家之地，用阿拉的话说，寺庙承载了现代意义上教育机构的功能。“进了寺庙学习，相当于进了大学。十明学是最基础的学习科目，经过系统学习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爱好确定方向，决定重点学习某个领域。”但是，从16岁到28岁的12年间，阿拉干得更多的是洗衣、做饭、打扫之类十分琐碎的事情。阿拉并不觉得12年的时间被浪费，“这是寺院在看人品，出家人必须有一颗虔诚的心。学医之前要把寺庙的‘功课’——念经、做法事学会，学做一个真正向善的人”。与现代大学不同的是，入寺庙学习是没有门槛的，“任何人，只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都可以进入寺庙学习”。

在措如寺，有一个由喇嘛出钱办的藏医班，阿拉在系统学习了十明学后，对藏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机缘巧合”，1988年，阿拉被寺庙派去服侍当代藏医大师、前措如寺堪布措如·次朗大师。“按照寺庙规矩，侍奉大师的弟子每隔几年轮换，但是习惯了阿拉的侍奉，大师认为阿拉人品很好，决定不再换人。”藏医院医生王多吉翻译说，“在藏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医——意味着一切为了病人，助人为乐，医风医德受藏传佛教影响极深。所以在藏区，医生被称为‘拉杰’，意思是比喇嘛活佛更崇高。”

从1988年到2004年，阿拉一直跟随在大师身边，照顾大师饮食起居的同时，自己也下苦功夫学医。王多吉说：“藏医学习讲究‘wang’，‘long’，‘chi’。‘wang’的意思是授权给你发表观点，才有学习的机会；‘long’是言传的意思，师父念，讲解难点和疑点，弟子听；‘chi’是身教，就是实习。”因为阿拉已经获得了学医的机会，所以“大师教别人时我趁机学，别人不在时，我更有机会学习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两年的时间里，阿拉将藏医学最经典的《四部医典》从头背到尾。

“出家之人，一心向善。药——无论中药、西药，还是藏药，都是为病人服务的，是科学。有些病，与前生和今世的造化有关，需要念经；但魔鬼本身是不存在的，有些疾病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就需要心理的疗法和精神安慰。”阿拉阐述着他对藏医药与藏传佛教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措如·次朗大师曾明确地说，经过甘露药品加持法(即炮制藏药时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能增强药品的药效，有助于更快更好地治病救人。”阿拉有着和老师一样的看法。

按照藏医学习的规矩，天文历算也是需要学习了解的。“四大五源学说‘水、土、火、风、空’，‘日月星辰’都是人体最根本的构成元素。历算要推算日月星辰，知道了这些，就知道春夏秋冬，知道寒暑交替，知道春华、夏发、秋实、冬藏。藏医学把人看做一草一木，要顺应自然，生命与四季有关，而四季又与星辰有关。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情。”具体到结合天文历算看病，阿拉说：“看病时，根据理论，人在四季的脉象不一，什么时候看病，医生可以对应这个时期的脉象来观察是否有异动。治疗的时候，春夏秋冬人体血液[FS:PAGE]流动不一，所以不同季节治疗不同。如放血疗法选择秋季，因为秋实，此时经历了春夏，种子已经成熟，人体经历春夏到秋季温度逐步升高，热盛，体内疾病熟透，只要稍做牵引，就可引出体外。再比如火灸，需要在下午做。上午气活动多，下午血活动多。就像高血压病人我们主张下午吃药。”除了天文历算，因名学、工巧学也是必修的科目，“藏医的手术工具打造，医学唐卡的绘制，都是医生来完成的。所以，很多藏医除了医术精通，也有很高的美术造诣”。

2004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邀请措如·次朗大师到北京看病，作为随身侍奉的弟子，阿拉到了北京。大师圆寂后，阿拉被北京藏医院挽留下来。阿拉说，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但他还保留着寺庙生活的习惯，每天都要念经做功课。

德格的西珠嘉措

与拉玛阿拉不同，处在同一年龄段的西珠嘉措的汉语讲得非常好。出生在四川德格的西珠嘉措父亲是汉族的南下干部，母亲是藏族。13岁之前，他一直学习汉文。

“文革”时期，由于家庭变故，13岁的西珠嘉措被德格印经院的朗钦喇嘛收留。“朗钦喇嘛精通藏医，偌大的德格印经院只有他一个人生活。他在德格印经院的藏医诊所上班，我跟随他学习藏文，教材就是医书。早上5点起床，念藏文。7点，老师念经，我和其他徒弟给老师做饭，然后跟他上班学习炮制药材。”

15岁时，虽然不是很了解理论知识，但是西珠嘉措炮制药材的能力已经得到了老师的赞许。“每年7、8、9三个月是采药的时候，老师会提前估计需要配什么药，配多少，然后带着当地农民(采药工)上山，一待就是半个月。不同海拔的地方有不同的藏药，像虫草一般分布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高度，一半草原一半雪山的地方。我们去过最高的山在海拔4500米，那里有一味特殊的草药，是治疗中风的七十味珍珠丸中必需的一味药。像这种药，只生长在藏区高海拔地区。”

“采药也有季节。高海拔的药材不宜迟过8月，过了就没有。草药花、根、茎各部位的作用不一样，也得分时候采。7月份采花，8月采叶，根在9月采。每个医院配的药60%都差不多，不同医院会有自己的特色和秘方。”

“采回药后，根据病人的病情决定炮制方式，寒性病热炮，反之亦然。有的还要用酒、蜂蜜或者牛奶炮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西珠说，“真金不怕火炼”，像黄金、水银一类的金属入药，关键在去毒。传统藏药炮制法的神秘和神奇，也就在这个地方。从毒到药，化毒为药，了不起的奥妙便在此。这中间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和科学意义，甚至比这种炮制秘诀本身更为重要。“比如说藏药佐珠达西中的一种叫‘琼西’的成分，在炮制时严格要求必须在农历八月十五日的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加入新鲜牦牛奶，在月光下研磨成粉。‘佐珠达西’的‘达’就是月亮的意思，‘西’是镜子的意思。以月亮为镜，将无生命的东西赋予生命，从而使之鲜活起来。”

西珠的工龄很长，“15岁我就成为德格藏医院的医生了。因为整个甘孜州18个县只有一个藏医院，每年我要跟着一位叫阿丹的医生在这些地区巡回医疗。白天师傅看病后，我们徒弟开方，然后师傅做出评价。晚上跟着师傅学习医学理论”。

西珠身边有很多经历传奇的民间藏医朋友。“他们中很多是出家人，有的在寺庙行医，有的一直在山洞中修行，不以营利为目的，外界也很难联系到他们。”与这些朋友不同，在经过早年严格的民间藏医培养之后，西珠还进入了藏医院接受正规的学院教育。

1986年，西珠到西藏拉萨藏医院学习，一年后他跟随院长措如·次朗学习了两三年，之后到甘孜州藏医院卫校带教。大约5年后，擅长炮制各类药材的西珠被国家指定为德格有名的藏医唐卡的继承人，做了3年准备工作。1990年，甘孜州卫生局即后来的藏医院刚开办，由于没有专门炮制药材的专家，特意将西珠借调了过去。此后，西珠作为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又去了四川中医药学院学习了三年，成为藏区为数不多有正规学历文凭的藏医。2003年，大师措如·次朗在北京疗养，知道北京藏医院缺大夫后，让懂汉语的西珠到北京支援藏医院。

西珠看待藏医与宗教的关系很辩证。“按照《四部医典》的说法，人的病分404种。101种病是短暂的因缘，不用药自然能好；还有101种病不治很难好；另外101种病，是由于‘业’，(轮回)，吃药不一定管用，但通过一定的方式如消灾活动能治好；还有101种病则是‘罪孽深重’，无药可医。”西珠认为，藏医受佛教影响，但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起居方面，藏医提倡有好的心态，起居恰当。这类似佛教中提到的修行和静养。像我看过的病人，如果得的是培根病(胃病)，我会建议他说：‘多去大昭寺转转经，磕长头。’实际目的是让病人多活动，另外也有个思想寄托。对于肺病、心脏病、高血压病人来说，我会建议他念经，目的是促进肺部活动，血液循环。而且念经时，心要静，思想集中，对于治疗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藏医用药中有一部分动物药，需要杀生。按照藏传佛教教义，不能杀生。所以说，藏医和宗教又有区别。”

天葬习俗使得藏医在3700年前就对人体有解剖学意义上的认识。西珠说，在西医之前，藏医就对细菌有认识。他指出：“人体所有的病都是由细菌造成的。弹指间，可全身循环。”藏族先民根据高原自然环境和条件，充分利用高原高海拔、无污染地区药性独特的动物、植物、矿物等资源，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藏医药诊疗、保健体系。“像藏医在治疗跌打损伤方面有独特秘方。藏民族会观察动物的生活，比如熊受伤后会自己上山找药，鸟类也是如此。通过观察受伤的动物使用的药物，经过临床总结，最后积累成经验。”西珠说，他的师傅就给他传下过一个治疗肝腹水病人的秘方，据说在德格地区流传使用有150多年的历史。神奇的是，其中一味占据90%药效的草药生长在内地。这个秘方在传统理论医书中没有，只在老藏医总结下来的临床札记中有记录。

关于秘方的来源还有个神话故事。“150年前，在甘孜州德格藏医院有个活佛得了此病，有一天被托梦告知，内地哪个方位有这样一种东西，形象、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能找到，活佛的病就有救了。活佛于是托专门和寺院做生意的马帮去内地找药，两个月后，与内地做盐和茶叶生意的马帮带回了梦中提到的药，活佛按梦中所教的配药方法配药果然治好了自己的病。从此，这个秘方主要在德格地区传承。”[FS:PAGE]

药王山和藏医学院

药王山，藏名夹波日，意为“山角之山”。与布达拉宫咫尺相对，为拉萨城的门户。海拔3725米，有小路可至峰顶。药王山上是拍摄布达拉宫最好的角度。药王山东侧有个洞窟式的小庙宇，叫查拉鲁普。相传，它顶上的山崖是文成公主思念家乡时向东方朝拜的地方。洞窟开凿于松赞干布时代，岩壁上有69尊石刻造像，史书《智者喜宴》记载为松赞干布王妃如雍所刻。在大量的佛像与菩萨像中，北面石壁上还雕有松赞干布与文成、赤尊两位公主以及重臣吞米桑布扎、禄东赞的造像。

药王山上现在的一片废墟原是座门巴扎仓(藏医学院)，因具有宗教的性质，也称药王庙。北京藏医院科研教学处副处长仲格嘉说，释迦能医治百病，相传药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从吐蕃王朝时代西藏民间出现藏医算起，这门古老的学问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7世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时候，从大唐带去了汉文化，其中有一本中医书叫《医学大全》。此后金城公主再嫁吐蕃，又带去了医书《月王药诊》，使得中医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逐步融汇到藏医中。8世纪，著名“医圣”宇妥·元丹贡布到印度学医，继承发展了中医和印度医学，著有《四部医典》。

仲格嘉说，藏医认为宇宙是由小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大五行(气、火、土、水、[FS:PAGE]空间)组成，小五行在人体指心、肝、脾、肺、肾；大五行则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依赖大五行的运行。“隆”(气)、“赤吧”(火)、“培根”(水、土)是构成人体的三大元素(三因学说)，任何一个元素的盛衰都会引起疾病发生。藏医学以其独特的“三因学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为基础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

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15世纪以后，藏医逐渐形成了北方和南方两大派。北派主要生活在藏区北方的高原地带，擅长应用温热药物、艾灸以及放血疗法等，对常见的疾病，如风湿症等进行治疗；南派由于地处亚热带地区，比较善于运用草药治疗。他们分别总结了北部高寒地区和南部河谷地带的多发病及其治疗的经验，各有特点。

药王庙逐渐集中了一批学识渊博的藏医，大约在17世纪发展为藏医学府，慕名而来的求学者使这座小庙日见兴盛。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创办了“门孜康”(即藏医星算学院)，从各寺选拔部分喇嘛来此学习医药知识。

1959年以前，西藏的医疗机构仅有拉萨“门孜康”和药王山医学利众院，门诊面积总共才500平方米，从业人员不足50名，主要为贵族、领主、上层喇嘛服务。60年代以后，原属于药王庙的藏医合并到门孜康，成为现在的西藏藏医院。它的门诊大楼就在大昭寺西面宇妥桥附近。为纪念藏医的始祖，这条路命名为宇妥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级藏医专家强巴赤列向自治区政府提交了10条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重视和扶持藏医药事业，扩建自治区藏医院，各地区建立地区级藏医院，吸收和重视使用名老藏医，兴办藏医专科学校”等，被自治区人民政府采纳。1989年建立了西藏藏医学院，强巴赤列不仅亲自筹备了建院工作，还担任了学院院长。

仲格嘉说，此后西藏各地相继成立了藏医院(科)，在自治区7个地市中，有5个地区建立了地区级藏医院。在75个县中，5个县设有藏医院，70个县中设有藏医科。此外全国各地还有10多个城市里设立了藏医机构，直接为内地的患者服务。国家还先后投资2亿多元在西藏和青海地区建立了现代化藏药厂。

据西藏藏医学院教授旺堆介绍，过去由于制药设备落后，藏药的生产基本依靠作坊式的手工劳动。现在，国家大力扶持藏药配置、生产及研究工作，藏药生产已从传统作坊发展到现代化制作，生产与销售已列入西藏自治区特色支柱产业。

4月13日下午，两辆旅游大巴开进位于朝阳区小庄的北京藏医院。挥着小旗的导游身后，跟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从去年底开始，来京的外国人旅游又添了一个新去处——组团住进北京藏医院，既治了病又省下了高昂的宾馆住宿费。到藏医院治疗的已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韩国等国家的疗养团，都是慕藏药的名气而来的。根据护士的介绍，“外国疗养团越来越多和国外的旅行社有关系，他们最早是把我们列为北京的一个参观景点，但客人治疗后反映挺好，他们索性就办起了专门的藏医疗养团”。

千百年后的《大藏经》整理工程

千百年前，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将佛陀的讲经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这部既是佛教经典又是文化典籍的《大藏经》，一直成为藏族僧侣、教众们心中的圣物。千百年后，这部传世之作，以其独特方式再现往昔光辉。

缘起

“听到这个消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这绝对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周华，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大藏经》对勘局常务副局长，到现在回忆起20多年前听到要做《大藏经》对勘时的情景，依旧如同当年那个小伙子，激动得要命。

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成立伊始，研究中心提出三个研究课题:整理和出版《中华大藏经》，对勘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开展“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和“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课题的研究。学者们一致通过将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工作放在首位。

藏学专家们对科研课题的取舍自然与《大藏经》的历史渊源分不开。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包括显、密经律，是原始经典；“丹珠尔”意为“论述部译文”，即佛陀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包含哲学、逻辑、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和建筑等学科。

公元7世纪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中国于阗和内地分别传入藏族地区。据传在吐蕃王松赞干布执政时，首派大臣图弥桑布扎和仁钦桑布等藏族青年携带黄金前往印度等地学习梵文，学成归来后始创藏文，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9世纪，在赤德松赞时期，组织人力先后将山南地区的佛经搜集整理，还统一译语，修订旧译，规定每部经文的数量和篇幅规模，编订成函。当时编写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目录——《旁塘目录》，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钦普目录》和《丹噶目录》。这就是著名的吐蕃三大目录，因历史原因，前两部已经失传，后一部收录在《丹珠尔》中。14世纪初，由迥丹等人搜集卫藏、阿里等地的所有佛教经典，在那塘寺进行整理，经修订、补缺编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同时还分别写有两个目录，这就是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缮写本。

后来蔡巴·贡嘎多吉聘请当时最有声望的佛教大师布顿·仁钦珠负责审定，以那塘写本《甘珠尔》为蓝本，其他写本做参校，勘校后，以金银汁书写了一部《甘珠尔》，世称“蔡巴甘珠尔”，成为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精审本。从此藏文《大藏经》的传抄在整个藏区悄然兴起。到明永乐八年，明成祖朱棣派专使进入西藏，将藏文《甘珠尔》写本带回南京，雕版印行，此后，17?18世纪先后刊刻了著名的理塘版、北京版、卓尼版、德格版等。这是刊刻藏文《大藏经》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

藏文《大藏经》不仅汇集了众多佛教典籍，还汇集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历来就被藏族僧侣、信教群众奉为圣物。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它是一部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大型古籍丛书，是藏学研究极其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资料。由于藏文《大藏经》形成期晚于汉文《大藏经》，所以辑录的典籍种类繁多，虽然历代历次修订《大藏经》都是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吸纳原有版本特色，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印刷技术局限，在传抄、校订、雕刻过程中，许多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字、漏字、衍文，甚至章节编排也不尽一致，影响了完整性。由于藏文《大藏经》在藏学、佛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因此，对现存的各种木刻版本进行全面系统的对勘校订显得极为重要。日本曾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影印出版了北京版的德格藏文《大藏经》。

出于这些考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1986年成立后不久便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国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很快做出批示，同时拨专款3000多万元用于对勘、整理和出版藏文《大藏经》。

“那一年我还在甘肃出版社工作，我是和我们社的总编辑去青海开会聊天时说起的。我本人就是藏族，《大藏经》在我们藏族人心目中非常神圣，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由于工作的关系，周华经常会到成都与对勘局开会交流。“没想到1988年的时候我被借调到对勘局工作，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梦想居然成为现实。”周华大学时学的就是藏语言研究，“我记得很清楚，对勘局初创时只有二三十个业务人员，因为算是临时机构，所有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借调过来的，大家是在租来的房屋里办公和住宿，条件比较艰苦。当时正在着手制定《大藏经》对勘的方案，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我们从全国请来很多藏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还有高僧，一起开了几个月的研讨会，包括以什么形式勘对、以什么版本为基础……甚至连用什么形式出版都讨论了”。

寻流

“整理出版之前，我们开始搜集《大藏经》的各种版本，不过究竟以哪个作为对勘藏文《大藏经》校勘底本，却成了首要问题。抄写本不计其数，但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传播，所以不做参考。我们一致同意，以刊刻本为准，按现在的话说，这是当时的正规发行物，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这样，相应来说错误也会少一些。”

藏文《大藏经》版本较多，部数也不尽一致，经过对各种版本的比较，最后确定以创刻于1730年的“德格版”为校勘底本。历代多次编纂都以德格版《大藏经》为母本，原始的雕刻木板至今保存完好。同时校订德格版《丹珠尔》和《甘珠尔》的学者西钦·次成仁钦和司徒·曲吉迥乃，在康区非常有名，他们校订严谨，版本具有权威性。刊刻德格版的德格印经院也是藏传佛教印经中心之一，它位于四川北部德格的更庆寺内，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德格印经院以藏书丰富、门类齐全、各教派兼容并蓄著称于世。创始人丹巴泽仁规定:《大藏经》一律用朱墨印刷，以示尊敬，其余典籍用黑墨。这也使该印经院有别于其他印经院而独具特色。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印经院一直受到政府保护;1982年初印经院开始恢复雕版印刷，不到10年，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就印了6200多部。因此它又以刊刻《丹珠尔》和《甘珠尔》闻名于世，德格版经书到现在还一直在印刷。

校勘底本确定了，可先对勘《丹珠尔》还是《甘珠尔》又成了问题。“当时能够知道，《丹珠尔》在历史上曾先后刻制过北京版、纳塘版、德格版和卓尼版4个版本。而《甘珠尔》有12个版本。按道理应该是先做《甘珠尔》的勘对，这是佛祖的教法之总集，然后再做《丹珠尔》对勘，这是对《甘珠尔》中佛祖所说的佛法的注解。但后来经过大家的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整理出版工作的顺序，先《丹珠尔》，后《甘珠尔》。”今年已是78岁高龄的阿旺措成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在藏学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威望，是对勘局常年聘请的专家之一。当时《丹珠尔》现存的4种版本国内都有收藏，而且比较完整，便于收集。而《甘珠尔》有12个版本，还有不少在海外。所以，先做《丹珠尔》的对勘会相应缩短时间。为对勘，聘请了刘立千、恰白、强巴赤烈、土登尼玛活佛等二十几位藏学界专家、教授、高僧为顾问，随时指教、解决对勘中的疑难问题。

当时在北京搜集到了由日本大谷大学和日本《大藏经》研究所影印出版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借到纳塘版《大藏经》;在甘肃拉卜楞寺搜集到卓尼版《大藏经》;在德格印经院搜集到德格版《大藏经》。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藏文大藏经对勘条例》，使全部整理对勘工作做到条理化、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