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勘东土经藏：元代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

大昭寺壁画——度母像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忽必烈命释克己等“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三十余人，历时两年之久，进行佛典勘同，诏两土名德实施译本校对。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中说：“大佛法由汉唐以迄于今，揭日月于齐明，致乾坤于泰定；弘济群迷，出生众有，不可得而云：喻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万几之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又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罗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齐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

　　从至元二十二年春到至元二十四年夏，汉、藏两族佛学大师经过仔细校验、勘对，将汉、藏文佛经“科题总目，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文咏五录，译综多家”。所谓“五录”是指对勘过程中所引用的唐代的《开元释教录》、《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宋代的《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元代的《弘法入藏录》等五部经典。本次工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勘为佛教经典研读“作永久之绳规，为方今之龟鉴”。

　　对勘后，将汉、藏文佛教经、律、论按照汉文佛经三藏目录“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弘纲”，标明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至元二十二年所译出汉、藏文三藏部卷之数，概括说明弘传佛法之总纲；“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分别记载后汉到元各阶段译者和传译经典之殊异；“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大略按三乘三藏分类，明示《开元》、《贞元》、《祥符》、《景祐》、《弘法》等录所记经、律、论部卷数目；“广列名题，彰今目之伦序”，广泛排列书名和题目，彰显本次分类部卷之目次。历经两年，对勘者终将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佛经分门别类、次第编排，勘对完毕，编成汉藏对勘之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大昭寺壁画——文殊菩萨像

　　元代汉、藏文佛经对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第一，树汉、藏文化交流之丰碑，结两土名德合作之硕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问世，可谓汉、藏等族佛教学者精诚合作的一大硕果，是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它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从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样一体格局。

　　第二，开汉、藏佛经对勘之先河，启显、密释典校对之端绪。元以前，虽有唐代的“顿渐之诤”对相关佛典经论偈颂的理解交换意见，也有唐代的《汉蕃对照佛教词汇》（已逸）问世，但如至元之世如此大规模以国家名义召集高僧大德、专家学者进行两年之久的佛典勘同，尚属首次。正如叙录中所说：“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阐，未有盛于此也。”这一举措，对后世佛经对勘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清以来，承元代之余绪，组织了汉藏佛经的对勘和刊刻。如明永乐年间曾在南京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万历年间刊刻了《丹珠尔》。清代刊刻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大藏经》，都是元代佛经对勘影响的结果。

　　第三，它是中国佛教学者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弘扬做出的一大壮举。佛教虽产生于印度，但中国也是其发展的重要之地。作为原创的佛教，在印度已基本不复存在，汉地佛教接续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中观、唯识思想，藏传佛教则完整地秉承了大乘佛教中、晚期的思想和密宗的理论与实践，并将其基本经典翻译成了汉文和藏文。《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问世，使我们不仅了解了印度佛教经、律、论的数量、内容、思想演变等状况，还可以通过汉藏两种译文的对照和比较，来了解印度佛教思想，以及汉藏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以此方法来理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复杂内涵，其学术价值重大。

 　　第四，元代汉藏佛经对勘为现代学术研究预置了课题。元代汉藏佛经对勘，基本查清汉、藏文佛教经律论的数量，文本的有无、同异，还勘对了部分相同文本的文意。然而，这仅是开端，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完成，如文本的梵文原本的考订、内容的勘对，错漏之处的修订，缺本的翻译等。国外有些专家学者已着手某些经论的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部分大学也在组织专家学者开始从事此项工作。当然，这是一项工程浩大且意义非凡的项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