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丝路行旅诗中的青海

　　青海道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通中原与西域、中原与吐蕃、中原与西南的交通要道，一直以来具有重要的交通贸易与战备功能。吐谷浑占据青海时期，青海道一度兴盛，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原的丝绸、茶叶、漆器等物品经此道运往中亚、南亚等地，而中亚、南亚以及青海地区的香料、玉石、马匹等也由此运往中原。青海曾是唐王朝的西北屏障，王朝与吐蕃之间战争频发。唐代不乏行旅于青海的诗人，著名者有骆宾王、高适、吕温，也有敦煌无名诗人，他们以亲历者的眼光审视青海风物，写诗抒怀，以诗歌构建起独特的自然地理空间，使遥远的青海跻身于唐诗的殿堂。
　　第一位来青海的诗人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是初唐诗坛上以边塞诗盛名的诗人。据清朝乾嘉时期学者陈熙晋在《骆临海集笺注》所记，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朝廷派名将薛仁贵征蕃。当时，年逾五十岁的骆宾王在奉礼郎任上因事见谪，故从军西征，行旅青海。670年7月，骆宾王在今海南州共和县写下了《从军行》《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这是唐诗中最早关于青海的诗歌。
　　位卑才俊的初唐四杰，英姿勃发而声名远播，又兼秉性狂傲豁达，他们的诗歌情志饱满，神气如虹，劲健豪迈。骆宾王擅五、七言古体长篇，气势稍壮。年逾半百的诗人，虽因贬谪而赴边，但建功立业的雄心毫无减损。《从军行》是一首歌行体：“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诗歌首句典出“一顾而马价十倍”（《战国策·燕策》），后以“一顾”喻受人举荐，或提携知遇，诗人多用之，如南齐诗人谢朓《和王主簿怨情》：“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南史·萧子显传》：“一顾之恩，非望而至。”中唐诗人李益《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诗：“问我此何为，平生重一顾。”骆宾王显然对此次西行充满着感激与期许，在意气风发的诗人眼中，旷野无边，耀眼的太阳下刀光剑影格外分明，夜空中闪烁的群星也幻化成宝剑的图案，英豪之气流溢在字里行间，《唐诗分类绳尺》中“意气胜之”的评价，洵为中的。前四句为诗人抒发奋战疆场的豪情做足了渲染，一位拉满弓箭，驰骋疆场的健儿跃然纸上。“汉月”意象在古诗中屡见不鲜，象征故乡或故国，南朝张正见《明君》：“寒树暗胡尘，霜栖明汉月。”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杜甫《前出塞》：“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等诗中，“汉月”均指向家国。骆宾王用“汉月”表达为国奋战的热望，情志饱满，含蓄蕴藉。最后两句言志，表达诗人甘愿血洒疆场、以死报国的热望。
　　这是一首典型的边塞诗，初秋之际，诗人亲临青海，目光所及处是青海开阔的原野、高原的阳光、夏夜璀璨的星空，以及光影下的剑气和雄姿。诗人的眼里，遥远的青海是男儿建功立业的疆场。诗歌格调高昂，气韵雄浑，洋溢着高蹈的时代精神。
　　作于同期的《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风格与《从军行》相类，多了一重感伤和沉郁，诗云： 　　这是一首别后的追忆诗，诗人以易水典故，渲染悲怆的送别氛围，抒发惜别之情。交代了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番功业，然而，“塞荒”“边春”在凸显青海荒凉景象与迥异气候的同时，诗人的感伤悄然流露。诗人描写上林苑早开的梅花，点明送别的季节，而“御沟杨柳新”妙用“杨柳”意象，或灞桥折柳的不舍，或《折柳曲》的感伤，皆申足惆怅的送别主题。远行的人，一遍遍回味着饯别时的乐曲，怀揣美好情意，眼前的边城处处流溢着春光。一切景语皆情语，此诗如此。诗人西行入塞荒，持一份梦想，甘愿为“边将”，宁做“汉臣”，报效国家。诗人写青海，虽为塞荒之地，依然充满勃勃生机。
　　《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从题目可知，是诗人在青海怀念友人的诗。两首诗中的“东台详正学士”生卒年不详，应是骆宾王在东台详正任上的同僚，一说为宋之问父亲，富于文辞，工于书法。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诗旨与前略同，情绪更低沉。今海南州共和县海拔高，气候干燥，多风沙，天气寒凉。诗人以“天阶分斗极，地理接楼烦。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塞垣。”点明虽遥远且重要的地理位置；“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暄。戍古秋尘合，沙寒宿雾繁。”描写迥异的山川风物、沙寒雾重的寒凉气候。“南图终铩翮，北上遽催辕”彰显诗人的豪情壮志。“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吊影惭连茹，浮生倦触藩。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等诗句，尤见诗人的乡愁与孤寂。
　　这首诗与前两首相比，格调略显沉郁，感伤稍重而豪迈不足。“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化用李广将军的遭遇，并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来宽慰自己，足见诗人青海行中的困境与尴尬。文献中并没有记载骆宾王青海行的详末，但从诗中可窥诗人的心境与无奈。被诗人视作可大展宏图的塞荒边城，几许春色令人陶醉，烈日映照的刀光和繁星幻化的剑影消失在无边旷野中，恰如汉代飞将军李广数奇的命运，无处寄托诗人“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梦想，在寒冷的秋日，形影相吊，唯有寂寥和惆怅。
　　骆宾王离开青海八十二年后，天宝十一（752）年秋冬之际，盛唐边塞诗人高适来到了青海。据《旧唐书·高适传》所记，高适“客游河西，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其入幕时间，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附年谱认为是天宝十一载，“秋冬之际，（高适）经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判官田良丘引荐，被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遂赴哥舒翰幕府，充任掌书记。”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笔注》所附年谱持相同观点：“考（高）适天宝十一载后长安所作诗多在秋日，必秋暮已赴河西任，冬日随哥舒翰入朝后，以初有职而少诗作也。”
　　《新唐书·高适传》云：“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①也就是说，高适自48岁行旅西部，至“五十始为诗”，诗歌已然形成了独到的气度与格调，这与诗人亲历丝路密切且相关。高适入随哥舒翰幕府，曾到过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海南州贵德县，在753、754年写下了多首描写青海地区自然环境、地理空间以及记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753年，作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754年，作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754年，作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送浑将军出塞》（754年，作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另有文《后汉贼臣董卓庙议》（753年，作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高适性格豪放，其诗歌善于从大处着笔，尤见怀抱。《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 　　这首诗是奉和吕判官从哥舒翰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佛塔之作。前十句写诗人于征途登塔，塔高山峻，千崖列翠，凉风习习，兴致勃勃，临眺可喜。后十句颂哥舒大军破城大功，“拔城阵云合，转旆胡星坠”，撼动天地的军威流溢于字里行间。诗人并赞叹吕诗如阳春白雪，格调卓越，自叹不如，且抒苦于才薄而迟进的遗憾。
　　《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也是一首奉和诗。“碛路天早秋，边城夜应永”写尽青海秋夜寒冷、漫长的特点。“遥传戎旅作，已报关山冷”“星河连塞络，刁斗兼山静”，四句描写战事频仍和战争的艰苦。诗人并无意言说边地生活和战争，而是以“白发知苦心，阳春见佳境。忆君霜露时，使我空引领”着意表达壮志难酬的焦虑和对友人的思念。高适边塞诗于事象与镜像中言志，于夹叙夹议中抒情，此诗可谓典范之作。
　　《送浑将军出塞》在高适四首青海诗中，极富沉雄浑厚之气，这是一首送浑释之将军出塞的诗： 　　前十句赞美浑释之将军世代为贵的家世和将军善用兵的才能，中间十句着意描写边塞的荒寒，渲染战争的紧张气氛。（高适诗未完）
　　与高适大处着笔、虚构空间所不同的是，吕温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壮丽的青海湖与河湟谷地。贞元二十年（804），吕温因副工部侍郎张荐出使吐蕃之故，从甘肃河州出发，赶往吐蕃，途经青海，一年后原路返回。他入蕃大致线路为：河州—河源军（经青海西宁）—日月山—青海湖—逻些（拉萨）。吕温出使吐蕃往返经过青海地区，写下的诗歌主要有：《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作》《青海西寄窦三端公》《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吐蕃别馆送杨七录事先归》《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吐蕃别馆卧病寄朝中诸友》《吐蕃别馆月夜》《蕃中答退浑词二首》《蕃中拘留岁余至陇右先寄城中亲故》。这些诗歌除了《蕃中答退浑词二首》和《蕃中拘留岁余至陇右先寄城中亲故》分别作于吐蕃逻些和陇右，其余皆作于青海境内。
　　在吕温笔下，青海并非绝域穷山之地，而是“冰消青海草如丝”（《蕃中答退浑词二首》其二），一片生机勃勃的地域。他在《经河源军汉村作》一诗中描写了所到的河源军故址，地处河湟谷地的平安，虽然在吐蕃统治下，民生凋敝，却是一片富饶的农耕地区。诗云： 　　“河源军”是唐代的边防建制名。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始置，驻所在鄯城县（今西宁市东）。最初隶属于鄯州都督府，开元后归陇右节度使管辖，是陇右节度使所辖十分重要的一军。黑齿常之、娄师德、郭知运、哥舒翰等曾出任河源军经略大使。永隆元年（680），黑齿常之在河源军置烽戌70余处，开屯田5000余顷，河源军达空前之盛。至肃宗至德元年（757）先后，陷于吐蕃，河源军被废弃，青海地亦地入吐蕃。805年，诗人经过河源军故址，目睹河湟谷地虽在吐蕃的控制下，但是千家作汉村，本地人民依旧秉持着农耕传统，传承“伏蜡华风”的儒家文化。此地有完备的防御工程，更有良田林木，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地方。诗歌以描绘眼前河湟地区的情景，抒发难以收复失地的悲慨心情，并同情陷蕃民众的艰难处境。这首诗从正面描写了青海河湟流域的多元文化、淳朴民风、土地富饶，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在中国历史上，青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引起人们的关注。历代未曾亲临的诗人以想象之能事，往往将青海与藏地等同视之，认为那是一个绝远凄苦的战争场地，如杜甫《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笔下的青海阴森可怖。晚唐诗人杜牧《河湟》：“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想象中的河湟谷地牛羊遍地，人民着戎服，说吐蕃语，是一片被胡风熏染的土地。然而，吕温因亲历丝路青海道，亲临青海地，他笔下的青海湖碧草如茵，生机勃勃；他眼里的河湟流域富饶美丽，是儒家文化浸润的地方。
　　吕温以亲历者的眼光审视青海，描绘河湟地区的文化与自然地理空间所呈现的景致，真实如画。但是，吕温毕竟是一位有重任在身，且路过青海的臣子，他的行旅诗更多的是反映唐蕃战争、政治关系，抒发壮志难酬和爱国忧民的情感，具有史诗的意义。然而，对于青海地理空间的描写，并非其诗歌的重要关注点。比吕温稍晚的一位吐谷浑诗人笔下的青海（包括青海湖和青海地区），更能反映出青海真实的自然地理空间与风貌，他就是敦煌佚名诗人。
　　敦煌佚名诗人，是唐五代时期居住敦煌的无名诗人。在敦煌陷蕃后，被吐蕃军羁押往青海湟中临蕃城（今湟中县多巴镇镇海堡村）。佚名诗人从敦煌出发，一路以诗歌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关于敦煌陷蕃时间的记载，最可靠的资料是由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即813年），是我国现存最早且较完整的地方总志。据此记载，敦煌郡陷蕃于建中二年（781）。在唐蕃战争频仍的时期，吐蕃将早已占据的河湟、洮岷一带作为其前沿大本营，是监押唐俘的地方。如贞元三年（787），吐蕃大相尚结赞平凉叛盟后，将唐朝的六十余位官员全部缉拿，其中，一部分人被放还，一部分押往河湟地区。换言之，吐蕃将唐俘押送至陷河湟地区，是惯例。关于这次事件，《新唐书·吐蕃传》（下）有记载：“结赞屯石门，以俱文珍、马宁、马弇归唐，而囚（崔）汉衡、（郑）叔矩河州，辛荣廓州，扶余准鄯州。”其中，囚禁扶余准的鄯州。建中二年（781）沙洲陷蕃，被羁押到敦煌郡的唐俘马云奇和佚名诗人的地方为昔日唐兵所戍的城堡，临蕃城及其周边地区，他们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
　　敦煌遗书藏无名氏陷蕃诗五十九首，“首见于伯二五五五《唐人诗文选集》残卷，正面抄写于无名氏‘咏物诗十六首’之佚题诗（有槽不盛水）之后。首起‘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下讫‘闺情’二首，存诗四十四题五十九首，未署撰者，简称伯本。”②《全敦煌诗》第八册收集全部诗歌，命名为“无名氏诗五十九首”。这位被押送的佚名诗人是沙洲寿昌人，少年出家为僧，是一位佛学造诣颇深的僧侣。③他从敦煌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往东行走，一路行走，一路回首，一路以诗歌记述沿途所经地区风貌，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从五十九首诗歌所描述的内容来看，诗人在建中二年（781）冬月，④离开敦煌，途经墨离海（今苏干诺尔湖）—柴达木盆地—青海湖—赤岭（今日月山）—白水（今湟源县和平乡）—临蕃城（今多巴镇海堡），历时一年零八个月。之后，他在临蕃城生活了近两年多的时间，其生活的状况、心境在诗中皆有反映。因此，五十九首佚名氏诗歌，以纪行的方式对青海的自然空间及其在吐蕃统治下的社会风貌予以全方位展示，是对“青海地区的一次风情大扫描”（陈国灿语），为后世研究丝路青海道的自然环境与空间情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下面，特举几首吟咏青海的诗歌，随着诗人的足迹，以窥诗人笔下的青海风貌。
　　第一首诗言他离开敦煌后，拟进入吐谷浑国，取道当金山向南出发。第二首《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写离开敦煌抵达青海境内的情形，诗云： 　　从诗的题目可知，诗人已行至墨离海湖区，已进入青海地界。诗人行至此东往，只见“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离开墨离海继续向东行进，离故乡越来越远，距吐蕃统治下的目的地越来越近，诗人回眸里的家乡，被重山遮蔽，挥泪慨叹。诗人步入青海西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千山绵延，万里黄沙。无边旷野和连绵群山构成的自然地理空间，符合青海海西冷湖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而第三首诗《冬日书情》描写离开万里黄沙的墨离海地区，抵达水草丰茂的大哈尔腾河谷地，“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寒天落景光阴促，雪海穹庐物色稀。”是对居于河谷地带吐谷浑人生活场景的描写。第五首诗《夏日忽见飞雪之作》是诗人进入青海地界后，描写青海的第一首诗，诗云： 　　诗歌首联交代诗人去年冬天自北边的家乡一路向南行走，至第二年夏天仍然未抵达南边的目的地。颔联描写夏日路途中所见近处清溪郁郁，远山白雪皑皑的景象。颈联描写因夏日飞雪，阴云密布，海暗山暝，暗传诗人悲伤的心情。这里的“海”指的是哈拉湖⑤，又称黑海，是青海省第二大咸水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东北方的天峻县和德令哈市之间。哈拉湖北侧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海拔为5826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主峰。湖泊域内冰雪覆盖，共有大小16条河流汇入湖内，每逢夏日，湖面水汽氤氲，天空云雾升腾，与远处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主峰，构成一幅绮丽的画卷。哈拉湖湖面海拔4077米，盆地海拔高，气候变化异常，夏日飞雪为常见现象。诗人站在烟雾迷蒙的拉哈湖畔，翘首远眺，天空弥漫的乌云、白雪覆盖的山峦，不禁产生“九夏未难回”的疑问，思念乡国，悲从中来。
　　诗人在忧伤中行走，故乡在渐行中渐远。第六首《冬日野望》⑥是描写诗人离别拉哈湖畔的吐浑人家，向青海湖盆地行进途中的所见所感，诗云： 　　从诗歌中的“出户”（辞别吐浑人家）到过河梁，再登高远眺，诗人的行迹具体而清晰。吕建福先生分析这首诗中的自然空间说：“诗人告别湖畔的吐浑人家，沿着湖南岸折向东南，越过条条溪水，翻过道道山梁，然后沿着上游的阳康曲，下游的布哈河顺流而下，所以说‘出户过河梁’‘川逐思弥长’。进入青海湖盆地，丛草遍野，山峦远去，所以描写‘晚吹低藂草，遥山落夕阳’。”⑦可见，从诗歌所记述行程中的地理空间来看，紧承第五首诗而来，时间应为“夏”，诗题应为《夏日野望》。接下来的第七首诗《夏日途中即事》，则是描写诗人进入青海湖周边的景色与空间地理特点，诗云： 　　首联点明诗人快马加鞭，傍着“海隅”而东行，“驱驱”，犹言策马奔驰。此处的“海”是著名的青海湖。颔联描写诗人食宿的地方——，即在溪水边住宿，在河涧旁做饭，潺潺溪流汇入大湖。诗人看到湖水碧绿，鱼跃鸟翔，天空如洗，云浮野阔，湖滨四周牧草青青，牛羊肥壮，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先前所走过漫漫黄沙道划然有别，诗人感慨万端：“万里河山异”“千般物色殊”。顿然觉得天地焕然一新。“万里”犹言地理空间的广袤无垠，“山河异”“物色殊”则云景色相异，风物不同。环湖地区美丽的景色使诗人惊叹，扫却之前历经沙漠地带的悲凉与失望。然而，诗人终究无法做到欣欣然，羁旅必将继续，加之身体的不适随之而来，使他黯然伤神，惆怅不已。接下来的两首《青海卧疾之作》，写诗人因患病滞留环湖地区的境况。《青海望敦煌之作》“西北指流沙，东南路转遐。独悲留海畔，归望阻天涯。九夏呈芳草，三时有雪花。未能刷羽去，空此羡城鸦。”这首诗写作的地点亦在青海湖附近，诗歌既交代了行程的方向，也描写了青海湖畔芳草如茵，夏日飞雪的景致，抒发诗人的故园之思。
　　诗人写于青海湖畔的《夏日非所书情》（夏，一作“秋”）是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描写环青海湖地区的诗歌，具有较高的文学、史学、地理学等多重价值。诗云： 　　诗歌前四句交代了诗人此行的时间与方向，诗人以为被押往西南的逻些，不曾料到却到了东北的青海，越走越远，看来今年秋天能回归故乡已成奢望。中间十句全面描写环湖的自然环境、气候与风物。辽阔的青海湖畔，扎满了少数民族的帐篷，远远望去牛羊遍野，到处都是游牧民族的气息，而少了夏日应有的物华。六月飞雪，三月草枯，这是青海湖畔特有的景致。凌晨雷鸣电闪，傍晚彩霞漫天，这是高原特有的气候现象。环湖周围，崇山峻岭，连绵起伏。诗人描绘了辽阔的草原，远山近湖的风光，勾勒出了青海湖地区辽远的自然地理空间。
　　诗人于青海湖畔留下了多首诗歌，凭借这些诗作，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首位对青海湖着墨最多的诗人。在他的笔下，青海湖及其周边地区景致迷人：湖水碧波荡漾，天空辽阔高远，牧草青葱繁茂，远山蜿蜒逶迤，极具高原地理特色。诗人离开青海湖畔后，连夜翻越日月山，次日在白水住宿，之后抵达临蕃城。他一路前行，一路观察，一路感慨，以诗歌的形式，记述着所经之地的空间、环境、物候、风俗等，抒发着浓浓的乡关之思。我们沿着诗人的足迹，能够清晰勾勒出他从敦煌往东南方向行走的线路，此线路与丝路青海道的分支基本吻合。这些诗歌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人了解唐代青海道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直观的视角。这种结合了个人情感与地理描写的创作方式，使得诗作兼具艺术性与纪实性，成为中国古代丝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 欧阳修 ：《新唐书·高适传》（卷14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81页。
② 《全敦煌诗》（第8册，卷71），第3328页。
③ 详见陈国灿先生：《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1979年，第88—89页。
④ 对于诗人的身份、诗歌的创作时代问题，陈国灿先生提出新的看法，他基于对诗歌内容，并结合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诗人是金山国的一位使者，出使吐蕃是为了求得吐蕃的救援；其诗歌创作的年代应在唐灭亡后，大约在910—915年之间。详见《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1979年，第90—95页；吕建福先生的观点与陈国灿同，详见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本课关于诗歌创作年代题持781—784年之间，以高嵩先生的考证为准。这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论的学术问题，课题不涉及考证该问题。
⑤ 吕建福：《土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关于“海”有不同观点，高嵩先生认为是墨离海，即这首诗写作的地点仍在墨离海地区，详见《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本课题认为，根据诗人行进足迹和诗歌所描写的内容，认同吕建福先生的观点。
⑥ 根据第五首诗的内容可判定，这首诗所写的依旧为夏日景致，故“冬”应为“夏”。
⑦ 吕建福：《土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作者简介
　　纳秀艳 文学博士，教授，从事中国古代诗歌及诗经学教学与研究，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语文报刊协会高校吟诵专委会副主任。出版学术专著两部，诗集一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