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下的青海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生态
作者：丁 琼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23-12-07 09: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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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海藏族作家的双语创作大多发生在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杂糅的交叉过渡地带。笔者以青藏地区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为切入点，借助人类学族群理论，在比较文学学科的框架内对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生态进行调查研究。本文采取作家访谈、文献整理、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青海藏族作家汉藏双语文学创作的多元文化背景，民族书写与边界写作的双重特征等文学流变现象，在此基础之上探讨藏族双语创作在21世纪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汉藏双语写作；民族书写；边界写作
首先对双语作家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的角度上说，凡是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但一般只用非母语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人，均可称为双语作家，这类作家大多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会说母语，又精通汉语，由于对母语的文字掌握不够纯熟，所以他们专用汉语文进行创作。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一个作家既能用母语文进行文学创作，同时又能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主要指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便是典型的双语作家。笔者将调研对象双语作家限定为能够娴熟地运用藏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包含文学翻译）的藏族作家。第二，限定研究对象是在青海省出生、成长及进行创作的本土作家。第三，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将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也纳入本调研中。次仁顿珠自1982年至今发表藏、汉文小说近百万字，并多次获得藏、蒙地区及全国性文学奖，所以将他及其作品作为进行汉、藏双语创作的特殊文学现象纳入到调研中。
目前，青海藏族双语作家大都接受过良好的双语教育，正年富力强，其创作态势良好，多数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都获得较高的认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跨界作家万玛才旦，著有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翻译作品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他先后获青海省第四届文艺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第五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秀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龙仁青出版小说集《锅庄》、长篇纪实文学《藏域春秋》（合作）、《仓央嘉措秘史》等，曾获青海省第四届文学艺术创作优秀作品奖。作品入选《青海省建国50年优秀作品选·小说卷》、《章恰尔20年精品选》（藏文）等，小说《光荣的草原》登上2006年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洛嘉才让出版诗歌集《倒淌河边的风》(2015年)、译著诗集《尖·梅达的诗》（汉文）。阿顿·华多太著有诗集《忧郁的雪》、译著诗集《火焰与词语》，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次仁顿珠著有短篇小说集《次仁顿珠短篇小说选》（藏文）、《次仁顿珠中篇小说集》（汉文），并多次获得藏、蒙地区及全国性文学奖，其《英俊和尚》获第五届“章恰尔”文学奖。小说《河曲马》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于2013年上映。久美多杰出版翻译著作《冈底斯的项链》（汉语）、《藏族女诗人十五家》和藏汉双语诗集《一个步行者的梦语》等。曾获《章恰尔》新人新作奖和青海省首届藏语文学“野牦牛”奖。
二、青海藏族作家汉藏双语创作背景
（一）多元的民族文化生态背景
首先从表一数据来看，青海藏族双语作家大部分出生在安多藏区。藏区在传统意义上划分为卫藏地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安多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青海、甘肃、四川与西藏接壤的高山峡谷地带。安多地区有广阔无垠的大草原，草原为藏族游牧民提供了生存空间，并相应地产生了高原游牧文化。地貌相对封闭的青藏地区，实际上一直与周边的民族与地区发生着频繁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其次，河湟地区是安多藏区与内陆地区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藏、蒙、回、汉、撒拉等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之地，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民族文化交叉地带。广义上的河湟地域涵盖了今青海省的海东、西宁和黄南、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1]安多藏区和河湟地区在地域上有部分重合，河湟地区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叉互融的地区，其经济活动由农业、半农半牧向畜牧业及游牧业发展。阿顿·华多太就出生、成长在河湟地区（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族乡）。文学、文化一定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任何民族文化均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联系。在龙仁青、阿顿·华多太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既听到草原牧场的牧歌嘹亮，也能看到农耕文明的浅唱低吟。
再次，藏传佛教最主要的派别——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出生于河湟地区，因而其重要寺院也坐落于此地。藏传佛教在安多藏区和河湟地区覆盖地域广，影响深远。作为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对于藏族作家的成长、文化认知以及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中西交融的文学背景
本次调研的藏族双语作家多数出生、成长在安多藏区，也有部分作家出生于多民族杂居的河湟地区。他们少年时代开始接受双语学习，青年时代多在本地专业学校读书或西北等地高等学府深造，接受了系统的藏、汉语文的学习。藏民族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浸染、藏文美学典籍《诗境》的专业学习培养了作家良好的藏文文学素养。应该指出的是“青海从1950年起编译出版部分汉文藏文双语对照初小课本，重点培养民族干部服务藏区建设。从六十年代起，青海建立寄宿制学校，探索建立适合藏区、牧区办学的路子。后在高校设立民族部、民族班和预科，加强双语教育，还以各州民族师范为基地，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双语人才。”[2]在访谈中，作家也谈到此问题，他们得益于青海的双语教育政策，从少年时代便有了学习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良好氛围，也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作家在成长、学习、工作、交流中藏、汉语两种语言成为主要沟通工具。因此他们对藏、汉语词汇、语法、句法的掌握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双语文学创作。
文学外部环境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1985年，国内寻根文学的兴起，对于作家重新认识民族传统文化并倾尽笔力书写“自我”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龙仁青曾谈到：“我创作以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百年孤独》，阅读了不止五遍。刚开始障碍很大，现在一点障碍都没有，我现在理解它的文化，马尔克斯他们国家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接近藏族的生活，包括对生活的认知方式，人神之间的距离感、空间感的书写，可能和汉族人还是不一样的。它更接近藏族人。”①调研中的六位作家阅读书目涉及广泛，除了经典的中外文学名著，还包括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阅读和学习。诗人洛嘉才让谈到：“卡佛有一本小说《邻居》，你读的时候要反复阅读，沉浸在里面，发现作家已经是在探索人性的生存的一些问题，可能涉及的是一些心理学的问题，我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作品已经是在上升到一个层次上，它已经解读你的灵魂，你内心深处的东西。”②以龙仁青、万玛才旦、洛嘉才让为代表的双语创作者，他们的文学观既具有传统藏族文学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由此为民族文学的书写注入新的血液。
三、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特点
（一）民族书写的立场
藏区划分为卫藏地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因地域、历史文化的差异，“藏地三区”作家创作各具特色。青海藏族双语作家笔下的民族书写与其他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打破了对于“藏地奇观式”的书写。龙仁青《光荣的草原》里，阿爸坐在土灶的一侧旁鞣制羊皮，阿妈在土灶的另一侧烧茶，草原上水晶晶花在静静地开放，这样的场景是普通藏区牧民每日生活的开始。龙仁青的叙事态度，并没有因为刻意满足读者猎奇心理而去消费民族文化，而是站在自在“自我”的立场上真实表述古老民族的今天。
其次，坚持民族书写的立场。华多太在诗歌《我是藏人》中用一系列排比“我是藏人”来承接祖先的气势磅礴的文化基因，借助转经筒、僧伽们闭目静修、羚们、鹫们、圣山、牦牛、发光的三十个字母等一系列的文化原型追溯自我与民族文化之根的血脉相连。在“贝克汉姆踢球时的弧度”的现代文明中，在“面对众多困惑和忧郁里”自豪而坚定进行民族认同——“我是藏人”。他写道：
我是个藏人
我从视天下众生为父母
那个无垠的慈悲
和亘古的轮回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
我从我是蕃人
而不称自己为蕃人的众多困惑和忧郁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尽管今天，青海藏族双语作家群体大部分居住于城市当中，但是他们的目光与书写一直关注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双语作家都致力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关注当下处在时代激烈变迁的普通牧民的生活。《光荣的草原》中居住在环湖草原的扎括和他的白蹄马，在与现代物质文明或近或远的对抗中，坚守着草原民族的疏放和自由的内心。万玛才旦的《嘛呢石，静静地敲》；因为拍身份证件照而懵懂进入乡镇，被女人骗的钱财尽失的塔洛（《塔洛》）；《乌金的牙齿》里游离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客居的“我”，都与藏区的神山圣水观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正如，挪威著名学者费雷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所谈到：“在当前条件下，随着对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制度的依赖性传播到全世界，文化接触与变迁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过程。所确认的重点是，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的急剧减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和族群身份的组织联系减少或者边界维持过程的瓦解形成对应关系。”[3]他认为，族群研究中，应注意族群的边界，这个边界不一定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文化边界是通过不同的行为得以维持，族群的本质在于自识和他识，族群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其文化是族群构成的基础。族群的文化边界是不稳定的，流动的。[4]
（二）边界写作的特征
“边界写作”最早是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提出的，主要描述文学创作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状态。“边界写作”是从美籍印度裔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派生出来的。“第三”这个定语在英语中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它突破了传统的两元论，所表现的是一种既是A又是B，既不是A又不是B的模糊不清的临界状态。“……跨文化传播学所关注的‘第三种文化人’和‘第三文化孩子’指的是那些游走或者成长于多种文化语境中、难以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来加以界定的社会群体。……‘第三空间’是一个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这里所说的‘翻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对任何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建构’和‘重新历史化’。因此，在‘第三空间’内，所有文化符号及其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同一性’和‘稳定性’，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5]霍米·巴巴曾用他的理论解释过萨尔曼·拉什迪等边界作家作品，概括出两大“边界写作”所体现的两大主题“不确定的流散身份”、“无法调和、杂糅的边缘文化”。[6]
作家龙仁青曾谈到：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从小生活在异族通婚的双语家庭中，由于父亲是“读书人”③，因此积累了比较扎实的汉语文化学养。龙仁青也曾对阿来谈及这一问题：“到您在为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会提及我的民族，所以想给您说说我的族属问题。我父亲是青海河湟地区汉族人，母亲则是这一地区早在民国时已经完成汉化的藏族。他们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生活原因去了青海湖畔的纯藏族地区讨生计，我就出生在那里。我放牧长大，从小会讲汉藏双语。我庆幸我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使得我从小就少有民族主义的狭隘、偏执和张扬，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或许这便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7]
次仁顿珠是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作家。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处于青海省东南部，九曲黄河第一右旋弯曲的弦部南端，这一地区称为河曲。历史上，蒙古族祖先进入河曲地区后，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经济、婚姻等因素，长期与当地的藏族频繁地往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场域。次仁顿珠谈到：“当地懂蒙文的人已经很步了，大家平常交流都是藏语。所以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蒙文学校，去的是藏语学校。信仰的也是藏传佛教。区别标志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是蒙古包，不是帐篷”。④目前，次仁顿珠的文学创作都用藏汉双语来完成。通过考察藏汉双语作家的出生地、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等创作文化生态，我们可以看到青海从事藏汉双语创作者，都存在着血缘、地缘和文化杂糅的边界写作的显著文化特征。
四、藏族作家双语写作的意义与未来
（一）双语写作的文学价值
双语创作现象由外界和自身的双重原因形成。在多元文化杂糅的地带，文学必然经历吸收、变异、改造、重建、重塑的阵痛过程。在多元互补、沟通差异的共生的文化背景下，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场景和平台下，藏、汉双语的边界写作一定会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掌握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作家，对于两种文化的比较、省视和反思，使得他们插上了双翼，对于自身的文学创作有着天然的优势，洛嘉才让在访谈里面谈到：“我原来创作不是很主动。但是我参加过藏族作家的研讨会，一个女作家发言让我很感动，尤其是对藏族来说，她说：‘写作这是一个使命’，她发言是用汉语说的，她本人用藏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她的主题思想就是责任感、使命感，这样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就想我们从小接受双语教育的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只要工作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抽时间来进行创作。”⑤
（二）文化志书写的互文
次仁顿珠在谈到语言和文化的认识：“藏语的词汇表达很丰富，这与文化背景有关。汉语的词汇也相对比较丰富。尤其是现代工业方面的、农业方面的要比藏语丰富多了，但是汉语的词汇对于游牧文化的描写较少。”我们知道，“很多民族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信息用其它民族的概念是无法表述的，这不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而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嬗递性、背景性以及无法言传的民族性的问题。这就是历史性地把文化志描写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出来”，[8]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理性分析民族变迁，书写文化志的同时，双语作家也在创作“文本”和书写“文化志”。双语创作的语言和文化优势，与“文化志”之间形成互为补充、互为阐释的关系，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今天，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跨越民族、国家、地域的全球化正在逐步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种族、肤色、文化、宗教信仰泾渭分明的边界。汉藏双语的“边界写作”已经承担起“创作者和翻译者”的双重身份。边界写作者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穿行”、“游走”，在面临多重语境的困难中，也获得了跨文化创作的优势。我们可以预见民族文学的繁荣将与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的世界文学共同到来。
注释：
① 笔者与龙仁青的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4年10月。
② 笔者与洛嘉才让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5年3月。
③ 笔者与龙仁青的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4年10月。
④ 笔者与次仁顿珠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5年6月。
⑤ 笔者与洛嘉才让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5年3月。
参考文献：
[1] 马建春．多元视阀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6．
[2] 完玛冷智．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J]. 西北民族研究，2012，(1).
[3]【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
[4]【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6] 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1.111.
[7] 阿来.写龙仁青，也是写我自己 [EB/OL]. 2014-01-31.
[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5.
关键词：汉藏双语写作；民族书写；边界写作
青海当代文学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批评界关注度一直较低，因此对于21世纪以来青海文学的梳理工作尤为紧迫。青海作为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地区，随着各民族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近年藏族作家双语创作呈现良好繁荣的发展态势。国内对于西藏、四川等地藏族作家的创作多有论述。胡沛萍、于宏所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以西藏、四川等地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论述当代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发展的脉络，德吉草《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主要涉及是川藏地区的双语作家，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将视角主要放在川藏地区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因此，学界对青海藏族作家的双语创作鲜有研究。双语创作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其它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探讨藏汉双语写作的状况，关注这支队伍及其创作成果，发掘它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对象
笔者主要以青海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现象及文本为研究内容，选取主要调研对象为近年创作活跃的汉藏双语作家：万玛才旦、龙仁青、洛嘉才让、久美多杰、阿顿·华多太、次仁顿珠（蒙古族）等。首先对双语作家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的角度上说，凡是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但一般只用非母语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人，均可称为双语作家，这类作家大多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会说母语，又精通汉语，由于对母语的文字掌握不够纯熟，所以他们专用汉语文进行创作。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一个作家既能用母语文进行文学创作，同时又能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主要指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便是典型的双语作家。笔者将调研对象双语作家限定为能够娴熟地运用藏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包含文学翻译）的藏族作家。第二，限定研究对象是在青海省出生、成长及进行创作的本土作家。第三，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将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也纳入本调研中。次仁顿珠自1982年至今发表藏、汉文小说近百万字，并多次获得藏、蒙地区及全国性文学奖，所以将他及其作品作为进行汉、藏双语创作的特殊文学现象纳入到调研中。
目前，青海藏族双语作家大都接受过良好的双语教育，正年富力强，其创作态势良好，多数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都获得较高的认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跨界作家万玛才旦，著有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翻译作品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他先后获青海省第四届文艺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第五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秀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龙仁青出版小说集《锅庄》、长篇纪实文学《藏域春秋》（合作）、《仓央嘉措秘史》等，曾获青海省第四届文学艺术创作优秀作品奖。作品入选《青海省建国50年优秀作品选·小说卷》、《章恰尔20年精品选》（藏文）等，小说《光荣的草原》登上2006年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洛嘉才让出版诗歌集《倒淌河边的风》(2015年)、译著诗集《尖·梅达的诗》（汉文）。阿顿·华多太著有诗集《忧郁的雪》、译著诗集《火焰与词语》，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次仁顿珠著有短篇小说集《次仁顿珠短篇小说选》（藏文）、《次仁顿珠中篇小说集》（汉文），并多次获得藏、蒙地区及全国性文学奖，其《英俊和尚》获第五届“章恰尔”文学奖。小说《河曲马》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于2013年上映。久美多杰出版翻译著作《冈底斯的项链》（汉语）、《藏族女诗人十五家》和藏汉双语诗集《一个步行者的梦语》等。曾获《章恰尔》新人新作奖和青海省首届藏语文学“野牦牛”奖。
二、青海藏族作家汉藏双语创作背景
（一）多元的民族文化生态背景
首先从表一数据来看，青海藏族双语作家大部分出生在安多藏区。藏区在传统意义上划分为卫藏地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安多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青海、甘肃、四川与西藏接壤的高山峡谷地带。安多地区有广阔无垠的大草原，草原为藏族游牧民提供了生存空间，并相应地产生了高原游牧文化。地貌相对封闭的青藏地区，实际上一直与周边的民族与地区发生着频繁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其次，河湟地区是安多藏区与内陆地区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藏、蒙、回、汉、撒拉等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之地，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民族文化交叉地带。广义上的河湟地域涵盖了今青海省的海东、西宁和黄南、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1]安多藏区和河湟地区在地域上有部分重合，河湟地区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叉互融的地区，其经济活动由农业、半农半牧向畜牧业及游牧业发展。阿顿·华多太就出生、成长在河湟地区（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族乡）。文学、文化一定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任何民族文化均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联系。在龙仁青、阿顿·华多太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既听到草原牧场的牧歌嘹亮，也能看到农耕文明的浅唱低吟。
再次，藏传佛教最主要的派别——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出生于河湟地区，因而其重要寺院也坐落于此地。藏传佛教在安多藏区和河湟地区覆盖地域广，影响深远。作为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对于藏族作家的成长、文化认知以及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中西交融的文学背景
本次调研的藏族双语作家多数出生、成长在安多藏区，也有部分作家出生于多民族杂居的河湟地区。他们少年时代开始接受双语学习，青年时代多在本地专业学校读书或西北等地高等学府深造，接受了系统的藏、汉语文的学习。藏民族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浸染、藏文美学典籍《诗境》的专业学习培养了作家良好的藏文文学素养。应该指出的是“青海从1950年起编译出版部分汉文藏文双语对照初小课本，重点培养民族干部服务藏区建设。从六十年代起，青海建立寄宿制学校，探索建立适合藏区、牧区办学的路子。后在高校设立民族部、民族班和预科，加强双语教育，还以各州民族师范为基地，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双语人才。”[2]在访谈中，作家也谈到此问题，他们得益于青海的双语教育政策，从少年时代便有了学习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良好氛围，也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作家在成长、学习、工作、交流中藏、汉语两种语言成为主要沟通工具。因此他们对藏、汉语词汇、语法、句法的掌握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双语文学创作。
文学外部环境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1985年，国内寻根文学的兴起，对于作家重新认识民族传统文化并倾尽笔力书写“自我”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龙仁青曾谈到：“我创作以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百年孤独》，阅读了不止五遍。刚开始障碍很大，现在一点障碍都没有，我现在理解它的文化，马尔克斯他们国家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接近藏族的生活，包括对生活的认知方式，人神之间的距离感、空间感的书写，可能和汉族人还是不一样的。它更接近藏族人。”①调研中的六位作家阅读书目涉及广泛，除了经典的中外文学名著，还包括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阅读和学习。诗人洛嘉才让谈到：“卡佛有一本小说《邻居》，你读的时候要反复阅读，沉浸在里面，发现作家已经是在探索人性的生存的一些问题，可能涉及的是一些心理学的问题，我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作品已经是在上升到一个层次上，它已经解读你的灵魂，你内心深处的东西。”②以龙仁青、万玛才旦、洛嘉才让为代表的双语创作者，他们的文学观既具有传统藏族文学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由此为民族文学的书写注入新的血液。
三、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特点
（一）民族书写的立场
藏区划分为卫藏地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因地域、历史文化的差异，“藏地三区”作家创作各具特色。青海藏族双语作家笔下的民族书写与其他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打破了对于“藏地奇观式”的书写。龙仁青《光荣的草原》里，阿爸坐在土灶的一侧旁鞣制羊皮，阿妈在土灶的另一侧烧茶，草原上水晶晶花在静静地开放，这样的场景是普通藏区牧民每日生活的开始。龙仁青的叙事态度，并没有因为刻意满足读者猎奇心理而去消费民族文化，而是站在自在“自我”的立场上真实表述古老民族的今天。
其次，坚持民族书写的立场。华多太在诗歌《我是藏人》中用一系列排比“我是藏人”来承接祖先的气势磅礴的文化基因，借助转经筒、僧伽们闭目静修、羚们、鹫们、圣山、牦牛、发光的三十个字母等一系列的文化原型追溯自我与民族文化之根的血脉相连。在“贝克汉姆踢球时的弧度”的现代文明中，在“面对众多困惑和忧郁里”自豪而坚定进行民族认同——“我是藏人”。他写道：
我是个藏人
我从视天下众生为父母
那个无垠的慈悲
和亘古的轮回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
我从我是蕃人
而不称自己为蕃人的众多困惑和忧郁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尽管今天，青海藏族双语作家群体大部分居住于城市当中，但是他们的目光与书写一直关注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双语作家都致力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关注当下处在时代激烈变迁的普通牧民的生活。《光荣的草原》中居住在环湖草原的扎括和他的白蹄马，在与现代物质文明或近或远的对抗中，坚守着草原民族的疏放和自由的内心。万玛才旦的《嘛呢石，静静地敲》；因为拍身份证件照而懵懂进入乡镇，被女人骗的钱财尽失的塔洛（《塔洛》）；《乌金的牙齿》里游离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客居的“我”，都与藏区的神山圣水观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正如，挪威著名学者费雷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所谈到：“在当前条件下，随着对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制度的依赖性传播到全世界，文化接触与变迁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过程。所确认的重点是，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的急剧减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和族群身份的组织联系减少或者边界维持过程的瓦解形成对应关系。”[3]他认为，族群研究中，应注意族群的边界，这个边界不一定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文化边界是通过不同的行为得以维持，族群的本质在于自识和他识，族群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其文化是族群构成的基础。族群的文化边界是不稳定的，流动的。[4]
（二）边界写作的特征
“边界写作”最早是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提出的，主要描述文学创作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状态。“边界写作”是从美籍印度裔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派生出来的。“第三”这个定语在英语中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它突破了传统的两元论，所表现的是一种既是A又是B，既不是A又不是B的模糊不清的临界状态。“……跨文化传播学所关注的‘第三种文化人’和‘第三文化孩子’指的是那些游走或者成长于多种文化语境中、难以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来加以界定的社会群体。……‘第三空间’是一个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这里所说的‘翻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对任何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建构’和‘重新历史化’。因此，在‘第三空间’内，所有文化符号及其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同一性’和‘稳定性’，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5]霍米·巴巴曾用他的理论解释过萨尔曼·拉什迪等边界作家作品，概括出两大“边界写作”所体现的两大主题“不确定的流散身份”、“无法调和、杂糅的边缘文化”。[6]
作家龙仁青曾谈到：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从小生活在异族通婚的双语家庭中，由于父亲是“读书人”③，因此积累了比较扎实的汉语文化学养。龙仁青也曾对阿来谈及这一问题：“到您在为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会提及我的民族，所以想给您说说我的族属问题。我父亲是青海河湟地区汉族人，母亲则是这一地区早在民国时已经完成汉化的藏族。他们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生活原因去了青海湖畔的纯藏族地区讨生计，我就出生在那里。我放牧长大，从小会讲汉藏双语。我庆幸我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使得我从小就少有民族主义的狭隘、偏执和张扬，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或许这便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7]
次仁顿珠是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作家。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处于青海省东南部，九曲黄河第一右旋弯曲的弦部南端，这一地区称为河曲。历史上，蒙古族祖先进入河曲地区后，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经济、婚姻等因素，长期与当地的藏族频繁地往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场域。次仁顿珠谈到：“当地懂蒙文的人已经很步了，大家平常交流都是藏语。所以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蒙文学校，去的是藏语学校。信仰的也是藏传佛教。区别标志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是蒙古包，不是帐篷”。④目前，次仁顿珠的文学创作都用藏汉双语来完成。通过考察藏汉双语作家的出生地、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等创作文化生态，我们可以看到青海从事藏汉双语创作者，都存在着血缘、地缘和文化杂糅的边界写作的显著文化特征。
四、藏族作家双语写作的意义与未来
（一）双语写作的文学价值
双语创作现象由外界和自身的双重原因形成。在多元文化杂糅的地带，文学必然经历吸收、变异、改造、重建、重塑的阵痛过程。在多元互补、沟通差异的共生的文化背景下，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场景和平台下，藏、汉双语的边界写作一定会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掌握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作家，对于两种文化的比较、省视和反思，使得他们插上了双翼，对于自身的文学创作有着天然的优势，洛嘉才让在访谈里面谈到：“我原来创作不是很主动。但是我参加过藏族作家的研讨会，一个女作家发言让我很感动，尤其是对藏族来说，她说：‘写作这是一个使命’，她发言是用汉语说的，她本人用藏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她的主题思想就是责任感、使命感，这样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就想我们从小接受双语教育的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只要工作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抽时间来进行创作。”⑤
（二）文化志书写的互文
次仁顿珠在谈到语言和文化的认识：“藏语的词汇表达很丰富，这与文化背景有关。汉语的词汇也相对比较丰富。尤其是现代工业方面的、农业方面的要比藏语丰富多了，但是汉语的词汇对于游牧文化的描写较少。”我们知道，“很多民族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信息用其它民族的概念是无法表述的，这不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而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嬗递性、背景性以及无法言传的民族性的问题。这就是历史性地把文化志描写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出来”，[8]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理性分析民族变迁，书写文化志的同时，双语作家也在创作“文本”和书写“文化志”。双语创作的语言和文化优势，与“文化志”之间形成互为补充、互为阐释的关系，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今天，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跨越民族、国家、地域的全球化正在逐步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种族、肤色、文化、宗教信仰泾渭分明的边界。汉藏双语的“边界写作”已经承担起“创作者和翻译者”的双重身份。边界写作者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穿行”、“游走”，在面临多重语境的困难中，也获得了跨文化创作的优势。我们可以预见民族文学的繁荣将与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的世界文学共同到来。
注释：
① 笔者与龙仁青的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4年10月。
② 笔者与洛嘉才让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5年3月。
③ 笔者与龙仁青的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4年10月。
④ 笔者与次仁顿珠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5年6月。
⑤ 笔者与洛嘉才让访谈笔录. 青海. 西宁. 2015年3月。
参考文献：
[1] 马建春．多元视阀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6．
[2] 完玛冷智．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J]. 西北民族研究，2012，(1).
[3]【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
[4]【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6] 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1.111.
[7] 阿来.写龙仁青，也是写我自己 [EB/OL]. 2014-01-31.
[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5.
来源：《青藏高原论坛》2015年10月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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