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学发展过程简史

　　藏族文学与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发展和衰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原始社会各类佛教经典传来之前,西藏地区的文学主要以歌舞、神话故事等为主,并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反映了藏族原始先民的追求,愿望与情感。

　　据藏族史书记载,在原始社会后期,西藏的歌舞、故事以及神话、谜语等各类文学形式已经发展起来。如《柱下遗教》记载,当时已经有《鸟的故事》、《猴子的故事》以及《顶生王的故事》等流传于世;《贤者喜宴》也记载了许多流传很广的故事,如《家雀故事》、《玛桑故事》、《尸语故事》等等。还有《拉达克王统世系》中的记载表明:在德晓勒(赞普)时期,“鲁”、“卓”盛行。(“鲁”是一种徒歌,“卓”则是配歌的舞蹈。)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获得极大发展,文学也不例外,到了奴隶制时期的吐蕃王朝已十分繁荣。这时期的文字已经比较发达,早期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作品,如诗歌、神话、谚语等全部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而且出现了传略、碑铭、编年史等一些书面创作。

　　这些书面创作有如下特点:其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历史紧密结合;其二,作品般没有作者署名;其三,作品出现了文、史、哲不分的现象;其四,从编写体例上看,明显受到汉族古代史书著述的重大影响;其五,文字朴素自然、简洁明畅,思想内容方面很少受佛教的影响。由于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历代吐蕃赞普都采取了与周围各民族或邦国交流学习的政策,藏文化在原有悠久而优秀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汉族和邻邦各国的先进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酝酿,更加繁荣发达,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西藏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教派林立,各派僧徒、学者都竞相宣传本派的主张和教义,阐述各自的观点,开展辩难,扩大视野,活跃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当时,各教派纷纷建立寺庙作为根本道场,广收僧徒,传习佛法,讲授“五明”。“明”即是“知识”、“学科”之意。还有很多信徒利用文学的形式进行宣传和辩驳,并著书立说,使藏族的作家文学也产生了一个飞跃性发展,如噶举派米拉日巴的《道歌》、萨迦派贡噶坚赞的《格言》、噶当派仲敦巴等的《师徒问道语录》,以及宁玛派一些僧徒“发现的“伏藏”等。

　　这时期的作家大多是佛教徒,诵读佛学经典,深受佛教思想熏陶,因此作品在诸多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思想,宣传人生是苦海”、“人生无常”等消极人生观。当然,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一分为二的分析。这个时期的传记和历史散文等,在继承前期注重史实和人物的同时,又受神话和佛经的影响,增添了虚幻和神化色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出现了大量的署名作品。在民间文学方面,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和广泛流传,标志着民间文学的全面飞跃。

　　此时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道歌》和《格言》等都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的丰富营养;也有许多作品记录了大量的民间神话和传说,如《柱下遗教》、《玛尼全集》、《五部遗教》等。总之,这是一个民间文学长足发展、作家文学兴起和走向繁荣的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进步,到了封建农奴社会前期,藏族文化在各方面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尤其是在汉族文化著述历史的影响下,西藏也出现了大量历史名著,如1322年撰成的《布顿佛教史》、1363年写成的《蔡巴红史》, 以及1328年左右写就的《西藏王统记》等,着重史实的记录和人物的叙述。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文学受神话和佛经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当时的佛文学家在之前大量佛经翻译的基础上,相继变成了两大藏文佛学丛书,即蔡巴贡噶多吉编辑的《甘珠尔》和布敦·仁钦珠编辑的《丹珠尔》。在诗歌方面,有宗喀巴的《诗文散集》、道歌有达罗那他的《歌集》、格言诗《甘丹格言》等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力的诗作。

　　传记著作也大量涌现,如克主·格勒贝桑所著的《宗喀巴传》(《信徒津梁》);桑吉坚赞所著的《马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居麦德钦所著的《汤东结布传》、《朱巴滚来自传》,以及历代达赖和班禅的传记。这些传记不仅是研究藏族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而且其中不少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在作家的文学风格方面,自13世纪从印度译入《诗镜》后,其在藏族社会经过个阶段的讲授与推行,已对藏族上层文人僧徒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此外,13世纪时,蔡巴噶举僧人蔡巴·噶德贡布曾先后七次到内地学习,把刻版印刷技术传人藏族地区,十分有利于对藏族文化的保存、积累与传播。

　　在这个时期,由于民歌、舞蹈、传说故事等各种文艺形式非常兴盛,本话小说和传记体文学也得到很大发展,再加古代宗教舞蹈仪式的长期濡染,促成了藏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藏戏的诞生,标志着藏族文化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如《文成公主》表现了汉藏团结和劳动人民的智慧,《诺桑王子》反映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文学有了广阔的发展天地,新作家不断涌现,新作品不断推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日趋丰富。藏族文学翻译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吸收外来文化以繁荣藏族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著名的大臣吞弥·桑布扎编译了第一本佛经,标志着印度佛教正式传入西藏,也就此翻开了藏族佛经翻译史的首页。

　　200多年以后,吐蕃第三十七代赞普一赤松德赞大力支持佛教, 在著名的桑耶寺成立了译经院。一时间,大批不同国籍、不同语言文字的翻译大师云集于此,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著作,并把所有译著整理编纂成三部目录,即《丹嘎目录》、《庆布目录》、《旁塘目录》。

　　到了吐蕃第四十一代赞赤热巴巾时,译经院译校了佛说部和论疏部两大类佛教经典著作,并制定了三条规章,同时厘定了藏文。从此,佛经翻译走上了规范化的历程,这对以佛经为主的文学翻译的提高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逃往阿里地区的吐蕃王朝后裔——出家国王拉喇嘛益西韦创建佛寺,迎请印度高僧大德进藏讲经,并派出以仁青桑颇为首的大批藏族少年学子赴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学习佛经。当时阿里地区佛教兴盛,仁青桑颇等人回到阿里托林寺后翻译了大量佛经,后人称其为新译密经。后来,著名的布敦教派开创大师布敦·仁青珠对这些译作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和编纂,把佛经论疏部的著作集结在一起,编成了《丹珠尔》,同时将佛语部的作品集结成了《甘珠尔》。

　　公元13世纪初,印刷技术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完成《甘珠尔》、《丹珠尔》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著名的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揭开翻译帷幕到三部目录的形成再到《甘珠尔》、《丹珠尔》的问世,期间共经历了700多年,这段时间正是藏族灿烂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一部生动、令人景仰的翻译发展史,光是藏文史书《智者喜宴》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佛经翻译家就超过了百名。这段时期翻译作品的主流是佛教经典,同时也广泛涉猎到其他各门学科,如哲学医学、星象学、文学等。

　　公元13世纪,班智达—萨迦贡嘎坚赞在所著的《智者入门》一书中第一次讲述了修辞学,其多数见解源自7世纪印度著名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诗镜》。虽然书中修辞学的内容极其有限,但却进一步推动了藏族文学的发展。到了14世纪,雄敦大译师把《诗镜》译成藏文,并请译师做了认真校勘后作为教科书讲授,使《诗镜》在藏族文学中扎下了根,对后来藏族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诗镜》的首次翻译直到20世纪的近700年间,藏族文学家们根据藏文文学创作实际对《诗镜》的理论做了深刻全面的研究,写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诗镜》理论研究著作,对藏族传统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