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诗学视域下沙冒智化诗歌的空间形态及其审美经验
作者：许博凡
来源：《西藏当代文学研究》
时间：2026-06-23 08: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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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Caston Bachelard）1957年出版《空间的诗学》，对抒情诗的内部空间形象进行现象学研究，通过对诗歌中房屋、地窖、阁楼、茅屋、抽屉、箱子、柜子、鸟巢、贝壳、角落等空间形象的现象学分析，他发现能被想象力把握的并非实证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时间是流动不居的，而空间的作用是“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相较于时间的连续性和单线性，空间更能表达诗人身体感官的“到场”以及诗歌意象的多种模态结构，为空间诗学的建构提供可能。空间诗学的视角打开了文学作品中长时间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空间褶皱”，人可以借助于文学来激活关于空间的记忆，给意识这个“内在的存在一个外在的命运”,以确定内心空间的位置，进而认识自我。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形式分析、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等理论与方法考察文学活动，形成了不同的空间批评形态，空间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这对我们研究沙冒智化诗歌的一些审美特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目前，学者对藏族诗人沙冒智化诗歌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语言特色和民族书写，本文将融合诗人的身体感知和丰富想象力，以空间诗学为理论导向，重点探究其诗歌中不同的空间样态以及诗人的审美经验。沙冒智化多次在采访中阐释其诗学观，“诗歌以丰富的情感、审美的趣味、超自然的想象力为基础，抽象地反映着客观世界的存在，并试图再现现实世界”,然而，诗歌空间的“抽象再现”既需要建立在真实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又需要重新构建人类灵魂和存在的栖居之地。对沙冒智化而言，沙冒村、拉萨、大地、草原、山峰、厨房等空间都能承载他的空间想象。通过奇特的想象与具象的感知，诗人在诸多空间形象中追求人的本真存在、关心地球生态空间，并描绘出自己的“精神地图”。
一、诗人生活空间的流转
巴什拉提出，人在特定场所中会产生依恋感，要探究其中每一个细微差别的深层实在，必须说明人们如何居住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如何与生活的各种辩证法相符合。对沙冒智化而言，他的生存空间是不断流转的，从一个地方的相对静止到行走空间的流动不息，现实空间形态的变化形塑了其诗歌中的空间记忆和向度，正如他在采访中说道：“写诗是一种孤行，一人的旅行，要经得起生活和时间的捆绑，要做到对真善美以及情感的信任，这样的诗人，才能融入生活的现场。”所谓“生活的现场”既是人生活和存在的方式，同时又是诗歌创作语言和意象得以产生的客观空间。
（一）生活空间的地方性
沙冒智化出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的沙冒村，“沙冒”在藏语中是“红土”的意思。藏族村落通常以山、水、动植物、传说等命名来反映高原生态系统的自然景观或藏族文化传统,“沙冒村”作为沙冒智化的故乡，其地理、人物和风貌似乎天然地奠定了诗人最基本的生命特质，因此是沙冒智化诗歌空间中的第一个坐标点，也是凝结着诗人具象性的经验感知，并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地方。
“空间”和“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交融的，段义孚认为“空间比地方更抽象。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也就是说，地方的亲切经验链接了人类与世界，以“地方”为出发点考察人与“空间”的关系是探究文学与空间的重要路径。人类普遍情感中对故乡的依恋往往使得“故乡”成为了空间中最典型的地方，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对故乡潜意识性质的依恋来自故乡对诗人的抚育和对其安全的保证，来自诗人对熟悉声音和味道的记忆，在诗歌中表现为对河流、村庄、村庄中的人的描述。
故乡既形成于诗人的感知经验，又在诗人的想象力中被重塑。“这条河很小，从沙冒沟流出来/就像干旱地区的一桶水/抚养着几个村庄的人/水从地下流出来/从大海里流出来/我们的村子叫它沙子河/再流出几个村子，叫洮河，黄河/最后叫大海。”诗人熟悉沙冒村的地理特征，围绕着河流的具体动向构建了以地方——沙冒村为中心的活态空间，相较于空间的自由、开放和威胁性而言，地方相对安全且稳定，“你看到的沙冒村很小/你在地图上找她，只有针尖那么大/这里的人，不在乎大小/谁家的烟囱里挤出浓厚的烟雾/都可以去喝一口热腾腾的茶。”“常住在我骨头里的沙冒多村/有街坊邻居/有小孩和老人的闹场。”除了对故乡地理地貌的描写，故乡中熟悉的邻里关系、父母亲情以及记忆深处的童年故事，更进一步将原本客观存在的、陌生的空间变成了诗人依恋的故乡和地方。段义孚说：“外来人（尤其是游客们）都有明确的立场，他们的感知过程经常都是用自己的眼睛来构组一幅图景。相反地，本地人所持有的是一种复杂的态度，其根源是他们自己浸淫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整体中。”相较于外来者和旁观者，沙冒村的人家、山垭口上的红土、路边的野花都寄托了诗人的情感，从而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尽管故乡在地图上的实际空间只有针尖那么小，但其承载着诗人对周身环境的全方位的感知与体验，诗人在身体“到场”的过程中体验和把握空间，在诗歌中弥合了地方的实际价值与想象价值，“故乡”最终呈现为自由流动的状态。
沙冒智化与故乡的关系是“成长—逃离—精神回归”式的，对故乡风物的具象性体验使他扎根土地，所有诗歌情感和意象的根都朝向故土，而青藏高原广阔的空间又构建了其无垠的世界观，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强烈地冲击着地方稳定性，诗人诗歌意象的生长之冠在空间的流动性中跨越了山川河流，最终，诗人不可避免地“逃离”故乡。当作者的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地方与环境随着诗人的情感而发生变化，对故乡的“逃离”与“回归”，构成了沙冒智化诗歌空间形象情感表达的内在张力。
（二）生活空间的流动性
巴什拉强调：“把诗歌空间赋予一个对象，就是赋予这个对象比它客观具有的空间更多的空间，更恰当地说，就是跟随它的内心空间的扩张。”也就是说，诗歌空间不仅仅呈现为一种印象，它作为一种存在凸显出来，跟随诗人的想象和感受，不断建构丰富的诗歌形象，其本身具有一种流动性。如果说沙冒村是沙冒智化游走大地的首要逃离之处，那么拉萨则是诗人行走的重要目的地。诗人在《指路星》中描述了这种转变：“一位孩子，突然/把手伸到老人面前/说：你看看我的掌纹/其中的一条线/越过了手背/这代表我这一生/会去一趟拉萨。”“一位孩子”也许正是童年时期的诗人自己，通过对手掌纹路的观察，预言着人生中的一次“叛逃”。
“拉萨，在藏语中，‘拉’是指神，‘萨’则指土，两字合在一起就是‘圣地’。”“圣地”这一名称彰显着拉萨这座城市的空间性特征。作为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拉萨既具世俗性，又具神圣性。全球化背景下，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区隔，同时也为文学研究中空间转向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促进了“空间新流动性范式”的兴起，“新流动性范式改变了人们思考空间和地方的方式，首先表现为以‘关系空间’概念代替‘有界地方’（bounded place）观念。”以城市空间为代表的新流动性空间自由、开放，但并没有对传统空间观中地方的稳定性、边界性特征造成冲击，反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空间的发展和解域提供了基本要素，不同的空间在不断地互动过程中交融共生，生产出新的身份特征。
沙冒智化在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的结语中写道：“我写诗时，我从八廓街开始思考……一面墙上的壁画，都在这里是走动的，如同地球的脚，不停地走。推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八廓街上走动。”城市是人和物之间社会流动性关系的最直接体现，雷蒙·威廉斯提出：“城市不仅作为一种异化的和冷漠的体制，而且作为未知的，或许也是不可知的如此多的生命的总和，这些生命在推挤、碰撞、瓦解、调整、认可、停留，再向新的空间移动着。”也就是说，伴随着空间中人的物理动向，拉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重空间的集合地，而这些空间彼此之间是解域的和开放的，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网络形态。
在拉萨生活的过程中，沙冒智化的身份逐渐从“外来人”向“本地人”转化。“从北京西路出发到大昭寺，十五分钟/到了八廓街。下水道改造的声音四处奔波……看见气象局菜市场门口堆积了/十年前的蔬菜，价格变高了/买卖的人群，变成了中年人”,诗人一开始只是以视觉感知陌生的城市空间与生活图景，较于单一列举城市空间中的简单物体或街道名称，诗人在空间的流动性中融入自己的具象性体验，“在动态的视野驱动下构成完整的景观链条”,并且加入对空间中声音的感知，以及对时间瞬时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在动态联觉的基础上建构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自身互动的深层关系。以八廓街为例，拉萨本地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时间汇聚在相同的地理位置，但本地居民所处的空间与外来人所处的空间却是无法重合的，他们分别占据具有漫长、稳定历史的空间和具有短暂、琐碎现在的空间，空间承载着他们完全不同的感知和体验，这也是沙冒智化笔下多重世界和空间的由来。
从沙冒村到拉萨，诗人的生活空间既是相对稳定的，也是流动不息的、向外界敞开的。无论是对地方的依恋，还是在空间中的探险，诗人都在空间的流动性和关系性中融入了自己的感官感知和具象体验。在与外界空间交换能量和物质的互动过程中，诗人敞开自我，建构自我中心空间的同时被空间化。在故乡的院子、河流和拉萨的街道、建筑中，诗人通过诗歌实现了外部客观地理空间与内心主观感知空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具有互动性、双向性和生成性，诗人诗歌创作中的空间逐渐拓展边界，直至无限。
（一）生活空间的地方性
沙冒智化出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的沙冒村，“沙冒”在藏语中是“红土”的意思。藏族村落通常以山、水、动植物、传说等命名来反映高原生态系统的自然景观或藏族文化传统,“沙冒村”作为沙冒智化的故乡，其地理、人物和风貌似乎天然地奠定了诗人最基本的生命特质，因此是沙冒智化诗歌空间中的第一个坐标点，也是凝结着诗人具象性的经验感知，并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地方。
“空间”和“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交融的，段义孚认为“空间比地方更抽象。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也就是说，地方的亲切经验链接了人类与世界，以“地方”为出发点考察人与“空间”的关系是探究文学与空间的重要路径。人类普遍情感中对故乡的依恋往往使得“故乡”成为了空间中最典型的地方，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对故乡潜意识性质的依恋来自故乡对诗人的抚育和对其安全的保证，来自诗人对熟悉声音和味道的记忆，在诗歌中表现为对河流、村庄、村庄中的人的描述。
故乡既形成于诗人的感知经验，又在诗人的想象力中被重塑。“这条河很小，从沙冒沟流出来/就像干旱地区的一桶水/抚养着几个村庄的人/水从地下流出来/从大海里流出来/我们的村子叫它沙子河/再流出几个村子，叫洮河，黄河/最后叫大海。”诗人熟悉沙冒村的地理特征，围绕着河流的具体动向构建了以地方——沙冒村为中心的活态空间，相较于空间的自由、开放和威胁性而言，地方相对安全且稳定，“你看到的沙冒村很小/你在地图上找她，只有针尖那么大/这里的人，不在乎大小/谁家的烟囱里挤出浓厚的烟雾/都可以去喝一口热腾腾的茶。”“常住在我骨头里的沙冒多村/有街坊邻居/有小孩和老人的闹场。”除了对故乡地理地貌的描写，故乡中熟悉的邻里关系、父母亲情以及记忆深处的童年故事，更进一步将原本客观存在的、陌生的空间变成了诗人依恋的故乡和地方。段义孚说：“外来人（尤其是游客们）都有明确的立场，他们的感知过程经常都是用自己的眼睛来构组一幅图景。相反地，本地人所持有的是一种复杂的态度，其根源是他们自己浸淫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整体中。”相较于外来者和旁观者，沙冒村的人家、山垭口上的红土、路边的野花都寄托了诗人的情感，从而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尽管故乡在地图上的实际空间只有针尖那么小，但其承载着诗人对周身环境的全方位的感知与体验，诗人在身体“到场”的过程中体验和把握空间，在诗歌中弥合了地方的实际价值与想象价值，“故乡”最终呈现为自由流动的状态。
沙冒智化与故乡的关系是“成长—逃离—精神回归”式的，对故乡风物的具象性体验使他扎根土地，所有诗歌情感和意象的根都朝向故土，而青藏高原广阔的空间又构建了其无垠的世界观，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强烈地冲击着地方稳定性，诗人诗歌意象的生长之冠在空间的流动性中跨越了山川河流，最终，诗人不可避免地“逃离”故乡。当作者的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地方与环境随着诗人的情感而发生变化，对故乡的“逃离”与“回归”，构成了沙冒智化诗歌空间形象情感表达的内在张力。
（二）生活空间的流动性
巴什拉强调：“把诗歌空间赋予一个对象，就是赋予这个对象比它客观具有的空间更多的空间，更恰当地说，就是跟随它的内心空间的扩张。”也就是说，诗歌空间不仅仅呈现为一种印象，它作为一种存在凸显出来，跟随诗人的想象和感受，不断建构丰富的诗歌形象，其本身具有一种流动性。如果说沙冒村是沙冒智化游走大地的首要逃离之处，那么拉萨则是诗人行走的重要目的地。诗人在《指路星》中描述了这种转变：“一位孩子，突然/把手伸到老人面前/说：你看看我的掌纹/其中的一条线/越过了手背/这代表我这一生/会去一趟拉萨。”“一位孩子”也许正是童年时期的诗人自己，通过对手掌纹路的观察，预言着人生中的一次“叛逃”。
“拉萨，在藏语中，‘拉’是指神，‘萨’则指土，两字合在一起就是‘圣地’。”“圣地”这一名称彰显着拉萨这座城市的空间性特征。作为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拉萨既具世俗性，又具神圣性。全球化背景下，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区隔，同时也为文学研究中空间转向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促进了“空间新流动性范式”的兴起，“新流动性范式改变了人们思考空间和地方的方式，首先表现为以‘关系空间’概念代替‘有界地方’（bounded place）观念。”以城市空间为代表的新流动性空间自由、开放，但并没有对传统空间观中地方的稳定性、边界性特征造成冲击，反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空间的发展和解域提供了基本要素，不同的空间在不断地互动过程中交融共生，生产出新的身份特征。
沙冒智化在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的结语中写道：“我写诗时，我从八廓街开始思考……一面墙上的壁画，都在这里是走动的，如同地球的脚，不停地走。推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八廓街上走动。”城市是人和物之间社会流动性关系的最直接体现，雷蒙·威廉斯提出：“城市不仅作为一种异化的和冷漠的体制，而且作为未知的，或许也是不可知的如此多的生命的总和，这些生命在推挤、碰撞、瓦解、调整、认可、停留，再向新的空间移动着。”也就是说，伴随着空间中人的物理动向，拉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重空间的集合地，而这些空间彼此之间是解域的和开放的，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网络形态。
在拉萨生活的过程中，沙冒智化的身份逐渐从“外来人”向“本地人”转化。“从北京西路出发到大昭寺，十五分钟/到了八廓街。下水道改造的声音四处奔波……看见气象局菜市场门口堆积了/十年前的蔬菜，价格变高了/买卖的人群，变成了中年人”,诗人一开始只是以视觉感知陌生的城市空间与生活图景，较于单一列举城市空间中的简单物体或街道名称，诗人在空间的流动性中融入自己的具象性体验，“在动态的视野驱动下构成完整的景观链条”,并且加入对空间中声音的感知，以及对时间瞬时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在动态联觉的基础上建构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自身互动的深层关系。以八廓街为例，拉萨本地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时间汇聚在相同的地理位置，但本地居民所处的空间与外来人所处的空间却是无法重合的，他们分别占据具有漫长、稳定历史的空间和具有短暂、琐碎现在的空间，空间承载着他们完全不同的感知和体验，这也是沙冒智化笔下多重世界和空间的由来。
从沙冒村到拉萨，诗人的生活空间既是相对稳定的，也是流动不息的、向外界敞开的。无论是对地方的依恋，还是在空间中的探险，诗人都在空间的流动性和关系性中融入了自己的感官感知和具象体验。在与外界空间交换能量和物质的互动过程中，诗人敞开自我，建构自我中心空间的同时被空间化。在故乡的院子、河流和拉萨的街道、建筑中，诗人通过诗歌实现了外部客观地理空间与内心主观感知空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具有互动性、双向性和生成性，诗人诗歌创作中的空间逐渐拓展边界，直至无限。
二、空间形象书写中的丰富审美经验
空间诗学不再局限于对文学研究中事物静态审美特征的关注，而是转向探讨空间中事物与感知者共同引发的审美经验发生过程。它同时强调事物的能动性，将审美空间扩展至日常生活的知觉经验中。加斯东·巴什拉认为：“诗人借助诗歌空间，发现了一个并不把我们封闭在某种感受中的空间，从而达到更深入的地方。”从主观意义上的感知与审美体验的日常化，再到普遍意义上的审美经验，沙冒智化建构了跨越厨房与自然的多重诗意空间，书写了人与空间中存在之物的双向生成，通过人体与物体的相互缠绕，完成了对空间的建构与解域。
（一）厨房空间形象中的审美经验
加斯东·巴什拉用“家宅”的概念建构超越现实性的诗学空间，“我们好像感到我们的意识用呵护生命的关怀、赋予生命以其全部的存在之光的那种关怀来建造家宅。在这些关怀下熠熠生辉的家宅好像从内部进行了重建，它有了崭新的内部空间”,“家宅”是诗人主体意识的栖息之所，而“厨房”则是沙冒智化诗歌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空画上一轮太阳/在厨房里建造一个宇宙/用蒸汽和盐巴搭建一个院子……用耳朵吃上火焰的诵读声/找出火生的原意”,“灶养着火，火养着心/灶与火的关系/在厨师手中跳进碗里时/眼睛在勺中呼吸。”沙冒智化的“厨房”作为诗歌中独特的空间形态，生成了人特定的行为活动和感官体验，这来源于诗人在其中做的“家务”以及与“家务”伴随而生的梦想。
“主动地保存着家宅的，在家宅中联系起最近的过去和最近的将来的，将家宅维护在存在的安全性中的，是家务活。”具有创造力的主动性的家务能够创造新的对象，增加对象的人性尊严。沙冒智化通过其主体性参与和互动，捕捉烈火、食物、蒸汽、盐巴等诗歌意象的形态和声音，使厨房空间及其中的物品升华到具有自我存在性和广阔性的层面。在沙冒智化的笔下，厨房就是连接外部空间的“微宇宙”。
在与诗学空间中的“物”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诗人改变了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对物的感知方式，建构了空间中物的主体性。诗人笔下物有情感、能感受、会表达。在诗人的空间观中，“厨房”是敞开的，原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与“我”共处一个空间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我”、厨房、厨房中的物是一个共同体。梅洛·庞蒂用“世界的肉身”描绘这种人体与物体在同一空间中的共振关系，他说，在感知中，“把握这些东西的人感到自己是通过某种与这些东西完全同质的缠绕和重复而从它们那里涌现出来的；他感到自己就是回到自身的可感的东西，反过来说，可感的东西在他眼里则好像是其复本或其肉体的延伸。”灶台与火焰之间的物理联系，以及火焰燃烧时发出的声音，通过诗人的想象力被赋予了生理特征，使无生命的事物能够“说话”。在感官体验与想象力的双重作用下，沙冒智化的诗歌实现了人与物之间的诗意联结。
“厨房诗”系列是诗人对诗歌题材以及诗歌空间的拓展，如巴什拉所言：“透过诗人的窗户，家宅和世界开始广阔的交往。正如形而上学家喜欢说的那样，人类的家宅是向世界开放。”沙冒智化看似建构了个人化的厨房空间，实则表达生活在同一世界中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他对于自我本真感官体验的描写，透露出其对生命完整性的深刻理解。然而，为了探索人类丰富的情感和多样的感知，寻求自然空间中更为普遍的审美经验，诗人选择再次突破既有的空间，迈向雪山与大地。
（二）自然空间形象中的审美体验
空间诗学不仅关注人在家宅空间中通过主体感知获取的审美经验，还将目光投向自然空间中易被忽略的“物”，通过这些物在空间中的能动性，塑造自然空间的存在形式，并建构全新的审美体验。拉图尔将能够发挥能动性的人或物统称为“行动元”，与“主动性”不同，“能动性并不是指行动者能够做某些事情的能力，而是指行动者能够使得其他行动者行动的力量。”巴什拉强调：“如果我们增加形象的数量，到光线和声音、热和冷的领域里捕捉形象，我们就会构思出一种更加冗长的存在论，但毫无疑问，这种存在论比建立在几何形象基础上的存在论要可信得多。”物的特性引发人的感知体验，诗歌中物的形象和人的想象共同构建了具有流动性和活态性的诗学空间。
从沙冒智化的诗歌来看，人、石头、花或者黑马共同充当着“使其他行动者行动的力量”，“天边下着细细的雨/花在开始抬头/太阳的偷吻，让我梦中醒来”,“听着从地球毛孔里传来的声音/没能留下一片大海/一块儿冻死的冰放进嘴里/通过嘴唇、喉咙、肠道/慢慢变回水的模样/流出人体，眼睛是大门/补上细筛般的地球/守住路的体温”,具有能动性的物在诗人的笔下体现为自然力量，每一种自然力量环环相扣，推动地球空间机制的运作和生成。自然的能动性力量是人所无法控制和比拟的。“城市的眼睛，看着天空蓝色的海/干旱在嘴里的语境抓着心里的紧张/这座城市的心脏里，有长江，有黄河/有纳木错，有雄巴拉曲，有生活的咒语/它们入住海中，不分方向的大小/流进大海的门，不受人的区分。”沙冒智化在自然空间中表现人与物的共在状态，其实是说明作为行动者网络存在的自然空间并不以人为中心，自然空间天然地影响着人的能动性，包括生活、情感和文学创作。
相较于乡村和城市这些存在于人类地理版图上的地方，自然空间以其绝对的力量独立存在。作为生长在雪域高原的藏族诗人，沙冒智化的诗歌审美感受和体验更多地来源于冈底斯山脉、珠穆朗玛峰、羌塘高原等自然空间。极端的地理环境激发了诗人更为强烈的情感，广阔的自然空间与深刻的诗歌空间相互呼应。段义孚指出，浪漫的地理学关注那些极端的两极化价值，以及那些富有挑战性的环境。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两极化价值观能够揭示出人类真实的恐惧与欲望，这是那些中庸的价值观或是和谐的小环境无法做到的。“所有景色都在海拔四千六百米以上活着/云和风，在地上爬行/十年前，见过一位素食者/他除了害怕，说不出怕死的原因”,“雍忠拉顶是一个人/是片土地，群山/从没有断过火焰的灶台/烧了千百年的生命/是一位嘉绒的母亲生育的/经历和全部的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基于身体感官经验，认为引起人恐惧或发挥类似恐惧一样的事物是崇高的来源之一，而崇高是人的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感。沙冒智化的自然诗展现了自然空间固有的环境特征。诗人通过对诗歌形象的极致表现，使得读者能够通过想象进入诗人具象感知的自然空间。这也是诗人及其创作诗歌的价值所在：诗人的个人审美体验通过诗歌被普遍化为人类的基本情感。在沙冒智化的诗歌中，读者能够体会到自然事物的能动性，从而对自然空间的力量产生敬畏，敬畏生命的崇高与伟大。
（一）厨房空间形象中的审美经验
加斯东·巴什拉用“家宅”的概念建构超越现实性的诗学空间，“我们好像感到我们的意识用呵护生命的关怀、赋予生命以其全部的存在之光的那种关怀来建造家宅。在这些关怀下熠熠生辉的家宅好像从内部进行了重建，它有了崭新的内部空间”,“家宅”是诗人主体意识的栖息之所，而“厨房”则是沙冒智化诗歌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空画上一轮太阳/在厨房里建造一个宇宙/用蒸汽和盐巴搭建一个院子……用耳朵吃上火焰的诵读声/找出火生的原意”,“灶养着火，火养着心/灶与火的关系/在厨师手中跳进碗里时/眼睛在勺中呼吸。”沙冒智化的“厨房”作为诗歌中独特的空间形态，生成了人特定的行为活动和感官体验，这来源于诗人在其中做的“家务”以及与“家务”伴随而生的梦想。
“主动地保存着家宅的，在家宅中联系起最近的过去和最近的将来的，将家宅维护在存在的安全性中的，是家务活。”具有创造力的主动性的家务能够创造新的对象，增加对象的人性尊严。沙冒智化通过其主体性参与和互动，捕捉烈火、食物、蒸汽、盐巴等诗歌意象的形态和声音，使厨房空间及其中的物品升华到具有自我存在性和广阔性的层面。在沙冒智化的笔下，厨房就是连接外部空间的“微宇宙”。
在与诗学空间中的“物”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诗人改变了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对物的感知方式，建构了空间中物的主体性。诗人笔下物有情感、能感受、会表达。在诗人的空间观中，“厨房”是敞开的，原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与“我”共处一个空间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我”、厨房、厨房中的物是一个共同体。梅洛·庞蒂用“世界的肉身”描绘这种人体与物体在同一空间中的共振关系，他说，在感知中，“把握这些东西的人感到自己是通过某种与这些东西完全同质的缠绕和重复而从它们那里涌现出来的；他感到自己就是回到自身的可感的东西，反过来说，可感的东西在他眼里则好像是其复本或其肉体的延伸。”灶台与火焰之间的物理联系，以及火焰燃烧时发出的声音，通过诗人的想象力被赋予了生理特征，使无生命的事物能够“说话”。在感官体验与想象力的双重作用下，沙冒智化的诗歌实现了人与物之间的诗意联结。
“厨房诗”系列是诗人对诗歌题材以及诗歌空间的拓展，如巴什拉所言：“透过诗人的窗户，家宅和世界开始广阔的交往。正如形而上学家喜欢说的那样，人类的家宅是向世界开放。”沙冒智化看似建构了个人化的厨房空间，实则表达生活在同一世界中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他对于自我本真感官体验的描写，透露出其对生命完整性的深刻理解。然而，为了探索人类丰富的情感和多样的感知，寻求自然空间中更为普遍的审美经验，诗人选择再次突破既有的空间，迈向雪山与大地。
（二）自然空间形象中的审美体验
空间诗学不仅关注人在家宅空间中通过主体感知获取的审美经验，还将目光投向自然空间中易被忽略的“物”，通过这些物在空间中的能动性，塑造自然空间的存在形式，并建构全新的审美体验。拉图尔将能够发挥能动性的人或物统称为“行动元”，与“主动性”不同，“能动性并不是指行动者能够做某些事情的能力，而是指行动者能够使得其他行动者行动的力量。”巴什拉强调：“如果我们增加形象的数量，到光线和声音、热和冷的领域里捕捉形象，我们就会构思出一种更加冗长的存在论，但毫无疑问，这种存在论比建立在几何形象基础上的存在论要可信得多。”物的特性引发人的感知体验，诗歌中物的形象和人的想象共同构建了具有流动性和活态性的诗学空间。
从沙冒智化的诗歌来看，人、石头、花或者黑马共同充当着“使其他行动者行动的力量”，“天边下着细细的雨/花在开始抬头/太阳的偷吻，让我梦中醒来”,“听着从地球毛孔里传来的声音/没能留下一片大海/一块儿冻死的冰放进嘴里/通过嘴唇、喉咙、肠道/慢慢变回水的模样/流出人体，眼睛是大门/补上细筛般的地球/守住路的体温”,具有能动性的物在诗人的笔下体现为自然力量，每一种自然力量环环相扣，推动地球空间机制的运作和生成。自然的能动性力量是人所无法控制和比拟的。“城市的眼睛，看着天空蓝色的海/干旱在嘴里的语境抓着心里的紧张/这座城市的心脏里，有长江，有黄河/有纳木错，有雄巴拉曲，有生活的咒语/它们入住海中，不分方向的大小/流进大海的门，不受人的区分。”沙冒智化在自然空间中表现人与物的共在状态，其实是说明作为行动者网络存在的自然空间并不以人为中心，自然空间天然地影响着人的能动性，包括生活、情感和文学创作。
相较于乡村和城市这些存在于人类地理版图上的地方，自然空间以其绝对的力量独立存在。作为生长在雪域高原的藏族诗人，沙冒智化的诗歌审美感受和体验更多地来源于冈底斯山脉、珠穆朗玛峰、羌塘高原等自然空间。极端的地理环境激发了诗人更为强烈的情感，广阔的自然空间与深刻的诗歌空间相互呼应。段义孚指出，浪漫的地理学关注那些极端的两极化价值，以及那些富有挑战性的环境。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两极化价值观能够揭示出人类真实的恐惧与欲望，这是那些中庸的价值观或是和谐的小环境无法做到的。“所有景色都在海拔四千六百米以上活着/云和风，在地上爬行/十年前，见过一位素食者/他除了害怕，说不出怕死的原因”,“雍忠拉顶是一个人/是片土地，群山/从没有断过火焰的灶台/烧了千百年的生命/是一位嘉绒的母亲生育的/经历和全部的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基于身体感官经验，认为引起人恐惧或发挥类似恐惧一样的事物是崇高的来源之一，而崇高是人的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感。沙冒智化的自然诗展现了自然空间固有的环境特征。诗人通过对诗歌形象的极致表现，使得读者能够通过想象进入诗人具象感知的自然空间。这也是诗人及其创作诗歌的价值所在：诗人的个人审美体验通过诗歌被普遍化为人类的基本情感。在沙冒智化的诗歌中，读者能够体会到自然事物的能动性，从而对自然空间的力量产生敬畏，敬畏生命的崇高与伟大。
三、个人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精神对话
诗人通过人的感知感受和物的能动性表达其审美意图和审美经验时，势必要经过诗歌形象与诗歌语言。巴什拉认为，在诗歌想象力的基础上，言语的宇宙支配着所有的存在现象，“通过诗歌语言，新颖性的波浪在存在的平面上涌动。语言本身就带有开放与封闭的辩证法。它通过意义封闭，它通过诗歌的表达开放。”因此在诗歌审美过程中，读者首先进入的是由饱含诗人生命经历的文字穿越编织而成的语言空间，在流动的文字和诗句间触摸运动的诗歌形象。
对此，沙冒智化指出：“我的语法是‘自然法’，在这样的法则里，我在不断寻找一个超越自我的突破口。这一点，关乎智慧，关乎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生命的感悟。”诗人的语言在空间中自然发生，以多层次、非线性的表达形态建构多层次、非线性的诗歌形象，从而构建诗人的诗歌空间。这些“关乎智慧”与“生命感悟”的语言，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热情与冲动，冲击了当今人类内心空间和社会外部空间的失落感。
（一）建构个人内心空间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强调诗学空间中人的存在性：“如果我们想要确定的是人的存在，我们永远不能肯定能通过‘回到’自身之中、通过走向螺旋的中心而更加靠近自己；往往正是在存在的核心处，存在漂泊不定。”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性也早有论述，他认为人是被“抛入”到世界之中的，迷茫和痛苦使得诗人试图在诗歌中寻找自我敞开的办法。因此，沙冒智化以语言的“自然”和指涉自身多重意象的“漂泊不定”，试图在存在论意义上寻找自我的本真存在，建构诗人的内心空间。
沙冒智化追寻自己写诗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按照内心广阔而似乎没有尽头的“地图”前行，“体内，有张地图/其中一条路/通往放生的我/一盏婴儿般的灯/在时间的枝丫上/生长着爱的骨节”,“我是埋在拉萨河里的一粒沙子/在春季的风雨中发芽”,“我天生是个游子，伴随自己/躺在生死器具里来回的脚步”,诗歌语言的含混与悖论常常指向诗人内心的孤独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这种感觉不仅源自诗人对故乡的逃离，更象征着科技与信息时代人们感知与经验的异化。在当今社会，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传统时间与空间造成了巨大影响——仅凭数字计算，图像所展示的时长和速度无法为人们留下关于风土地貌的具象性感知和身体经验，因此人们的感知经验产生了异化，形成了时代性的迷茫和失落。因此，诗人迫切地寻找一条能够恢复感知、找回自我的道路。“让我施舍的头抬起来/从草原和城市开始/在空间中找回自己/我要还给自己”,“没有尽头的心摁在脚底/刻上一片草原/牧羊人带到城市中心/舌尖刻上一块肉/吃上青草/喝上溪水/让身体伸出手外/破开镜子/抓住自己的身体/放回原点/开始自己”,牧羊人从草原来到城市中心，带着还未消失的空间感知，从退化的味觉、触觉开始寻找自己出发的“原点”，对诗人而言，通过主体在空间中的具象性参与，以及与其他事物的互动形成近身的感知体验，是拯救失落感、寻求自身本真存在的方式。
诗人的语言长在其具象的经验中，和诗人最为熟悉的自然意象建构出穿梭在诗歌空间中的形象，指涉诗人的存在。正如美学家波默说：“人本质上必须理解为身体……即人在他的自身被给予性中，在他的自我觉察中原初就是空间性的：对自己进行的身体性察觉同时意味着去察觉，我是怎样处在某个环境中的？我在这里的心情如何？”沙冒智化数次在诗歌中将自己比作一块石头，“我是生在西藏的一块石头”“我的灵魂是蛮荒中的一块石头”“我是长在风里的一块石头”,这些石头是“孤独的”“无声哭泣的”“低微的”“会说话的”“无言的”，然而，多种样态的“石头”却都具备同一个特点，即有感官感知的。虽然，诗歌“自然”语言的多义性以及诗歌意象的复杂性似乎无法弥合人的本真及其表象之间的鸿沟，对人和事物本身的追求似乎是徒劳无功的，然而，诗人依然努力地与空间、空间中的物及其表象进行积极互动和感官交错，“试图理解和跨越这一鸿沟即是真正的解释的循环……追求本身能够提醒我们事物的表象不止一面”,也许这些“漂泊不定”的表象下，正是诗人对其核心存在的把握。
总而言之，具备强流动性的空间使得诗人的世界观不断被碰撞、被挑战，于是诗人尝试以诗歌语言和诗歌形象在内心的失落和孤独的生活状态中寻找一幅“地图”，以指明对抗失落感的道路——“通往放生的我”。在此过程中，诗人重新建立对生活的感知和感受，在与外部空间的互动互融中努力构建自足的内心空间，以期在生活中感受爱的力量。
（二）建构外部共存空间
在个人和集体的失落背后，是人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空间的刻意区隔。从理性人类主义到现在的“人类世”时代，人们天然地以为人类才是地球的主人，霸道地将外在于人类的一切事物视为供人生产和发展的资源，忽略事物的能动性及其感知感受的能力，忽略人与地球万物生存空间的共通性，从而造成了人与物共同生存空间，即共存空间的失落。实际上，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共同生活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并发挥着能动性作用进行互动和交流，因此，生存就意味着共存。
沙冒智化试图在诗歌中弥合个人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边界，首先从精神和肉体对共存空间中他者的依赖开始。“妈妈的怀里有一片草原/还有两座雪山/那里有甘甜的乳汁/和一个宁谧的世界”,父亲和母亲是远行游子的来路和归途，诗人在与父母的紧密联系中构建自我身份认同，同时对草地、雪山和世界产生亲密感。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无边的草原和雪山哺育着以诗人为代表的民族，更从中生长出人类对原始家园的想象，诗人数次在诗中把自己比作藏地的一块石头，躺在天地之间，沉默而安详，这对应着诗人内心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感，“骏马奔腾的早期/草原的宇宙/只属于族人的帐篷/静静地躺在最高处/草原的家是/母亲的帐篷/冰冷的每一个夜晚过后/人们祈祷着终生/在此来世，问候世界”,依赖草原而生活的民族，对自己的家园抱有最崇高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不是远距离的，也不是静观的，而是具象的，可互动的。诗人对个体空间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共同生存空间的反思，在万物互生互联巨大关系网中，人类已从个人上升为民族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与空间中的物生活在共同的家园——地球，乃至宇宙空间之中，因此，诗人在诗歌中以更开阔的视野思考着人类在共同家园中的存在状态和样态。
实际上，宇宙、大海、草原、雪山等自然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十分庞大，不以人类的时间为计，虽然人类与它们共处同一生存空间，但人并不能够在有限的感知和体验中将它们完全把握，人类在更大程度上是附属的而不是超越的。然而，在诗歌的审美意义中，自然的永恒与人的流动不居在诗歌空间中共存，事物的存在性和人类的感知和认识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诗人在诗歌空间中重现了世界。沙冒智化运用想象力，在诗歌空间中邀请太阳神、荷马和格萨尔到场，在神话、史诗、传说的三重意象中，诗人发出沉痛的询问：“为什么人类只要遇见一点难熬的事/就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闹得鸡犬不宁”，“江水的源头/到底属于谁的？大地的资源/到底属于谁的？天空的蓝色/到底属于谁的？生命的智慧/不属于谁来接管。我反对仇恨的一切来源/现在我要借一位钢琴家的手/唤醒孩子们的爱。他们要/在这里。治愈一切灾难之后/让太阳承诺/今天之后的一切安宁”。面对地球上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沙冒智化以诗歌的形式发出追问：爱究竟应该如何存在？共存空间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存在？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江水、大地、天空、生命等事物具有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不属于谁来接管”。沙冒智化在诗歌中以语言的自由、想象力的创造和身体的到场激发出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的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引起所有共存于地球空间中的人的生态反思和伦理关怀。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陌生，沙冒智化在保持自己诗歌空间独特民族性的同时，体现出多元文化和全球性的特质，模糊了不同的身份和语言边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当世界作为共存空间通过诗歌向人类最本真的存在敞开，人类才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用沙冒智化自己的话来说：“诗歌不是几句粗犷的喊叫声，或者软弱的悲伤。而是最细腻的思维方式表达的情感，对社会和人类的心灵探索的意义。……是我们应有的文明、社会、经济、科学和明天，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的见证。”沙冒智化诗学空间的建构经过语言表达和身体感知的双重冒险，于时代的失落中重新架构内心世界，弥合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与界限，试图再现世界作为人和事物共存空间的本真样貌。历经重重思考和跋涉，沙冒智化始终思考前进的方向，思考人的本质，思考如何以诗歌的形式见证人类已有的创造，指明人类未来的道路。
对此，沙冒智化指出：“我的语法是‘自然法’，在这样的法则里，我在不断寻找一个超越自我的突破口。这一点，关乎智慧，关乎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生命的感悟。”诗人的语言在空间中自然发生，以多层次、非线性的表达形态建构多层次、非线性的诗歌形象，从而构建诗人的诗歌空间。这些“关乎智慧”与“生命感悟”的语言，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热情与冲动，冲击了当今人类内心空间和社会外部空间的失落感。
（一）建构个人内心空间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强调诗学空间中人的存在性：“如果我们想要确定的是人的存在，我们永远不能肯定能通过‘回到’自身之中、通过走向螺旋的中心而更加靠近自己；往往正是在存在的核心处，存在漂泊不定。”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性也早有论述，他认为人是被“抛入”到世界之中的，迷茫和痛苦使得诗人试图在诗歌中寻找自我敞开的办法。因此，沙冒智化以语言的“自然”和指涉自身多重意象的“漂泊不定”，试图在存在论意义上寻找自我的本真存在，建构诗人的内心空间。
沙冒智化追寻自己写诗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按照内心广阔而似乎没有尽头的“地图”前行，“体内，有张地图/其中一条路/通往放生的我/一盏婴儿般的灯/在时间的枝丫上/生长着爱的骨节”,“我是埋在拉萨河里的一粒沙子/在春季的风雨中发芽”,“我天生是个游子，伴随自己/躺在生死器具里来回的脚步”,诗歌语言的含混与悖论常常指向诗人内心的孤独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这种感觉不仅源自诗人对故乡的逃离，更象征着科技与信息时代人们感知与经验的异化。在当今社会，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传统时间与空间造成了巨大影响——仅凭数字计算，图像所展示的时长和速度无法为人们留下关于风土地貌的具象性感知和身体经验，因此人们的感知经验产生了异化，形成了时代性的迷茫和失落。因此，诗人迫切地寻找一条能够恢复感知、找回自我的道路。“让我施舍的头抬起来/从草原和城市开始/在空间中找回自己/我要还给自己”,“没有尽头的心摁在脚底/刻上一片草原/牧羊人带到城市中心/舌尖刻上一块肉/吃上青草/喝上溪水/让身体伸出手外/破开镜子/抓住自己的身体/放回原点/开始自己”,牧羊人从草原来到城市中心，带着还未消失的空间感知，从退化的味觉、触觉开始寻找自己出发的“原点”，对诗人而言，通过主体在空间中的具象性参与，以及与其他事物的互动形成近身的感知体验，是拯救失落感、寻求自身本真存在的方式。
诗人的语言长在其具象的经验中，和诗人最为熟悉的自然意象建构出穿梭在诗歌空间中的形象，指涉诗人的存在。正如美学家波默说：“人本质上必须理解为身体……即人在他的自身被给予性中，在他的自我觉察中原初就是空间性的：对自己进行的身体性察觉同时意味着去察觉，我是怎样处在某个环境中的？我在这里的心情如何？”沙冒智化数次在诗歌中将自己比作一块石头，“我是生在西藏的一块石头”“我的灵魂是蛮荒中的一块石头”“我是长在风里的一块石头”,这些石头是“孤独的”“无声哭泣的”“低微的”“会说话的”“无言的”，然而，多种样态的“石头”却都具备同一个特点，即有感官感知的。虽然，诗歌“自然”语言的多义性以及诗歌意象的复杂性似乎无法弥合人的本真及其表象之间的鸿沟，对人和事物本身的追求似乎是徒劳无功的，然而，诗人依然努力地与空间、空间中的物及其表象进行积极互动和感官交错，“试图理解和跨越这一鸿沟即是真正的解释的循环……追求本身能够提醒我们事物的表象不止一面”,也许这些“漂泊不定”的表象下，正是诗人对其核心存在的把握。
总而言之，具备强流动性的空间使得诗人的世界观不断被碰撞、被挑战，于是诗人尝试以诗歌语言和诗歌形象在内心的失落和孤独的生活状态中寻找一幅“地图”，以指明对抗失落感的道路——“通往放生的我”。在此过程中，诗人重新建立对生活的感知和感受，在与外部空间的互动互融中努力构建自足的内心空间，以期在生活中感受爱的力量。
（二）建构外部共存空间
在个人和集体的失落背后，是人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空间的刻意区隔。从理性人类主义到现在的“人类世”时代，人们天然地以为人类才是地球的主人，霸道地将外在于人类的一切事物视为供人生产和发展的资源，忽略事物的能动性及其感知感受的能力，忽略人与地球万物生存空间的共通性，从而造成了人与物共同生存空间，即共存空间的失落。实际上，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共同生活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并发挥着能动性作用进行互动和交流，因此，生存就意味着共存。
沙冒智化试图在诗歌中弥合个人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边界，首先从精神和肉体对共存空间中他者的依赖开始。“妈妈的怀里有一片草原/还有两座雪山/那里有甘甜的乳汁/和一个宁谧的世界”,父亲和母亲是远行游子的来路和归途，诗人在与父母的紧密联系中构建自我身份认同，同时对草地、雪山和世界产生亲密感。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无边的草原和雪山哺育着以诗人为代表的民族，更从中生长出人类对原始家园的想象，诗人数次在诗中把自己比作藏地的一块石头，躺在天地之间，沉默而安详，这对应着诗人内心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感，“骏马奔腾的早期/草原的宇宙/只属于族人的帐篷/静静地躺在最高处/草原的家是/母亲的帐篷/冰冷的每一个夜晚过后/人们祈祷着终生/在此来世，问候世界”,依赖草原而生活的民族，对自己的家园抱有最崇高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不是远距离的，也不是静观的，而是具象的，可互动的。诗人对个体空间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共同生存空间的反思，在万物互生互联巨大关系网中，人类已从个人上升为民族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与空间中的物生活在共同的家园——地球，乃至宇宙空间之中，因此，诗人在诗歌中以更开阔的视野思考着人类在共同家园中的存在状态和样态。
实际上，宇宙、大海、草原、雪山等自然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十分庞大，不以人类的时间为计，虽然人类与它们共处同一生存空间，但人并不能够在有限的感知和体验中将它们完全把握，人类在更大程度上是附属的而不是超越的。然而，在诗歌的审美意义中，自然的永恒与人的流动不居在诗歌空间中共存，事物的存在性和人类的感知和认识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诗人在诗歌空间中重现了世界。沙冒智化运用想象力，在诗歌空间中邀请太阳神、荷马和格萨尔到场，在神话、史诗、传说的三重意象中，诗人发出沉痛的询问：“为什么人类只要遇见一点难熬的事/就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闹得鸡犬不宁”，“江水的源头/到底属于谁的？大地的资源/到底属于谁的？天空的蓝色/到底属于谁的？生命的智慧/不属于谁来接管。我反对仇恨的一切来源/现在我要借一位钢琴家的手/唤醒孩子们的爱。他们要/在这里。治愈一切灾难之后/让太阳承诺/今天之后的一切安宁”。面对地球上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沙冒智化以诗歌的形式发出追问：爱究竟应该如何存在？共存空间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存在？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江水、大地、天空、生命等事物具有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不属于谁来接管”。沙冒智化在诗歌中以语言的自由、想象力的创造和身体的到场激发出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的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引起所有共存于地球空间中的人的生态反思和伦理关怀。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陌生，沙冒智化在保持自己诗歌空间独特民族性的同时，体现出多元文化和全球性的特质，模糊了不同的身份和语言边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当世界作为共存空间通过诗歌向人类最本真的存在敞开，人类才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用沙冒智化自己的话来说：“诗歌不是几句粗犷的喊叫声，或者软弱的悲伤。而是最细腻的思维方式表达的情感，对社会和人类的心灵探索的意义。……是我们应有的文明、社会、经济、科学和明天，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的见证。”沙冒智化诗学空间的建构经过语言表达和身体感知的双重冒险，于时代的失落中重新架构内心世界，弥合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与界限，试图再现世界作为人和事物共存空间的本真样貌。历经重重思考和跋涉，沙冒智化始终思考前进的方向，思考人的本质，思考如何以诗歌的形式见证人类已有的创造，指明人类未来的道路。
结 语
空间是人类生存和感知世界的重要维度。卡西尔认为：“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加斯东·巴什拉将空间与文学结合起来，认为具有诗意和想象力的空间是幸福的、能够抵御敌对力量的以及受人喜爱的空间。沙冒智化逃离故乡空间中熟悉的地方感，行走在广阔而陌生的城市和自然空间中，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捕捉诗歌形象，表达最直接的感受和思考，在人与物的感官交互中把握空间的流动性和广阔性。文学，尤其是诗歌，作为一种生存体验的内在空间，能够通过写作与阅读来打破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之间的壁垒，使其自由交流，从而追寻人存在的意义。
诗学与空间的关系是多向度的，对应着诗人不断变化的情感结构，空间诗学不仅仅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时为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空间的复杂性、流动性、广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人们认识世界和自我存在的视线，家宅、厨房与自然等空间之间模糊的边界为读者和诗人的想象力设置了门槛，模糊不定的形象特征和语言表达对理解诗歌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融合形成了挑战。然而正如沙冒智化所说：“诗人是敢于面对窘迫、痛苦、彷徨而不迷失自我的普通人。他们的情绪在文字里不断净化，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居所的建设，让读者感受到自我的存在。”真正的诗歌产生于诗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不同形态的诗学空间之中构建独特却又普遍的审美经验，能够使诗人和读者在窘迫、痛苦、彷徨和迷失中寻求自我和世界的存在。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一辑，经作者授权在生态批评理论公众号推出。
诗学与空间的关系是多向度的，对应着诗人不断变化的情感结构，空间诗学不仅仅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时为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空间的复杂性、流动性、广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人们认识世界和自我存在的视线，家宅、厨房与自然等空间之间模糊的边界为读者和诗人的想象力设置了门槛，模糊不定的形象特征和语言表达对理解诗歌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融合形成了挑战。然而正如沙冒智化所说：“诗人是敢于面对窘迫、痛苦、彷徨而不迷失自我的普通人。他们的情绪在文字里不断净化，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居所的建设，让读者感受到自我的存在。”真正的诗歌产生于诗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不同形态的诗学空间之中构建独特却又普遍的审美经验，能够使诗人和读者在窘迫、痛苦、彷徨和迷失中寻求自我和世界的存在。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一辑，经作者授权在生态批评理论公众号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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