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赤偕微噶”—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三号墓葬出土藏文碑刻考释

       柴达木盆地的古代墓葬群，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分布范围以都兰为中心，北至海西州乌兰、德令哈，南可至盆地以外的果洛州玛多一带，数量众多，绵延数百公里。从1982年开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在都兰县热水乡“偕微”草原[2]暨热水（ཆུ་ཁོལcchukhol，曲阔）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1985年在热水河北岸发掘两座吐蕃时期古墓。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和发掘在1996年被中国国家文物局 学术委员会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9年7~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热水河南岸发掘了四座已被盗掘过的吐蕃时期墓葬，发掘者强调“这是都兰地 区吐蕃墓葬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3]这四座墓葬虽已基本被盗空，但仍存留了一些木板画、金银饰件、皮件、木器件以及古藏文木简及碑刻等出土物。2005年，这四座吐蕃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以 《都兰吐蕃墓》为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文末还对墓葬中出土的部分古藏文、道符等加以专文论述。这个考古发掘报告大概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都兰墓葬群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
       2010年8月中旬，应青海省都兰县委、县政府的邀请，兰州大学藏緬一阿尔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所师生一行前往柴达木盆地考察，先后在都兰县热水乡热水河谷两岸、德令哈市蓄集乡考察了数十座古墓，参观了都兰文物派出所、海西州博物馆收藏的都兰古墓出土文物，并对当地的神山信仰、岩画、历史地名沿革和民间传说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4]。后又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博物馆、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等地看到都兰吐蕃古墓出土的部分实物，并就这些文物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许新国研究员、瑞士藏学家和亚洲艺术史专家艾米•海勒博士（Dr. Amy Heller)等有关专家进行了交流。
       都兰古墓群的族属、文化归属等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5]。以古墓群的短暂研究史来看，从长期关注都兰古墓群研究的瑞士学者艾米•海勒博士（ Dr. Amy Heller)[6]到中国国内的考古 学、艺术史学、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多持吐蕃说或吐蕃文化系统说[7]，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但近年来部分青海地方文史和新闻工作者提出吐谷浑说，并通过新闻媒介做了不少宣传报道。研究讨论上述问题的难点在于目前大量墓葬均属被盗墓，而由考古研究部门发掘的大部分墓葬又尚未发表考古发掘报告。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也没有学者给出能解释具体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因而才为一些文史工作者，尤其是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以论代证，发挥想象力大胆演绎的空间。
       北京大学方面对其主持发掘的四座墓葬得出如下结论“发掘的四座墓葬等级较高，属于吐蕃贵族墓葬”，“从出土丝织物的技法及纹样，陶器、古藏文的字体等方面来看，这两组墓葬的年代应当 相仿，大约在8世纪中期。”[8]王尧先生发表在 《都兰吐蕃墓》中的《青海都兰新出吐蕃文汇释》一 文成为北大方面断代的重要佐证。
       实际上，北大方面主持发掘的吐蕃三号墓葬出土的藏文碑刻，明确写有墓主人的官职和姓氏与 名字，这是目前可见的能够了解墓主人直接信息的少数墓葬之一[9]，对于都兰古墓群的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弓丨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王尧教授大概是第一位考证都兰古墓古藏文石碑的学者，但他只考证了其中的“论”（blonབློན） 字，他的论文没有进一步提及含有更重要信息的和“论” 一样表示重要身份的“赤”（khri ཁྲི)及墓主人的姓名“微噶”（she’ u ka)ཤེའུ་ཀ这三个古藏文刻字，没有注意当地相关地名、口述历史与古墓葬之间的联系。该地区同时代的其他古墓中发掘出的古藏文木牍以及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偕微” 氏u)家族史料与古藏文刻字之间存在联系，这在王尧教授的文章中也没有引用参证。日本 人TakataTokio仅基于古藏语语音的演变分析，猜测99DRNM3157 - 2藏文石刻字“偕微”（she’ u) ཤེའུ可能是南诏（今云南丽江地区）的一部族名se’u སེའུ的变音[10]。同样对此未作深入的研究。
      本文相互参证藏文石碑、藏文木牍、敦煌古藏文文献、地名、民间传说中的信息，并结合我们 在热水乡所做的田野调查工作，解读这一重要碑刻所含的重要历史与文化信息。

一 都兰吐蕃三号墓出土藏文石刻筒况和研究现状
       都兰吐蕃三号墓，编号为99DRNM3。其封土平面近椭圆形，周长99米，最大直径约33米，封土上有四个盗洞。墓室平面形状呈凸字形，面积约60平方米，墓道朝南，由东室、中室、西室和墓道四部分组成。这座墓葬的出土物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纺织品、皮制品、漆木器、古藏文木简、古藏文石刻、陶器、骨饰、珠石饰品等。
       据发掘报告介绍，墓葬中刻有古藏文的石条共有四块，“石条一端或两端有圆穿 (有的穿孔不 透），孔内残留铜锈。一面或两面凿出浅的平行斜纹，有一面涂抹一层厚约3厘米的石灰，另一面不加打磨。有字的一面字均刻在中部，中部打磨光滑，两边是凿出的斜纹。”[11] “此墓石字迹十分清 晰，从残留的金箔痕迹看，阴刻文字内原来贴有金箔。”[12]
       这四块藏文碑刻，每块长约90 ~ 130厘米、宽20 ~ 40厘米、厚约10 ~ 25厘米，由于盗墓破坏， 已不在一处。其中写有藏文“论”（blon)བློན的碑刻，编号为99DRNM3 : 157-1，在盗洞内发现。写 有藏文“赤”（khri) ཁྲི的碑刻，编号为99DRNM3 : 157-2;写有藏文“偕微”（She’ u)ཤེའུ 的碑刻， 编号为99DRNM3 : 157-3;写有藏文“噶”（ka)ཀ的碑刻，编号为99DRNM3 : 157 -4;以上三块碑 刻均在西室扰土内发现。在发掘报告中均有图版公布，遗憾的是其中的第三块碑刻图版藏文ཤེའུ字被倒置，乍一看，会给识别造成困难。现将图片公布[13]：
       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大学方面是否向王尧先生提供了全部四块藏文碑刻。王尧先生在《青海都兰新出吐蕃文汇释》中只就其中的一块“blonབློན”字碑刻给予解释，致使解释墓主人关键信息的后三块碑刻没有纳入整体的考虑当中。王尧先生在文中解释“blonlབློན”即“相”的意思，相当于部长 一级的长官，他说：“这方墓石标明墓主人的身份是བློནSblon (论），当属于政府高级官员无疑，否则也不可能有如此豪华的陪葬品，更不可能有此墓石的树立”[14]。

二 敦煌古藏文史料中的“偕微”（she’u ）氏族
1.四块碑刻的排列次序
      由于盗墓活动的破坏，这四块石碑已不在墓葬的同一位置，其原有顺序也被打乱，故而在解读每个藏文碑刻意义时，也须对这四块石碑的藏文进行排列。这四块石碑的顺序，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可能：（1) “论赤偕微噶”（blonkhri she’ u ka བློན་ཁྲི་ཤེའུ་ཀ); (2) “赤论偕微噶”（khri lbon she' ukaཁྲི་བློན་ཤེའུ་ཀ)；(3) “论偕微赤噶”（blonshe，u khri kaབློན་ཤེའུ་ཁྲི་ཀ)。我们认为这三种顺序中“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 u ka བློན་ཁྲི་ཤེའུ་ཀ)最具文献佐证和符合吐蕃官名和姓名合称的习俗(15)。四块石碑的顺序无论怎样排列，其最重要的和唯一的信息均在于以下将要探讨的“偕微”（she’ uཤེའུ)和 “论”（blonབློན)字之上。
       吐蕃时期，官名与人名合称时，官名在前，人名在后。如大论东赞（བློན་ཆེན་སྟོང་བཙན RS，Sblon  che stong rtsan ,即禄东赞，大相东赞）、论赤章（བློན་ཆེ་ཁྲི་འབྲིང Dblon che khri ’ bring,即论钦陵）等等。可见，བློན sblon (论）是这组藏文碑刻的首字。
       藏文“khri”ཁྲི，由ཁAkha、raར和iཨ组成，按现代藏语标准拼音，合音读如“赤”或“墀”字， 但古代多将khaཁ和riར酹两个音节分开来读，因此新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等中记为 “乞力”、“乞立”、“乞黎”、“乞梨”、“器弄”、“乞黎”、“弃隶”、“弃弄”或“可梨”等（个别时 候也记为“墀”），系吐蕃赞普、高级大臣和贵族世家姓名中的常用词之一[16]。这一称词在《大事纪 年》（P.T. 1288)中屡见不鲜。如公元693年前往阿柴国征集粮草的大论钦陵（藏语：钦陵赤章， བློན་ཆེ་ཁྲི་འབྲིང blon che khri ‘bring，大臣赤章）、公元705年担任吐蕃大论的韦•乞力徐（དབས་ཁྲི་གཞིགས། dbas khri gzigs)、公元689年嫁与阿柴王的吐蕃公主赤邦（ཁྲི་པངས།khri pangs)等[17]。“赤”的字面意思为“万”和“座位”、“御座”或“宝座”，与“赤”（khri) ཁྲི相对应的藏语姓名构成词是“本” (‘bum)འབུམ即“十万”。
       今天，我们仍能在安多地名中找出这样以“赤”（khri)“ཁྲི”字修饰的古老遗迹，如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一带藏语称为“赤噶”（khri kaཁྲི་ཀ，安多藏语口语又变音为Khyi kaཁྱི་ཀ），相传吐蕃第42代赞普赤热巴坚（公元815 ~ 836年在位）东巡多思玛（mdo Smad མདོ་སྨད 安多）地区检军时， 当地人曾在此地设座迎接而得名。
    “赤”（khri) ཁྲི 驩在吐蕃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标识社会地位高低的象征之一，一直延续下来，如原 噶厦政府中的首席噶伦被称为“噶伦赤巴“（བཀའ་བློན་ཁྲི་བ། blon khri pa),大寺中的法台被称为 “赤巴”（ཁྲི་བ། khri pa)，格鲁派中最高法座被称为“赤仁波切”ཁྲི་རིན་པོ་ཆེ །khri ring po che，即宗喀巴 的法统）。
       足见“论”和“赤”（墀）均可表示显赫的社会地位。
       藏文碑刻中的噶（Kaཀ字有作为构成名字的后缀字的用例，噶（Kaཀ)字本身并没有实意。例如：吐蕃氏族中即有勃阑伽（噶）氏（bnmkaaབྲན་ཀ)、俄噶氏（’ od ka འོད་ཀ等以噶（kaཀ为后缀字的氏族[10]。同样，从吐蕃王朝时期沿用至今的地名也不少，如：“赤噶”（khrikag，ཁྲི་ཀ，今贵 德）、“宗喀”（tsong ka ཙོང་ཀ或tsong kha，ཙོང་ཁ，湟水流域）、“奥噶”（od ka，ཨོལ་ཀ，卫藏山南工布） 等。在藏语地名中“噶”（kaཀ)和“喀”（khaཁ)作为后缀字是可互换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四块藏文碑刻的排列顺序是“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 ’ u ka)，其中 “论赤"（blon khri)揭示了墓主人的官职是“论”，即“相”一级的官员，且是带“赤”头衔的大 概与吐蕃王室有密切关系的大贵族，具有显赫的地位。考古发掘报告也指出，吐蕃二号、吐蕃三号 以及吐蕃五号组成的第二组墓葬中，吐蕃三号墓是中心墓葬[19]，地位较之本组的其他墓葬为高。
       那么，揭示墓主人直接信息的关键就在第三块藏文碑刻偕微（she’u ཤེའུ།）上面，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2.敦煌古藏文PT. 1286和PT. 1290号写卷中的偕微（she’ u)氏族
       检索敦煌古藏文文献，PT. 1286和PT. 1290写卷中前后四次出现过标识职务和姓名的“论波偕 微”，均指吐蕃邦国之一 “吉若姜恩” （skyi ro ljang sngon  སྐྱི་རོ་ལྗང་སྔོན།吉若指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国的大臣“论波偕微”（blon po she，u བློན་པོ་ཤེའུ)[20]。
  PT.1286写卷题名为“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རྒྱལ་ཁྲིམས་དང་རྒྱལ་རབས་རིམ་བྱོན་གྱི་མིང་། ）记载了吐蕃部分地区的小君主和家臣的名字。其中涉及“偕微” (she’ u)的内容如下：ཡུལ་སྐྱི་རོ་འི་ལྗང་རོ། རྗེ་སྐྱི་རྗེ་འི་རྨང་པོ། བློན་པོ་ཤེ་འུ་དང་སྦུག[21]Wylie 藏文转写：Yul skyi ro ljang sngon na/rje skyi rje ai rmang po/blon po she au (she’ u) dang spug/.
       这段藏文王尧、陈践译为：“几若江恩之地，以几杰芒保为王，其家臣为‘谢乌’与‘布’二氏” [22]。黄布凡、马德译为：“吉若地之蒋恩，王为吉王芒布，论布为谢邬、布二氏”[23]。两种翻译基本相同。其中，王尧等所译的“几”、黄不凡等所译的“吉”，均指藏文skyi |，即拉萨河（吉曲） 流域；“谢乌”、“谢邬”均为我们所关注的“偕微” 一词，不过在这段古藏文中sheཤེ与au འུ之间多一分字符。我们将此段译为“吉若姜恩地的君王为茫巴，大臣为偕微和思博二氏”。
       可见，“偕微”（ཤེའུ she’ u)氏族居住在拉萨河流域的吐蕃邦国“吉若姜恩”地方，这一家族在这个邦国中享有“论”（blon བློན)的地位。
       PT. 1290号写卷也是一份吐蕃邦国及家臣名表，“偕微”（ཤེའུ she’u)在写卷中反复出现三处， 其内容与PT.1286写卷基本相同，“偕微”u)氏均与思博（སྲུགB spug)氏连署，为“吉若姜恩”邦国的大臣（论，blon བློན）。
       显然，我们可以确定公元7世纪之前（吐蕃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大扩张约始于于公元7世纪初） 的“论偕微”（blon she’ u ， བློན་ཤེའུ）与都兰古墓出现的“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 ’ u ka   བློན་ཁྲི་ཤེའུ་ཀ ）为同一家族之人。“偕微”（she’ u ཤེའུ家族的成员在吐蕃帝国建立前后担任过大臣 “论”（blonlབློན）的职务，而且“偕微”（she’ u ཤེའུ)家族在吐蕃王朝中已经享有“论”职务的世袭制资格，吐蕃帝国时期还有部分成员享有和王族有关的“赤”（khriཁྲི།）的特殊称号。许多赞普和赞普家族的人的名字中普遍带有此“赤”字。“论偕微”（blon   she’ u  བློན་ཤེའུ）担任大臣的邦国吉若姜恩（skyi ro ljang Sngon སྐྱི་རོ་ལྗང་སྔོན)在吐蕃王朝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山神吉拉夏茫（skyi lha  pya  mangs སྐྱེས་ལྟ་པྱ་མངས།被列为统一后的吐蕃帝国的九大山神之一(24)。这一点我们分别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42〜797)所立的石碑(25)和敦煌古 藏文文献PT.1286卷中得到引证(26)。另外，藏地“世界形成之九大山神”之一的“西乌卡日” (she’ ukha rag  ཤེའུ་ཁ་རག),得名“偕微”（she’ u ཤེའུ)，该山神地处西藏山南。这一山神与“论赤谐微噶”（blon khri she，u ka བློན་ཁྲི་ཤེའུ་ཀ的姓氏有无关系待进一步研究。
3.敦煌古藏文
       PT. 2204c号写卷中的相关内容在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PT.2204；号写卷《没收叛乱者粮食支出账》（བློ་བ་རིངས་པའི་ནང་མི་ལ་འབྲུ་བགོ་རྒྱུའི་ཐོ་ཡིག）中，也记载了一位以“偕微”（she，uཤེའུ为氏族名的人员。
       这篇写卷是论玛热向收租长官论更卜藏以及粮食观察长官、办事长官的禀告，内容是从上峰没收叛乱者粮食中调拨七十蕃斗支付给一部分人，为一张粮食分配名单和分配数量表。现将相关信息从这篇写卷中截取出来ཤེའུ་ལྷ་སྦྱིན་ལ་སྩོགས་པ་མྱི་བཞྀ་ལ་ཁལ་རེ་རེ་སྟེ་ཁལ་ཞྀའྀ་་་་་ དོ་གཟིག་ལ་སྨད་ལ་ཁལ་གཅིག །Wylie藏文转写：
She’ulhasbyin la stsogs pa myibzhllakhalre restekhalbzhl'dogzig la smad la khal gcig/.
王尧先生将此段译为：许腊金等四人，每人一蕃斗鉍……刀息拉迈一蕃斗[27]。这段文献中的所译的许”（she’ u，即“偕微”，许腊金（偕微腊金）也是一位以“偕微” (she’ uཤེའུ为姓氏的人士。

三  偕微（she’ u）的地名渊源
1.热水河墓葬群的地名——偕微（she’ u  ཤེའུ)
       热水古墓群位于察罕乌苏河上游的热水河谷地两侧，察罕乌苏河为蒙语名，意为白水，其藏语 名为曲嘎尔（chu   dkar ཆུ་དཀར)，与蒙语名同意。热水河，藏语名“曲阔”（chu khol ཆུ་ཁོལ）[28]，热水 乃是对藏语名的意译。热水河谷地两侧的草原，当地藏人称为“偕微”草原。“偕微”在墓葬研究者 中译音有“血渭”、“斜外”等，王尧教授等译音为“谢乌”、“许”、“秀乌”，黄不凡教授等译音为 “谢:t乌”，本文均统一写作“偕微”。在热水河北岸，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挖掘的一座大型墓葬， 即被命名为“血渭一号大墓”。经我们在热水乡的调查，当地藏人认为“偕微”乃是相延已久的称 呼，已经忘记这个词汇所指称的具体含义。
      “she’ u   ཤེའུ ”一词的读音，与当地藏语对热水河谷草原的称呼（汉字音译为“血渭”或“斜 外”）一致，可以对音。因而我们可以推测当地藏人所称的“偕微”草原，其藏文对应词即“she’ u ཤེའུ”我们的研究还表明，热水河谷地的“偕微”家族还是一个以“鹿”为标识的古老氏族。
2.热水河北岸墓葬出土木牍中的“偕微”（she’ u ཤེའུ)地名
       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斜外”（偕微）草场发掘了两座古墓。王尧教授结合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等的吐蕃文书考释及研究，发文考释了第十号墓中的11支随葬吐蕃文木牍，认为墓主入葬时代不会早于8世纪。在11支木牍中，M10: 4-3木牍上的一个地名，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条木牍长6. 3+宽2. 2、厚0.3厘米，右有小孔，正面有两行字，背面无字，字体介于楷 书（དབུ་ཅན）和草书（དབུ་མེད）之间，简右略残，有一字模糊[29]。
  木牍藏文原文
（1）  ུ：ཤེའུ：ར་གདུང
（2）གཆིག
转 写 : she ’ u rag dung gchig
王尧先生译为：“秀乌地产黄铜号一把。”[3M]
       秀乌即偕微（she’ u ཤེའུ)。鉴于同时出土的其他藏文木牍也多处提及物产及其出产地，又依据吐蕃命名习俗和构词法，我们同意王尧教授解“偕微”（she’u ཤེའུ）为地名。遗憾的是王教授对该地名“偕微”（she’ u ཤེའུ)未做考释。我们惊奇地看到“偕微”（she’u ཤེའུ）一词在热水古墓中前后两次出现，一次为地名，一次为人名。况且，今日热水沟“偕微”（“斜外”或“血渭”）草原又是热水古墓群的所在地。碑刻人名、木牍藏文地名、热水河两岸的草原地名，三者藏文同音，前两者 还可找到可靠的古代文献依据，藏文写法完全一致。
       故而这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可能是巧合。由于写有藏文地名的木牍也出土于热水河谷，可以推测木牍藏文地名与今日的“偕微”草原，是指同一地方，即今热水河谷地区。“偕微”实为从吐蕃时期保留至今的古老地名之一，而这一地名源于“偕微” ,（She’ uཤེའུ)氏族。
3. “偕微”（she’u ཤེའུ）与以“鹿”命名的氏族
       古现代藏语中“偕微”（she’uཤེའུ一词，从字面意思来说，是“小鹿”的意思。指“鹿”的藏文字母“夏”（shaཤ）与表示“幼小”的后缀字“微”（’ uའུ)合体时，“夏”（shaཤ字变体 为“偕”（ཤེ） （she ཤེ“偕” （she%的意思同样是“鹿”。微（’ u འུ)在藏语中表示“微小”、“幼小”和“幼崽”之意，我们在这里选用“微”这个汉字，即是音译也兼顾了词意。在吐蕃与表 示“幼小”和“幼崽”的“微”（’ u འུ）合体而构成的地名或姓氏较多[31]。敦煌古藏文PT. 1047 等卷也有描述“夏吾”（sha bo，鹿）和“偕微” （she’ u，小鹿 ཤེའུ)的资料。“偕微” （she ’ u ཤེའུ）氏族与“鹿”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首先，以动物命名的氏族屡见不鲜。古藏文文献载，阿夏（A zhaཨ་ཞ，学者大多认为藏文文献 中的阿夏即汉文文献中的吐谷浑）属悉勃野六氏之一东氏（ldongལྡོང)后裔。曰：东氏分十八大姓氏，桑杰阿夏有九子（ལྡོང་ལ་རུས་ཆེན་བཅོ་བརྒྱད་གྲོལldong  la rus chen bco rgyad grol，如，སངས་རྒྱལ་ཨཞ་བུ་དགུ་གྲོལ seng rgyal a zha bu dgu grol)。据苯教仪轨文献载：噶氏的标志性崇魂动物（bla zog བླ་ཟོག)是羊，而东氏的标志性动物为鹿[32]。这一观念和信仰的存在可在吐蕃时期的大家族姓氏中能得到证实。吐蕃有穹氏（kyungཁྱུང，大鹏鸟）、达氏（stag སྟག）、绛氏（spyangfསྤྱང，狼）、珠氏（’ briའབྲི]，母牦牛） 等以动物命名世家。这种例子在《岭格萨尔》史诗中更是不胜枚举。
       在都兰我们发现了很多关于鹿的文化遗存，我们认为这不仅与藏文文献中认为的阿夏人（Azha ཨ་ཞ 党项与雅隆悉勃野祖先共同的姓氏东氏（ldong ལྡོང）的标志性动物（bla zogབླ་ཟོག)——鹿有 密切联系，而且也可能与吐蕃王朝早期主要信仰苯教的《鹿垛仪轨》（，sha  ba  rgyas kyi mdos  ཤ་བ་རུ་རྒྱས་ཀྱི་མདོས,可以鹿为象征的萨满仪式）[33]有联系。
       世居“血渭”（偕微）一号墓所在地热水沟的日安（msngan  རུ་སྔན)部族在历史上曾两度迁徙到 过热贡、赤噶（即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一带）以及茫热（即今青海湖南贵南一带）等黄河流 域地方[34]。至少从14世纪开始他们与今青海黄南热贡和巴颜部族在历史上一同供奉过藏区唯一以鹿 命名的山神阿尼夏吾（amyesshaboWཨ་མྱེས་ཤ་བོ，圣鹿神山，现循化县境内）。今日阿尼瓦吾（A myes bal boཨ་མྱེས་བ་ལ་བོ）山神是今日热水沟日安（msnganSརུ་སྔན)部族最大的土著山神。当地山神祭文(bsangབསང་ཡིག 桑益）载，该山神的坐骑也为一只神鹿。山神和氏族祖先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个丰功伟绩的祖先被奉为山神而崇拜和祭祀的事实在吐蕃广泛存在[35]。鹿，不仅是在都兰及东临都兰 的天峻县境内发现的岩画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其形象也常见于都兰古墓中发掘出土的物件和棺 板画上。史前西藏苯教的鹿神祭祀对欧亚腹地的影响是广泛而显著的，尤其是对中亚、西伯利亚、 俄罗斯等地的传统萨满的相互影响，它甚至间接地传播到美洲[36]。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格兰乡村 和西藏古老的苯教仪式中看到有关鹿角的宗教舞蹈[37]。因此，西藏传统苯教信仰和习俗对都兰吐蕃 墓葬的深入影P向是显而易见的。
4. “偕微”（she’ u  ཤེའུ)氏族后裔的一点推测
    “偕微”（she’ u  ཤེའུ)氏族的姓氏在吐蕃王朝崩溃后，仍散见于史籍。11世纪初出生在卫藏的一位大学者，名偕微•洛杂哇•瓦杂德哇（she ’ u lo tsa ba ba dza de ba ཤེའུ་ལོ་ཙ་བ་བ་དེ་བ）即偕微译师•多杰拉），翻译了《勒那多杰修行法》等部分佛教密宗经典，其译著收录在《丹珠尔》卷。16 世纪的萨迦派大译师偕微’更鳴曲扎（she ’ u lo tsa ba kun dga ’ i chos grags  ཤེའུ་ལོ་ཙ་བ་ཀུན་དགའི་ཆོས་གྲགས། ）著有《道果宗派史》，出生于卫藏堆龙德庆。这些历史人物与都兰出土的 “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 ’ u kaཤེའུ་ཁྲི་ཤེའུ་ཀ）同用一个姓氏“偕微”（she’ u ཤེའུ）。   纵观安多部落史，安多碌曲（洮河上游）有个叫“偕微仓”（she’ u tshang ཤེའུ）,小鹿家族） 的部落（今日的甘肃甘南州碌曲县西仓十二部落）。据我们所知，这是目前保留古老姓氏“偕微” (she’ u ཤེའུ)的唯一部落。《安多政教史》载：西仓部落的“西”（she’u ཤེའུ)字，相传因其头人将父亲葬在一母鹿窝而得名。后人为图吉利而将原来的“偕微” （she’ uཤེའུ在文字上改写成 “西”（shis，ཤེས）吉祥字。两种藏文写法均见于史籍。八思巴的随从藏巴南拉本的后裔被奉为包括 西仓部落在内的碌曲流域各部落的头人。西仓部落的最高首领为历代“偕微仓宏波”（she’ u tshang dpon ཤེའུ་ཚོང་དཔོན་པོ། “宏波”家族至少在14世纪曾与热贡囊锁家族有过联姻[38]。并与热贡隆务大寺的夏尔格丹嘉 措 (1607〜1677年）有供施关系。相传“偕微仓宏波”世袭18代[39]。末代“偕 微仓宏波”卒于20世纪70年代，其兄弟也流亡并过世于海外。
5.小结
       热水沟当地地名“偕微”（she’ u ཤེའུ,小鹿）、古墓发掘的石刻大臣姓名“论赤偕微噶”（blon khrishe’ u ka བློན་ཁྲི་ཤེའུ། ，鹿氏大臣）、当地最具民间信仰意义的山神名称、吐蕃邦国大臣“论偕微” (blon she' u,བློན་ཤེའུ།“偕微”氏大臣）、地名木牍“偕微”（she’ u ཤེའུ，小鹿），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它们之间很可能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这些似乎可以与起源于吉若姜恩邦国的“偕微”she' u,ཤེའུ)家族或氏族联系起来。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对热水河南岸吐蕃三号墓葬出土的碑刻“偕微”（she’ u ཤེའུ 一词得出如下推论：
1.墓主人“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 ’ u ka བློན་ཁྲི་ཤེའུ་ཀ)属于“偕微”（she’ u ཤེའུ)氏族，为“论”（blon བློན）一级的官员和有“赤”（khri ཁྲི)身份的吐蕃大贵族。 
2. “偕微”（she’ u ཤེའུ)氏族的发源地应在作为吐蕃邦国的“吉若姜恩”（skyi ro ljang sngon སྐྱི་རོ་ལྗང་སྔོན）地方。这个氏族很早就有“论”（blon བློན的显赫地位。后来随着吐蕃帝国不断开疆扩 土，“吉若”邦国的“偕微”（she’ u ཤེའུ)氏族可能被派往今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地方担任官职，仍然 延续了 “论” (blon བློན）的世袭地位。
3.热水河谷地是“偕微”（she’ u ཤེའུ)氏族根据地之一，故而热水河谷两岸的草原在吐蕃时期 即由氏族名转为当地的地名，并且延续至今，本地藏人仍习惯以“偕微”称呼热水河两岸草原。
4.这一氏族以“鹿”为氏族标识。“鹿”的形象在都兰古墓群的木器构建彩绘、棺板画以及岩画中频繁出现。西藏苯教的鹿神崇拜和“鹿垛仪轨”对墓葬群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5.都兰热水河古墓群可能与“偕微”（she’ u ཤེའུ)氏族有密切的关系，是否为“偕微”（she’ u ཤེའུ)氏族的墓葬群还有待更多出土材料的佐证和缜密研究。热水河南岸吐蕃三号墓是目前可以揭示 墓主人的包括官职和姓氏等具体信息的少数墓葬之一，对于整个都兰古墓群的研究有重大参考价值。

注释：
[1]宗喀•漾正冈布（Yongd&l V T,ngkha)，安多贡本人，现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2004. 8 ~ )，兰州大学藏缅一阿尔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2005. 10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 学系研究员（2003. 3 ~ )等；英加布（Yumjeap)，安多碌曲人，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藏语 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刘铁程（She, mb)，辽宁阜新人，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2]关于“偕微”（she’ uཤེའུ)草原的汉字译音，考古工作者曾使用“协外”、“斜外”、“血渭”等译法。一些藏学研究者在注释古藏文文献时也使用了 “谢乌”、“谢邬”等多种汉字译音。我们认为“偕微”（she’ u^ཤེའུ) 一词的藏文写法 即吐蕃三号墓中的藏文碑刻“She’ uཤེའུ’，该词作为地名一直延续使用到现在。我们这里谨慎选择“偕微”译写She’ u ཤེའུ这一重要部族和地名，兼顾了藏文的音、义。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关于该地名问题的讨论。
[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4]其中都兰县热水乡的墓葬群，特别是已经发表考古发掘报告的这四座墓葬是我们此行的重点考察对象。在考察期间，都 兰县委书记张纪元先生、海西蒙古ME族自治州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李科加先生等给我们的考察工作提供关照，在此特别致谢。
[5] 例如，2002年德令哈市尕海镇（原郭里木乡）出土的棺板画就引起了学者们关于墓葬族属的争论。棺板画的临摹 图首刊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3期。忽略藏缅民族（青藏高原土著-和自蒙古高原等地迁入的阿尔泰民族在青 藏高原有源远流长的接触和交融的历史，将棺板画中的生活画卷与史书中的片言只语印证，从而试图证明其具体族属的研 究往往流于以论代证的任意猜测。
[6] 阿米•海勒（Dr Amy Heller)为瑞士籍藏学家、艺术史学者，1992年获得巴黎大学西藏历史与哲学博士学位，专 著《西藏艺术与智慧》（Art etSagesse duTibet)已有英（TibetanArt:Tracing the Developmentof SpiritualIdeals)、意、西班牙等版本，曾经参与夏鲁寺和小昭寺的维修计划；阿米•海勒博士长期关注都兰古墓群的考古进展，1997年以来她先后发表了多篇与都兰古墓群相关的论文，如《都兰出土文物的切步评论》（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Excavations at Dulan， 1997)，《都兰：关于吐蕃帝国建筑风格和工艺品的切步评论》（Dulan，Some Preliminary Remarl^s on the Architecture and Artifacts of tlie Tibetan Empire， 1998)，《都兰考古调查报告： 8世纪的吐蕃墓群》（The Arc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Dulan： 8th Century Tibetan Tombs， 2006)、《拉萨大昭寺的银壶》（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等等。
[7]吐蕃文化系统是指与吐蕃本部悉补野部有种族、语言与文化紧密联系，后来在吐蕃帝国扩张时期被纳入其政治与 军事系统的青藏高原诸地方政权与部族文化系统，其中包括苏毗（松巴）、党项、象雄（羊同）、吐谷浑（藏文文献中称A Wa，读若阿夏）等。它们在吐蕃帝国建立前，即与吐蕃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纳入吐蕃帝国后各部文化上的同质性进一 步得以加强。其中，对吐谷浑与吐蕃的早期关系的研究尤为薄弱。因汉文文献中记载吐谷浑王室源于鲜卑，未考虑到其立 基于青藏高原，处于藏緬民族（诸羌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史实，部分学者将公元4〜7世纪初，甚至在7世纪初、中叶被 纳入吐蕃帝国政治与文化系统后的吐谷浑完全想象成了千百年来无任何文化变迁的在羌戎地区（藏緬核心文化地带）保持 原生态阿尔泰文化的民族共同体。部分藏学家根据藏文文献则将吐谷浑（阿夏，根据藏文文献她与悉补野的密切联系至迟 始于赞普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斯时）完全视为与悉补野部在文化上同质的一普通吐蕃邦国（rgyalphmn)，没有考虑到阿夏 吐谷浑地处藏緬、阿尔泰与华夏三大文化边界的特殊性。
[8] 《都兰吐蕃墓》，第125页，第127〜128页。北京大学方面主持发掘的墓葬被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吐蕃一号墓 (99DRSM1)、吐蕃四号墓（99DRSM4);第二组为吐蕃二号墓（:99DRSM2)、吐蕃三号墓（99DRSM3)以及尚未发掘的一 座暂编为吐蕃五号墓（99DRNM5)的墓葬。
[9]除都兰吐蕃三号墓外，我们另掌握有“琛氏”（mchamsམཆམས)等藏文石碑，将另有专文考述。
[10]Tokata Tokio:A NoteontheLijiangTibetanInscription
[11]《都兰吐蕃墓》，第106页。
[12] 王尧：《青海都兰新出土吐蕃文汇释》，载《都兰吐蕃墓》，第132页。
[13]图片来自《都兰吐蕃墓》，第109页。
[14] 王尧：《青海都兰新出土吐蕃文汇释》，载《都兰吐蕃墓》，第133页。
[15]DrikungChestangRinpoche:A History ofTibetanEmpire:AccordingtoDunhuangManuscripts( bodbtsanpo ’ Irgyal
rabs) . Songtsen Library，2010. p101 - 105，403 -446.
[16] 有人认为“赤”系古象雄语，意为“神、神意”，如吐蕃历史上的第一至七个赞普统称为“天子七赤”（gnamgyikhri bdun གནམ་གྱི་ཁྲི་བདུན།）。详见于南喀诺布：《古代象雄和吐蕃史》（zhang bod lo rgyus ti se o’ dཞང་བོད་ལོ་རྒྱུས་ཏུས་འོད），民族出 版社，1996年，第243页。
[17]有关khrill类人名，可以参阅《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人名索引”部分。见王 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18] 参见林冠群：《唐代吐蕃氏族一览表》。林冠群:《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附录三，《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报》， 第20期，1993年，台北。
[19] 《都兰吐蕃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20]F. W. Thomas:TibetanLiteraryTexts andDocumentsConcerning ChineseTurkestan. London，W.C.1. p23 -39
[21]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60页。
[22]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24页。
[23]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27页。
[24]巴考、拉露、托玛斯整理研究的敦煌古藏文文集。F.W.Thomas，AncientFoils -LiteraturefromNortli- Eastern Ti
bet， Akademie. Verlag，Berlin，1957. p74 -75.第吾贤（12世纪）：《第吾宗派史》，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7年，320页。欧坚朗巴（发掘于13世纪）：《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8~56页。
[25] 巴吾祖列陈瓦：《贤者喜宴》（mkhaspa’ i dga’ 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
[26] 雅隆王朝在降服诸邦国的同时，将诸国的山神纳入整个王朝山神体系来祭祀。并将今卫藏洛+ (山南）桑日县境 内的沃德贡杰山神以雅隆王朝第一代赞普的姓氏沃德贡杰命名。因此，山神与氏族祖先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详见于Samten G. Karmay， TheArrow andSpindle:StudiesinHistory，Myths，RitualsandBeliefsin Tibet. Mandala BookPoint， 1998.第吾贤：
《第吾宗派史》（le’ uchos ‘ byung)、巴吾祖列陈瓦《贤者喜宴》、谢继胜《西藏风马考》等。
[27] 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社会经济文书”部分，藏文见第235页，汉文译文见第312页。
[28]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经“曲阔"（chutsn，chukhol热水）上游和“曲嘎滩”等地，据其自传所载，当时的都兰地 名多为藏语地名，后可能深受蒙古人的影响，都兰地名以意译从藏语转译蒙古语化了。现有都兰地名中虽有蒙藏双语地名，但 汉语使用的地名多数音译自蒙古语。《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第一函汉译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00 ~340页。
[29] 参见王尧：《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30] 王尧：《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31] 如《第吾宗派史》的作者第吾贤（mkhaSpalde’ u)，“尼”（ne’ u，鹞鹰崽子）氏、“勒”（gle’ u，麝崽）氏等。
[32]吉隆.扎西嘉措，图却多杰：《藏人古代六氏之宗谱.美丽花园》（bodmi’ Igdungdrugrus mdzodmetogskied
tshal)，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3月，第8页。
[33] 南喀诺布：《南喀诺布选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6 ~390页。
[34] 阿顿.华多太：《柴达木地区藏族变迁史略》（tshA’ damgzuygsa’ I bod mi’ I byung aphel)，《中国藏学》（藏文 ) 2009 年第 2 期。
[35]SamtenG. Karmay，The Arrow andSpindle:Studies inHistory，Myths，Rituals andBeliefs inTibet.Mandala BookPoint，
1998. P450 -60.
[36] Dmity Ermakov， Be & Bon. Vajra Publication， Kathmandu，2008. pp337 - 388.
[37] Dmity Ermakov， Be & Bon. Vajra Publication， Kathmandu，2008. pp337 - 388.
[38] 热贡囊所多德奔的女儿远嫁“西仓宏波”家族，“宏波”家族与热贡的关系，见于智观巴•贡却丹巴绕吉：《安 多政教史》（mdosmdchos’ byng，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584〜393页。
[39]玛艾.智华嘉措《洮源部落史明鉴》（mdosmadklustod lorgyusmelong)，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3〜

（原载《文物》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