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唐群体初探

摘要：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吐蕃首次派遣使者赴唐，唐朝也派冯德遐出使吐蕃作为回应，标志着唐蕃之间官方的交往正式开始。此后200余年间，唐蕃交往甚密。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在历史文献中提到的人物成为唐蕃交流的主体。这些人物可以分为两大类：唐入吐蕃群体与吐蕃入唐群体。尽管学界对前者有较多研究，但对后者的探讨相对较少。文章详细讨论了吐蕃入唐的5类主要群体，包括使者、求学者、僧侣、归顺者以及被捉生或被俘的人员。文章认为，吐蕃入唐群体与唐入吐蕃群体贯穿于唐蕃交往始终，不仅是建立和维系唐蕃关系的纽带，还在其变化中起到了平衡作用，对加强唐蕃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间的紧密联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唐蕃关系；吐蕃；国子监；噶尔家族（论氏）；捉生

　　唐蕃在200余年间交往甚密。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吐蕃首次派遣使者赴唐，唐朝也派冯德遐出使吐蕃作为回应，标志着唐蕃间官方正式开启交往。随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入吐蕃，唐蕃关系由邻里升级为“舅甥”。使者频繁穿梭于唐蕃古道，军人、僧侣、商人也在此路上络绎不绝，他们在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领域展开广泛交流。
　　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交流，都依赖于人群的互动与流动。在唐蕃的文化交流融合中，关键角色是上面提及的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物（详见表一）。有唐一代，这些频繁往来于高地与平原间的各类人员，成为唐蕃间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纽带。 　　学界对唐入吐蕃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多，但集中讨论吐蕃入唐群体的相对较少。杨胜利从入唐求取文化典籍和佛教经典、吐蕃使臣出使唐朝、吐蕃将领在唐出仕为官等角度讨论了吐蕃人在唐朝的活动。马洪菊从吐蕃遣唐学生的角度讨论了唐蕃间的文化交流。本文讨论的群体范围更广，讨论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相较于唐入吐蕃群体，吐蕃入唐群体既有与之性质相同的，如使节、僧侣、军人以及被捉生者或被俘者；也有不同的，如求学者、归顺者等。以下分别加以讨论和分析。
一、使者
　　从贞观八年（634）唐蕃建立政治关系，至唐会昌二年（842）唐朝派遣将作少监兼御史中丞李璟入蕃吊祭吐蕃末代赞普赤乌东赞，200余年间唐蕃使者往来频繁。据学者统计，其间使者交聘290余次，其中吐蕃入唐使者180余次，大唐入蕃的使者百余次。使者可再分为常使与专使两种。“唐蕃常使交聘，保持着唐蕃关系的整体性发展；唐蕃专使交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促使唐蕃关系平衡稳定。”  其中，吐蕃入唐的常使分为朝贡使者、告哀使者、祝贺使者、朝见使者4种；吐蕃入唐的专使细分为和亲使者、请求使者、请和使者、请盟使者4种。吐蕃入唐的使者中最受关注的是和亲使者与请盟使者。 　　吐蕃大论禄东赞作为首位出现在史籍中的吐蕃和亲使者，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不可或缺四臣子”之一，其“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  。贞观十四年（640）十月，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唐太宗召见顾问，进对合旨，颇为青睐。“贞观十五年（641），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言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  禄东赞在长安，以个人智慧赢得唐朝皇帝的信赖与嘉奖。流传至今的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吴道子摹本《步辇图》，便是禄东赞赴唐迎亲与唐太宗会面的真实写照。 　　唐朝对吐蕃使者入朝素无定制，文献皆无记载，仅对入贡人数有一定的限制。《文苑英华》卷470与吐蕃赞普书云：“承前朝觐人数，界首素有常仪。公家之事，难于违越。昨者尚屈立热等到凤翔，随众共七十人，准旧例只合十人入朝。今缘两国和好，不同元和已前，遂令三十五人赴阙。自今已后所遣使须遵旧例。”  表明，一般唐朝只允许吐蕃10人入朝，在唐蕃关系密切时，才允许35人入朝，即便如此，此次吐蕃前来的70人中也有35人不能入朝。
　　唐朝对于吐蕃使者频示褒宠，多有赐宴、设乐、赏赉之举。《册府元龟》对此多有记载，卷974载，景龙二年（708）“六月丙寅，吐蕃使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猎来献，赐一书，帝御承天门楼，命有司引见，置酒于殿内享之”  。卷110，先天元年（712）“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贺，帝宴蕃使于武德殿，设太常四部乐于庭”  。卷976，元和十五年（820）“七月壬戌，诏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以观焉”  。长庆二年（822）“九月戊子朔，宴吐蕃使论悉诺等十五人于中书省，敕曰：‘蕃客等皆远申朝聘，节遇重阳，宜共赐钱二百贯以充宴赏，仍给太常音乐。’”  。吐蕃使臣返回必有厚赉，更系常例。此后双方交恶，礼数才日渐疏离。
二、求学者
　　文成公主入蕃后不久，吐蕃即“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同时“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史籍对吐蕃赴唐求学的情况记载较多。《新唐书·吐蕃传》载，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后，渐慕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以习《诗》《书》”。《唐会要》卷36载，神龙元年（705）九月二十一日，“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
　　国子学是国子监六学之一。唐武德元年（618）设国子学，贞观元年（627）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生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所谓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律学、书学和算学。天宝九年（750），又置广文馆。国子监六学一馆学生数额，多时曾达到3000 多人，加上外来学生，顶峰时国子监学生“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其中，国子学馆位于六学馆之首，其门槛也是六学馆中最高的。在国子学馆学习的学生只能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和显贵子弟。因此，有资格入国子学馆学习的外来学生也必须是王亲贵胄。
　　文献中记载的吐蕃求学国子监者仅仲琮一人，“少游太学，颇知书”  。太学亦为六学之一。此外，吐蕃大论钦陵以“侍子”  身份入学唐朝。《册府元龟》载万岁通天二年（697）：“四夷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轩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  根据《唐六典》《新唐书》等古籍的记载，国子学馆、太学馆、四门学馆这类经学学校的教学内容安排得十分全面、系统。入国子监学习的最长年限为9年（律学生6年），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学业，则需退归原籍学习。吐蕃求学者的学习效果非常明显，仲琮、钦陵、名悉猎等均成为吐蕃名臣、名将。汉文史籍记载：钦陵“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  ；名悉猎“颇晓书记……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及是上（李隆基）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且熟悉中原礼仪，玄宗赐其礼品，悉猎受袍带器物而却进鱼袋，辞曰：“本国无此章服，不敢当殊异之赏。”上嘉而许之。
三、僧侣
　　对于吐蕃派往汉地的僧人，藏文史籍提及桑喜和拔·塞囊等人。藏文史籍《巴协》载：“派桑希等五人为使者，赴汉地求取佛经。唐帝赐给磁青纸金写佛经千卷，归程路经五台山，向日光和尚请求传法。”  这是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曾派人入唐求经的记载。但汉文典籍对此并没有确切记载。
　　汉文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吐蕃僧使的记载是在贞元二十年（804），这一年“吐蕃使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拨特计波等五十四人来朝”  。这是吐蕃使者中第一次出现僧人的名字。由于各种史料的记载均非常简略，无从知道南拨特计波到达后的言行。日本学者原田觉先生认为南拨特计波实际为“南拨□特计波”，汉文史籍少译了一个音节“弥（མི）”，还原成藏文实为朗巴·弥垛巴（རྣམ་པར་མི་རྟོག་པ）。
　　朗巴·弥垛巴是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期吐蕃著名译师。《佛教大宝藏史论》载：“由印度阿阇黎毗玛那弥遮、桑杰商哇、辛底嗄坝、毗须达生哈等及西藏的译师‘应试七人’并却季朗哇、本德朗喀、卓·仁清德、朗巴·弥垛巴、释迦光等作译师、翻译了许多佛教法典……由迦湿弥罗的班智达枳那弥遮及达那西那等师在净戒寺传授戒律。”  《佛教大宝藏史论》也明确记载朗巴·弥垛巴位列吐蕃时期吐蕃译师的第27位：“统计所有译师名数如下：……27.朗巴·弥垛巴，系藏语，汉译为‘无分别’。”  该书同时还记载其译有佛经4部，即《金光明最胜王经》广本计8卷，《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计13卷，《佛说回向轮经》计2卷，《三摩地所治建立论》若干卷（缺），显然朗巴·弥垛巴是精通汉文的，故被派遣使唐。此外，敦煌文献中保留有他翻译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四、归顺者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吐蕃噶氏家族归顺唐朝，并由此出现了“论”氏之姓。吐蕃松赞干布至都松莽布支执政的半个多世纪内，噶尔·东赞宇松及长子噶尔·赞聂多布、次子噶尔·钦陵相继担任吐蕃大论之职，为吐蕃疆域的拓展、唐蕃民族关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噶氏家族为吐蕃贵族，以英勇谋略著称。自唐蕃舅甥关系确立以来，噶氏家族成员一直在唐蕃统治者之间活动，或为友好使者，或为征战将领，彼此了解颇深，且深受唐廷赏识，赞誉禄东赞为“蒲海英雄，葱山俊杰”，钦陵为“才高武略，职绾英机”  。因此，噶氏成员的投唐换主，立即赢得唐廷的欢迎。
　　根据新发现的《禄赞墓志》，噶尔·东赞之孙、钦陵之子、论弓仁之兄禄赞萨逻（656—688）早在垂拱元年（685）已经投唐。这与685年吐蕃赞普赤都松上尊号之后，调整内外大臣，逐步强化王权，噶尔家族权势开始旁落密切相关。禄赞萨逻“龙韬十德，皎在于胸怀；豹略九攻，明之于指掌”，投唐后，官至云麾将军、行右领军卫翊府中郎将、黄水县开国子。时至699年，噶氏家族与吐蕃王族的关系破裂，赞普“言将猎，召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自帅众讨钦陵。钦陵自杀，其亲信左右同日自杀者百余人。其弟赞婆，先在东境，率千余人来降”  。武则天派遣“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  。随后噶尔·钦陵之子噶尔·莽布支德赞（664—723，汉文史料称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归于我。是岁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纵谍招之，其吐浑以论家世恩，又曰仁在东矣，从之者七千人。朝嘉大勋，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噶氏及其麾下的部族自此向东迁移的人数越来越多，唐廷诏“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从此，噶氏后裔以吐蕃官职“论”为自己的姓氏，扎根中原。
　　论氏不负唐廷厚望，“自公拔身向化，首变华风，泽潞之间，招见戎州矣。……凡前后大战数十，小战数百，算无遗策，并有全胜”  。论弓仁屡立战功，官至归德州都督、左骁卫大将军、朔方节度副使。其去世后，赠拨川君王，谥忠，其功绩立碑传后代。其后裔多谋略，且英勇，充当将领，奋勇抗敌。如，论诚节任朔方节度副大使，论惟清任河东节度副使，论惟贞（731—781）任河南节度副使、左领军卫大将军，论惟贤任剑南节度使、骠骑大将军、行左武威卫将军、上柱国，论惟明任鄜坊节度使，等等。论氏将领参加过剿灭九姓之乱、安史之乱等战役。论惟明在平朱泚之乱后，曾赋诗《朱泚乱定后上皇帝诗》：“豺狼暴宫阙，拔涂凌丹墀。花木久不芳，群凶亦自疑。既为皇帝枯，亦为皇帝滋。草木尚多感，报恩须及时。”  该诗“一方面直抒胸臆地抒发了作者对朱泚叛乱的愤恨和奉天赴难救驾的一片忠心，另一方面又以花木荣枯的自然景象为媒介，采用移情入景的表现手法，以情造景，以景寓情，进一步渲染和深化自己的感情，颇得诗家表情达意之妙”  。对此，谭英华曾有过精准描写：噶尔家族投唐后，其子孙世受优遇，迭著功勋。吐蕃贵族归化，而又源远流长有史可征者，此为第一姓。远溯两方文化渊源，实为空前之举。
　　唐朝对投唐的吐蕃人员均予以优待，或赐官或赏物。贞元十年（794）投唐的吐蕃论乞髯汤没藏悉诺硉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甲申被授予归德将军。贞元十二年（796）七月壬辰，其去世后，受赠怀化大将军之号，又以其子汤忠义为起德将军，荫及子孙。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凤翔节度使王承元送到投降吐蕃一十九人，各赐衣一袭”  。
五、被捉生者与被俘者
　　此类群体主要为在唐蕃军事对抗中不断被唐掳掠的俘虏或捉生者，且人数不在少数。汉文典籍有诸多记载。开元年间，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袭吐蕃大地，“获生口数千”。《旧唐书·吐蕃传》出现“生擒”12次，记载生擒千人以上的有3次：开元十六年（728）秋“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忠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与吐蕃接战，大破之。俄而积石、莫门两军兵马总至，与忠亮合势追讨，破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获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器仗衣资甚众，又焚其骆驼桥而还”  。大历十一年（776）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生擒䗶城兵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献于阙下，牛羊及军资器械，不可胜纪”  。贞元十八年（802）西川节度使韦皋指挥将士“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万众，拔其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  。
　　唐朝为鼓励捉生，甚至设杀奖劝，开元年间的军功明确规定：
　　开元格：每获一生口，酬获人绢十疋。
　　……今请获都头，赏绢三百疋；获贼正兵马使，赏绢一百五十疋；获贼副兵马使、都虞候，赏绢一百疋；都虞候已上，仍并别酬宫爵；如是官健，仍优与职名；获贼十将，赏绢七十疋；获贼副将，赏绢三十疋；获贼赤头郎……，赏绢十疋；获贼长行，赏绢三疋；如是土团练乡夫之类，不在此例。每获生口，便望令所获人对中使点勘上历，不得令有虚妄。其赏给时，亦望令中使自对面分付。
　　因此无论将军还是士卒，均颇为热衷“捉生”。元稹《缚戎人》反映的便是这种现象：“边头大将差健卒，入抄禽生快于鹘。但逢赪面即捉来，半是蕃人半戎羯。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  贞元十八年正月，“韦皋擒吐蕃大首领莽热来献，赐崇仁里宅以居之”  。论莽热位居吐蕃内大相，唐朝在长安城内赐与崇仁里宅，将其擒获的韦皋所获奖励更是不菲。士卒为获奖励，甚至会年年捉上几人，因此元稹讽刺道：“缘边饱喂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  
　　当然也有将吐蕃使臣羁留不归的，此事多发生在代宗朝。“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因此“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
　　唐朝对捉生者、俘囚的处置方式有多种，或诛戮，或赐臣工，或流配诸州，或放还，不一而足。
　　诛戮者，《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五年（717），玄宗亲语吐蕃俘囚曰：“临阵所虏，准例应诛。”十二年（724）四月，“帝谓吐蕃俘囚等曰：‘凡事俘囚，法当处死。’”  赐臣工者，张九龄《让赐蕃口状》：“高力士宣圣思，赐臣等蕃口。执自边军，释囚为隶。”  不过这并非常例。
　　开元以后，玄宗开始下诏将俘囚流配诸州为编户。《册府元龟》有相关不少记载：开元“五年七月，陇右节度郭知运大破吐蕃，献俘于阙下，帝悉免而抚之，分配诸州为编户”。开元“十二年四月，陇右节度使王君㚟破吐蕃，来献戎捷。帝谓吐蕃俘囚等曰：‘……今舍汝性命，以申含养。并向鸿胪，待后处分。’”  流配之地一般为南方，包括吴越、湖湘、福建等地。元稹《缚戎人》有云：“圣朝不杀谐至仁，远送炎方示微罚。”  被羁留的吐蕃聘使“前后数辈皆留之不遣，俘获其人，必遣中官部统徙之江、岭”  。“区域至广，吐蕃之民入居内地，濡染唐风，实自此始。”  
　　建中以后，唐德宗多令将俘囚放还吐蕃。建中元年（780）四月，德宗遣韦伦将吐蕃俘归还吐蕃。唐蜀将建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  《册府元龟》“帝王部仁慈篇”对此有记载：“贞元六年十一月，诏曰：……应所获吐蕃生口见在者，一切放归本国，仍并差人送至界首，量事资遣，使得自全。”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甲子，大赦，制：‘……又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宜资给，放还本国’”。元和十五年（820）“八月，帝御丹凤楼，大赦，诏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并放归国，愿住者亦听”。“九月，江南西道奏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赦条流。七十四人愿归本县，余并请住。诏给衣递乘发遣，其诸道愿归者，听此处分。”长庆四年“三月，敕其诸军先擒获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宜委本道资给，放还本国”。“宝历元年（825）正月，敕先擒获吐蕃生口配流诸处者，委本道资给放还。”  另《唐会要》卷97载，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下诏“蕃使论矩立藏并后般来使，并宜放归本国”  。
　　821年长庆会盟后，唐朝更是在赦文中频频禁断捉生，《文苑英华》《全唐文》多有所载。如宝历元年正月七日赦文、太和三年（829）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国家与吐蕃舅甥之好，彼此无虞，自今已后，边上不得授纳投降人，并擒获生口。”  会昌五年（845）正月三日南郊赦文、大中元年（847）正月十七日赦文：“国家与吐蕃舅甥之好，彼此无虞，自今后，边上不得授纳投降人，并擒捉生口。”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频频释放善意，放还吐蕃俘囚，但确也有不愿返回吐蕃的。宝历元年五月丁卯，“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准赦放还本国，今各得状，不愿还。’从之”  。说的是，已经流配至湖南的17名吐蕃俘囚自愿留在当地，不愿返回吐蕃。
六、吐蕃入唐群体与唐蕃关系
　　吐蕃入唐群体贯穿于唐蕃交往的每一个环节，对唐蕃双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吐蕃入唐群体对唐朝文化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和科技繁荣，且与周边文化有广泛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吐蕃入唐群体成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
　　政治上，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吸引了众多外来群体。吐蕃使节、求学者和归顺者来到唐朝，学习并传播其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这不仅加强了唐朝与吐蕃的友好关系，也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疆域扩张提供了支持。
　　经济上，吐蕃使节和商贾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来到唐朝的大都市，他们带来了珍稀的香料、拂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甚至赭面、打马球的习俗，丰富了唐朝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围棋等商品和赏赐品也通过他们传到青藏高原，实现了文化的双向交流。
　　在民族交融方面，吐蕃人口的迁入促进了与中原人民的杂居通婚和日常往来。这种民族融合增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和团结，为唐朝的多元文化发展和民族和谐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吐蕃入唐群体为唐朝的繁荣和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的贡献不仅见证了唐朝的辉煌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范例。
　　吐蕃入唐群体对吐蕃文化的影响 吐蕃入唐群体回归后，对吐蕃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启迪作用。
　　在经济层面，他们带回了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新技术和知识包括农作物种植、手工业技艺以及商业策略，从而提升了吐蕃的生产实力。
　　在文化领域，入唐群体带回了丰富的外来文化元素，为吐蕃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深入学习了中原的儒家文化、艺术、禅宗以及华严宗，并将这些元素与吐蕃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氛围。
　　政治和军事上，入唐群体不仅带回了新颖的政治理念，还借鉴了唐朝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经验，如礼仪制度、告身制度，推动了吐蕃政治的革新与完善。同时，他们还学习了唐朝的军事技术和策略，显著增强了吐蕃的军事实力。
　　在社会生活方面，入唐群体的归来同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引入了新的服饰、饮食，以及社交礼仪，丰富了吐蕃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交风尚。
　　总体上，吐蕃入唐群体的回归对吐蕃社会产生了全面且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其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显著进步。这些影响不仅加速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也为后来藏族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吐蕃入唐群体贯穿于唐蕃交往的始终，不仅是建立和维系唐蕃关系的纽带，还在其变化中起到了平衡作用，对加强唐蕃之间的紧密联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