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尕日塘秦刻石 看历史上的河源意识
作者：霍福
来源：青海日报
时间：2025-10-17 08: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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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日塘秦刻石矗立在黄河河源，这块石刻为目前国内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扎陵湖是黄河河源地区的第一个大湖，黄河自源头而来，首先注入扎陵湖，出湖后数十公里又注入鄂陵湖，再出湖后奔流五千二百多公里，最后汇入渤海。尕日塘秦刻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漫长而深沉的河源意识，其中祖源记忆、寻找“不死药”和黄河探源是河源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反映。
祖源记忆与河源意识
说到底，追根寻祖是中国人最为传统而深沉的文化心理，祖源记忆是河源意识中最为古老的文化表征之一。
寻找“不死药”与河源意识
黄河探源与河源意识
“河源昆仑”“河源天河”神话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些神话传说与后世的黄河探源行动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河源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命题之一，数千年来从未中断。从祖源记忆、寻求“不死药”，到实地勘查，尽管形式内容不同，但黄河的神圣地位始终不可动摇，这正是母亲河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影响力所在。“尕日塘秦刻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河源意识的具象和表征，它的发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馆员）
祖源记忆与河源意识
最早的河源意识是神山圣水、山水依存观念，最具代表的是“河出昆仑”之说。在古代，“河”字起先专指黄河，没有其他河流的意思，“河出昆仑”是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秦汉以前，传说昆仑山还是黄帝的“下都”（《山海经·海内西经》），据说周穆王巡游途中还登上昆仑山，观看了黄帝的行宫（《穆天子传》）。神话是古人的历史记忆，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黄河作为母亲河自西方而来，循河上溯，可以到达昆仑，那里居住着华夏人文始祖黄帝。《史记·六国年表》载“故禹兴于西羌”，大禹是黄帝的后裔，说明黄帝也来自西面。于是，河源昆仑在古人的记忆深处便有了追寻祖源的意涵。
《全唐文·禁断矫称敕使制》。 霍福供图
后来，“河出昆仑”经过浪漫主义改造，转变为“河出天河”神话。传说上溯黄河，最终会到达天河，这种观念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如初唐诗人李峤在《河》说：“源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桃花来马颊，竹箭入龙宫。”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既是浪漫主义情怀的表达，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河出天河”河源观的文学化反映。这一时期，河源甚至还被进一步具象化，传说天河边上住着牛郎织女，上溯黄河便可到达那里，刘禹锡《杂曲歌辞·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唐代中后期诗人胡曾《咏史诗·黄河》也说：“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元代时，虽然进行了黄河探源等实际行动，河源知识大大增加了，但“河出天河”的河源观仍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李祁《黄河赋》就有“乾清坤夷，岳奠川会。览四海之萦环，见黄河之如带。下亘寰宇之区，上通银河之泒”的句子。说到底，追根寻祖是中国人最为传统而深沉的文化心理，祖源记忆是河源意识中最为古老的文化表征之一。
寻找“不死药”与河源意识
我国古典神话中，西王母是昆仑山上的大神，掌管着“不死药”。后羿是第一个求到“不死药”的，他让妻子保管，却被嫦娥偷吃后飞到月亮上去了。按《穆天子传》的记载，西周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坐着八骏马车西巡，他见到了西王母，两人欢歌宴饮好不惬意，西王母关切地问：“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则信心满满地说：“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最后他们还登上山，刻下“西王母之山”几个字，并栽下了一棵槐树。这次见面中穆王没有得到“不死药”，只是约定处理完国事后再来看望西王母。后来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9页。）穆天子在西王母回访中似乎也没有得到“不死药”，从这里完全看不出西王母是掌管“不死药”的大神形象。我们根据“尕日塘秦刻石”作个推理，或许在古人的观念中，首先必须要循河溯源，来到河源地区，登上昆仑山，见到西王母，才有希望求得“不死药”，河源、昆仑、“不死药”三者需同时出现，缺一不可。周穆王曾登上昆仑山观看黄帝行宫，又于六月十五日癸亥禋祀过昆仑之丘（《穆天子传》），此后他继续西行见到了西王母，大约也是奔着“不死药”去的。
《山海经》称昆仑山是帝之下都。 霍福供图
秦汉以后，寻找“不死药”，追求长生不老是很多帝王的情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迫不及待地将求“不死药”当作一大政治任务，不断派人四处寻找。“尕日塘秦刻石”说五大夫翳率方士到河源地区采“不死药”，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秦朝社会的河源意识，他们认为在黄河河源处的昆仑山上珍藏着“不死药”，所以不远千里来采药。汉武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疯狂行为也不逊于秦始皇。这种“不死药”情结在后世反复出现，唐玄宗时，不少人打着皇帝旗号外出采药，让地方上承担各种费用，役使劳力，一度猖狂到连皇帝都不得不下令禁止的地步，并发布著名的《禁断矫称敕使制》：“如闻在外州多有矫称敕使，诈乘传驿：或讬采药物，言将贡献；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此等色，犹须禁断。若缘别使，皆发中使，以此参察，固易区分。宜令州县严加捉搦，勿容漏网。”（《全唐文》卷22《玄宗三》）那些“讬采药物，言将贡献”的矫诏人员，大约不少人是去往河源的。此时“唐蕃古道”开辟已七十多年，唐蕃之间的使臣常年往来于河源地区，真实的河源知识已经传到内地，却无法替代由神话影响形成的昆仑山出“不死药”的社会影响力。黄河探源与河源意识
“河源昆仑”“河源天河”神话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些神话传说与后世的黄河探源行动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唐太宗时期，大将侯君集、江夏王李道宗一路率军追击吐谷浑王伏允，“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旧唐书·侯君集传》）柏海指今扎陵湖一带。实际上，侯君集一行到达今星宿海地区，观望河源属于偶然事件，对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河源观念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元朝时，都实奉旨探寻河源，将今扎陵湖“尕日塘秦刻石”以西的星宿海（《元史·河源附录》称“火敦脑儿”）定为河源，并说明距此五七里之处，汇成了二个巨泽“阿剌脑儿”，即扎陵湖和鄂陵湖。这次探源是将神话河源地理化的具体行动，反映了河源意识在元代时的真实写照。据此，潘昂霄写成《河源志》，同时朱思本将梵字图书译成《河源记》，成为元朝黄河探源史上的重要成果，此后，“河源昆仑”神话逐渐退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侍卫拉锡奉旨探查河源，仍确认“鄂屯搭拉”（见《清史稿·地理二十六》，即前称“火敦脑儿”）为河源，为此，康熙还亲作了一则短文《星宿海》。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侍卫阿弥达奉旨务穷河源，在星宿海西南发现阿勒坦郭勒河（今玛曲河），这条黄河上源水色呈黄色，回旋三百多里，流入星宿海，他还在阿勒坦郭勒以西发现高数丈的巨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这一报告令乾隆既兴奋又得意，认为此次探源寻到了真正的黄河源头，成果远超拉锡所得，于是命纪昀等编纂《河源纪略》，并《御制河源诗》《御制读宋史河渠志》《御制河源简明语》等“冠于卷端”，可见乾隆心中的河源意识是何等强烈！
西王母瑶池。霍福供图
1949年后，对黄河进行过多次探源，如1952年原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黄河河源探寻，找到了黄河的正源雅合拉达泽山。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根据结论，国务院于1979年2月2日批准确定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为“西扎东鄂”。200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三江源头科考，再次确认卡日曲为黄河正源。这些科学考察活动实际上也是河源意识在当代的传承和延续。总之，河源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命题之一，数千年来从未中断。从祖源记忆、寻求“不死药”，到实地勘查，尽管形式内容不同，但黄河的神圣地位始终不可动摇，这正是母亲河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影响力所在。“尕日塘秦刻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河源意识的具象和表征，它的发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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