ཁོན་ཅོ：一种阿尔泰化的中原女性名号在吐蕃的传播

摘要：公元7世纪中叶，雅隆悉补野部族统一西藏高原后建立吐蕃政权，并与周边地区和民族保持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联系。在中古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族群文化交流中，中原文化给其他族群的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不管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如敦煌藏文文献和西藏传世史籍中的“ཁོན་ཅོ”一词，虽为汉语“公主”的藏文音译，但其构词、来源、所指对象族群背景等，均与传统藏译或直接从汉语传入藏语的术语“ཀོང་ཅོ”有所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经研究发现，该词先从汉语经阿尔泰语系入吐谷浑语，于公元6世纪上半叶又通过吐谷浑与吐蕃的政治联姻而传至吐蕃腹心地区，并以其独特的拼写方式留存于西藏传世史籍，直至公元17世纪。
关键词：吐蕃；ཁོན་ཅོ；公主；吐谷浑语；政治联姻

　　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49)执政开始，吐蕃与唐朝在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有了频繁的联系，也与周边族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吐蕃社会现象中出现了诸多中原文化因素，而这些中原因素除了直接来自唐朝以外，还有突厥、回鹘、吐谷浑、粟特等政权与族群作为间接的传输方式。下面将要探讨的也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传输的中原因素在吐蕃社会的表现。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人们一般关注的是传输的结果或影响，而不是传输方式和不同来源，导致只看见多元文化的表象，而忽略了诸因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何以孕育出多元和谐共处的社会及其变迁过程的问题。
一、古藏文文献中的“公主”一称
　　在吐蕃赞普王室与高原其他小邦之间的联姻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与公主对应的吐蕃亲属称谓“赞蒙”一词，如671年下嫁于热桑支(ར་སངས་རྗེ)的聂姆悉当(སྙ་མོ་སྟེངས)[1]、688年下嫁于坌达延赤松(དབོན་ད་རྒྱལ་ཁྲི་ཟུང)的乞立姆悉当(ཁྲི་མོ་སྟེངས)[2]、689年下嫁于阿柴支(འ་ཞ་རྗེ)的乞立邦(ཁྲི་བངས)[3]等王室女性名前，都冠有“赞蒙”一词，如同杜晓峰(Brandon Dotson)所言，她们应该都是吐蕃赞普的女儿、姐姐或妹妹[4]。另，734年和740年分别远嫁于突骑施可汗和勃律君长的顿兰姆罗(འདྲོན་མ་ལོད)和墀玛禄(ཁྲི་མ་ལོད)的名号中，以“且瓦”(ཇེ་བ)一词代替了“赞蒙”[5]，因古藏文中“ཇ”与“ཆ”可以互换，从而构成“大”的名词形式“ཆེ་བ”。藏语里特指长姊、大姐姐的“ཆེ་ཞེ”也是以“ཆེ”(大)为首构成的亲属称谓。因此，顿兰姆罗和墀玛禄名前的“ཇེ་བ”一词可能有类同于“长公主”的意思。总之，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中与汉文的“公主”对应的藏文有“བཙན་མོ”与“ཇེ་བ”两种，前者不仅可以指赞普的女儿、姐妹，也可用于指赞普的王妃，不管是来自吐蕃腹心地区的还是来自其他地区政权的[6]。 　　据罗常培先生的研究，唐五代时期西北方言中的“公主”拟音为“koŋtɕʊ”[9]，与藏文音素的结构基本相同，尤其是藏语“ཀོང”的后缀和汉语“公”的入尾声完全一样，均为“-ŋ”。这就说明古藏文文献中的“ཀོང་ཅོ”一词可能来自唐西北汉语方言，主要途径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与唐朝的联姻，从此吐蕃社会中逐渐流传以“ཀོང་ཅོ”为主的汉语借词，直到后弘期以后在西藏传世史籍中以“ཀོང་ཇོ”替代“ཀོང་ཅོ”[10]。至于“ཇོ”与“ཅོ”的语音关系如同“ཁ”与“ཀ”的关系，都因藏语一个字母组里边各辅音可以互相替换的规则所导致，无其他语音上的因素。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分类和归纳可以推测，以公元7世纪上半叶晚期唐蕃联姻为桥梁，“公主”这一中原王室的女性名号传至吐蕃。公元8世纪唐蕃的再次联姻，使“公主”这一借词完全融入吐蕃社会。随着金城公主的到来，吐蕃至少在730年以前，还设立过“公主论(ཀོང་ཅོ་བློན)”这样的官职[11]，其职责应涉及金城公主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的服侍，当然汉藏口译是这一官职应具备的第一条件[12]。历史上，属庐聂辛恭[13](ཅོག་རོ་སྙ་ཞིན་ཀོང་། 728/9-730年在职)和娄众孔赞(ལང་གྲོ་ཁོང་རྩན། 730-742年在职)曾相继担任过“公主论”这一官职。但739年冬金城公主去世，3年之后娄众孔赞也从“公主论”调职[14]，这或许说明“公主论”在吐蕃官职体系中随着金城公主的去世而被撤销了。
　　总之，公元7—8世纪，在古藏文文献中，“公主”之称主要以“ཀོང་ཅོ”为主，是唐代西北方言“koŋtɕʊ”直接传入吐蕃社会的表现。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公主”(ཀོང་ཅོ། ཁོན་ཅོ། ཀོང་ཇོ།)名号虽在吐蕃社会中广为流传，然而其所指历史人物均为非吐蕃王室所出女性。也就是说，吐蕃自始至终称其王室女性如赞普妻子、女儿等为“赞蒙”，而不是“公主”“可敦”等异域王室女性的名号。
二、“ཁོང་ཅོ”的构词问题
　　除了上文提到的“ཀོང་ཅོ”和“ཁོང་ཅོ”以外，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一个共同的称呼“ཁོན་ཅོ”，需要我们做必要的关注。
　　毋庸置疑，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公主”这一名号为唐蕃在长期交流过程中，吐蕃有意识吸纳的一种政治文化符号，所指人物与其族群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无独有偶，在河陇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也有很多与之类似的政治名号，虽然有些名号不一定是直接从汉语音译过来的，但应与中原文化有关。
　　托马斯应该是最早对敦煌藏文文献中的“ཁོན་ཅོ”一词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然而在他的文章中除了“princess”(公主)以外，未曾看到关于“ཁོན་ཅོ”及其构词上的新的观点[15]。山口瑞凤虽然曾关注过敦煌藏文文献中的“ཁོན་ཅོ”与“ཀོང་ཅོ”的不同拼法，可惜他对这两种藏译的构词问题未做任何解释，而是提出了“ཁོན”的另一种写法，即“ཀོན”[16]。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在古藏文史料还是西藏传世史籍中，笔者还未见到“ཀོན་ཅོ”这样的写法。笔者以为山口瑞凤所关注的并不是后缀“ང”与“ན”的区别，而是辅音“ཀ”与“ཁ”可互换的规则。也就是说，他想通过一个字母组里边各辅音互相替换的规则来证明，“ཀོན་ཅོ”与“ཁོང་ཅོ”只是符合古藏文构词方法的两种不同藏译而已。此外，巴考等学者提出过“ཁོན་ཅོ”一词为汉语公主的音译[17]，但笔者在这些前辈学者的论著中未见到任何对“ཁོན་ཅོ”与“ཀོང་ཅོ”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语音关系的相关讨论。
　　国内藏学界，王尧、陈践、黄布凡以及马德把“ཁོན་ཅོ”译为“昆交”或“昆姣”[18]，周伟洲与杨铭则译作“公主”[19]。从这一翻译的方式上看，上述学者可能不太在意“ཁོན་ཅོ”一词的构词法，即“ཁོན་ཅོ”同“ཀོང་ཅོ”和“公主”之间的语音关系。但是汉文音译“昆交”或“昆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译者已经注意到了该词与“公主”之间的语音差别。那么，“ཀོང་ཅོ”与“ཁོན་ཅོ”是否为吐蕃人对公主名号的不同音译？这还需进一步分析和研究。“ཁོན”的后缀“ན”与“ཀོང”的后缀“ང”两者不管在字体上还是在语音上都不符合吐蕃时期藏文的写法和辅音相互代替的规则，笔者也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词汇的变体或写法。另，笔者在查阅敦煌藏文文献中关于“公主”一词的音译时，发现不同音译所对应的历史人物及其族群背景也不一样。
　　因此，“ཀོང་ཅོ”与“ཁོན་ཅོ”虽为汉语“公主”一词在敦煌藏文文献中的不同写法，但根据两者的构词法和所指人物及其族群背景来看，不同音译传入藏文文献中的途径可能不同。笔者认为，“ཀོང་ཅོ”与“ཁོན་ཅོ”的语言来源均是汉语这一说法有疑。
三、吐谷浑的公主名号
　　关于“ཁོན་ཅོ”一词在吐蕃时期的使用情况，笔者在敦煌藏文文献中找出了几处记载：首先是吐蕃赞普墀芒伦芒赞(650-676)的母亲，敦煌藏文文献P.T.1286号记载为“贡松贡赞与昆交芒姆杰墀噶尔(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སྐར)结合之子为芒伦芒赞”[20]。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上述记载以外，笔者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再也没有找到关于“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སྐར”的任何记载，甚至《吐蕃编年史》也未曾记载她去世的时间。林梅村曾提出敦煌本《吐蕃编年史》所记708/9年举行葬礼的“赞蒙可敦”与昆交芒姆杰墀噶尔为一人[21]，其说未必可信。此赞蒙可敦的族群背景可能同突骑施或吐谷浑有关，但她与昆交芒姆杰墀噶尔是否同属一人，难以确认。白桂思认为这位赞蒙可敦的族群背景可能与西突厥有关，甚至猜测同阿史那俀子(ཏོན་ཡ་བཀོ་ཁ་གན)有某种亲属关系。[22]于伯赫在一篇讨论吐蕃王室女性的文章中称赞蒙可敦为墀都松(704-755)及其后一赞普的来自讲突厥语群体的王妃。[23]杜晓峰则认为她与西突厥或吐谷浑有关。[24]黄布凡和马德认为此赞蒙可敦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709年向唐朝遣使请婚的赞普祖母可敦为一人，并说可敦于708年下葬，709年使者到达长安[25]，即该使者离开吐蕃后赞蒙可敦才下葬，以此来处理708年和709年之间的纪年差别。笔者以为这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如，《吐蕃编年史》708年的记事以夏天为首叙述，[26]而赞蒙可敦的下葬为该年冬天之后的春天，这就说明下葬之事虽记在708年，实际上是到709年的春天才举行葬礼。再如，709年春天是为赞蒙可敦举行葬礼之年，根据吐蕃葬礼制度，她应该是在707年到708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去世的，与709年遣使唐朝的祖母可敦之间相隔两年甚至三年之多。另外，开元七年(719)六月，唐玄宗赐赏的吐蕃王室及群臣的列表中也有一位可敦[27]。总之，在赞普墀都松执政时期被称作“可敦”的吐蕃女性并不止一人。
　　根据西藏传世史籍，贡松贡赞之妻全名为“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དཀར་ཏི་ཤགས”[28]，其中“མང་མོ་རྗེ”为吐蕃赞普的长妃尊号[29]，“དཀར”为“སྐར”的误写，那么“ཁྲི་དཀར་ཏི་ཤགས”可能是她的原名[30]。关于“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དཀར་ཏི་ཤགས”的族群背景，几乎所有藏文史籍都称其为吐谷浑人[31]，底吾·璆赛还记载赞普墀芒伦芒赞有一位叫梅尔迪(མར་སྟེ)的弟弟，称之为吐谷浑之孙[32]。因此，“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དཀར་ཏི་ཤགས”这位吐蕃王妃是来自吐谷浑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另，以吐谷浑族群背景为前提，再回顾“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དཀར་ཏི་ཤགས”这一人名结构时，敦煌文献中的“ཁྲི་དཀར”一词符合藏语构词特征，反而后来教法史材料中所补充的“ཏི་ཤགས”则不太符合吐蕃时期的人名特征。“ཏི་ཤགས”一词让人联想到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号中的“མུག་ལྡེན་ཧ་རོད་པར”之女“ཨ་ལྱེ་བང་ཏིག་ཞང”。林梅村把IOL Tib J 1368号中的“38……མ་ག་ཐོ། 39གོན་ཁ་གན་གྱི་ཁབ་དུ། །མུག་ལྡེན་ཧ་རོད་པར་གྱི་བུ་མོ། མུག[后残]40.ནས། །མཚན་ཡང་ཨ་ལྱེ་བང་དྀག་ཞིང་དུ་བཏགས། །[后残]”一句译作“在莫贺吐浑可汗王宫，慕容诺曷钵之妃生下一女婴，赐名‘阿丽芳迪’ ”[33]。显然，他把第39行中的“ཁབ”理解成“王宫”了。其实，从古藏文至古典藏文文献，“ཁབ་ཏུ[བཞེས/བླངས]”始终为“娶妻”之意。在原文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出生”的词。笔者以为这句话应该译作“赐名慕容哈逻钵之女慕□□□□为阿丽邦迪曷兴，嫁于莫贺吐浑可汗”比较妥当，这与下面第47—49行中的“赐名属庐悉东列孔松之女属庐□□□为□□□迪曷兴，嫁于莫贺吐浑可汗”的叙事方式及语法结构完全相同。当然，理解此莫贺吐浑可汗与慕容哈逻钵(即慕容诺曷钵)亲属关系的前提是，作为吐蕃属地的吐谷浑首领家族不是源自慕容氏，而是吐蕃所立的吐谷浑其他贵族，其中素和贵所属家族为莫贺吐浑可汗的可能性最大，他直到调露二年(680)仍活跃于吐蕃对外军事活动之中[34]。总之，考察“ཏི་ཤགས”与“དིག་ཞིང”(迪曷兴)之间存在的相似性，或可提出一种假设性的观点，即藏文教法史所记“ཏི་ཤགས”一词，同来自吐谷浑慕容家族和吐蕃属庐家族的两位女子分别于712年和713年相继嫁于莫贺吐浑可汗后所取吐谷浑名号中的“迪曷兴”一样，应是一种源自吐谷浑的女性尊号。
　　对于芒姆杰墀噶尔的名号，林梅村认为此“昆交”为汉语“公主”的音译，并称芒姆杰墀噶尔是吐谷浑慕容伏允(597-635年在位)与隋光化公主的外孙女，因有隋皇室的血统而被称作“公主”。[35]林氏在该文第二部分中还称芒姆杰墀噶尔与贡松贡赞于637年成婚，后一年芒伦芒赞出生。[36]其实，学界早已考证出赞普墀芒伦芒赞的出生年为650年，[37]至于637年成婚一说也没有足够的史料证实。因为在吐蕃早期赞普世系的记载中，贡松贡赞的名号、身世等事迹极为混乱。近期，江琼·索朗次仁在一篇考析松赞干布世系史料的论文中提出，贡松贡赞与《吐蕃编年史》所载松赞干布之弟赞松徐囊(བཙན་སྲོང་ཞུགས་ནམ། 621-649?)为同一人物的观点[38]。不管怎样，笔者以为芒姆杰墀噶尔应在638年吐蕃与吐谷浑发生冲突不久后嫁至吐蕃，于650年生下墀芒伦芒赞，她可能是与慕容诺曷钵(636-663年在位)同一辈的吐谷浑王室女性之一。至于林氏这一论断，尤其是芒姆杰墀噶尔所持有的“公主”一称是否与隋朝皇室的血统有关，现无任何史料可旁证，其说概属猜测。再者，林氏对“ཁོན་ཅོ”与“ཀོང་ཅོ”或“公主”之间的语音关系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这一忽略直接催生了芒姆杰墀噶尔的公主称号源自吐谷浑与隋朝之间的联姻，而不是隋以前吐谷浑原有的王室女性名号的潜在观点。在隋朝以前，吐谷浑本地是否有公主一称，笔者将在下文中继续讨论，此不赘述。
　　敦煌藏文文献记载的另一位“ཁོན་ཅོ”，见于IOL Tib J 1368号第22行、28行、29行和43行中，前3行所指人物的音译为“文成公主”(མུན་ཤེང་ཁོན་ཅོ)，后者为一位叫作“གཉྀ་འོད”(意为阳光)的“昆姣”。[39]前辈学者虽对此处“མུན་ཤེང་ཁོན་ཅོ”为文成公主还是金城公主的问题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但忽略了其名前冠有的“ཁོན་ཅོ”同“ཀོང་ཅོ”的构词差别问题。除了这一写卷以外，曾嫁给吐蕃赞普的两位唐朝公主的名号，在所有敦煌藏文文献和吐蕃碑文中都写作“ཀོང་ཅོ”或“ཁོང་ཅོ”，而从未记作像“ཁོན་ཅོ”这样的藏译。那么，为何IOL Tib J 1368号与吐蕃其他历史文献不同，把“公主”记作“ཁོན་ཅོ”呢？
　　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号为《吐谷浑大事纪年》，那其原史料编撰者会不会也是吐谷浑人呢？黄维忠根据原文中出现的天子(གནམ་གྱི་སྲས)等与王权有关的术语，提出该写卷底本由吐谷浑人撰写的观点。[40]因此，该写卷中出现的“ཁོན་ཅོ”一词，也与“མང་མོ་རྗེ་ཁྲི་སྐར་ཏི་ཤགས”的名号一样，应是“公主”在吐谷浑语言中的转译。那么吐谷浑人是否称其可汗女儿为“公主”呢？也就是说，怎么证明“公主”在吐谷浑社会中的音译为“ཁོན་ཅོ”呢? 这一问题是解决敦煌文献中为何会出现“ཀོང་ཅོ”与“ཁོན་ཅོ”两种不同藏译的唯一途径。
　　汉文史籍中虽有大量有关吐谷浑的史料，但鲜见吐谷浑称其可汗女儿为“公主”的有关资料。然而，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发掘的一座西魏墓葬中，出土了仅存志石的一合墓志铭，志题为“茹茹骠骑大将军俟利莫何度支尚书金城王乞伏孝达妻晖华公主吐谷浑氏墓志铭”。[41]据其志铭，晖华公主名库罗伏，字尉芮文，为吐谷浑主明元之第四女，[42]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卒于长安。有趣的是，其中明确记载库罗伏的“公主之称，始自本国”即吐谷浑。[43]因此可以确定，在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吐谷浑就袭有“公主”这一中原王室女性的名号。
　　通过这一墓志铭，可以肯定“ཁོན་ཅོ་མང་མོ་རྗེ་ཁྲི་དཀར་ཏི་ཤགས”，即吐蕃赞普墀芒伦芒赞的母亲名前所冠有的“ཁོན་ཅོ”一称，同西魏晖华公主或库罗伏的名号一样源自其故乡吐谷浑，这种特殊拼写直到公元17世纪所撰的藏文教法史中仍是如此。对于她全名的构成，笔者以为“ཁོན་ཅོ་ཁྲི་དཀར་ཏི་ཤགས”是原名，成为赞普贡松贡赞的长妃之后才有了“མང་མོ་རྗེ”这一吐蕃名号。至于“公主”在吐谷浑语言中的转译形式与藏文“ཁོན་ཅོ”(昆姣)之间的语音关系，因缺乏吐谷浑的语言资料，只能通过我国中古时期北方族群的历史文献来还原其构词的原形态。
四、突厥语文献中的公主之称
　　吐谷浑作为一个部落集团，因与慕容廆(？-317)不和，先从昌黎徙至阴山，再乘西晋八王之乱，由阴山经过河套，度陇山，后居驻于枹罕。根据汉文史料，至少在第三代首领叶延(329-351)之时，吐谷浑的西境已至青海西南方向的白兰之地。[44]由于这种迁徙渊源，吐谷浑与其他青藏高原历史上的政权不同，其政治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语言表述等与北方草原族群与政体有密切的关联。
　　当然，由于吐谷浑的祖源与操阿尔泰语言的北方族群之间的关联，[45]把吐谷浑的公主一称放到北方族群的语言中考察可能更为合适。罗新认为柔然很可能是第一个把该称号从汉语借入草原政治体的族群；[46]克劳逊主张北方草原政体与中原的政治联姻是公主之称借入北方族群语言的重要途径，[47]并曾断言该名号进入北方语言不早于公元8世纪，[48]而吐谷浑的例子表明其说不可全信。突厥第二汗国默啜可汗(691-716年在位)去世后，其子移涅可汗与侄子毗伽可汗(716-734年在位)争夺汗位，前者失败后，墨特勤及贤力毗伽公主(699-723)兄妹流亡到唐朝。在唐朝，又因其丈夫阿史德觅觅犯法，贤力毗伽公主也受到牵连，送至后宫。[49]贤力毗伽公主墓志铭第一行称“漠北大国有三十姓可汗，爱女建冉贤力毗伽公主，比汉公主焉”。如同吐谷浑库罗伏的墓志铭一样，该墓志铭撰写者也想说贤力毗伽公主之“公主”不仅与汉地之公主相同，而且此名号源自其本国突厥。
　　然而，单凭墓志铭所记之公主一称，不足以知晓该名号在突厥等中古北方族群社会中的实际发音，如同不知道库罗伏的公主名号在吐谷浑语里的实际发音一样。现存最早的北方族群语料中的公主之称，可以在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碑文找到例子，如《阙特勤碑》东第20行、《毗伽可汗碑》东第17行记载：
　　…bars bäg：ärti：qaγan at(ïγ)：bunta：biz：birtimiz：siŋilim：qunčuyuγ：birtimiz：
　　原为拔塞匐，我们在这里给予了可汗之名(号)，并把我的妹妹公主(嫁)给了(他)。 [50]
碑文中的“qunčuy”为汉语公主一称的借词，在《阙特勤碑》北第9行中也出现过“我的诸公主(qunčuylarïm)”一词。通过以上3处记载，可以肯定突厥可汗一般称自己的妹妹或女儿为“公主”(qunčuy)。这说明到公元8世纪早期时，这一中原王室的女性名号已深根于北方族群的社会生活中，与吐蕃仅用在嫁于赞普的唐朝王室女性的名号大有不同。
　　目前，虽然在《希内乌苏碑》《塔利亚特碑》《铁兹碑》等东回鹘时期的碑文中未曾发现“公主”的音译，但是克劳逊在后期的回鹘文文献中找到了大量的公主之称，其构词方式与突厥第二汗国的碑文无异，均为“qunčuy”。[51]另外，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古突厥鲁尼文碑如《乌尤克塔尔拉克碑》《乌尤克图兰碑》《巴里克第二碑、三碑、四碑》《埃列格斯特第一碑》《查浩勒第一碑、二碑、四碑、六碑、十碑》《奥兹纳切诺碑》《奥娅碑》《铁列碑》《图瓦G碑》《萨尔噶乐阿克斯碑》《科尔比斯巴雷碑》《巴彦考勒碑》《埃尔别克第一碑》等中，均记有“qunčuy”一称，指口述者的妻子。[52]说明从8世纪至10世纪，生活于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中也广泛流传公主这一中原女性名号。
　　对于“qunčuy”的构词，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古突厥文中符号“”来表示元音“-u-”和“-o-”。所以，在理论上原文中的“ ”一词转写为“qunčuy”和“qončoy”都可以。另，藏文字母中每个相近或相似的元音都有不同的符号，但纵观藏语语音发展史，会发现元音“ུ  ”和“ ོ ”相互替换的例子不计其数。因此，除了“-uy”以外，敦煌藏文文献中的“ཁོན་ཅོ།”与突厥碑文中的“qunčuy”两者元音基本无异。关于“-uy”音作为词首的例子当选“uyγur”一词，即指回鹘。在突厥第二汗国及其后来的东回鹘汗国时期的古突厥文碑文中，以该音为词尾的词汇频繁出现，如“arquy”(城堡)、“taluy”(大流，海)、“künüy”(地名)、“qasuy”(地名)等，其基本发音始终不会超出元音“-u-”与“-ü-”的范围。在辅音方面，古突厥语的“q”与藏语的“ཁ”在语音上是一致的，如突厥语“qaγan”(可汗)在古藏文文献中的音译是“ཁ་གན”；[53]“č”音与藏文“ཆ”发音相同，而古藏文文献中“ཅ”与“ཆ”可以互换，所以“ཅོ”与“ཆོ”在吐蕃时代的书记官眼里没什么区别。
　　根据上述语音对比可见，敦煌藏文文献中的“ཁོན་ཅོ”(昆姣)一词源自阿尔泰语，而不是直接从汉语“公主”音译过来的。此种音译通过吐谷浑族群的媒介传至吐蕃，具体的途径为两者间的政治联姻。对于古藏文文献中的“ཀོང་ཅོ”与“ཁོན་ཅོ”的拼写问题，笔者以为对应人物的族群背景与文本来源直接导致了“公主”一称在吐蕃文献中的不同音译。
五、结语
　　“ཀོང་ཅོ”与“ཁོན་ཅོ”虽均为汉语“公主”一称在古藏文文献的不同藏译，但两者的来源不同，后者是从汉语经阿尔泰语言，再通过吐谷浑与吐蕃之间的政治联姻最终传至青藏高原腹心地区的。“ཀོང་ཅོ”一词因吐蕃与唐朝的前后两次联姻已深入吐蕃社会，并作为两位唐朝公主的专用术语传至近代。“ཁོན་ཅོ”虽不像前者一样广泛传播，但其作为文本语言至少传至公元17世纪。原因有二：首先，因贡松贡赞来自吐谷浑的妻子“མང་མོ་རྗེ་ཁྲི་སྐར་ཏི་ཤགས”的“ཁོན་ཅོ”名号源自吐谷浑，她来到吐蕃之前或之后，人们可能一直称其为“ཁོན་ཅོ”，吐蕃的历史编纂者也就习惯性地接受了其拼法。其次，作为文本语言而存留于西藏传世史籍中的“ཁོན་ཅོ”一词，一方面当然可以视作西藏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编纂学的一种传承，而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从未认识到该词与“ཀོང་ཅོ/ཇོ”一样均为“公主”一称的藏译，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未曾改动“ཁོན་ཅོ”一词的拼写方式，而把它作为“མང་མོ་རྗེ་ཁྲི་སྐར་ཏི་ཤགས”的人名组成部分记载于自己的著作之中。

注释：
[1]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同上，第10页。
[3]同上。
[4]Brandon Dotson，The Old Tibetan Annal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Wien：ÖAW，2009，p.32.
[5]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27、29页。除了嫁于勃律君长的该赞蒙以外，吐蕃史上还有一位被称作墀玛禄的女性，她是赞普墀芒伦芒赞(650—676)的王后、赞普墀都松(676—704)的生母、赞普墀德祖赞(704—754)的祖母，出自没卢氏。
[6]除了“赞蒙”以外，在吐蕃时期指王妃的词语还有“ཇོ་མོ”和“ག་དུན”两种，前者一般出现在盟书或其石柱本中，其构词可能与阳性词汇“ཇོ་བོ”(君)有一定的关系，是从词根“ཇོ”衍生出的阴阳两性的亲属称谓；后者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只出现过一次，我们现已知其突厥语词汇是“qatun”，是古突厥人、回鹘人、吐谷浑人等中古中国北方各族群所共享的粟特语借词，该词的古代汉语音译有“可敦” “珂顿” “恪尊”，等等。
[7]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3—174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2页。
[8]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8、29页。[9]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27页。
[10]以《拔协》为主的部分史籍中也出现过像“ཨོང་ཇོ”这样的藏译，很显然ཨ是脱落辅音ཀ的变体。详见德吉编：《〈巴协〉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1]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8、26页。
[12]汉文正史中也确实存在迎请金城公主的吐蕃使者曾在唐朝学习汉语的记载。如“景龙二年(708)四月，和蕃使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奏言：‘吐蕃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今欲放还吐蕃，于事不便，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98页。
[13]有关属庐聂辛恭的公主论任职时间等研究，见索南才旦：《吐蕃译语人考》，《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34页。
[14]索南才旦：《吐蕃译语人考》，《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34-35页。
[15]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I：The Ha-z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1，1927，pp.63-66.
[16]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3 年，第 628 页，注释 53。
[17]Jacques Bacot，F.W.Thomas，Ch.Toussaint，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Librairie Oreintaliste Paul Geuthner，1940-1946，p.88，fn.8；G.乌瑞著，杨元芳译：《阿赀王国编年史(上)：斯坦因敦煌资料69卷84叶的年代学与体裁问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151页。
[18]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37页。
[19]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97页。
[20]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35页。
[21]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二》，《敦煌研究》2020年第7期，第8页。
[22]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73，fn.109.
[23]Helga Uebach，“ Eminent Ladies of the Tibetan Empire according to Old Tibetan Texts”，in Karmay，S.G.et P.Sagant(eds.)，Les habitants du toit du Monde：Études recueillies en homage á Alexander W.Macdonald，Société d’ethnologie，1997，p.59.
[24]Brandon Dotson，The Old Tibetan Annal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p.105，fn.233.
[25]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05页。
[26]笔者注意到《吐蕃编年史》每一年的记载都始于该年的夏天，这与《新唐书》所记“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完全符合。(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3页。
[27](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11511页。
[28]释迦仁钦岱：《雅隆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页。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29]李沛容：《吐蕃王朝时期的王妃身份与赞普继嗣探析》，《藏学学刊》第12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30]当然，ཁྲི་སྐར(万星)一词的构词方式因极其相似藏语，这里也就不排除该词从吐谷浑语译至藏语的可能性。
[31]奈巴扎巴孟兰洛卓：《奈巴教法史》，收录于《西藏史籍五部》，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页。扎巴坚赞：《吐蕃王统记》，收录于《萨迦五祖文集对勘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释迦仁钦岱：《雅隆史》，第49页。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第45页。班觉桑布：《汉藏史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32]底吾·璆赛：《底吾史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119页。
[33]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第85页。
[3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43《将帅部•掩袭》，第5008页。
[35]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第86页。
[36]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二》，《敦煌研究》2020年第7期，第8页。
[37]巴桑旺堆：《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第89-90页。
[38]江琼·索朗次仁：《〈贤者喜宴〉中有关松赞干布世系史料考析》，《西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53-56页。
[39]林梅村认为此昆交(གཉྀ་འོད)为慕容诺曷钵之妻唐弘化公主。他的理由是“གཉྀ་འོད”与“弘化”的中古发音相同，即“གཉྀ་འོད”是“弘化”的音译。然，在《长庆会盟碑》及敦煌文献等古藏文音写汉语资料中，以声母h为首的汉文词汇基本上都以藏文字母“ཧ”来译音，没出现过以基字“ཉ”和“ཨ”来音译汉语声母h的例子。见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第80页。
[40]黄维忠：《从gnam gi sras、’a zha rje二词看〈吐谷浑大事纪年〉的底本问题》，《面壁穷经一甲子：施萍婷先生敦煌研究六十年纪念文集》上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第239-247页。
[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西安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第59-60页。
[42]明元即吐谷浑主伏连筹(490-529)，详见周伟洲：《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3页。
[43]周伟洲认为库罗伏的公主称号虽来自吐谷浑，然其为伏连筹效仿北魏政治制度的结果。周伟洲：《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3页。
[44]周伟洲：《吐谷浑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7页。
[45]伯希和于20世纪20代就提出过吐谷浑语属于蒙古语的观点。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31-33页。
[46]罗新：《西魏晖华公主墓志所见的吐谷浑与柔然名号》，《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26页。
[47]Sir Gerard Clo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635.
[48]Sir Gerard Clouson，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62，p.15.
[49]森安孝夫著，石晓军译：《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267-272页。
[50]Vilhelm，Thomsen，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déchiffrées，MSFOu，1896，p.104 ；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Indiana University，1968，p.23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155页。
[51]Sir Gerard Clo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635.
[52]白玉东：《牢山剑水：鲁尼文叶尼塞碑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1、15、23、24、26、29、43、45、48、51、56、63、67、107、124、128、155页。
[53]见P.T.1082、P.T.1283、P.T.1196R、ITJ 750、ITJ 1368、P.T.1188以及D.T.7等敦煌藏文文献和吐蕃碑文。

作者简介：
　　索南才旦，1995年生，青海贵南人，民族史博士，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唐代西北边疆史地与吐蕃史、敦煌西域出土藏文文献、吐蕃木简、8-11世纪古藏文碑刻、古代西藏与邻近民族关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