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视角下吐蕃政权覆亡及其人群流动

摘要：西藏地方政权的兴衰及其人群流动与历史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存在显著关系，吐蕃政权的衰亡与族群迁徙是气候干旱背景下由政教斗争、经济衰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公元8—9世纪青藏高原南部趋于干旱少雨，旱灾、疫病频发，加之长期的政教斗争与战乱，严重动摇吐蕃政权的统治根基并致其覆亡。文章认为，在此背景下，深陷战乱的卫藏地区民众逐步迁往温暖湿润的青藏高原东部或西部，特别是吐蕃族裔持续东迁至甘青川滇地带并与当地氐羌系人群交融凝聚，加速助推西藏文明东向倾斜及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奠定了宋元以来中国西部汉藏羌彝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格局。新时期的藏学研究应综合开展地理学、气候学、生物学与西藏考古、历史、民族等跨学科交叉研究，拓展中国藏学研究新领域与国际影响。
关键词：吐蕃；藏族；气候变迁；人群流动；民族交融

　　吐蕃是中国历史上由藏族建立的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政权，曾统一青藏高原并缔造出璀璨夺目的西藏文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描绘了浓墨重彩的壮美画卷。公元9世纪前期，曾盛极一时的吐蕃政权轰然瓦解，对此问题以往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社会因素展开讨论并兼及自然灾害对吐蕃王朝的影响，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导致吐蕃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
　　气候环境是文明或政权衍生、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刻影响着政治活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群活动，竺可桢、王会昌等学者曾讨论历史气候变化与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政权更迭的周期性关系，而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因其特殊的地理禀赋呈现迥异于内地的变迁轨迹。那么，吐蕃王朝后期究竟面临怎样的气候环境？气候因素在吐蕃灭亡过程中发挥着什么作用？特别是深陷战乱泥潭的吐蕃族裔何去何从，其人群流动又是否受到气候因素的驱动与牵引？本文拟结合汉藏文献及相关历史气候研究成果，从气候变迁视角对吐蕃衰亡及其人群流动问题做一补正。
一、困境与出路：吐蕃灭亡诸说检视
　　吐蕃政权的灭亡是中古史、民族史及藏学诸领域学者热议的重要话题。新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西藏王统记》《汉藏史籍》《贤者喜宴》《弟吴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等传世汉藏文献对吐蕃灭亡的相关史实记述颇多，既有研究也主要从当时吐蕃的政教关系、佛苯斗争以及统治阶层矛盾等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基于汉藏文献从微观尺度细致考证吐蕃走向分裂、灭亡的具体细节与过程等史实。意大利藏学家卢西安诺·彼特克指出吐蕃后期平民大起义不仅使王朝分崩离析，也使实权由王朝向旧贵族转移，吐蕃王朝解体的时间应在10世纪上半叶；林冠群综合前人研究详细考辨吐蕃各王系的分裂与臣民大反叛，并指出公元923年欧松子孙远走阿里，正式宣告吐蕃王朝的灭亡。二是基于相关史实从宏观维度全面探讨吐蕃王朝覆亡的原因。陈寅恪指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张云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基础上认为造成吐蕃衰落和走向灭亡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战略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西藏通史》将吐蕃灭亡的原因归结为4点：战争促使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高原地区的自然灾害加剧和疾病蔓延，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纷争加剧，政治、宗教冲突与佛教内部的纷争等诸多因素共同促使吐蕃分崩离析；藏文传统史籍常将吐蕃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达磨灭法、佛苯之争等；李加东智从政治学角度认为达磨的个人意志和所选择的策略与时机造成灭佛运动失败及吐蕃的解体；扎西当知则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指出“达磨灭法”之说很可能是欧松赞后裔所杜撰，吐蕃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即达磨赞普与其侄欧松赞的政权之争。
　　以上研究在分析吐蕃政治及宗教斗争方面成果斐然，也注意到吐蕃后期民间社会灾祸频发的现实情形。此类灾祸情形究竟是政治紊乱所致，还是天灾使然，值得进一步辨析。诚如林冠群所指，传世的吐蕃史料很多时候不足以支撑吐蕃历史演进的实际状况，即便文献资料有所载及，但史家解读不同，各有说词。相较于文本材料，若能另辟蹊径，借助地理学、考古学、气候学等多学科方法重新考察吐蕃及西藏历史与社会，或可为藏族史及青藏高原文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研究路径。实际上，吐蕃政权及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正是自然环境较为脆弱的青藏高原。张云曾指出吐蕃王朝的瓦解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基础的先天性薄弱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因素应该是最核心的，是决定王朝灭亡最深层次的力量。作为吐蕃经济基础的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高原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环境的演变主导着农牧业生产并对人群活动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笔者曾论及公元4—9世纪象雄、吐蕃政权的兴衰演变、人群流动与气候变化的共振关系，并指出由气候因素所促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动对于西藏文明演进的重要意义，此类人群与政权对气候环境的响应或可作为理解西藏历史的重要维度之一。
　　事实上，气候变化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广受关注的焦点议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青藏高原科考活动的持续展开，地理学、气候学与植物生态学家们基于青藏高原冰芯、树轮及湖泊岩心孢粉等分析技术重建的不同尺度的历史气候与植被变迁序列，为重新探讨历史时期西藏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气候环境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新的科学例证。下面笔者根据近年来青藏高原历史气候研究成果并结合汉藏文献，将吐蕃覆亡及其族裔的迁徙活动置于历史气候环境演变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以丰富学界对西藏文明演进及其环境响应的认知。
二、公元8—9世纪青藏高原南部的气候干旱化与吐蕃的覆亡
　　公元6—7世纪青藏高原南部的悉补野部落逐步兴起并建立吐蕃王朝，这一方面是得益于雅砻河谷的定居农耕优势，另一方面也是以当时青藏高原南部的温暖湿润气候为背景而实现的。随着公元7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率领吐蕃部落兼并苏毗、象雄等，“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此后又持续对外扩张，北击突厥，西战大食，南攻南诏，东侵大唐。但公元9世纪前叶曾强盛一时的吐蕃政权迅速瓦解，这其中既是统治阶层政教斗争、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实际上也与当时气候异常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类灾害密切关联。有研究依据葛全胜等人重建的隋唐暖期（601—820）到寒冷期（821—920）的温度变化序列指出，隋唐暖期转变后寒冷的气候条件和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是吐蕃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不过，多份来自青藏高原南部湖泊沉积物的孢粉与元素分析显示的历史气候数据却呈现与之相反的结论。 　　图中所示“中世纪暖期（MWP）” 约在公元780—1100年，元素Ti、Si、K和磁化率处于较高水平，表明降水稀少，元素Br、Fe、Cu和Pb较低显示温度较高，气候干旱。特别是公元750年以后温度快速上升并在公元800—1000年之间达到较高位置，同期的降水持续减少，湖泊水位快速下降，甚至跌至历史极值，显示出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这表明青藏高原南部的“中世纪暖期（MWP）” 与内地“唐后期至五代冷期”（811—930）并不一致，而干旱环境使得雅砻河、拉萨河流域水资源紧缺，对当地农牧业生产甚为不利，极易诱发各类灾害。此外，徐德克、李浩等基于日喀则市昂仁错沉积岩芯的高分辨率花粉数据分析，重建了青藏高原南部过去3600年区域降雨变化的连续记录及其周期性变化引发的植被与环境变动，研究表明：吐蕃王朝的兴衰与约500年和约210年周期性气候变化叠加的湿/干阶段密切相关，即吐蕃晚期（830—877）衰落与降雨周期性减少的最严重干旱相吻合，同时叠加造成的政治斗争、战争等因素很可能是吐蕃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以上昂仁错、羊卓雍错孢粉分析显示的气候周期性变化的动因主要源于太阳活动及其引发的印度洋夏季风及西风带的影响。
　　综上所述，基于湖沉积物的高分辨率孢粉学分析的研究为历史时期青藏高原南部植被变化和气候动态提供了新的例证。实际上，公元8—9世纪青藏高原南部因气候干旱引发的灾异、社会动荡及衰退情形还可以从汉藏文献得以佐证。早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出使地方的郭元振便注意到吐蕃渐显颓势，称其“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前后，唐朝颁予西域将士的《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明确提及吐蕃境内的灾害情形，“近有流落蕃中十数年者至阙庭，知犬戎恶稔，上疑下阻，日就残灭，加之疾疫，灾及羊马，山谷填委，天亡之时”。不过，后弘期藏文史籍通常将吐蕃后期频繁发生的天灾、疾疫等异象归结为妖魔所为。如《贤者喜宴》记载，墀松德赞在位期间（755—797）“转动佛教法轮之时……，吐蕃全部妖魔动怒，于是疾病、灾荒等非正常现象随之而生”，又称“一些嗜好邪恶的妖魔为之忿怒，遂即发生了水卷旁塘宫堡、雷击红山、人疫畜病以及天灾”。《西藏王统记》亦载，阿难陀为墀松德赞广演妙法“此事为诸黑品魔鬼暴戾所不悦，出现天雷、年荒、病疫等灾”。此中虽将妖魔兴灾归结为佛法弘传且吐蕃后期佛苯之争愈演愈烈，但佛教、苯教的共同职事均为祈福禳灾，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灾害频发的社会现实。这些异常的气候变动与灾害不仅使得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还对吐蕃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造成极大危害，严重扰动政治秩序。
　　特别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在位的838—842年间“田地荒芜，旱魃饥馑，人畜病疫”。《资治通鉴》记，朗达玛“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成书于吐蕃时代的《拔协》也称，朗达玛执政期间“拉萨出现霜灾，庄稼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疫和人疫”，又称“水淹旁塘的是香保神，雷击拉萨红山的是唐拉神，制造旱灾、荒年、瘟疫的是12个地方女神等”。在朗达玛看来，旱魃、冰雹及瘟疫等天灾均系崇奉佛法所致，故全面毁坏佛寺以致社会矛盾更趋激化，最终朗达玛于公元842年被刺杀。《五部遗教》特别记载当时的天象“天时反常，天空呈血红之色，日月同时并行，雨水不调，遂有旱灾”，由旱灾引发的饥荒与疾疫也加剧了吐蕃的派系斗争与分裂局面。
　　朗达玛被弑身亡，吐蕃王室围绕拥立新赞普展开争夺，次妃蔡邦氏之子沃松被拥立为赞普，而长妃那囊氏将其嫡亲外甥云丹伪称亲子以获得王族支持，由此在山南与拉萨地区分别形成以沃松与云丹为核心的两大派系，常年厮杀混战，史称“伍约之战”。在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早已分崩离析的吐蕃政权岌岌可危，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的沙州起义在驻守多康的吐蕃军队引起轩然大波，公元869年处境艰难的吐蕃将士及奴部发动“嗢末起义”，边军的哗变又引发平民与奴部起义并波及吐蕃本土。《续藏史鉴》记：“初发难于康，侵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为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贤者喜宴》亦有诗云：“霜雹瘟疫饥馑灾，人们常受灾害苦，金洞宝源亦枯尽。阐卡贝云继此后，彼以所遭诽谤力，所有全部众属民，暴发奴隶大起义。”最终参与起义的平民奴隶捣毁王陵，吐蕃王室贵族被尽数逐杀，沃松家族后裔被迫逃至阿里地区，吐蕃政权宣告覆亡。总之，公元8世纪以后青藏高原南部气候的异常变动与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疾疫等成为吐蕃经济衰退、社会持续动荡的重要诱因，再加上统治阶层常年政教斗争与内战，导致吐蕃王朝在民众起义中走向灭亡。
三、公元9世纪吐蕃的人群流动及其气候因素
　　公元9世纪后期在青藏高原南部气候持续干旱的背景下，吐蕃贵族斗争及其引发的动乱极大动摇了政权统治根基并致其灭亡，吐蕃人口随之锐减。公元7—8世纪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所设藏如、卫如、约如、叶如四大区域的人口在300万左右，吐蕃后期尚无明确人口数据，至公元13世纪元朝在西藏清查户口时卫藏十三万户仅23.4万人左右。张天路根据此数据并结合未被调查的阿里、昌都、门珞以及不隶属于万户的属民和喇嘛人数，认为元代西藏人口应在100万左右。即便按此计算，相较于早前的300万人口，仅五百年左右西藏人口锐减200万，这绝非人口自然演变与战争伤亡等因素所致。在常年战乱情境下吐蕃族裔极有可能向青藏高原临近区域流动迁徙，以寻求安稳的生存家园。
　　吐蕃人口主要聚集在以拉萨河、雅砻河及年楚河为支流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中游沿岸，这里长期是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青藏高原的地理格局来看，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西部是曾孕育古象雄文明的阿里地区，北部为地广人稀、直通甘青的藏北草原，东部为河谷纵横、连通川滇的横断山区，南部为高耸险峻、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这种地理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吐蕃族裔主要向青藏高原西部、北部与东部地区流动。虽然不排除有部分民众可能渗透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如朗达玛抓捕佛教僧侣“一些未能逃脱之班智达则被驱往门域”，而多数僧人则逃往吐蕃统治核心区以外的“边地”，即阿里与多康地区，这两大区域也成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复兴、弘传的主要策源地。实际上，吐蕃在与周边政权的交往与征伐过程中便形成了诸多经由阿里与多康地区沟通外部的交通线路，这些通道为吐蕃人群的流动提供了便利。
　　首先，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上溯至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乃至中亚、南亚一带，特别是阿里地区的象泉河流域既是象雄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吐蕃王朝西进中亚、西亚及南亚一带的重要枢纽。王小甫认为青藏高原向北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主要有东道、中道、西道三条，这3条线路均经阿里地区。霍巍也指出公元7—9世纪吐蕃征服象雄后以此为基地，先后与勃律、迦湿弥罗、吐火罗、于阗等中亚各地以及天竺、泥婆罗等南亚各国交往，由此形成一些交通路线。其一，经象雄旧地北上的“吐蕃—于阗道”直通西域。综合考古新发现，早在吐蕃灭亡象雄之前，今札达县、噶尔县等地已和新疆南部建立稳定联系，这条越过“于阗南山”的交通干线成为吐蕃进入西域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通道。其二，在“吐蕃—于阗道”开通的同时也形成了“中道”南段从日土县、噶尔县沿狮泉河流域进入拉达克的另一条通道，新近拉达克、巴基斯坦发现的公元8—9世纪石刻题记也印证了吐蕃与南亚的人群与文化交流。其三，由象雄旧地西进的“吐蕃—泥婆罗道”也是连通南亚的交通干线。因阿里地势北高南低，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脉的象泉河、狮泉河与孔雀河向西或向南穿越喜马拉雅山麓流经南亚注入印度洋，由河流横切山体形成的一系列天然谷地与垭口，恰好构成西藏西部连接南亚各地的交通要道，唐代僧人玄照、使臣王玄策出使天竺及天竺高僧进入吐蕃均经此路。
　　霍巍认为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地区已形成一个交通路网。从南北方向而论，从中亚、新疆穿越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可以进入西藏西部北段的阿里日土一线，进而继续南下和东进。从东西方向而言，通过日土以南的外流型大河可从西藏西部中段、南段进入中亚巴基斯坦、拉达克等地，这一路网向南和向东延伸，还可将西藏高原西南吉隆山谷的“泥婆罗道”与之相接，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高原环线”。这些通道不仅仅是吐蕃征战、使臣往来与朝贡活动的官方要道，更是跨区域商贸、朝圣与人群流动迁徙的民间通道。在吐蕃后期平民起义爆发以后，沃松家族后裔便西逃至阿里地区，沃松之孙吉德尼玛衮还与当地部落首领共同建立古格王国，吉德尼玛衮长子、次子又分别建立以拉达克的列城为中心的拉达克王朝与以今普兰县为中心的普兰王朝。结合阿里及拉达克、巴基斯坦等地考古发现，吐蕃后期迁至阿里甚至南亚地区的民众应不在少数。
　　其次，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北上，穿越藏北高原经青海玉树到达甘青地区的唐蕃古道。藏北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属于高寒荒漠或草原带，作物与牲畜不宜生存，无法承载大规模人口，但这一地带的广袤原野却成为连通西藏腹地与甘青、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唐僧道宣《释迦方志》便记载从长安经甘肃、青海、苏毗至吐蕃的交通线路，文成公主进藏及唐蕃使臣、高僧往来于吐蕃与中原均经此线路。此外，吐蕃“董氏”迁入青海便是以雅砻河谷为基地，从藏北高原越过唐古拉山到江河源头和黄河河曲，又以此作为集散地再向东、向南迁徙。唐宋以降，卫藏的屯戍军与僧人纷纷经由藏北涌入黄河上游及川西北地区，特别是唐蕃对峙时代吐蕃军队持续聚集于甘青一带，吐蕃解体后驻军将领及大批部族留驻青海及河西、甘南、陇南一带，史称“噶玛洛”，意为“没有赞普之命，不得返回”。《安多政教史》载“多麦南北各地人民，好多都是吐蕃法王派来驻防唐蕃边界的部队之后裔，所以他们的语言当中尚保留有许多古代的藏语”。有学者根据藏语方言便指出，甘南舟曲藏族多是吐蕃时期来自西藏工布地区马兵军队的后裔。此外，赤祖德赞曾委派“义察将军”进军内地，其后裔散布在今夏河、化隆、循化等黄河南北各地，而青海隆务河流域的藏族是以吐蕃占领军及从西藏迁入吐蕃部落为主，吸收并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
　　实际上，安多各地藏族部落多认为其祖先源自吐蕃贵族或从卫藏迁徙至此。如青海黄南州同仁县“多宁七村”“古德八村”以及瓜什则部落等均称他们是吐蕃大相噶尔·东赞的后裔或属民，甘肃卓尼县洮砚、柏林、藏巴哇三乡藏族自称“藏巴哇”意为“后藏人”，而卓尼杨土司传说是悉补野聂赤赞普的后裔。此外，甘南迭部、陇南文县地区的藏族多是吐蕃时期来自西藏达布（今山南）地区驻牧部落的后裔，至今当地藏族仍操达布藏语口音。《安多政教史》亦载，吐蕃赞普后裔及西藏三大氏族之一的扎氏部落也曾来到安多定居。总之，安多地区的果洛，湟水流域、隆务河流域以及大夏河、洮河南北各地的藏族部落大多流传着其祖先迁自卫藏的族源故事与迁徙传说。虽然不排除此中有假托祖源、攀附卫藏的可能，但也从侧面证明卫藏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带的广泛影响。
　　最后，沿雅鲁藏布江流域东进，经横断山区到达川滇地区的茶马古道。由青藏高原东向倾斜挤压形成的横断山区，分布着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6条大江，由大江大河形塑的高山峡谷又恰好构成人群交往交流的天然通道。早在吐蕃时代汉藏之间便形成自卫藏、林芝经昌都分别通往川滇地区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也成为卫藏古代先民迁移流动的重要通道。唐中后期以剑南道南部和南诏为中心，吐蕃又开辟了3条东向交通路线：自北向南依次为台登路、三川铁桥路、大雪山路。另据成书于公元863年的《蛮书》载，“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赵心愚认为滇藏交通路线应是自拉萨往东行，经澜沧江、金沙江河谷南下，过神川铁桥后抵大理。这一交通线在吐蕃军事活动、民间贸易及滇藏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自吐蕃时代大量卫藏人口沿着这些交通线路迁徙至川滇地带繁衍生息，德格、嘉绒等地土司部族大都自称吐蕃后裔。
　　综上所述，阿里与多康地区是吐蕃族裔外迁的主要区域。在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甚至尼泊尔有大量被认为是吐蕃遗民的群体，他们在吐蕃时期从吐蕃腹地迁来，同族同姓聚居形成较大的部落性村落。石泰安也指出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与西藏中部地区的关联及其人群迁徙活动。从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来看，外迁人口的主体部分应在东部的甘青川滇地带。由于阿里地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虽有河谷农业与草原牧业，但自然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有限，人口承载力较小。而青藏高原地势总体呈现自西向东的阶梯式下降并在甘青川滇地区形成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这一地带海拔相对较低，温暖湿润，雨水充沛，植被繁茂且地域辽阔，兼有高山牧业与河谷农业，具备容纳大规模人口的可能性。自宋元迄今，青藏高原东部仍然是藏族人口最稠密的区域。
　　随着吐蕃族裔大量东迁至青藏高原东部的甘青川滇地带，汉唐以来活跃在当地的氐、羌、党项、吐谷浑等人群逐渐被“吐蕃遗种”取代。宋人邵伯温称：“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宋史》亦载，吐蕃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宋熙宁五年（1072）王韶收复熙、洮、岷等州“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次年又招附“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汤开建将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分为陕西沿边、熙河兰会以及河北、河南、河西5个吐蕃居住区，据汤氏估算北宋安多藏族部落人口约210万。李清凌认为北宋晚期陕西五路及河湟地区吐蕃或吐蕃化居民至少有170万。当然，此中并非全部是从卫藏迁来，而是由吐蕃东迁后裔与当地的汉、羌、氐、吐谷浑等族相互交融、共同构成，如“嗢末百姓”便包含诸多陇右汉人“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实际上，唐宋以前散布青藏高原东部的附国、东女、多弥、白兰等尚未形成统一称谓，时人多以“羌”“夷”视之。但随着吐蕃族裔东迁与藏文化的东向辐射，吐蕃族裔渐与当地人群交融凝聚与社会整合并形成所谓“吐蕃遗种”，至迟在宋元时代，“蕃”“番”已成为甘青川滇民族地区的主体人群。
　　吐蕃族裔东迁内附的史实确凿无疑，青藏高原东部也具备接收大规模人口迁入的主客观条件与吸引力。有学者指出宋代甘青地区长时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优越的地理环境促使经济发展、佛教未影响人口增殖以及民族融合是当地藏族人口扩增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唐后期至两宋时代青藏高原东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也为吐蕃人群的东迁及区域人口发展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生存环境。
　　公元9世纪以后在青藏高原南部气候干旱化的背景下，整个青藏高原东部的甘青川滇地带却处于长时段的温暖湿润期。首先，在甘青地区，有研究根据青海都兰县祁连圆柏树轮资料重建的近1835年来的气候变化序列显示，公元819—1086年间当地经历了长达268年温暖期，这也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明显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暖期。青海湖水温等显示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平均温度曲线也表明公元800—1400年处于长期温暖期，其中800—1100年为强暖期，1100—1400年为弱暖期。其次，在川西高原，有研究依据史籍对柑桔、荔枝、龙眼等生物气候指标的记载指出，唐宋时期今川西北、陇南与陕南气温与湿度都比现在高，四川盆地南部气候比现代温暖湿润，呈现典型南亚热带气候特征。汤大清指出距今1500—800年间，四川盆地西部比现在暖热，年均温最高达16.9℃。再次，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云南地区，《蛮书》所载苍山“冬中有时堕雪”等表明，云南在唐代较为温暖。刘恭德也认为唐代云贵高原昆明一带8月气温比现在高出8℃—12℃。以上基于树轮及物候学数据揭示出公元9世纪以后甘青川滇地区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
　　总之，吐蕃后期由气候演变与社会动荡引发的人群流动，极大推动了青藏高原不同区域之间的联通，特别是卫藏人口持续东迁进一步促使甘青川滇地带形成了安多、康区两大藏族聚居区，基本奠定了元明清以来藏族三大地理分区与中国西部的民族与宗教格局。
四、结语
　　本文指出青藏高原历史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吐蕃政权的兴衰、人群流动呈现联动关系，公元9世纪以后吐蕃政权的衰亡及人群东迁便受到更深层次的气候与环境因素的驱动。
　　第一，吐蕃的衰亡不仅仅是王室内讧、政教斗争及社会矛盾激化等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青藏高原南部的干旱气候及其引发的社会危机密切关联。实际上，青藏高原历史气候的冷暖变化周期呈现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有学者曾指出唐后期至五代约公元811—930年为冷期，但此时的青藏高原长期维持温暖的气候环境。特别是青藏高原南部气温升高、降水持续减少引致气候干旱化，这一异常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吐蕃政教斗争与社会矛盾加剧并走向混战，最终在自然灾害、政教斗争以及频繁战乱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早已满目疮痍、岌岌可危的吐蕃政权走向覆亡。在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卫藏人口也被迫沿着吐蕃时代的交通线路外迁。
　　第二，吐蕃人群的流动迁徙既伴随着吐蕃军事征服而向外扩散，也受到地理环境与气候因素的牵引，并加速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及与周边地区的人群交融与社会整合。吐蕃王朝在军事扩张过程中裹挟着大量随军人员迁至周边地区，公元9世纪长期的干旱气候加速吐蕃战乱、走向覆亡，吐蕃族裔基于生存需求逐步向外迁徙：一是沿雅鲁藏布江河谷西进阿里乃至中亚、南亚一带；二是从拉萨北上，穿越藏北高原经青海玉树到达甘青地区；三是沿雅鲁藏布江流域东进，经横断山区到达川滇地区。特别是卫藏人口的东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元9世纪以后青藏高原东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大量吐蕃族裔向北或向东穿越藏北高原与横断山区，并与当地氐羌系及吐谷浑后裔相互交融、同化，在推动藏文化东扩的同时，也开启了宋元明清千百年来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融与社会整合进程，并加速推动藏文明的东向发展与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石硕曾指出地缘、文化的相融性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三大因素，气候环境无疑可作为其中的重要补充。
　　本文并不试图改写既有论述，也无意强调地理环境对文明演进的决定作用，只是尝试综合既有研究从气候视角给予吐蕃灭亡及其人群流动一个逻辑更为自洽、充分的学理解释。事实上，历史时期的政权兴衰与文明演进均不同程度地与气候变迁呈现联动关系，这一点在涉及青藏高原的研究中应当尤为重视，缺少地理环境的历史叙述，至少是不全面的。新时期的青藏高原历史与文明研究应充分整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加强历史学、地理学、气候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多学科文理交叉研究，共同重建青藏高原西部、南部、东部历史气候序列及其与地域人群流动、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知识谱系，开拓西藏文明研究新领域。在此基础上，构建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草原与西部高原地带的气候演进与农牧人群互动的联动关系及其总体脉络，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视角共同实证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与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