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北面的四大藏族部落
作者：侃 本
来源：《群文天地》
时间：2024-08-27 0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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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青海省西宁市的西北部，位于东经99°36′～100°16′之间，北纬36°32′～37°15′之间。青海湖长105公里，宽63公里，湖面海拔3196米，湖的四周由祁连山脉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这几座大山海拔都在海拔3600～5000米之间。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青海湖水平均深约21米多，最大水深为32.8米，蓄水量达1050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湖区有大小河流近30条。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总面积2.96万平方公里的青海湖流域，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维系着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生态安全。
青海湖周边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水草丰美，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向往的天然草场。中国历史上的古羌人、匈奴人、吐谷浑人、吐蕃人、蒙古人等在这块草地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藏族牧民成了这里的主人。按当今的行政区域划分，青海湖四周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海西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和海晏县所环绕，具体乡镇是共和县的倒淌河镇、江西沟乡、黑马河乡、石乃亥乡，天峻县的天棚乡，刚察县的伊克乌兰乡、吉尔孟乡、泉吉乡、沙柳河镇、哈尔盖镇，海晏县青海湖乡、甘子河乡等，青海湖流域始终保持由3州4县的几个乡镇管辖的格局。
此次，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协组织撰写《海北藏族自治州藏族百年实录》，邀请我写一篇《青海湖北面的四大藏族部落》为命题的文章。我思来想去，既然要青海湖作为地理背景，那么将青海湖相关的主要历史背景都要一一交代清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青海湖北面海北州四个县的藏族部落历史源流及发展轨迹更趋合理，因为夏商时期的古羌人和唐代的吐蕃，与当今的藏族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关系。青海藏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吸收了河湟地区的汉族、吐谷浑、蒙古族、土族等血液后才形成了当今的藏族。这些族群曾经在环青海湖一带活动过，将这些历史都罗列进去，才能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青海湖名称的由来
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青海湖最早的地名有仙海、鲜海、先海、先零海、鲜零海、西零海、卑禾羌海等，不难看出这些地名是古羌语和古汉语的混合语地名。这些地名都与早期在青海湖四周游牧的先零羌（卑禾羌为其一种）有关，当是先零海或先海之变音或异写，其得名当由先零羌而来。后来在此基础上才有西海这个纯汉语地名，如《后汉书·西羌传》：西汉武帝时，“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
青海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的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又说，“青海周围千余里，中有小山”。北魏郦道元（466-527）《水经注》卷二载：“临羌新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水经·河水注》：“湟水又东南径卑禾羌海，北有盐池。阚骃曰：（临羌）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可见当时久已有青海之名，故世人称之。
南北朝以后，《隋书》和新旧《唐书》都沿称青海，在《吐谷浑传》和《吐蕃传》中都有提及。《资治通鉴》叙唐史时也多次提到。至于唐诗中提到青海者更是屡见不鲜。
到了明代，《明史》上又称“西海”。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海条”云：“亦曰仙海，亦曰青海，亦曰卑禾羌海，亦曰鲜水海，亦曰允谷盐池，西海则其总名也”。齐召南《水道提纲》“青海条”载：“古名青海，亦曰卑禾羌海，即鲜水也”。
清代在青海后面加了个“湖”字，青海湖的完整地名就此出现，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青海湖藏语地名的历史应该非常悠久，直到唐代随着藏文的创制以及普及，有关青海湖的两个地名始见于藏文当中，至今仍在沿用。一、“措温波”，敦煌出土的唐代古藏文文书，即《敦煌吐蕃古藏文文书》中《钦陵赞婆与王孝杰之论战》（P.T.1287）里就有“措温波地方的大将军噶尔·钦陵赞卓”之记载，措意即湖，温波意即蓝色或青色，译意为青色的湖。二、“赤雪加姆”（《大事纪年》676年记条中有ldum bu krai bxos krom这个地名，但有些学者认为是新疆焉耆县境内的乞力肖斯城堡），最早出现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书中，其意众多学者解读为“万帐王母”，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便是：“万人部落之女首领的领地”，与汉语语境中的“西王母”对应。基于藏文的表述，“措温波”更像是官方化的地名，而“赤雪加姆”则是民间化的地名。另外，“西宁”在安多藏语中称“四朗，”在卫藏和康区方言中称“色令”，“西宁”与“色令”语音相近，“色令”更与“先零羌”的“先零”发音特别接近，值得细究，在此不再赘述。
到了明末，蒙古人开始移牧青海，从此有了“库库诺尔”或“库克淖尔”这个蒙古语地名，其意是蓝色的湖，但正式见于文字记载的应该是清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西域同文志》。该志卷十四为青海属地名，第一条便是“库克淖尔”，汉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都是蒙古语“库克淖尔”的音语，注解也忽视了比蒙古语地名“库克淖尔”历史更悠久的古羌语、汉语、藏语地名的存在。
青海湖水色湛蓝，曾经在这里活动过的各族人民都取其颜色形貌，称之为青海湖。同时，从不同的民族名称，反映了这里自古以来是多民族活动地区，留下来的便是各民族迁徙变化的诸多轨迹。
三、青海湖周边的早期居民
（一）青海湖周边最早的居民古羌人。根据众多文献资料的记述，古羌人既是生活在甘青河湟地区最早的人类族群，也是青海湖周边的早期居民。古羌人最初“逐水草而居”，后来塞内居土屋，塞外居庐帐。从殷商时期开始，在经历了殷、夏、商、周、秦，到战国时代古羌人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群。他们世世代代在河湟地区游牧的同时，也从事简单的农耕活动，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明。
考古学者在环青海湖地区的天峻县境内发现天棚岩画、卢山岩画，在刚察县境内发现哈龙岩画，在共和县切吉乡境内发现和里木岩画、卢阿龙河岩画，黑马乡境内新发现河尔什盖岩画，倒淌河镇境内新发现拉乙么岩画等。岩画内容主要涉及有牦牛、马、羊、鹿、人以及狩猎等图像。据专家解读这些岩画都是古羌人遗留下来的，时间也在三千年左右，与河湟谷地的大通上孙家寨遗址、西宁沈那遗址、湟中卡约遗址、乐都柳湾遗址等虽然出现时间不一致，但都与古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两汉魏晋期间，古羌人迅速分化，有名有号的族群多达一百余种。主要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等，遍及西北、西南等地，内徙诸羌已与华夏族呈错居杂处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古羌人部落开始逐步汉化。
隋唐后，聚居在甘青和川藏高原的羌人有东女、白兰、西山、白狗等部落，多数被吐蕃融合。据《神秘的西夏》等资料介绍，党项羌人最早也在青海湖一带活动，魏晋以后不堪外族的侵扰，逐渐向外迁徙，至隋朝时到了陕北，宋时建立西夏国，元初被崛起的成吉思汗灭国。
羌人作为历史十分久远的古老族群，一直是“逐水草而居”，互不统属，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合力的聚群联盟，入侵者往往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让他们束手就擒。不过，古代中国西部众多的民族或多或少都与羌人有一定的源流关系，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后汉书·西羌传》专为羌人立传，记录了古羌人的活动轨迹。《后汉书·西羌传》资料翔实，脉络清晰，为历代学者所推崇。《新唐书·吐蕃传》将西羌与吐蕃关系更加具体化，如：“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在西羌诸部中的发羌、唐旄，早在公元1-2世纪时，即居住在析支水迤西，其地距中原绝远，互无往还。《新唐书》根据“蕃、发声近”的理由，认为吐蕃即发羌的后裔。
（二）传说中的西王母国。西王母国是上古时期中国西部古羌人为主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女性掌权，是一个母系氏族为主的部落联盟，其地理位置相当于青海湖为中心的西部广袤地区。
西晋时期，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其中《穆天子传》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之事。据学者断言，《穆天子传》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可能有些夸张，糅杂了较多的神话色彩，但对其中的基本事实给以了肯定。另外，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西王母国的记载：《尔雅》云：“西荒有西王母国”。《山海经》云：“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授书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瑞应图》云：“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玉环。”《贾子修政篇》云：“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易林明夷之萃》云：“稷为尧使，西见王国”。《尚书大传》云：“舜以天德祠尧，西王母来献白环五块。”《竹书纪年·郭注》云：“穆王西征至昆仑丘，西见王母。”还有汉书、晋书、宋书等在谈到上古这一段历史时均有“西王母来献其白玉块”的记载，这说明西王母国的存在有一定史料依据。
把西王母演变为王母娘娘，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杰作。大量的文学创作，给西王母赋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王母娘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位重要的神话人物，她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是女仙的首领，居住在西方的昆仑山。在《竹书纪年》中，西王母的形象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女王形象。
同样在藏族文学中，也有一位神力十足的女王，首先把它使用在青海湖的地名上，如“赤肖嘉姆”意即“万人部落之女首领的领地”；在一般的口述中称“斯贝嘉姆”意即“世间女王”，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福运神；在《格萨尔王传》中称“阿内光曼嘉姆”，“阿内”直译是“婶婶或姑姑”，总之是女性长辈的尊称，“光曼”意即“无上女性”，合起来就是“无上女性之王母”，是格萨尔王以及岭国的守护神，与汉族神话故事中的“王母娘娘”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四、青海湖地区建置始于汉代
汉初，匈奴冒顿单于恃强凌弱，进兵河湟地区，羌人臣属于匈奴。匈奴以羌人为右臂，对汉朝北部边疆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隔绝羌胡，彻底根除匈奴在河湟地区的势力，更好的管控羌人部落，汉朝政府进行了多年的准备。
汉宣帝神爵元年至二年（公元前61年-前60年），西汉军队进击湟水流域的先零羌等部落，部队曾西进到青海湖附近。据《汉书·赵充国传》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载：“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余所，令可至鲜水左右”。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在今海晏县三角城设西海郡，筑5县（即海晏县三角城、尕海古城、刚察县北向阳古城、共和县草多隆古城、兴海县支东加拉古城）。《西羌传》亦云：“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燧亭相望。”西海郡的设定，使汉朝行政管辖范围扩大到青海湖周边地区，同时将众多羌人部落也进行了很好的管控。
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羌人首领庞恬、傅幡等不满王莽夺地设郡，并兴兵围攻西海郡，太守程永弃城潜逃，被王莽处死。于翌年春天派护羌校尉率兵击败羌人，恢复西海郡。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弃。
东汉初年，居住在黄河北岸的烧当羌首领联合附近小部落击败占据青海湖地区的先零羌河卑湳羌后，逐渐强盛，青海湖地区亦归属烧当羌势力范围，一直到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汉军举兵平定烧当羌。次年，东汉曹风向汉和帝奏称：烧当羌居地，土地肥美，饶于田畜，地形险固，又有西海渔盐之利，所以强盛，每胁诱众羌为乱。值此迷唐失败远走，宜及时恢复西海郡县，隔断胡羌交关之路……国家可无西方之忧。和帝即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治龙耆（即王莽时代之西海郡治）。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西两部羌人大败汉军，青海地区又处于羌人控制之下。此后，大概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鲜卑秃髮乌孤进入湟水流域，建立南凉国。史籍记载，臣服于南凉的鲜卑乙弗部落由甘肃迁徙到青海湖地区。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秃髮傉檀率兵西进青海湖，掠夺乙弗部落牲畜40万头只，此外再也没有发现与青海湖有关的记载。
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叶延以先祖之名为姓，以吐谷浑为国号，在青海高原建立起了以鲜卑人为主体的新政权，其所属民众自然是羌人部落。从此，青海湖流域完全置于吐谷浑统治之下。《通典》载：“永嘉治乱，（吐谷浑）始渡陇而西，止于枹罕，其子孙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于白兰，在益州西北。”
吐谷浑与青海湖有关的文字记载不多，据传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以北、菜济河南，东距青海湖约7.5公里的地方铁卜加古城是吐谷浑都城伏俟城，也有认为共和县切吉草原的那座古城为吐谷浑都城。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吐蕃北渡黄河，进入青海湖南部地区。吐谷浑首领诺曷钵被迫走避青海湖北。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吐蕃吞并，青海湖地区旋即置于吐蕃政权统治之下，而唐朝势力渐退到日月山以东。吐谷浑统治下的羌人自然融入到吐蕃群体当中，而少量鲜卑部落一直独立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融入到吐蕃当中，只有少数融入到其他民族当中。
古羌人在历史长河中先后被匈奴人、汉朝人、南凉人、吐谷浑人统治，但是他们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融入到这些族群当中。到了唐代吐蕃人的到来自然融入到吐蕃当中，主要是古羌人和吐蕃人有共同的族体渊源，共同的地域环境，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交际语言。这两个族群之间的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使吐蕃大军到了河湟地区后，古羌人迅速融入吐蕃当中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此以后古羌人这个地名被新兴的吐蕃称谓所替代。
五、唐代以后吐蕃人经略环青海湖地区
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后青海湖周边被吐蕃控制，这一带成了吐蕃人的游牧地带。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经过百余年时间与唐朝的拉锯战之后，吐蕃最终拥有了包括今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吐蕃称这一地区为“多麦”（mdo smad）（“安多”这个地名未见吐蕃时期的文字记载，似是后来的地名）。
吐蕃统领这些地方后，为了稳固格局，采取了几个步骤：首先设置属邦，将归顺的地方按原有部落的规则和社会组织分成若干个邦，每个邦设置千户，千户属下有几个百户。从日月山以西至果洛玛多扎陵湖、鄂陵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作为一个区域，设置成乌海千户，环青海湖地区就在这个范围内。而后在邦国的交通要道设置无数个军事重镇，藏语称“冲”，汉文音译为“冲木”，与唐制“节度使”相对应。唐蕃大非川战役后，设于日月山以西的军事重镇有赤雪冲和玛冲。玛冲即黄河军镇在黄河沿岸，具体地点不详，似《吐蕃传》中所载之九曲军、独山军所在地。赤雪冲在青海湖沿岸，系唐仪风元年(公元676年)由大相赞聂(禄东赞长子)率军设置，作为镇守环青海湖的据点。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赤雪冲的地名逐渐被耶摩塘冲所替代。其次屯兵戍边，从吐蕃本土大规模移民到唐蕃边境驻扎，与当地土著部落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既推动了人口发展，又提振了经济繁荣，起到了稳固格局的作用。最后伴随着吐蕃化的推进，藏文和佛教也开始流行于这一地区。近年发掘的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葬中既有藏文木犊出土，而且在环青海湖附近也发现了吐蕃摩崖石刻，这说明在唐代的时候藏文在这一地区得到了普及。
唐代在整个环青海湖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大非川战役，《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此都有记载都有记载。另外，禄东赞父子当年在环青海湖地区的活动情况，至今在环湖地区的民间仍然有众多口述，其中在共和县倒淌河等地每年阴历5月1日至5日期间有赛青山大型祭祀活动，当地人传说赛青山为禄东赞父子当年祭拜的神山，人们通过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禄东赞父子早年在环湖地区留下的种种业绩。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阿夏残卷》（编号Vol.69,fol.84）第六行中有“天子莫何吐谷浑可汗把衙帐驻于Mu-to-lyIng地方”的记载，有学者把Mu-to-lyIng被考释为“曼头岭”，此地在今共和县西南，是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部族之统治者慕容鲜卑—也即吐谷浑的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在新旧《唐书》等有关吐谷浑的史料中频频出现。
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中央王朝寿终就寝，整个青藏高原被吐蕃属部分块割据，出现了大小不一、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割据势力，在环青海湖地区也出现了数十个大小部落。
宋代随着唃厮啰政权在青唐城的兴起，环青海湖地区的历史记载逐渐翔实起来。《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嘉勒厮赉（唃厮啰）兄扎实庸咙为河南诸部所立，与嘉勒厮赉分地而治，不相能也”；“秦州部郡尚杨丹者，嘉勒斯赉之舅”等等。藏文史料《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传》引自《安多族谱五彩缎》的记载：“赤德（唃厮啰）到河湟时与众人结伴而来，其中扎氏部落亦同法王（唃厮啰）来到安多地区，统领青海湖四周的广大地区，并任法王骨系的万户长，扎娘赞曾为法王之主要大臣”，汉史中的扎实庸咙、尚杨丹者与藏史中的扎娘赞之间是什么关系，限于资料无法确定，但他们以黄河南北为界，其中扎实庸咙与唃厮啰分地而治，而扎娘赞任环湖地区万户长，与唃厮啰关系密切。又据该书载：“扎氏部落中的扎共切吉多杰在古印度僧人阿底峡(Atisa，公元982-1054年)未入藏前诞生，在青海湖海心山修行并得道成仙”；“当时环湖地区首领盖阔加是否为法王骨系后裔不得而知”。“万户长盖阔加闻听（扎共得道成仙）后，给扎共奉献一千匹马等厚礼，并拜为上师，并号召所有人要拜扎共为上师”；“曾几何时扎氏部落的才秀潘为万户长，过了几代后万户长的实力减弱，才秀潘的后裔雷欣苯麦成为苯教法师，携带部分族人到了安多有山水林木的地方落脚”云云。
《安多族谱五彩缎》记载的扎氏部落因其特殊身份在唃厮啰时期历任环湖地区的万户长，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部落势力减弱，无法维持曾经的辉煌，退而求其次退出环湖地区，迁徙到新的环境繁衍生息。《安多政教史》载：“万户长的后裔在华热一带，至今他们仍然用澎域方言（拉萨北面年曲流域一地名）把‘赤红’（意即万户长）称‘其红’”，言外之意，这部分人已融入华热部落。
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在唐宋时期除了扎氏部落外，还有阿柔部落、日安部落、都罗部落、安定部落、阿端部落、曲先部落、米雅部落、申中部落、西纳部落等均在环青海湖一带活动过。有些部落扎根在这里，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而有些部落则是匆匆过客。明代史料中对部落这个概念还没有清晰的了解，统统以阿柔族、阿端族、申中族、西纳族等称呼。部落一般指原始民众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是人类群体演变的第二种类型。根据藏族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其组织形式，对这些宗族用部落这个名词比较客观。
根据《阿柔部落史》的记载，阿柔部落的先祖与吐蕃戍边部队有关，到唃厮啰时期已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其地域以阿尼玛沁雪山之南北面，兴海县温泉一带为核心区域。具体而言，果洛玛多以东，共和恰卜恰以西，南以黄河为界，北以恰卜恰南山为界，东北端直插青海湖边，这应该是阿柔部落早期的活动地点。后来种种原因，阿柔部落分散成众多小部落迁徙到甘青川的其他草原放牧为生，其中一部在今共和黑马河、湖东，海晏等地待过一段时间，最后迁徙到祁连山下，是今天的祁连县阿柔部落。
日安（也有写成拉安的）部落，日安是先遣部队之意，《日安部落史》记载，日安部落也是吐蕃戍边部队的后裔，其当初的活动区域在青海湖西部，后来蒙古人入居青海湖后，该部落大部分退居黄河南面。嬴政初年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镇压后，乘环湖地区蒙古人势衰，嘉庆四年（1777年）日安部落又迁入环湖故居，即察卡盐湖以东，共和县切吉乡加科以西的沃域草原再次扎帐落户。1853 年，陕甘总督军备饷银在运往甘肃玉门途中被人抢劫一空，与日安部落有世仇的某些人发现日安族人家中私藏着有官府文印的银币，便密告官府。甘肃提督宋文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让西宁办事大臣易棠前去抄剿，并派2000名官兵到青海协助，拉安达洛嘉曲等50名壮丁全被斩处，除拉安柔洛外无一生还，史称“达洛嘉曲事件。日安族人四处逃难，大部分返回黄河南面原日安部落所在地，在今贵南东部一带。一部分西迁至海西都兰热水沟，一部分迁至甘肃夏河甘加草原，有些无法迁移的散户只能寄身于环青海湖的其他大部落中。
安定部落和阿端部落、曲先部落、罕东部落是唐宋时期在青海湖西部的广袤地区驻牧的诸多松散部落中的大部落，民族构成主要以藏族牧民为主，兼有其他民族，到明代逐渐融合为四个大部落。根据《明史》等的记载，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朝应卜烟帖木儿的请求，在撒里畏兀设安定、阿端二卫，原元朝曲先答林元帅府首领入贡，明朝颁旨设曲先卫。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罕东部首领南吉入贡，明朝又设定罕东卫。以上所设四卫，称之为“西宁塞外四卫”。又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罕东卫西北去卫（即西宁卫）三百里”，其卫治中心应该在今青海湖北部的刚察一带。塞外四卫受西宁卫节制，由部落首领担任卫官，职位可世袭，卫官在辖区内拥有民政、司法、军事等权力。朝廷既不派流官治理，也不派兵驻扎，准许四卫因俗而治。明正德以后，蒙古人率众占据环青海湖及青海西部地区后，塞外四卫或依附于蒙古人，或远走他乡。其中有些专家指出，湟中甘河滩一带的罕东人与罕东部落有关系，阿端部落解体以后部分后代至今在环湖八族中依稀可见，更多的信息失载。
都罗部落起初在青海湖东部驻牧，《西宁府新志》载，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都罗）部族首领献供。后来一部迁入浩门河上游融入华热部落，如《宋会要·西凉府》载：六谷部的六族、督六族、多罗族，驻牧浩门河流域。一部进入湟源与当地人融合，《明史》等史料上有都罗巴、都罗也、多罗巴、多罗也等不同写法，《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五《曾公遗录》卷八：多罗也或多罗族，对此汤开建教授说，也是巴的误写。后来随着东科尔寺的建立，都罗族这个称呼逐渐被东科尔寺族取代，与唃厮啰有着密切关系。在明代的各种资料中把都罗族列在河湟十三族之首。
米雅部落和申中部落、西纳部落是塔尔寺六族中的三个部落，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起初都在青海湖边落过脚。米雅是藏语对西夏人的称呼，西夏灭国后游荡在河西走廊的部分西夏人越过祁连山来到青海湖边逐水草而居，不久迁徙至湟中康缠、大通景阳川、贵德麻巴、化隆支扎一带定居。申中部落根据《河湟吐蕃后裔申中家族史》的记载，该部落吐蕃时期自西藏阿里来到青海湖东部驻扎过一段时间，后来再到西宁大小南川定居，在共和县赛青山附近有他们的畜牧地。明代随着湟源丹噶尔厅的设置及其地方管控的需要，身居大小南川的申中部落与赛青山附近的牧场之间线路被阻断。西纳部落也根据相关资料，起初从康区来到青海湖东部，再后来到了湟中西纳川定居，他们在今海晏一带有草场，明代随着边墙（明长城）的修建，他们也失去了原有的草场。
总之，上述几个大部落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地方先后尔迁徙到青海湖边驻牧，再后来又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远徙他乡或独立生存，或融入其他部族。有些部落我们从各种资料或民间口述史中找到他们的活动轨迹，而有些部落一径离开原活动地，从此便石沉大海，查无下落。
六、明代蒙古人入居青海湖
到了明代，先后有五支蒙古封建领主带领族人从新疆和蒙古草原等地强势进入青海，等站稳脚跟后进入环青海湖地区，他们的到来打破了青海西部原有的地缘格局，环青海湖草场的分配也进行了重新洗牌。
第一支是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东蒙古两个较大的部落领主亦卜剌与满都赉阿固勒呼（明史称阿尔秃斯）率众进入青海西部，首先征服“塞外四卫”，进而占据环青海湖黄金地带。时居本地的藏族部落一直是零散的放牧，互不统属，在强大的蒙古铁骑到来时，无法进行有效的抗衡，大部分被迫选择远走他乡，留下的只能被动的受亦卜剌的控制。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明朝派三边总制彭泽统兵向青海湖地区进击，亦卜剌和阿尔秃斯率众渡过黄河，经河州，入四川北部，转辗到达西藏地区。不久，彭泽回师内地，亦卜剌部又复返青海湖地区。
第二支是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左右，鞑靼蒙古族小王子的另一部属卜儿孩，因遇到内部纠纷迁徙到青海湖地区，与亦卜剌部隔湖相望，当地藏族部落或迁徙，或依附于亦卜剌部。亦卜剌部势力渐盛后经常袭扰西宁卫边地，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明朝为防止蒙古族侵犯边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第三支是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占据河套的蒙古吉囊一度率众入青海湖一带突击亦卜剌部，亦卜剌失去了大部分属众，只剩下卜儿孩一支只能率众自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卜儿孩向明朝入贡，在青海湖地区又站住了脚跟。
第四支是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在蒙古草原游牧的土默特部俺答汗（阿勒坦）“羡青海富饶”，“携子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征服青海湖周边诸番，逐走卜儿孩，留其子丙兔驻守，并时常威胁西宁周边的安全。不久，土默特部右翼诸部首领率部接踵而来，如多罗土蛮的把都儿黄台吉、火落赤台吉等，先后驻牧青海湖一带。直到现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仍有蒙郭勒津、永谢布的遗民在那里生息。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蒙古人接受明朝的招抚。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精神领袖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与蒙古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会晤，蒙古族全面接受藏传佛教，蒙藏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西域同文志》第十七卷青海属人名中，大部分蒙古王公贵族都有藏语名字，可见蒙藏文化融合程度之高。
第五支是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原居住在新疆天山南麓的固始汗（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第19代孙）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率领部众占领环青海湖地区。不久统兵进藏，派诸子驻牧青海，将青海辖地分为左右两翼，青海湖北部及布哈河一带属左翼管辖。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先前进入青海的蒙古族和西部地区藏族的大部分部落隶属于青海和硕特部。次年，清军进入青海。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赐固始汗金册、金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清政府遣使察汗托罗亥（青海湖东白城子），招抚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落。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左右翼全部归附清王朝。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清廷封顾实汗第10子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达什巴图尔去世，其子罗卜藏丹津袭爵亲王。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煽惑青海蒙古各部台吉，令各部“仍故号”，不得复称清廷所封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又拒清使谕和，囚清使常寿于军中，遣兵掠西宁周边等地。烽烟遍及青海各地，十月，清廷举兵平叛，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先后收复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次年二月上旬，清军兵分三路进伐罗卜藏丹津叛军营地，大败叛乱分子，斩首8万，降数万，罗卜藏丹津遁逃准噶尔。
清政府平息了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为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及稳定青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出台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地区蒙藏两族居住地的行政制度、划界、会盟、贡市、朝觐、卫戍、移民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朝在青海设立青海办事大臣（也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蒙古族和藏族地区。同年，又将蒙古族划编二十九旗，旗下严格编制与管理，札萨克（旗长）统领所属人口。次年，在藏族中清查户口并设定千百户，同时划定各自的地界。
七、清代环湖八族的形成及海北州的四大藏族部落
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对青海蒙古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使蒙古族人口锐减，生产力急剧下降。尤其是《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的出台，蒙古族置于清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并加剧推行分化与羁縻相结合的地方政策。各旗划定游牧界限，规定不得强占牧地，不得相互统属，不得相互往来。至此，青海蒙古族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往日呼风唤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另外，因蒙藏关系的特殊性，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中湟水上游和浩门河流域的部分藏族也受其牵连，虽然有一定的损失，但元气并未损伤。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环青海湖草原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候原依附于蒙古族封建领主的诸多藏族小部落，一个个冒出头来另起炉灶，没落的蒙古贵族却无力管控这些小部落。同时，黄河北面的藏族大部落也一直在观望着局势的发展，几个胆大的部落首当其冲，浩浩荡荡地把牛羊赶到黄河南面，有的直接奔着自己祖先的故土而来。这时候蒙古人无论是人口、势力还是口碑都完全处于下风，无法阻挡藏族牧民到环湖地区来放牧，只能不间断的向官府伸冤。官府起初进行过调节，也进行过武力干预，无奈效果甚微。
陆续渡河的藏族诸部落中刚咱、日安等捷足先登，占据水草较好的察哈诺尔等地；都受、千卜录等后来居上，在哈拉哈等处住坐；继而汪什代克部落在盐城池一带驻牧，再后来大批散户也相继来到环湖地区，依附于大部落生存了下来。随着大批藏族部落越河北移，蒙古族被迫向四处迁移。与此同时，藏族部落不断向西宁办事大臣、陕甘总督衙门要求准许在黄河以北驻牧，并保证遵循法度、服从官府约束，承诺从此安分守己、不滋生事端，与环湖蒙族和平共处。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筹办安置事宜，奏准将移入河北的日安、千卜录、刚咱、汪什代克、都乎、万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等八个藏族部落在环湖地区驻牧，并划地界，在各部委令千户层层管束。八族首领纷纷向西宁办事大臣呈交承保十事及分守要隘各甘结，表示遵循法度，安于游牧，与蒙古各旗各子疆界，互不侵犯领地。至此，两百年后藏族部落又得以返回故土，最终形成了“环湖八族”或“环海八族”。
“环湖八族”中与海北州有关的是刚察县刚察部落、海晏县达玉部落、门源县华热部落、祁连县阿柔部落。下面依次介绍这四个藏族部落的基本情况。
（一）刚察县刚察部落。综合《安多刚察部落简史》《刚察部落史》《青海湖刚察历史宝镜》《安多贵德刚察历史》《刚察历史》《刚察县政协文史资料》《刚察县志》《刚察大寺历史》等的记载，刚察部落源自藏族远古六大氏族之党氏（有董、当、屯等几种写法）。党氏后来又衍生为18个侄系部落，即都察、高察、刚察等带“察”字的18个部落，其中的刚察便是甘青一带众多刚察部落的母体，其族源地为西藏。唐代该部落被吐蕃派遣到甘青一带戍边，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与当地其他部族兼并吸纳和相互融合，形成了刚察部落。据调查青海省内海北州刚察县刚察部落，贵德县常牧镇上下刚察部落，循化县岗察乡岗察部落，湟中县李家山镇岗岔村岗岔部落，甘肃合作市佐盖曼玛镇的岗岔部落等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人口大约六万人左右。
青海湖北面的刚察县刚察部落的来源地为贵德县常牧镇上下刚察地区，迁移时间及迁移目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自西藏去内地的路上，青海境内的护送任务由刚察部落承担。刚察部落头人接到任务后，精挑细选护送人员，而后将仓央嘉措护送青海湖边后遇到变故。正史记载仓央嘉措在青海湖边圆寂，而秘史记载有板有眼，说仓央嘉措在青海湖边解除看护后他的足迹遍布大通广惠寺、互助却藏寺、乐都鹿角哇寺、天祝石门寺、永登妙音寺等地，还到过山西五台山，最后在内蒙古阿拉善终其一生。刚察部落的护送人员在青海湖边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再也没有返回，只好在黄河南达日根地区放牧为生，人数及其他情况不明。第二种观点，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后，蒙古人的势力锐减，黄河南面的藏族牧民看中机会纷纷渡河北移，与蒙古族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不断。蒙古族在积极上诉的同时，用计杀死了刚察部落的业旦木等12名部落头人，这一方面激起了更多藏族部落的愤慨，同时引起了官府的思考。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西宁办事大臣达鼐裁定，将蒙古木里五古斯汗所属环湖水草最丰美的北岸广大草场，以抵偿13名头人命价，归附刚察族所有，蒙古族只好远走默勒河一带。从此后刚察部落内部的小部落，如果洛藏贡麻、亚秀麻、环仓贡麻、潘保、羊隆、刚察贡麻六个小部落(藏语刚察措什果周)，和七个亲属部落(查香措哇登)由老千户喇嘛拉布旦率领下，五百余帐、七千余人渡过黄河，浩浩荡荡迁居到青海湖北岸与先前入居青海湖的刚察族人会和。随后尚木多、年乃索麻、苏合察、公贡麻、切察、宁下等小部落，也陆陆续续迁入该地，总称刚察部落。
刚察千户拉布旦年逾七旬时，到化隆支扎寺朝拜期间去世。遗孀三妇，有一男二女。千户职位由其子觉巴(角巴)承袭，是为第二代刚察千户。觉巴笃信佛教，不理族务，后身患沉疴，讳疾忌医，只相信求神问卜，54岁时亡故。其子吉合加(吉厚加)袭任千户职务，是为第三代刚察总千户。当时青海湖西部铁卜加草原上的都秀部落兴起，扩张牧地，抢占了刚察部落从黑马河至石乃亥的草原。刚察千户吉合加为了驱逐抢占者，于民国9年（1920年）挑选精壮10余骑，亲自率领，进入买尼海地区，武装驱赶都秀部落牲畜，不料在械斗中身亡，年仅32岁。其子华宝藏尚幼，且在兴海尼贡巴寺出家为僧，故千户职务暂由羊隆部落聂布旦(业布腾)代理。
华宝藏长至17岁时，被果洛佐合庆寺活佛认定为喇嘛拉布旦的转世灵童，故极受本部落群众拥戴，尊称他为“洪宝格洛”（意即活佛土官），千户一职遂由其继袭。华宝藏自民国18年（1929年）继任千户后，在老千户聂布旦引导下，与马步芳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时群众中有这样的谚语：“汪什代海千户的金子，达玉千户的银子，刚察千户的面子”。华宝藏还推荐聂布旦老千户的侄子娘巴为副千户，女婿桑代海(桑斗亥)为刚察部落的总百户，协助华宝藏来办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宜。
刚察千户部落最盛时，所辖大小部落共19个，人口约8800余人。地区界限东至哈尔盖若木为止，与海晏的达玉接壤；西至吉尔孟为止，与天峻县毗连；南至沿青海湖边布哈河为界；北至祁连的默勒河、野牛沟的边缘相连，直到淘勒川为止。
该部落除总千户、副千户、总百户外，有大小百户20余位，即：果洛仓百户桑斗厚，还仓秀麻百户羊杰加，年欧厚角科日百户羊什加布，秀欧日百户官却乎，刚察贡麻百户尖木参，年欧厚稍麻百户加美，还仓贡麻百户昂巴，牙雪麻百户朝加太，盘保百户朋合洛，商木多百户却会，牙贡玛百户完德加，牙雪百户奏厚勒，贡果麻百户伍洛，由厚毛百户华日旦，扎查百户加木巴，索合扎百户拉日格，日芒百户却乎巴，切查百户淘巴，宁下百户东智布，另有刚察大寺塔哇百户却乎斗布。这些百户，在总千户华宝藏的统辖下，办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宜。
1936年，马麟下台，马步芳代理青海省主席后，为了强化对牧业区的管辖，正式任命华宝藏为环海八族达盟总千户的职衔。
1949年10月，青海解放，华宝藏派副千户娘巴和总百户桑代海等人至西宁向解放军投诚。
1950年设刚察区人民行政委员会。1952年成立刚察区工委。1953年设立刚察县。
（二）海晏县达玉部落。在青海湖东北岸海晏县境内的达玉（或达如玉）千户部落，其族源不同环湖地区的其他部落，没有一个特定的指向，其来源地也是极为分散，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零散的部落群体。在早期的资料中他们不在“环湖八族”的行列，到了近代有人慢慢将他们也被列入其中。要详细了解达玉部落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先要从第一世夏茸尕布活佛谈起。
根据《达玉部落历史文化研究》《青海达玉部落社会文化史研究》《海晏县志》《历辈夏茸尕布活佛传》《历辈察罕诺门汗小传》《白佛传》等的记载。
第一世夏茸尕布（公元？-1609），法名措尼嘉措，祖籍西藏达孜县拉莫仁钦岗，拉莫是诞生地的村名，全称第一世拉莫夏茸尕布措尼嘉措。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应青海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邀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从西藏远赴青海湖边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措尼嘉措与其同行。三世达赖临别青海时应俺答汗（阿勒坦汗、阿拉坦汗）部的部族首领火落赤（一译黑劳赤）的请求，指派措尼嘉措为和硕特蒙古24部上师喇嘛。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威望赢得了蒙藏各界的拥戴，蒙古王公尊其为上师，火落赤将尖扎县阿噶香曲林作为供养地敬献于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措尼嘉措在当地的声誉日益鹊起，引起了明朝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至明永乐皇帝朱棣时册封其为“阿噶格杰尕布”及敕金印。“格杰”藏意为活佛，“尕布”为白色，因而，当地群众称其为“夏茸尕布”，意即白佛爷。
二世夏茸尕布（公元1610年-公元1659年）法名罗哲嘉措，为青海土默特部族首领火洛赤之子。二世夏茸尕布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成功调解了喀尔喀与卫拉特蒙古之间的纠纷，又成功说服并平息了化隆县巴燕和卡力岗两地的矛盾，东甘唐村庄、觉擦、盖秀、夏茸胡拉、龙产、烂文等地的村民纷纷投靠二世夏茸尕布，这些村落成为了夏茸尕布的属民。随后，当地头人盖秀桑杰嘉措还将巴燕盖秀寺以及周围村落一并献给夏茸尕布。他的这些举动得到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和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赏识。为表示感激，顾实汗等卫拉特蒙古诸部不仅尊其为上师，献许多属民，并将化隆角察、格许等部落及其格许寺划归他管辖。土默特首领将其祖籍属下的一百户牧民，敬献给他作为其属民，他将其中的五十户分给尖扎古鲁寺，作为寺属佃农，五十户留在其门下，迁居贵南宁特布部族中放牧，后来这部分成为了达玉部落宁特布部族的主要来源。
三世夏茸尕布（公元1660年-公元1728年）法名阿旺罗桑丹贝坚赞，从西藏学经返回后，以戴青帛全为施主，征收贵南茫拉川、沙沟及同德县境内巴曲河流域以东，化隆巴燕以西广大地区的僧税。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建成尖扎德千寺，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奉命进京朝觐，康熙帝授予其“察罕诺门汗”名号，赐予金印、诏书，并封为扎萨克大喇嘛。清朝政府的册封，使夏茸尕布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从此以后，历代夏茸尕布活佛承袭该职，成为青海地区身世显赫、影响巨大的政教领袖。罗卜藏丹律事件后，清设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三世夏茸尕布所属僧俗部众也按蒙古之制被单独编为一旗—察罕诺门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直接管辖。三世夏茸尕布为该旗一等台吉大喇嘛，其部众被划分为四个“达参”（佐领）。若按当时的户数与人口计算，一个“达参”官职的大小，估计也就相当于一个百户之职。随后，在夏茸尕布的影响和管护下，达玉七部落的雏形正式形成，从此产生了“达玉”这个新的藏族部落名称。三世夏茸尕布成为贵南、同德西部、贵德南部、尖扎、泽库、化隆西部以及海北海晏地区的政教合一领袖。
四世夏茸尕布（公元1729年-公元1796年）法名罗桑图登格勒坚赞，这时期达玉部落得到了空前发展。首先，四世夏茸尕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积极调解当地各部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为当地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也得到了蒙藏头人的大量布施，使其部众和属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曲培扎萨克旗内讧中，成功化解了各方矛盾，为报答恩情和本部落的发展，曲培临终前，将扎萨克印信、部落属民以及同德县境内的巴曲上、下游等地都赠献给四世夏茸尕布，成为了达玉部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世夏茸尕布属下的藏族部落与蒙古和硕特旗部落的牧地相连，驻牧地点主要在今贵南县和同德县交界的“夏雄和上、下芒拉一带”。
19世纪末，眼看着藏族其他部落占据环青海湖黄金地段，湖东一带蒙古人势衰之机，达玉部落头人夏克洪宝率牧民渡黄河，驻牧湖东海晏地区。初租借群科札萨克旗牧地，契定每年向旗王爷纳税，后势力渐强，逐渐抗拒贡税，并占据该地，驻牧范围日益扩到东至木里沟咀，西至哈尔盖，北至麻皮寺一带。清宣统元年(1909)，被七世夏茸尕布委任为该部第一代千户，部众各以祖籍和姓氏划分为七个小部落，各设百户分理族务。1929年七世夏茸尕布圆寂后，千户夏克洪宝宦仓阿格女婿周洛因抢夺枪支，杀曹松木部落之娘也海泽库，畏罪逃匿。娘也海泽库族人杀该部千户，此后，该部由白佛寺大管家阿克文保接管。1933年管家用重金贿马步芳，被委任为千户，至此达玉部落度过了一段平稳期。
总之，达玉部落是由不同地域的藏族散户汇聚形成的一个游牧部落，它的形成与夏茸尕布活佛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起初蒙、藏首领献给活佛的属民开始，然后各地无依无靠的牧民以及散户的相继汇入，经过长时期的整合而形成了现今的达玉部落。
（三）门源县华热部落。华热是甘青地区藏族大部落之一，分布在祁连山东端南北麓的湟水、大通河、庄浪河、石羊河上游，黑河以东流域间。行政区划上分属包括今青海省湟水以北的乐都、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河流域的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马蹄区以及武威市边缘一带的藏族聚集区，统称华热地区，分布在这里的藏族就是华热藏族，人口约十五万左右。
华热藏族的特点是地理位置特殊，历史源远流长，分布区域广泛，人口众多，农牧交错的经济结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语言中保留了很多古老藏语词汇，民俗文化尽显原生态特色，服饰靓丽。华热是军旅的后裔，华热两字按字面翻译是英雄再现的地方，或英雄部落之意，另外华热境内牦牛以白色为主，因而也有华热白牦牛之乡的美誉。
门源县境内的华热藏族是整个华热部落的一部分，参考《华热藏族史略》《门源县志》《英雄的部落—门源藏族民俗风情录》《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等的记述，华热部落是吐蕃戍边部队与当地古羌人为血缘主体，尚有鲜卑族、汉族、蒙古族等族群融合形成的一个多元聚合体。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占据青海，在门源金巴台一带筑“新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鄯州都督杜希望破吐蕃新城，置威戍军。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吐蕃重新占据今门源浩门河一带，吐蕃戍边部队落户浩门河两岸，与当地土著人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有一则民间传说，在今果洛玛卿雪山附近，有两个兄弟部落放牧为生，其首领一个叫阿秀，一个叫华秀，曾几何时这两个部落先后来到青海湖边驻牧，过了漫长的时间后阿秀部落迁至今祁连一带，形成阿柔部落，华秀部落迁至浩门河一带，形成华热部落。这虽然是一则民间传说，但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可观，至少华热部落的一个分支来自玛卿雪山附近，后来在青海湖周边活动，再后来这部分人也融入到华热部落的大群体中。
宋初，都罗部落在青海湖东部驻牧，《西宁府新志》载，北宋淳化五年（994年）（都罗）部族首领献供。后来一部迁入浩门河上游融入华热部落，如《宋会要·西凉府》载：六谷部的六族、督六族、多罗族，驻牧浩门河流域。一部进入湟源与当地人融合，就是《明史》和《丹噶尔厅志》中提到的都罗巴族。另外与唃厮啰同行的扎氏部落，在青海湖一代担任过万户长，这一部分人的后裔也融入到华热部落里。后来这一片地区连同河西走廊被西夏占据百年有余，但部族成分没有丝毫变化。
公元1246年，西藏萨迦派第四任宗主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于次年和阔端汗进行会谈，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不久八思巴到元大都任宣政院院长。宣政院在河州(今甘肃临夏)置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领甘青川一带的藏族事务。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青海境内委任了二十几个囊所（地方官职），其中在今大通和门源一带设置了赛科合囊所，管理这一带的藏族部落，但是赛科合囊所影响不大，只有早期的一些零散记述外，没有更多的信息。
明代大量汉族到这里戍边的同时，蒙古族的势力也逐渐延伸到这里。当时浩门河上游一带主要有巴沙部落居牧，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受招抚。明朝政府为加强王朝凝聚力，有效的管控边缘地区，对当地土豪及部落头人根据其势力大小及威望授予各种官爵，巴沙部落头人委以重任。后来蒙古人占据巴沙部落的草地，巴沙部众失地远徙至互助一带，与互助巴扎部落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在藏语中是统一的族名。
清初，有官爵、辖地、土民和土兵的土官纷纷归顺清王朝，从世祖顺治四年到十一年（公元1647年-公元1654年），清政府相继发给各土官号纸印敕，正式称其为“土司”，并分别授予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同知等职衔。大通川的藏族部落首领被委任为土司，史称曹土司，但曹土司的情况史籍记载寥寥无几，充其量是一个外委土司而已。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西藏哲蚌寺学者端智嘉措受四世达赖的旨意到青海湟水流域传法，在大通受当地蒙藏部落的请求及协助下创建色科合寺，康熙末年有寺僧700余人，经堂、僧舍600余间。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反清期间，寺僧不明形势，援助叛兵，遂“使修行之区，转为藏奸之薮”。次年底，清兵到大通，破色科合寺，法台却藏活佛等大小僧众及周边群众700余人惨遭杀戮，寺院建筑毁于一旦，周边部众四处逃难。接着清兵到浩门河，用同样的手段焚烧加尔多寺、仙米寺，百余寺僧及群众遭到诛戮，四周部众中能逃离的几乎远走他乡。加尔多部落是浩门河上游最大的部落，当加尔多寺被清兵焚烧的时候，众多寺僧及部落青壮年人与清兵对峙，结果死伤无数，剩下的大部分人远走他乡。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政府拨银10万两，修复色科合寺，并赐题“广惠寺”。这样，一度衰落的广惠寺又恢复兴旺，周边部落也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人口减少了一大半，土地也损失了一大半。在清廷清查各部落户口，划界定牧时，当时门源地区有西宁县属的“北山番族”两部，即仙米族和珠固族。广惠寺所属“上五族”，即散布于大通、门源上部一带的藏族，包括加尔多部落(新顺族)、沙如乃尔部落(兴马族)、班固部落(归化族)、阿布藏部落(向化族)、尔克腾部落(那隆族)。其中新顺部落在明末清初是门源地区最大的一个部落，属地包括仙米、克图地区和西河坝以东的祁连山南麓及大通的东峡地区，头目达尔汗卡。该部雍正年间因策应罗卜藏丹津反清，加尔多寺被焚，死数百余人。一部分逃至西藏那曲地区，经过发展壮大今称安多麦玛部落。其余在善后安置时一分为二，一部沿用旧称，限定于泉沟台多麻滩到尕牧农这一山边地带驻牧。另一部从该部析出后，留在克图河以东地段内与仙米寺属部众合为仙米部落。归化部落多数驻牧大通，部分驻牧于浩门河南的大沟脑至巴哈一带。珠固部落和仙米部落一直在门源境内，而向化部落和兴马部落、那楞部落在大通县境内。
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平定后，年美尧上奏青海善后事宜，《清史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年一入贡，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间，喇嘛不得过三百人，边外筑墙建堡，大通河设总兵，以及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人前往屯田等，议行。在地方史学者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述，这一波人总共有七万人，都安置在当时的大通卫，即今天的大通县和门源县。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位于大通川的藏族首领曹通温布，以功授职，被任命为土千总户，并赐以土司名字的首音的谐音汉字为姓氏，称曹氏，其后裔子孙世称曹氏。《清史稿》载：“曹通温布，大通川人。乾隆元年，以功补大通川土千户，世袭。每年应纳贡马二十四匹，共折银一百七十三两。后因回乱，番民逃亡，总督左宗棠咨部，暂以半价交纳，由大通县管理”。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编撰的《皇清职贡图》载，大通卫土千户纳花布藏所辖兴马等族番民，本朝雍正元年归服，安插于大通卫之河燕麦川二处。纳花布藏即曹那港花布藏，大通曹土司曹通温布之子，承袭父土千户职，辖九寺五族，各部落设有“马头”1人，由千户任命，任期1-2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辖地域跨大通、门源、祁连、互助等地，原五族也增加到十族。大通千户由曹通温布家族世袭九代，至乙细旦曾安木加时无嗣续。清道光年间，呈准将千户所辖地及印信转交至广惠寺，由该寺大拉浪管家行使千户一职，但实际当家的是敏珠尔呼图克图，他既是广惠寺的寺主，又是九寺十族真正的精神领袖。
仙米和珠固两个小部落早期不是广惠寺所属，是西宁直属的“北山番族”，这两个小部落各有自己的寺院，有自己的部落头人，如仙米有独立的仙米千户，珠固也有单独的头人叫囊，应该是囊所的简称。
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大通县划出北大通的红山堡、永安堡和祁连八宝、阿力克一带，西宁县划出仙米寺、珠固寺属一带地方，设置了门源县。由于大通与门源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即两地的藏族同属于华热部落，在行政区划上又属于同一个地区，广惠寺是这一个地区的母寺，敏珠尔活佛是当地的精神领袖，如今行政区域虽然划分为二，但广惠寺与千户在两地的影响仍然存在。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下令改土归流后，门源县府设五族总办事处，委总办事员1人，各族分设办事员1人，马头1人，老者1人。五族百姓名义上虽与广惠寺不存在隶属关系，但由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广惠寺大拉浪管家仍对五族行使管理权。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政府委任广惠寺管家阿南珠为九寺十族千户，并颁发印章一颗。解放初期末代大拉浪管家祁旦增兼管土千户事宜，直至1958年。从此以后，寺院与千户的特权或影响彻底消失，两个县的各族人民在新政府的带领下，积极投身建设家乡的运动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56年苏吉草原上设立了浩门农场，门源种马场也扩大了地界。原住地的藏族迁移到南石头沟、燕麦图呼一带。1958年后，撤消石门乡，藏族分散在东川的甘沟、却藏、尕牧隆和泉口的西河坝垴山地带。上世纪80年代，兰空部队农场撤消后，从浩门河南迁移部分群众设立了药草梁村，同时浩门农场让出部分土地，设立了苏吉湾村。截止2008年全县藏族人口为1611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5%，其中仙米乡2699人，珠固乡2691人，皇城乡452人，苏吉滩乡1446人，浩门镇2954人，青石嘴镇(包括种马场)668人，泉口镇918人，东川镇2952人，阴田乡172人，西滩乡787人，北山乡248人，浩门农场130人。全县12个乡镇中除麻莲乡外，其余十一个乡镇都有藏族居住，2022年初，全县藏族人口16695人。
（四）祁连县阿柔部落。阿柔部落也是青海藏族中的大部落之一，历史悠久，地域分散，内部分许多小部落。依据《安多政教史》《阿柔风物记》《阿柔历史玛沁雪山之魂》《祁连县志》《历史的痕迹-祁连县地名文化释义》等的记载，阿柔部落是藏族远古六大氏族“噶”氏的后裔，吐蕃时期来青海戍边，在漫长的发展期间吸收了一些当地的“董”氏成分。阿柔部落起初的落脚点在阿尼玛卿山附近，其大概地理方位在今果洛玛沁和玛多一带。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其根据地主要在玛多以东，阿尼玛卿山以北，共和恰卜恰以西的广大地区，今兴海温泉一带是阿柔部落的中心区域。
“阿柔”在汉文史籍中有“阿日格、阿里克、阿力克、阿力苟、阿哩克”等多种写法，都是藏语“阿柔”的不同记音。《卫藏通志》称“阿哩克族，共十一族，属下番人九百一十九户，东至多尔宗察汉诺门罕，南至纳克溪色特尔布木，西至厄林汤奈，北至阿尔坦达赖呼图克图。《西宁府新志》记载，住牧东提地方阿里克族，郡城南七百余里。
关于阿柔部落的分支及分布情况，一般的史料简单的划分为上阿柔、中阿柔和下阿柔，或上部杂阿柔、中部石藏阿柔和下部祁连阿柔。这样的划分太过于粗略，无法将阿柔的全貌包含进来。据祁连阿柔大寺的学者历经十几年，对分散在各地的阿柔部落31个点进行了调研，除去各地的阿柔散户，至今仍然用阿柔部落名称的分支及分布情况，在新编著的《阿柔风物记》里进行了记载。另外玉树曲麻莱县阿柔部落的学者也做了相应的调研，与祁连阿柔学者的统计基本一致，后来笔者和这两地的调研人员进行详细的沟通，在此引用时，做了一些相应的补充和说明。
上部阿柔：西藏那曲阿柔和阿里阿柔、四川石渠县杂阿柔、青海曲玛莱县玉树阿柔。
中部阿柔：青海兴海县温泉阿柔、河南县藏阿柔、玛沁县拉加阿柔、玛沁县阿柔、贵南县塔秀阿柔、甘肃玛曲县欧拉阿柔、四川若尔盖县阿柔、红原县阿柔、阿坝县阿柔。
下部阿柔：青海祁连县阿柔、海晏县达玉阿柔、华热阿柔、海西天峻县阿柔和德令哈市阿柔等，总人口估计约在15万左右。
这么多阿柔小部落是怎么分散出去的，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也无法揭开其中的谜底。不过民间的口述史认为，唐宋时期阿柔部落一直是军户的形式存在，战时全民皆兵，随时调遣，随时换防，造就了阿柔部落无处不在的局面。但是也不能排除内部纷争出走的，或逐水草而居，主动走出去了再也没有回过头来的。后来和平年代，他们在各地放下心来过着游牧生活，都自称阿柔部落，或阿柔部落后裔。他们有共同的图腾，亘古不变的记忆，阿尼玛卿是他们的神山，青海湖是他们的圣湖。
元代是阿柔部落发展壮大时期，由最初的原始家族血缘群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元初（公元1251年），阿柔部落首领华本加被大元帝师、宣政院院长八思巴任命为千户，被蒙古赛庆王任命为“艾疆台吉”，素有“双衔千户”之称，从此千户世系代代相传。元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白玛太继任第二代千户，建立了“官事18 骑士、差役36人”的政治组织形式，管理部落事务。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齐曲乎继任第三代千户，制定了严明的部落章程，对部落的治理进一步规范化。经过以上三代千户的努力，阿柔部落呈现出较快而平稳的发展态势。
到了明清时期，阿柔部落相关的各种历史记载逐渐丰富了起来，为我们正确了解阿柔部落的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帮助。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果洛“董”氏部落和康区的“治”氏部落发生较大的部族纷争，史称“董治之争”。游牧于玛多一带的阿柔帐圈深受其害，其中在东科合一带游牧的当日玛和希科合一带游牧的悠日玛两个小部落，为躲避纷争迁徙到到玉树称多与曲麻莱县接壤的年措部落地界扎根，其中一部继续西迁至四川石渠阿日扎一带，史称上部“杂阿柔”。
从明代中叶至清初的约两百年时间是阿柔部落的鼎盛时期。第五代三智嘉于明朝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继任千户。第六代阿柔完德智华黄秀于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继任千户，此时正值蒙古人入据青海时期，环湖地区的藏族大部落纷纷远徙，而有些小部落或散户只能依附于蒙古领主生存。在众多藏族大部落中唯有阿柔部落一直在原地放牧，与蒙古人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主要得益于阿柔完德的卓越才能。他在部落管理以及对外关系上，首先管控自己的部落，不与蒙古人进行正面交锋，其次与蒙古人积极接触，消除彼此间的敌视，鼓励阿柔学者到蒙古大本营念经祈祷，治病救人，还鼓励蒙藏通婚。阿柔部落稳定发展的同时，众多无依无靠的小部落和散户，积极投奔阿柔部落，如德芒和芒萨两个小部族就在这时期前来投靠，阿柔部落已形成由11个小部落组成的大部落，游牧在清水河上游（今兴海县温泉）、黄艾沟(今兴海县大河坝)一带。在阿柔部落的历代千户中，阿柔完德被神化，被当作民族英雄来传唱。
第七代桑杰加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继任千户，继续秉持前辈的管理理念，阿柔部落内部制度完善，家底殷实富足。当三世达赖和五世达赖经过阿柔部落的土地时，阿柔部落先后力邀两位到部落传法灌顶。根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三世达赖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来到青海阿柔地方的噶沃塘一带，阿柔部落献马千余匹，牛羊近万头(只)。又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赴京途中在青海阿柔地方的噶沃塘一带歇息三天，阿柔部落倾尽所能奉献了大批布施。
清康熙末年（公元1722年），阿柔多杰继任第12代千户，阿柔部落在与果洛部落的纷争中再度失利，千户战死，临死遗言，要求部落迁往他乡，另谋出路。小百户罗桑才让率藏格玛、藏纳玛等部迁入黄河南岸前首旗牧地，成为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的部众，史称中部“藏阿柔”，游牧地点在今河南县宁木特镇一带，人口已发展到12000人。
乾隆年间，第13代千户窦拉杰因与头人索南诺布发生争执，遂带领齐西和角西两个小部落，迁到黄河以北放牧为生。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扎德黄秀继任第14代千户，由于阿柔部落和果洛部落之间长年发生邻里纷争，致使当地牧民苦不堪言，为了躲避灾难，在部落头人的带动下离开故土，开始向北迁移。不久，阿柔部落的主体已移牧至登弩尔特(今兴海县鄂拉山附近)、哈隆乌素(今兴海县温泉一带)、垤列瑙尔(即苦海，今玛多县的豆错湖)一带。与此同时，大百户克智布率领的部落主体从河北出发，途经黑马河至倒淌河一带、海晏地区，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迁入祁连山下落户，史称“下阿柔”。至此，阿柔部落从故土分离完成，形成阿柔上、中、下三部。
到了祁连山下后，千户扎德黄秀租赁先期到此的蒙古默勒王牧地。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陕甘总督对环湖藏族部落重新编制，百户叶丹木趁机前往总督府和西宁办事大臣府赠送厚礼，被提升为第15代阿柔千户，划分了草山，颁发了地契，认可了阿柔部落在祁连地区的合法地位。清同治五年（公元1856年），第16代千户索南多杰时期，陕甘总督叶秉、青海大臣福济正式批准阿柔部落成为“环湖八族”之一，设千户一员，百户四名，属民2000余户，人口约6千人左右。祁连阿柔的形成，标志着自乾嘉年间开始，持续百年之久的黄河以南藏族的北迁运动，最终以“环湖八族”的形成而告终，蒙藏两族的分布格局也重新进行了大的洗牌。
南卡才项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继任第20代阿柔千户，他有勇有谋、才智过人。为了阿柔部落的利益，他一方面与青海马家军巧妙周旋，另一方面与蒙古默勒王及大通广惠寺广泛结交，先后获得两份地契。有了放牧的地方，阿柔部落上下齐心协力，经营草原，放牧为生。
为了进一步与默勒王搞好关系，千户南卡才项将堂妹嫁给了默勒王之子曲军索南扎西。索南扎西去世后，其子贡保多杰少年袭位。贡保多杰与更部落头人更·索南扎西联姻后，亲王职权由岳父辅佐代理。更·索南扎西代表默勒王多次赴南京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并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了感谢阿柔千户，更·索南扎西在晚年时将默勒王所属地盘与地契交给南卡才项，由他代行王权。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卡才项正式接管默勒王属地，统管该地区藏蒙两族一切政教事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于无法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阿柔部落起而反抗青海马家军。马家军先后两次派兵镇压阿柔那合仓和嘉雅两个小部落，多巴等42位青壮年牧民惨遭杀害，阿柔部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局，但英勇无畏的阿柔部落未被现实所困，在千户的带领下，与默勒王和广惠寺结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阿柔部落史》记载，阿柔千户共传20代，历元、明、清、民国，直至1958年被废除。
在祁连地区除了阿柔部落外，还有从海南黄河边迁移过来的果米部落，从化隆迁移过来的藏族散户等小群体。祁连县总人口52633，其中藏族人口13465，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28.97。
解放后，阿柔部落长年迁徙，惶惶不安的日子终于走到头了，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过时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八、结语
青海湖的南北两岸曾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109国道在青海湖南部自东向西横穿湖区，315国道则从青海湖北部穿越湖区，战略位置十分显要。这里曾长期处于民族纷争和地方割据政权你争我夺的重要场域，也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部边陲中的交通要冲。
纵观环青海湖地区的民族迁徙史，大部分都有心酸的经历，在原地无法生存，迁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时间不长又要迁徙。期间免不了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甚至还会遇到军阀全副武装公开抢夺，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总之，迁徙是被动和无奈的结局，但其影响是双向的，其过程既有残酷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通过迁徙，各民族间的文化、经济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也积极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
1949年青海解放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彻底制止了过去那种颠沛流离、人心惶惶的日子，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安稳、民康物阜的生活。尤其是环湖地区的牧民群众，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每家每户有草地和牛羊，有集中安置地。每一个牧户保证电通、水通、路通，有医疗保险，有养老保险，所有小孩都能就近上学。牧民群众当家作主，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上环湖地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力有效兜牢民生底线、不断增进百姓福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只有党和政府才能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人民群众过上幸福日子的强烈愿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青海省西宁市的西北部，位于东经99°36′～100°16′之间，北纬36°32′～37°15′之间。青海湖长105公里，宽63公里，湖面海拔3196米，湖的四周由祁连山脉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这几座大山海拔都在海拔3600～5000米之间。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青海湖水平均深约21米多，最大水深为32.8米，蓄水量达1050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湖区有大小河流近30条。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总面积2.96万平方公里的青海湖流域，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维系着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生态安全。
青海湖周边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水草丰美，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向往的天然草场。中国历史上的古羌人、匈奴人、吐谷浑人、吐蕃人、蒙古人等在这块草地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藏族牧民成了这里的主人。按当今的行政区域划分，青海湖四周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海西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和海晏县所环绕，具体乡镇是共和县的倒淌河镇、江西沟乡、黑马河乡、石乃亥乡，天峻县的天棚乡，刚察县的伊克乌兰乡、吉尔孟乡、泉吉乡、沙柳河镇、哈尔盖镇，海晏县青海湖乡、甘子河乡等，青海湖流域始终保持由3州4县的几个乡镇管辖的格局。
此次，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协组织撰写《海北藏族自治州藏族百年实录》，邀请我写一篇《青海湖北面的四大藏族部落》为命题的文章。我思来想去，既然要青海湖作为地理背景，那么将青海湖相关的主要历史背景都要一一交代清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青海湖北面海北州四个县的藏族部落历史源流及发展轨迹更趋合理，因为夏商时期的古羌人和唐代的吐蕃，与当今的藏族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关系。青海藏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吸收了河湟地区的汉族、吐谷浑、蒙古族、土族等血液后才形成了当今的藏族。这些族群曾经在环青海湖一带活动过，将这些历史都罗列进去，才能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青海湖名称的由来
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青海湖最早的地名有仙海、鲜海、先海、先零海、鲜零海、西零海、卑禾羌海等，不难看出这些地名是古羌语和古汉语的混合语地名。这些地名都与早期在青海湖四周游牧的先零羌（卑禾羌为其一种）有关，当是先零海或先海之变音或异写，其得名当由先零羌而来。后来在此基础上才有西海这个纯汉语地名，如《后汉书·西羌传》：西汉武帝时，“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
青海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的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又说，“青海周围千余里，中有小山”。北魏郦道元（466-527）《水经注》卷二载：“临羌新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水经·河水注》：“湟水又东南径卑禾羌海，北有盐池。阚骃曰：（临羌）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可见当时久已有青海之名，故世人称之。
南北朝以后，《隋书》和新旧《唐书》都沿称青海，在《吐谷浑传》和《吐蕃传》中都有提及。《资治通鉴》叙唐史时也多次提到。至于唐诗中提到青海者更是屡见不鲜。
到了明代，《明史》上又称“西海”。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海条”云：“亦曰仙海，亦曰青海，亦曰卑禾羌海，亦曰鲜水海，亦曰允谷盐池，西海则其总名也”。齐召南《水道提纲》“青海条”载：“古名青海，亦曰卑禾羌海，即鲜水也”。
清代在青海后面加了个“湖”字，青海湖的完整地名就此出现，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青海湖藏语地名的历史应该非常悠久，直到唐代随着藏文的创制以及普及，有关青海湖的两个地名始见于藏文当中，至今仍在沿用。一、“措温波”，敦煌出土的唐代古藏文文书，即《敦煌吐蕃古藏文文书》中《钦陵赞婆与王孝杰之论战》（P.T.1287）里就有“措温波地方的大将军噶尔·钦陵赞卓”之记载，措意即湖，温波意即蓝色或青色，译意为青色的湖。二、“赤雪加姆”（《大事纪年》676年记条中有ldum bu krai bxos krom这个地名，但有些学者认为是新疆焉耆县境内的乞力肖斯城堡），最早出现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书中，其意众多学者解读为“万帐王母”，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便是：“万人部落之女首领的领地”，与汉语语境中的“西王母”对应。基于藏文的表述，“措温波”更像是官方化的地名，而“赤雪加姆”则是民间化的地名。另外，“西宁”在安多藏语中称“四朗，”在卫藏和康区方言中称“色令”，“西宁”与“色令”语音相近，“色令”更与“先零羌”的“先零”发音特别接近，值得细究，在此不再赘述。
到了明末，蒙古人开始移牧青海，从此有了“库库诺尔”或“库克淖尔”这个蒙古语地名，其意是蓝色的湖，但正式见于文字记载的应该是清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西域同文志》。该志卷十四为青海属地名，第一条便是“库克淖尔”，汉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都是蒙古语“库克淖尔”的音语，注解也忽视了比蒙古语地名“库克淖尔”历史更悠久的古羌语、汉语、藏语地名的存在。
青海湖水色湛蓝，曾经在这里活动过的各族人民都取其颜色形貌，称之为青海湖。同时，从不同的民族名称，反映了这里自古以来是多民族活动地区，留下来的便是各民族迁徙变化的诸多轨迹。
三、青海湖周边的早期居民
（一）青海湖周边最早的居民古羌人。根据众多文献资料的记述，古羌人既是生活在甘青河湟地区最早的人类族群，也是青海湖周边的早期居民。古羌人最初“逐水草而居”，后来塞内居土屋，塞外居庐帐。从殷商时期开始，在经历了殷、夏、商、周、秦，到战国时代古羌人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群。他们世世代代在河湟地区游牧的同时，也从事简单的农耕活动，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明。
考古学者在环青海湖地区的天峻县境内发现天棚岩画、卢山岩画，在刚察县境内发现哈龙岩画，在共和县切吉乡境内发现和里木岩画、卢阿龙河岩画，黑马乡境内新发现河尔什盖岩画，倒淌河镇境内新发现拉乙么岩画等。岩画内容主要涉及有牦牛、马、羊、鹿、人以及狩猎等图像。据专家解读这些岩画都是古羌人遗留下来的，时间也在三千年左右，与河湟谷地的大通上孙家寨遗址、西宁沈那遗址、湟中卡约遗址、乐都柳湾遗址等虽然出现时间不一致，但都与古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两汉魏晋期间，古羌人迅速分化，有名有号的族群多达一百余种。主要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等，遍及西北、西南等地，内徙诸羌已与华夏族呈错居杂处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古羌人部落开始逐步汉化。
隋唐后，聚居在甘青和川藏高原的羌人有东女、白兰、西山、白狗等部落，多数被吐蕃融合。据《神秘的西夏》等资料介绍，党项羌人最早也在青海湖一带活动，魏晋以后不堪外族的侵扰，逐渐向外迁徙，至隋朝时到了陕北，宋时建立西夏国，元初被崛起的成吉思汗灭国。
羌人作为历史十分久远的古老族群，一直是“逐水草而居”，互不统属，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合力的聚群联盟，入侵者往往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让他们束手就擒。不过，古代中国西部众多的民族或多或少都与羌人有一定的源流关系，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后汉书·西羌传》专为羌人立传，记录了古羌人的活动轨迹。《后汉书·西羌传》资料翔实，脉络清晰，为历代学者所推崇。《新唐书·吐蕃传》将西羌与吐蕃关系更加具体化，如：“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在西羌诸部中的发羌、唐旄，早在公元1-2世纪时，即居住在析支水迤西，其地距中原绝远，互无往还。《新唐书》根据“蕃、发声近”的理由，认为吐蕃即发羌的后裔。
（二）传说中的西王母国。西王母国是上古时期中国西部古羌人为主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女性掌权，是一个母系氏族为主的部落联盟，其地理位置相当于青海湖为中心的西部广袤地区。
西晋时期，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其中《穆天子传》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之事。据学者断言，《穆天子传》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可能有些夸张，糅杂了较多的神话色彩，但对其中的基本事实给以了肯定。另外，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西王母国的记载：《尔雅》云：“西荒有西王母国”。《山海经》云：“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授书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瑞应图》云：“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玉环。”《贾子修政篇》云：“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易林明夷之萃》云：“稷为尧使，西见王国”。《尚书大传》云：“舜以天德祠尧，西王母来献白环五块。”《竹书纪年·郭注》云：“穆王西征至昆仑丘，西见王母。”还有汉书、晋书、宋书等在谈到上古这一段历史时均有“西王母来献其白玉块”的记载，这说明西王母国的存在有一定史料依据。
把西王母演变为王母娘娘，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杰作。大量的文学创作，给西王母赋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王母娘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位重要的神话人物，她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是女仙的首领，居住在西方的昆仑山。在《竹书纪年》中，西王母的形象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女王形象。
同样在藏族文学中，也有一位神力十足的女王，首先把它使用在青海湖的地名上，如“赤肖嘉姆”意即“万人部落之女首领的领地”；在一般的口述中称“斯贝嘉姆”意即“世间女王”，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福运神；在《格萨尔王传》中称“阿内光曼嘉姆”，“阿内”直译是“婶婶或姑姑”，总之是女性长辈的尊称，“光曼”意即“无上女性”，合起来就是“无上女性之王母”，是格萨尔王以及岭国的守护神，与汉族神话故事中的“王母娘娘”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四、青海湖地区建置始于汉代
汉初，匈奴冒顿单于恃强凌弱，进兵河湟地区，羌人臣属于匈奴。匈奴以羌人为右臂，对汉朝北部边疆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隔绝羌胡，彻底根除匈奴在河湟地区的势力，更好的管控羌人部落，汉朝政府进行了多年的准备。
汉宣帝神爵元年至二年（公元前61年-前60年），西汉军队进击湟水流域的先零羌等部落，部队曾西进到青海湖附近。据《汉书·赵充国传》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载：“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余所，令可至鲜水左右”。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在今海晏县三角城设西海郡，筑5县（即海晏县三角城、尕海古城、刚察县北向阳古城、共和县草多隆古城、兴海县支东加拉古城）。《西羌传》亦云：“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燧亭相望。”西海郡的设定，使汉朝行政管辖范围扩大到青海湖周边地区，同时将众多羌人部落也进行了很好的管控。
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羌人首领庞恬、傅幡等不满王莽夺地设郡，并兴兵围攻西海郡，太守程永弃城潜逃，被王莽处死。于翌年春天派护羌校尉率兵击败羌人，恢复西海郡。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弃。
东汉初年，居住在黄河北岸的烧当羌首领联合附近小部落击败占据青海湖地区的先零羌河卑湳羌后，逐渐强盛，青海湖地区亦归属烧当羌势力范围，一直到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汉军举兵平定烧当羌。次年，东汉曹风向汉和帝奏称：烧当羌居地，土地肥美，饶于田畜，地形险固，又有西海渔盐之利，所以强盛，每胁诱众羌为乱。值此迷唐失败远走，宜及时恢复西海郡县，隔断胡羌交关之路……国家可无西方之忧。和帝即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治龙耆（即王莽时代之西海郡治）。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西两部羌人大败汉军，青海地区又处于羌人控制之下。此后，大概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鲜卑秃髮乌孤进入湟水流域，建立南凉国。史籍记载，臣服于南凉的鲜卑乙弗部落由甘肃迁徙到青海湖地区。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秃髮傉檀率兵西进青海湖，掠夺乙弗部落牲畜40万头只，此外再也没有发现与青海湖有关的记载。
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叶延以先祖之名为姓，以吐谷浑为国号，在青海高原建立起了以鲜卑人为主体的新政权，其所属民众自然是羌人部落。从此，青海湖流域完全置于吐谷浑统治之下。《通典》载：“永嘉治乱，（吐谷浑）始渡陇而西，止于枹罕，其子孙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于白兰，在益州西北。”
吐谷浑与青海湖有关的文字记载不多，据传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以北、菜济河南，东距青海湖约7.5公里的地方铁卜加古城是吐谷浑都城伏俟城，也有认为共和县切吉草原的那座古城为吐谷浑都城。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吐蕃北渡黄河，进入青海湖南部地区。吐谷浑首领诺曷钵被迫走避青海湖北。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吐蕃吞并，青海湖地区旋即置于吐蕃政权统治之下，而唐朝势力渐退到日月山以东。吐谷浑统治下的羌人自然融入到吐蕃群体当中，而少量鲜卑部落一直独立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融入到吐蕃当中，只有少数融入到其他民族当中。
古羌人在历史长河中先后被匈奴人、汉朝人、南凉人、吐谷浑人统治，但是他们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融入到这些族群当中。到了唐代吐蕃人的到来自然融入到吐蕃当中，主要是古羌人和吐蕃人有共同的族体渊源，共同的地域环境，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交际语言。这两个族群之间的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使吐蕃大军到了河湟地区后，古羌人迅速融入吐蕃当中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此以后古羌人这个地名被新兴的吐蕃称谓所替代。
五、唐代以后吐蕃人经略环青海湖地区
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后青海湖周边被吐蕃控制，这一带成了吐蕃人的游牧地带。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经过百余年时间与唐朝的拉锯战之后，吐蕃最终拥有了包括今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吐蕃称这一地区为“多麦”（mdo smad）（“安多”这个地名未见吐蕃时期的文字记载，似是后来的地名）。
吐蕃统领这些地方后，为了稳固格局，采取了几个步骤：首先设置属邦，将归顺的地方按原有部落的规则和社会组织分成若干个邦，每个邦设置千户，千户属下有几个百户。从日月山以西至果洛玛多扎陵湖、鄂陵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作为一个区域，设置成乌海千户，环青海湖地区就在这个范围内。而后在邦国的交通要道设置无数个军事重镇，藏语称“冲”，汉文音译为“冲木”，与唐制“节度使”相对应。唐蕃大非川战役后，设于日月山以西的军事重镇有赤雪冲和玛冲。玛冲即黄河军镇在黄河沿岸，具体地点不详，似《吐蕃传》中所载之九曲军、独山军所在地。赤雪冲在青海湖沿岸，系唐仪风元年(公元676年)由大相赞聂(禄东赞长子)率军设置，作为镇守环青海湖的据点。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赤雪冲的地名逐渐被耶摩塘冲所替代。其次屯兵戍边，从吐蕃本土大规模移民到唐蕃边境驻扎，与当地土著部落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既推动了人口发展，又提振了经济繁荣，起到了稳固格局的作用。最后伴随着吐蕃化的推进，藏文和佛教也开始流行于这一地区。近年发掘的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葬中既有藏文木犊出土，而且在环青海湖附近也发现了吐蕃摩崖石刻，这说明在唐代的时候藏文在这一地区得到了普及。
唐代在整个环青海湖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大非川战役，《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此都有记载都有记载。另外，禄东赞父子当年在环青海湖地区的活动情况，至今在环湖地区的民间仍然有众多口述，其中在共和县倒淌河等地每年阴历5月1日至5日期间有赛青山大型祭祀活动，当地人传说赛青山为禄东赞父子当年祭拜的神山，人们通过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禄东赞父子早年在环湖地区留下的种种业绩。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阿夏残卷》（编号Vol.69,fol.84）第六行中有“天子莫何吐谷浑可汗把衙帐驻于Mu-to-lyIng地方”的记载，有学者把Mu-to-lyIng被考释为“曼头岭”，此地在今共和县西南，是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部族之统治者慕容鲜卑—也即吐谷浑的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在新旧《唐书》等有关吐谷浑的史料中频频出现。
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中央王朝寿终就寝，整个青藏高原被吐蕃属部分块割据，出现了大小不一、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割据势力，在环青海湖地区也出现了数十个大小部落。
宋代随着唃厮啰政权在青唐城的兴起，环青海湖地区的历史记载逐渐翔实起来。《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嘉勒厮赉（唃厮啰）兄扎实庸咙为河南诸部所立，与嘉勒厮赉分地而治，不相能也”；“秦州部郡尚杨丹者，嘉勒斯赉之舅”等等。藏文史料《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传》引自《安多族谱五彩缎》的记载：“赤德（唃厮啰）到河湟时与众人结伴而来，其中扎氏部落亦同法王（唃厮啰）来到安多地区，统领青海湖四周的广大地区，并任法王骨系的万户长，扎娘赞曾为法王之主要大臣”，汉史中的扎实庸咙、尚杨丹者与藏史中的扎娘赞之间是什么关系，限于资料无法确定，但他们以黄河南北为界，其中扎实庸咙与唃厮啰分地而治，而扎娘赞任环湖地区万户长，与唃厮啰关系密切。又据该书载：“扎氏部落中的扎共切吉多杰在古印度僧人阿底峡(Atisa，公元982-1054年)未入藏前诞生，在青海湖海心山修行并得道成仙”；“当时环湖地区首领盖阔加是否为法王骨系后裔不得而知”。“万户长盖阔加闻听（扎共得道成仙）后，给扎共奉献一千匹马等厚礼，并拜为上师，并号召所有人要拜扎共为上师”；“曾几何时扎氏部落的才秀潘为万户长，过了几代后万户长的实力减弱，才秀潘的后裔雷欣苯麦成为苯教法师，携带部分族人到了安多有山水林木的地方落脚”云云。
《安多族谱五彩缎》记载的扎氏部落因其特殊身份在唃厮啰时期历任环湖地区的万户长，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部落势力减弱，无法维持曾经的辉煌，退而求其次退出环湖地区，迁徙到新的环境繁衍生息。《安多政教史》载：“万户长的后裔在华热一带，至今他们仍然用澎域方言（拉萨北面年曲流域一地名）把‘赤红’（意即万户长）称‘其红’”，言外之意，这部分人已融入华热部落。
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在唐宋时期除了扎氏部落外，还有阿柔部落、日安部落、都罗部落、安定部落、阿端部落、曲先部落、米雅部落、申中部落、西纳部落等均在环青海湖一带活动过。有些部落扎根在这里，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而有些部落则是匆匆过客。明代史料中对部落这个概念还没有清晰的了解，统统以阿柔族、阿端族、申中族、西纳族等称呼。部落一般指原始民众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是人类群体演变的第二种类型。根据藏族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其组织形式，对这些宗族用部落这个名词比较客观。
根据《阿柔部落史》的记载，阿柔部落的先祖与吐蕃戍边部队有关，到唃厮啰时期已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其地域以阿尼玛沁雪山之南北面，兴海县温泉一带为核心区域。具体而言，果洛玛多以东，共和恰卜恰以西，南以黄河为界，北以恰卜恰南山为界，东北端直插青海湖边，这应该是阿柔部落早期的活动地点。后来种种原因，阿柔部落分散成众多小部落迁徙到甘青川的其他草原放牧为生，其中一部在今共和黑马河、湖东，海晏等地待过一段时间，最后迁徙到祁连山下，是今天的祁连县阿柔部落。
日安（也有写成拉安的）部落，日安是先遣部队之意，《日安部落史》记载，日安部落也是吐蕃戍边部队的后裔，其当初的活动区域在青海湖西部，后来蒙古人入居青海湖后，该部落大部分退居黄河南面。嬴政初年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镇压后，乘环湖地区蒙古人势衰，嘉庆四年（1777年）日安部落又迁入环湖故居，即察卡盐湖以东，共和县切吉乡加科以西的沃域草原再次扎帐落户。1853 年，陕甘总督军备饷银在运往甘肃玉门途中被人抢劫一空，与日安部落有世仇的某些人发现日安族人家中私藏着有官府文印的银币，便密告官府。甘肃提督宋文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让西宁办事大臣易棠前去抄剿，并派2000名官兵到青海协助，拉安达洛嘉曲等50名壮丁全被斩处，除拉安柔洛外无一生还，史称“达洛嘉曲事件。日安族人四处逃难，大部分返回黄河南面原日安部落所在地，在今贵南东部一带。一部分西迁至海西都兰热水沟，一部分迁至甘肃夏河甘加草原，有些无法迁移的散户只能寄身于环青海湖的其他大部落中。
安定部落和阿端部落、曲先部落、罕东部落是唐宋时期在青海湖西部的广袤地区驻牧的诸多松散部落中的大部落，民族构成主要以藏族牧民为主，兼有其他民族，到明代逐渐融合为四个大部落。根据《明史》等的记载，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朝应卜烟帖木儿的请求，在撒里畏兀设安定、阿端二卫，原元朝曲先答林元帅府首领入贡，明朝颁旨设曲先卫。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罕东部首领南吉入贡，明朝又设定罕东卫。以上所设四卫，称之为“西宁塞外四卫”。又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罕东卫西北去卫（即西宁卫）三百里”，其卫治中心应该在今青海湖北部的刚察一带。塞外四卫受西宁卫节制，由部落首领担任卫官，职位可世袭，卫官在辖区内拥有民政、司法、军事等权力。朝廷既不派流官治理，也不派兵驻扎，准许四卫因俗而治。明正德以后，蒙古人率众占据环青海湖及青海西部地区后，塞外四卫或依附于蒙古人，或远走他乡。其中有些专家指出，湟中甘河滩一带的罕东人与罕东部落有关系，阿端部落解体以后部分后代至今在环湖八族中依稀可见，更多的信息失载。
都罗部落起初在青海湖东部驻牧，《西宁府新志》载，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都罗）部族首领献供。后来一部迁入浩门河上游融入华热部落，如《宋会要·西凉府》载：六谷部的六族、督六族、多罗族，驻牧浩门河流域。一部进入湟源与当地人融合，《明史》等史料上有都罗巴、都罗也、多罗巴、多罗也等不同写法，《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五《曾公遗录》卷八：多罗也或多罗族，对此汤开建教授说，也是巴的误写。后来随着东科尔寺的建立，都罗族这个称呼逐渐被东科尔寺族取代，与唃厮啰有着密切关系。在明代的各种资料中把都罗族列在河湟十三族之首。
米雅部落和申中部落、西纳部落是塔尔寺六族中的三个部落，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起初都在青海湖边落过脚。米雅是藏语对西夏人的称呼，西夏灭国后游荡在河西走廊的部分西夏人越过祁连山来到青海湖边逐水草而居，不久迁徙至湟中康缠、大通景阳川、贵德麻巴、化隆支扎一带定居。申中部落根据《河湟吐蕃后裔申中家族史》的记载，该部落吐蕃时期自西藏阿里来到青海湖东部驻扎过一段时间，后来再到西宁大小南川定居，在共和县赛青山附近有他们的畜牧地。明代随着湟源丹噶尔厅的设置及其地方管控的需要，身居大小南川的申中部落与赛青山附近的牧场之间线路被阻断。西纳部落也根据相关资料，起初从康区来到青海湖东部，再后来到了湟中西纳川定居，他们在今海晏一带有草场，明代随着边墙（明长城）的修建，他们也失去了原有的草场。
总之，上述几个大部落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地方先后尔迁徙到青海湖边驻牧，再后来又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远徙他乡或独立生存，或融入其他部族。有些部落我们从各种资料或民间口述史中找到他们的活动轨迹，而有些部落一径离开原活动地，从此便石沉大海，查无下落。
六、明代蒙古人入居青海湖
到了明代，先后有五支蒙古封建领主带领族人从新疆和蒙古草原等地强势进入青海，等站稳脚跟后进入环青海湖地区，他们的到来打破了青海西部原有的地缘格局，环青海湖草场的分配也进行了重新洗牌。
第一支是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东蒙古两个较大的部落领主亦卜剌与满都赉阿固勒呼（明史称阿尔秃斯）率众进入青海西部，首先征服“塞外四卫”，进而占据环青海湖黄金地带。时居本地的藏族部落一直是零散的放牧，互不统属，在强大的蒙古铁骑到来时，无法进行有效的抗衡，大部分被迫选择远走他乡，留下的只能被动的受亦卜剌的控制。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明朝派三边总制彭泽统兵向青海湖地区进击，亦卜剌和阿尔秃斯率众渡过黄河，经河州，入四川北部，转辗到达西藏地区。不久，彭泽回师内地，亦卜剌部又复返青海湖地区。
第二支是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左右，鞑靼蒙古族小王子的另一部属卜儿孩，因遇到内部纠纷迁徙到青海湖地区，与亦卜剌部隔湖相望，当地藏族部落或迁徙，或依附于亦卜剌部。亦卜剌部势力渐盛后经常袭扰西宁卫边地，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明朝为防止蒙古族侵犯边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第三支是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占据河套的蒙古吉囊一度率众入青海湖一带突击亦卜剌部，亦卜剌失去了大部分属众，只剩下卜儿孩一支只能率众自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卜儿孩向明朝入贡，在青海湖地区又站住了脚跟。
第四支是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在蒙古草原游牧的土默特部俺答汗（阿勒坦）“羡青海富饶”，“携子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征服青海湖周边诸番，逐走卜儿孩，留其子丙兔驻守，并时常威胁西宁周边的安全。不久，土默特部右翼诸部首领率部接踵而来，如多罗土蛮的把都儿黄台吉、火落赤台吉等，先后驻牧青海湖一带。直到现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仍有蒙郭勒津、永谢布的遗民在那里生息。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蒙古人接受明朝的招抚。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精神领袖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与蒙古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会晤，蒙古族全面接受藏传佛教，蒙藏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西域同文志》第十七卷青海属人名中，大部分蒙古王公贵族都有藏语名字，可见蒙藏文化融合程度之高。
第五支是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原居住在新疆天山南麓的固始汗（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第19代孙）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率领部众占领环青海湖地区。不久统兵进藏，派诸子驻牧青海，将青海辖地分为左右两翼，青海湖北部及布哈河一带属左翼管辖。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先前进入青海的蒙古族和西部地区藏族的大部分部落隶属于青海和硕特部。次年，清军进入青海。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赐固始汗金册、金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清政府遣使察汗托罗亥（青海湖东白城子），招抚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落。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左右翼全部归附清王朝。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清廷封顾实汗第10子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达什巴图尔去世，其子罗卜藏丹津袭爵亲王。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煽惑青海蒙古各部台吉，令各部“仍故号”，不得复称清廷所封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又拒清使谕和，囚清使常寿于军中，遣兵掠西宁周边等地。烽烟遍及青海各地，十月，清廷举兵平叛，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先后收复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次年二月上旬，清军兵分三路进伐罗卜藏丹津叛军营地，大败叛乱分子，斩首8万，降数万，罗卜藏丹津遁逃准噶尔。
清政府平息了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为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及稳定青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出台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地区蒙藏两族居住地的行政制度、划界、会盟、贡市、朝觐、卫戍、移民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朝在青海设立青海办事大臣（也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蒙古族和藏族地区。同年，又将蒙古族划编二十九旗，旗下严格编制与管理，札萨克（旗长）统领所属人口。次年，在藏族中清查户口并设定千百户，同时划定各自的地界。
七、清代环湖八族的形成及海北州的四大藏族部落
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对青海蒙古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使蒙古族人口锐减，生产力急剧下降。尤其是《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的出台，蒙古族置于清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并加剧推行分化与羁縻相结合的地方政策。各旗划定游牧界限，规定不得强占牧地，不得相互统属，不得相互往来。至此，青海蒙古族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往日呼风唤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另外，因蒙藏关系的特殊性，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中湟水上游和浩门河流域的部分藏族也受其牵连，虽然有一定的损失，但元气并未损伤。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环青海湖草原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候原依附于蒙古族封建领主的诸多藏族小部落，一个个冒出头来另起炉灶，没落的蒙古贵族却无力管控这些小部落。同时，黄河北面的藏族大部落也一直在观望着局势的发展，几个胆大的部落首当其冲，浩浩荡荡地把牛羊赶到黄河南面，有的直接奔着自己祖先的故土而来。这时候蒙古人无论是人口、势力还是口碑都完全处于下风，无法阻挡藏族牧民到环湖地区来放牧，只能不间断的向官府伸冤。官府起初进行过调节，也进行过武力干预，无奈效果甚微。
陆续渡河的藏族诸部落中刚咱、日安等捷足先登，占据水草较好的察哈诺尔等地；都受、千卜录等后来居上，在哈拉哈等处住坐；继而汪什代克部落在盐城池一带驻牧，再后来大批散户也相继来到环湖地区，依附于大部落生存了下来。随着大批藏族部落越河北移，蒙古族被迫向四处迁移。与此同时，藏族部落不断向西宁办事大臣、陕甘总督衙门要求准许在黄河以北驻牧，并保证遵循法度、服从官府约束，承诺从此安分守己、不滋生事端，与环湖蒙族和平共处。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筹办安置事宜，奏准将移入河北的日安、千卜录、刚咱、汪什代克、都乎、万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等八个藏族部落在环湖地区驻牧，并划地界，在各部委令千户层层管束。八族首领纷纷向西宁办事大臣呈交承保十事及分守要隘各甘结，表示遵循法度，安于游牧，与蒙古各旗各子疆界，互不侵犯领地。至此，两百年后藏族部落又得以返回故土，最终形成了“环湖八族”或“环海八族”。
“环湖八族”中与海北州有关的是刚察县刚察部落、海晏县达玉部落、门源县华热部落、祁连县阿柔部落。下面依次介绍这四个藏族部落的基本情况。
（一）刚察县刚察部落。综合《安多刚察部落简史》《刚察部落史》《青海湖刚察历史宝镜》《安多贵德刚察历史》《刚察历史》《刚察县政协文史资料》《刚察县志》《刚察大寺历史》等的记载，刚察部落源自藏族远古六大氏族之党氏（有董、当、屯等几种写法）。党氏后来又衍生为18个侄系部落，即都察、高察、刚察等带“察”字的18个部落，其中的刚察便是甘青一带众多刚察部落的母体，其族源地为西藏。唐代该部落被吐蕃派遣到甘青一带戍边，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与当地其他部族兼并吸纳和相互融合，形成了刚察部落。据调查青海省内海北州刚察县刚察部落，贵德县常牧镇上下刚察部落，循化县岗察乡岗察部落，湟中县李家山镇岗岔村岗岔部落，甘肃合作市佐盖曼玛镇的岗岔部落等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人口大约六万人左右。
青海湖北面的刚察县刚察部落的来源地为贵德县常牧镇上下刚察地区，迁移时间及迁移目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自西藏去内地的路上，青海境内的护送任务由刚察部落承担。刚察部落头人接到任务后，精挑细选护送人员，而后将仓央嘉措护送青海湖边后遇到变故。正史记载仓央嘉措在青海湖边圆寂，而秘史记载有板有眼，说仓央嘉措在青海湖边解除看护后他的足迹遍布大通广惠寺、互助却藏寺、乐都鹿角哇寺、天祝石门寺、永登妙音寺等地，还到过山西五台山，最后在内蒙古阿拉善终其一生。刚察部落的护送人员在青海湖边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再也没有返回，只好在黄河南达日根地区放牧为生，人数及其他情况不明。第二种观点，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后，蒙古人的势力锐减，黄河南面的藏族牧民看中机会纷纷渡河北移，与蒙古族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不断。蒙古族在积极上诉的同时，用计杀死了刚察部落的业旦木等12名部落头人，这一方面激起了更多藏族部落的愤慨，同时引起了官府的思考。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西宁办事大臣达鼐裁定，将蒙古木里五古斯汗所属环湖水草最丰美的北岸广大草场，以抵偿13名头人命价，归附刚察族所有，蒙古族只好远走默勒河一带。从此后刚察部落内部的小部落，如果洛藏贡麻、亚秀麻、环仓贡麻、潘保、羊隆、刚察贡麻六个小部落(藏语刚察措什果周)，和七个亲属部落(查香措哇登)由老千户喇嘛拉布旦率领下，五百余帐、七千余人渡过黄河，浩浩荡荡迁居到青海湖北岸与先前入居青海湖的刚察族人会和。随后尚木多、年乃索麻、苏合察、公贡麻、切察、宁下等小部落，也陆陆续续迁入该地，总称刚察部落。
刚察千户拉布旦年逾七旬时，到化隆支扎寺朝拜期间去世。遗孀三妇，有一男二女。千户职位由其子觉巴(角巴)承袭，是为第二代刚察千户。觉巴笃信佛教，不理族务，后身患沉疴，讳疾忌医，只相信求神问卜，54岁时亡故。其子吉合加(吉厚加)袭任千户职务，是为第三代刚察总千户。当时青海湖西部铁卜加草原上的都秀部落兴起，扩张牧地，抢占了刚察部落从黑马河至石乃亥的草原。刚察千户吉合加为了驱逐抢占者，于民国9年（1920年）挑选精壮10余骑，亲自率领，进入买尼海地区，武装驱赶都秀部落牲畜，不料在械斗中身亡，年仅32岁。其子华宝藏尚幼，且在兴海尼贡巴寺出家为僧，故千户职务暂由羊隆部落聂布旦(业布腾)代理。
华宝藏长至17岁时，被果洛佐合庆寺活佛认定为喇嘛拉布旦的转世灵童，故极受本部落群众拥戴，尊称他为“洪宝格洛”（意即活佛土官），千户一职遂由其继袭。华宝藏自民国18年（1929年）继任千户后，在老千户聂布旦引导下，与马步芳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时群众中有这样的谚语：“汪什代海千户的金子，达玉千户的银子，刚察千户的面子”。华宝藏还推荐聂布旦老千户的侄子娘巴为副千户，女婿桑代海(桑斗亥)为刚察部落的总百户，协助华宝藏来办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宜。
刚察千户部落最盛时，所辖大小部落共19个，人口约8800余人。地区界限东至哈尔盖若木为止，与海晏的达玉接壤；西至吉尔孟为止，与天峻县毗连；南至沿青海湖边布哈河为界；北至祁连的默勒河、野牛沟的边缘相连，直到淘勒川为止。
该部落除总千户、副千户、总百户外，有大小百户20余位，即：果洛仓百户桑斗厚，还仓秀麻百户羊杰加，年欧厚角科日百户羊什加布，秀欧日百户官却乎，刚察贡麻百户尖木参，年欧厚稍麻百户加美，还仓贡麻百户昂巴，牙雪麻百户朝加太，盘保百户朋合洛，商木多百户却会，牙贡玛百户完德加，牙雪百户奏厚勒，贡果麻百户伍洛，由厚毛百户华日旦，扎查百户加木巴，索合扎百户拉日格，日芒百户却乎巴，切查百户淘巴，宁下百户东智布，另有刚察大寺塔哇百户却乎斗布。这些百户，在总千户华宝藏的统辖下，办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宜。
1936年，马麟下台，马步芳代理青海省主席后，为了强化对牧业区的管辖，正式任命华宝藏为环海八族达盟总千户的职衔。
1949年10月，青海解放，华宝藏派副千户娘巴和总百户桑代海等人至西宁向解放军投诚。
1950年设刚察区人民行政委员会。1952年成立刚察区工委。1953年设立刚察县。
（二）海晏县达玉部落。在青海湖东北岸海晏县境内的达玉（或达如玉）千户部落，其族源不同环湖地区的其他部落，没有一个特定的指向，其来源地也是极为分散，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零散的部落群体。在早期的资料中他们不在“环湖八族”的行列，到了近代有人慢慢将他们也被列入其中。要详细了解达玉部落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先要从第一世夏茸尕布活佛谈起。
根据《达玉部落历史文化研究》《青海达玉部落社会文化史研究》《海晏县志》《历辈夏茸尕布活佛传》《历辈察罕诺门汗小传》《白佛传》等的记载。
第一世夏茸尕布（公元？-1609），法名措尼嘉措，祖籍西藏达孜县拉莫仁钦岗，拉莫是诞生地的村名，全称第一世拉莫夏茸尕布措尼嘉措。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应青海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邀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从西藏远赴青海湖边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措尼嘉措与其同行。三世达赖临别青海时应俺答汗（阿勒坦汗、阿拉坦汗）部的部族首领火落赤（一译黑劳赤）的请求，指派措尼嘉措为和硕特蒙古24部上师喇嘛。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威望赢得了蒙藏各界的拥戴，蒙古王公尊其为上师，火落赤将尖扎县阿噶香曲林作为供养地敬献于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措尼嘉措在当地的声誉日益鹊起，引起了明朝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至明永乐皇帝朱棣时册封其为“阿噶格杰尕布”及敕金印。“格杰”藏意为活佛，“尕布”为白色，因而，当地群众称其为“夏茸尕布”，意即白佛爷。
二世夏茸尕布（公元1610年-公元1659年）法名罗哲嘉措，为青海土默特部族首领火洛赤之子。二世夏茸尕布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成功调解了喀尔喀与卫拉特蒙古之间的纠纷，又成功说服并平息了化隆县巴燕和卡力岗两地的矛盾，东甘唐村庄、觉擦、盖秀、夏茸胡拉、龙产、烂文等地的村民纷纷投靠二世夏茸尕布，这些村落成为了夏茸尕布的属民。随后，当地头人盖秀桑杰嘉措还将巴燕盖秀寺以及周围村落一并献给夏茸尕布。他的这些举动得到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和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赏识。为表示感激，顾实汗等卫拉特蒙古诸部不仅尊其为上师，献许多属民，并将化隆角察、格许等部落及其格许寺划归他管辖。土默特首领将其祖籍属下的一百户牧民，敬献给他作为其属民，他将其中的五十户分给尖扎古鲁寺，作为寺属佃农，五十户留在其门下，迁居贵南宁特布部族中放牧，后来这部分成为了达玉部落宁特布部族的主要来源。
三世夏茸尕布（公元1660年-公元1728年）法名阿旺罗桑丹贝坚赞，从西藏学经返回后，以戴青帛全为施主，征收贵南茫拉川、沙沟及同德县境内巴曲河流域以东，化隆巴燕以西广大地区的僧税。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建成尖扎德千寺，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奉命进京朝觐，康熙帝授予其“察罕诺门汗”名号，赐予金印、诏书，并封为扎萨克大喇嘛。清朝政府的册封，使夏茸尕布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从此以后，历代夏茸尕布活佛承袭该职，成为青海地区身世显赫、影响巨大的政教领袖。罗卜藏丹律事件后，清设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三世夏茸尕布所属僧俗部众也按蒙古之制被单独编为一旗—察罕诺门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直接管辖。三世夏茸尕布为该旗一等台吉大喇嘛，其部众被划分为四个“达参”（佐领）。若按当时的户数与人口计算，一个“达参”官职的大小，估计也就相当于一个百户之职。随后，在夏茸尕布的影响和管护下，达玉七部落的雏形正式形成，从此产生了“达玉”这个新的藏族部落名称。三世夏茸尕布成为贵南、同德西部、贵德南部、尖扎、泽库、化隆西部以及海北海晏地区的政教合一领袖。
四世夏茸尕布（公元1729年-公元1796年）法名罗桑图登格勒坚赞，这时期达玉部落得到了空前发展。首先，四世夏茸尕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积极调解当地各部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为当地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也得到了蒙藏头人的大量布施，使其部众和属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曲培扎萨克旗内讧中，成功化解了各方矛盾，为报答恩情和本部落的发展，曲培临终前，将扎萨克印信、部落属民以及同德县境内的巴曲上、下游等地都赠献给四世夏茸尕布，成为了达玉部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世夏茸尕布属下的藏族部落与蒙古和硕特旗部落的牧地相连，驻牧地点主要在今贵南县和同德县交界的“夏雄和上、下芒拉一带”。
19世纪末，眼看着藏族其他部落占据环青海湖黄金地段，湖东一带蒙古人势衰之机，达玉部落头人夏克洪宝率牧民渡黄河，驻牧湖东海晏地区。初租借群科札萨克旗牧地，契定每年向旗王爷纳税，后势力渐强，逐渐抗拒贡税，并占据该地，驻牧范围日益扩到东至木里沟咀，西至哈尔盖，北至麻皮寺一带。清宣统元年(1909)，被七世夏茸尕布委任为该部第一代千户，部众各以祖籍和姓氏划分为七个小部落，各设百户分理族务。1929年七世夏茸尕布圆寂后，千户夏克洪宝宦仓阿格女婿周洛因抢夺枪支，杀曹松木部落之娘也海泽库，畏罪逃匿。娘也海泽库族人杀该部千户，此后，该部由白佛寺大管家阿克文保接管。1933年管家用重金贿马步芳，被委任为千户，至此达玉部落度过了一段平稳期。
总之，达玉部落是由不同地域的藏族散户汇聚形成的一个游牧部落，它的形成与夏茸尕布活佛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起初蒙、藏首领献给活佛的属民开始，然后各地无依无靠的牧民以及散户的相继汇入，经过长时期的整合而形成了现今的达玉部落。
（三）门源县华热部落。华热是甘青地区藏族大部落之一，分布在祁连山东端南北麓的湟水、大通河、庄浪河、石羊河上游，黑河以东流域间。行政区划上分属包括今青海省湟水以北的乐都、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河流域的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马蹄区以及武威市边缘一带的藏族聚集区，统称华热地区，分布在这里的藏族就是华热藏族，人口约十五万左右。
华热藏族的特点是地理位置特殊，历史源远流长，分布区域广泛，人口众多，农牧交错的经济结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语言中保留了很多古老藏语词汇，民俗文化尽显原生态特色，服饰靓丽。华热是军旅的后裔，华热两字按字面翻译是英雄再现的地方，或英雄部落之意，另外华热境内牦牛以白色为主，因而也有华热白牦牛之乡的美誉。
门源县境内的华热藏族是整个华热部落的一部分，参考《华热藏族史略》《门源县志》《英雄的部落—门源藏族民俗风情录》《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等的记述，华热部落是吐蕃戍边部队与当地古羌人为血缘主体，尚有鲜卑族、汉族、蒙古族等族群融合形成的一个多元聚合体。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占据青海，在门源金巴台一带筑“新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鄯州都督杜希望破吐蕃新城，置威戍军。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吐蕃重新占据今门源浩门河一带，吐蕃戍边部队落户浩门河两岸，与当地土著人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有一则民间传说，在今果洛玛卿雪山附近，有两个兄弟部落放牧为生，其首领一个叫阿秀，一个叫华秀，曾几何时这两个部落先后来到青海湖边驻牧，过了漫长的时间后阿秀部落迁至今祁连一带，形成阿柔部落，华秀部落迁至浩门河一带，形成华热部落。这虽然是一则民间传说，但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可观，至少华热部落的一个分支来自玛卿雪山附近，后来在青海湖周边活动，再后来这部分人也融入到华热部落的大群体中。
宋初，都罗部落在青海湖东部驻牧，《西宁府新志》载，北宋淳化五年（994年）（都罗）部族首领献供。后来一部迁入浩门河上游融入华热部落，如《宋会要·西凉府》载：六谷部的六族、督六族、多罗族，驻牧浩门河流域。一部进入湟源与当地人融合，就是《明史》和《丹噶尔厅志》中提到的都罗巴族。另外与唃厮啰同行的扎氏部落，在青海湖一代担任过万户长，这一部分人的后裔也融入到华热部落里。后来这一片地区连同河西走廊被西夏占据百年有余，但部族成分没有丝毫变化。
公元1246年，西藏萨迦派第四任宗主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于次年和阔端汗进行会谈，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不久八思巴到元大都任宣政院院长。宣政院在河州(今甘肃临夏)置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领甘青川一带的藏族事务。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青海境内委任了二十几个囊所（地方官职），其中在今大通和门源一带设置了赛科合囊所，管理这一带的藏族部落，但是赛科合囊所影响不大，只有早期的一些零散记述外，没有更多的信息。
明代大量汉族到这里戍边的同时，蒙古族的势力也逐渐延伸到这里。当时浩门河上游一带主要有巴沙部落居牧，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受招抚。明朝政府为加强王朝凝聚力，有效的管控边缘地区，对当地土豪及部落头人根据其势力大小及威望授予各种官爵，巴沙部落头人委以重任。后来蒙古人占据巴沙部落的草地，巴沙部众失地远徙至互助一带，与互助巴扎部落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在藏语中是统一的族名。
清初，有官爵、辖地、土民和土兵的土官纷纷归顺清王朝，从世祖顺治四年到十一年（公元1647年-公元1654年），清政府相继发给各土官号纸印敕，正式称其为“土司”，并分别授予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同知等职衔。大通川的藏族部落首领被委任为土司，史称曹土司，但曹土司的情况史籍记载寥寥无几，充其量是一个外委土司而已。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西藏哲蚌寺学者端智嘉措受四世达赖的旨意到青海湟水流域传法，在大通受当地蒙藏部落的请求及协助下创建色科合寺，康熙末年有寺僧700余人，经堂、僧舍600余间。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反清期间，寺僧不明形势，援助叛兵，遂“使修行之区，转为藏奸之薮”。次年底，清兵到大通，破色科合寺，法台却藏活佛等大小僧众及周边群众700余人惨遭杀戮，寺院建筑毁于一旦，周边部众四处逃难。接着清兵到浩门河，用同样的手段焚烧加尔多寺、仙米寺，百余寺僧及群众遭到诛戮，四周部众中能逃离的几乎远走他乡。加尔多部落是浩门河上游最大的部落，当加尔多寺被清兵焚烧的时候，众多寺僧及部落青壮年人与清兵对峙，结果死伤无数，剩下的大部分人远走他乡。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政府拨银10万两，修复色科合寺，并赐题“广惠寺”。这样，一度衰落的广惠寺又恢复兴旺，周边部落也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人口减少了一大半，土地也损失了一大半。在清廷清查各部落户口，划界定牧时，当时门源地区有西宁县属的“北山番族”两部，即仙米族和珠固族。广惠寺所属“上五族”，即散布于大通、门源上部一带的藏族，包括加尔多部落(新顺族)、沙如乃尔部落(兴马族)、班固部落(归化族)、阿布藏部落(向化族)、尔克腾部落(那隆族)。其中新顺部落在明末清初是门源地区最大的一个部落，属地包括仙米、克图地区和西河坝以东的祁连山南麓及大通的东峡地区，头目达尔汗卡。该部雍正年间因策应罗卜藏丹津反清，加尔多寺被焚，死数百余人。一部分逃至西藏那曲地区，经过发展壮大今称安多麦玛部落。其余在善后安置时一分为二，一部沿用旧称，限定于泉沟台多麻滩到尕牧农这一山边地带驻牧。另一部从该部析出后，留在克图河以东地段内与仙米寺属部众合为仙米部落。归化部落多数驻牧大通，部分驻牧于浩门河南的大沟脑至巴哈一带。珠固部落和仙米部落一直在门源境内，而向化部落和兴马部落、那楞部落在大通县境内。
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平定后，年美尧上奏青海善后事宜，《清史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年一入贡，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间，喇嘛不得过三百人，边外筑墙建堡，大通河设总兵，以及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人前往屯田等，议行。在地方史学者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述，这一波人总共有七万人，都安置在当时的大通卫，即今天的大通县和门源县。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位于大通川的藏族首领曹通温布，以功授职，被任命为土千总户，并赐以土司名字的首音的谐音汉字为姓氏，称曹氏，其后裔子孙世称曹氏。《清史稿》载：“曹通温布，大通川人。乾隆元年，以功补大通川土千户，世袭。每年应纳贡马二十四匹，共折银一百七十三两。后因回乱，番民逃亡，总督左宗棠咨部，暂以半价交纳，由大通县管理”。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编撰的《皇清职贡图》载，大通卫土千户纳花布藏所辖兴马等族番民，本朝雍正元年归服，安插于大通卫之河燕麦川二处。纳花布藏即曹那港花布藏，大通曹土司曹通温布之子，承袭父土千户职，辖九寺五族，各部落设有“马头”1人，由千户任命，任期1-2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辖地域跨大通、门源、祁连、互助等地，原五族也增加到十族。大通千户由曹通温布家族世袭九代，至乙细旦曾安木加时无嗣续。清道光年间，呈准将千户所辖地及印信转交至广惠寺，由该寺大拉浪管家行使千户一职，但实际当家的是敏珠尔呼图克图，他既是广惠寺的寺主，又是九寺十族真正的精神领袖。
仙米和珠固两个小部落早期不是广惠寺所属，是西宁直属的“北山番族”，这两个小部落各有自己的寺院，有自己的部落头人，如仙米有独立的仙米千户，珠固也有单独的头人叫囊，应该是囊所的简称。
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大通县划出北大通的红山堡、永安堡和祁连八宝、阿力克一带，西宁县划出仙米寺、珠固寺属一带地方，设置了门源县。由于大通与门源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即两地的藏族同属于华热部落，在行政区划上又属于同一个地区，广惠寺是这一个地区的母寺，敏珠尔活佛是当地的精神领袖，如今行政区域虽然划分为二，但广惠寺与千户在两地的影响仍然存在。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下令改土归流后，门源县府设五族总办事处，委总办事员1人，各族分设办事员1人，马头1人，老者1人。五族百姓名义上虽与广惠寺不存在隶属关系，但由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广惠寺大拉浪管家仍对五族行使管理权。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政府委任广惠寺管家阿南珠为九寺十族千户，并颁发印章一颗。解放初期末代大拉浪管家祁旦增兼管土千户事宜，直至1958年。从此以后，寺院与千户的特权或影响彻底消失，两个县的各族人民在新政府的带领下，积极投身建设家乡的运动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56年苏吉草原上设立了浩门农场，门源种马场也扩大了地界。原住地的藏族迁移到南石头沟、燕麦图呼一带。1958年后，撤消石门乡，藏族分散在东川的甘沟、却藏、尕牧隆和泉口的西河坝垴山地带。上世纪80年代，兰空部队农场撤消后，从浩门河南迁移部分群众设立了药草梁村，同时浩门农场让出部分土地，设立了苏吉湾村。截止2008年全县藏族人口为1611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5%，其中仙米乡2699人，珠固乡2691人，皇城乡452人，苏吉滩乡1446人，浩门镇2954人，青石嘴镇(包括种马场)668人，泉口镇918人，东川镇2952人，阴田乡172人，西滩乡787人，北山乡248人，浩门农场130人。全县12个乡镇中除麻莲乡外，其余十一个乡镇都有藏族居住，2022年初，全县藏族人口16695人。
（四）祁连县阿柔部落。阿柔部落也是青海藏族中的大部落之一，历史悠久，地域分散，内部分许多小部落。依据《安多政教史》《阿柔风物记》《阿柔历史玛沁雪山之魂》《祁连县志》《历史的痕迹-祁连县地名文化释义》等的记载，阿柔部落是藏族远古六大氏族“噶”氏的后裔，吐蕃时期来青海戍边，在漫长的发展期间吸收了一些当地的“董”氏成分。阿柔部落起初的落脚点在阿尼玛卿山附近，其大概地理方位在今果洛玛沁和玛多一带。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其根据地主要在玛多以东，阿尼玛卿山以北，共和恰卜恰以西的广大地区，今兴海温泉一带是阿柔部落的中心区域。
“阿柔”在汉文史籍中有“阿日格、阿里克、阿力克、阿力苟、阿哩克”等多种写法，都是藏语“阿柔”的不同记音。《卫藏通志》称“阿哩克族，共十一族，属下番人九百一十九户，东至多尔宗察汉诺门罕，南至纳克溪色特尔布木，西至厄林汤奈，北至阿尔坦达赖呼图克图。《西宁府新志》记载，住牧东提地方阿里克族，郡城南七百余里。
关于阿柔部落的分支及分布情况，一般的史料简单的划分为上阿柔、中阿柔和下阿柔，或上部杂阿柔、中部石藏阿柔和下部祁连阿柔。这样的划分太过于粗略，无法将阿柔的全貌包含进来。据祁连阿柔大寺的学者历经十几年，对分散在各地的阿柔部落31个点进行了调研，除去各地的阿柔散户，至今仍然用阿柔部落名称的分支及分布情况，在新编著的《阿柔风物记》里进行了记载。另外玉树曲麻莱县阿柔部落的学者也做了相应的调研，与祁连阿柔学者的统计基本一致，后来笔者和这两地的调研人员进行详细的沟通，在此引用时，做了一些相应的补充和说明。
上部阿柔：西藏那曲阿柔和阿里阿柔、四川石渠县杂阿柔、青海曲玛莱县玉树阿柔。
中部阿柔：青海兴海县温泉阿柔、河南县藏阿柔、玛沁县拉加阿柔、玛沁县阿柔、贵南县塔秀阿柔、甘肃玛曲县欧拉阿柔、四川若尔盖县阿柔、红原县阿柔、阿坝县阿柔。
下部阿柔：青海祁连县阿柔、海晏县达玉阿柔、华热阿柔、海西天峻县阿柔和德令哈市阿柔等，总人口估计约在15万左右。
这么多阿柔小部落是怎么分散出去的，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也无法揭开其中的谜底。不过民间的口述史认为，唐宋时期阿柔部落一直是军户的形式存在，战时全民皆兵，随时调遣，随时换防，造就了阿柔部落无处不在的局面。但是也不能排除内部纷争出走的，或逐水草而居，主动走出去了再也没有回过头来的。后来和平年代，他们在各地放下心来过着游牧生活，都自称阿柔部落，或阿柔部落后裔。他们有共同的图腾，亘古不变的记忆，阿尼玛卿是他们的神山，青海湖是他们的圣湖。
元代是阿柔部落发展壮大时期，由最初的原始家族血缘群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元初（公元1251年），阿柔部落首领华本加被大元帝师、宣政院院长八思巴任命为千户，被蒙古赛庆王任命为“艾疆台吉”，素有“双衔千户”之称，从此千户世系代代相传。元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白玛太继任第二代千户，建立了“官事18 骑士、差役36人”的政治组织形式，管理部落事务。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齐曲乎继任第三代千户，制定了严明的部落章程，对部落的治理进一步规范化。经过以上三代千户的努力，阿柔部落呈现出较快而平稳的发展态势。
到了明清时期，阿柔部落相关的各种历史记载逐渐丰富了起来，为我们正确了解阿柔部落的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帮助。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果洛“董”氏部落和康区的“治”氏部落发生较大的部族纷争，史称“董治之争”。游牧于玛多一带的阿柔帐圈深受其害，其中在东科合一带游牧的当日玛和希科合一带游牧的悠日玛两个小部落，为躲避纷争迁徙到到玉树称多与曲麻莱县接壤的年措部落地界扎根，其中一部继续西迁至四川石渠阿日扎一带，史称上部“杂阿柔”。
从明代中叶至清初的约两百年时间是阿柔部落的鼎盛时期。第五代三智嘉于明朝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继任千户。第六代阿柔完德智华黄秀于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继任千户，此时正值蒙古人入据青海时期，环湖地区的藏族大部落纷纷远徙，而有些小部落或散户只能依附于蒙古领主生存。在众多藏族大部落中唯有阿柔部落一直在原地放牧，与蒙古人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主要得益于阿柔完德的卓越才能。他在部落管理以及对外关系上，首先管控自己的部落，不与蒙古人进行正面交锋，其次与蒙古人积极接触，消除彼此间的敌视，鼓励阿柔学者到蒙古大本营念经祈祷，治病救人，还鼓励蒙藏通婚。阿柔部落稳定发展的同时，众多无依无靠的小部落和散户，积极投奔阿柔部落，如德芒和芒萨两个小部族就在这时期前来投靠，阿柔部落已形成由11个小部落组成的大部落，游牧在清水河上游（今兴海县温泉）、黄艾沟(今兴海县大河坝)一带。在阿柔部落的历代千户中，阿柔完德被神化，被当作民族英雄来传唱。
第七代桑杰加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继任千户，继续秉持前辈的管理理念，阿柔部落内部制度完善，家底殷实富足。当三世达赖和五世达赖经过阿柔部落的土地时，阿柔部落先后力邀两位到部落传法灌顶。根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三世达赖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来到青海阿柔地方的噶沃塘一带，阿柔部落献马千余匹，牛羊近万头(只)。又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赴京途中在青海阿柔地方的噶沃塘一带歇息三天，阿柔部落倾尽所能奉献了大批布施。
清康熙末年（公元1722年），阿柔多杰继任第12代千户，阿柔部落在与果洛部落的纷争中再度失利，千户战死，临死遗言，要求部落迁往他乡，另谋出路。小百户罗桑才让率藏格玛、藏纳玛等部迁入黄河南岸前首旗牧地，成为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的部众，史称中部“藏阿柔”，游牧地点在今河南县宁木特镇一带，人口已发展到12000人。
乾隆年间，第13代千户窦拉杰因与头人索南诺布发生争执，遂带领齐西和角西两个小部落，迁到黄河以北放牧为生。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扎德黄秀继任第14代千户，由于阿柔部落和果洛部落之间长年发生邻里纷争，致使当地牧民苦不堪言，为了躲避灾难，在部落头人的带动下离开故土，开始向北迁移。不久，阿柔部落的主体已移牧至登弩尔特(今兴海县鄂拉山附近)、哈隆乌素(今兴海县温泉一带)、垤列瑙尔(即苦海，今玛多县的豆错湖)一带。与此同时，大百户克智布率领的部落主体从河北出发，途经黑马河至倒淌河一带、海晏地区，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迁入祁连山下落户，史称“下阿柔”。至此，阿柔部落从故土分离完成，形成阿柔上、中、下三部。
到了祁连山下后，千户扎德黄秀租赁先期到此的蒙古默勒王牧地。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陕甘总督对环湖藏族部落重新编制，百户叶丹木趁机前往总督府和西宁办事大臣府赠送厚礼，被提升为第15代阿柔千户，划分了草山，颁发了地契，认可了阿柔部落在祁连地区的合法地位。清同治五年（公元1856年），第16代千户索南多杰时期，陕甘总督叶秉、青海大臣福济正式批准阿柔部落成为“环湖八族”之一，设千户一员，百户四名，属民2000余户，人口约6千人左右。祁连阿柔的形成，标志着自乾嘉年间开始，持续百年之久的黄河以南藏族的北迁运动，最终以“环湖八族”的形成而告终，蒙藏两族的分布格局也重新进行了大的洗牌。
南卡才项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继任第20代阿柔千户，他有勇有谋、才智过人。为了阿柔部落的利益，他一方面与青海马家军巧妙周旋，另一方面与蒙古默勒王及大通广惠寺广泛结交，先后获得两份地契。有了放牧的地方，阿柔部落上下齐心协力，经营草原，放牧为生。
为了进一步与默勒王搞好关系，千户南卡才项将堂妹嫁给了默勒王之子曲军索南扎西。索南扎西去世后，其子贡保多杰少年袭位。贡保多杰与更部落头人更·索南扎西联姻后，亲王职权由岳父辅佐代理。更·索南扎西代表默勒王多次赴南京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并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了感谢阿柔千户，更·索南扎西在晚年时将默勒王所属地盘与地契交给南卡才项，由他代行王权。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卡才项正式接管默勒王属地，统管该地区藏蒙两族一切政教事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于无法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阿柔部落起而反抗青海马家军。马家军先后两次派兵镇压阿柔那合仓和嘉雅两个小部落，多巴等42位青壮年牧民惨遭杀害，阿柔部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局，但英勇无畏的阿柔部落未被现实所困，在千户的带领下，与默勒王和广惠寺结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阿柔部落史》记载，阿柔千户共传20代，历元、明、清、民国，直至1958年被废除。
在祁连地区除了阿柔部落外，还有从海南黄河边迁移过来的果米部落，从化隆迁移过来的藏族散户等小群体。祁连县总人口52633，其中藏族人口13465，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28.97。
解放后，阿柔部落长年迁徙，惶惶不安的日子终于走到头了，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过时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八、结语
青海湖的南北两岸曾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109国道在青海湖南部自东向西横穿湖区，315国道则从青海湖北部穿越湖区，战略位置十分显要。这里曾长期处于民族纷争和地方割据政权你争我夺的重要场域，也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部边陲中的交通要冲。
纵观环青海湖地区的民族迁徙史，大部分都有心酸的经历，在原地无法生存，迁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时间不长又要迁徙。期间免不了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甚至还会遇到军阀全副武装公开抢夺，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总之，迁徙是被动和无奈的结局，但其影响是双向的，其过程既有残酷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通过迁徙，各民族间的文化、经济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也积极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
1949年青海解放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彻底制止了过去那种颠沛流离、人心惶惶的日子，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安稳、民康物阜的生活。尤其是环湖地区的牧民群众，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每家每户有草地和牛羊，有集中安置地。每一个牧户保证电通、水通、路通，有医疗保险，有养老保险，所有小孩都能就近上学。牧民群众当家作主，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上环湖地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力有效兜牢民生底线、不断增进百姓福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只有党和政府才能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人民群众过上幸福日子的强烈愿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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