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吐蕃“王子”称号新探
作者：刘凤强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23-11-09 15: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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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赞普到王子：河湟吐蕃“王子”称号新探
刘凤强
摘要:宋金时期河湟吐蕃“王子”称号很受学界关注。关于“王子”是否为王号，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少探讨和争论。结合藏汉文献记载，进一步联系吐蕃赞普名号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王子”称号是伴随赞普名号的衰弱而出现的，是河湟吐蕃根据当时社会形势为加强统治采取的一项措施。该称号兼具政教双重内涵，反映出当时藏族地区逐渐走向政教合一道路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赞普；河湟吐蕃；王子
赞普是吐蕃对本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因统治需要，该称号被赋予神的色彩，成为吐蕃王室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手段。然9世纪中期，吐蕃统一政权瓦解后，西藏进入分裂时期，赞普名号逐渐失去了原有号召力，根据社会形势变化，不同割据势力又开始探索新的称号及统治方式。
一、佛教对赞普名号内涵的冲击
应该说，赞普涵义的变化及名号的衰弱不始于分裂时期，而是佛教在吐蕃兴起后，对赞普形象的重新塑造，致使原本赞普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史书记载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的来历看，赞普之名最初与苯教有密切关系，是苯教信仰中天神观念赋予王权合法性的手段，聂赤赞普被人为地塑造成天神之子入主人间的形象，对悉补野部统一青藏高原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吐蕃掌权者基本都以赞普为名，并冠以很多天、神的词汇，如“ལྷ་སྲས་མྱི་ཡུལ་གྱི་རྒྱལ་མཛད་ཅིང་བཞུགས་པ་ལས་（天神之子做人间之王）”， “ལྷ་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བཙན་（天神赞普赤松德赞）”， “མྱིའི་རྒྱལ་པོ་ལྷས་མཛད་པ།།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ཁྲི། ལྡེ་སྲོང་བཙན་（天神来做人主，天神化身赞普赤德松赞）”， “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ཁྲི་གཙུག་ལྡེ་བཙན་（天神化身赞普赤祖德赞）”，表达赞普为神人合一的观念。通过这种方式，吐蕃时期有效增强了赞普的地位，保证赞普之位始终掌握在悉补野部家族中。有学者指出：“吐蕃赞普的神性，从未受到质疑，在整个唐代吐蕃史上看，也未曾有过贵族想取而代之”，这不仅与中原王朝有别，与突厥、回鹘等也不同。然佛教的引入并在吐蕃广泛传播，对赞普名号内涵逐渐产生冲击，以苯教信仰为基础的赞普称号，与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佛教在从赞普到王子：河湟吐蕃“王子”称号新探吐蕃传播，经历了一番本土化过程，方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其中对赞普名号的改造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赞普为观世音化身的说法，随着佛教的发展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吐蕃时期成书的《于阗大授记》记载，于阗两名僧人在文殊菩萨的喻示下，前往吐蕃瞻仰观世音的转世——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显示观世音圣容，于是于阗僧人认定松赞干布为观世音的转世。不过，佛教徒对赞普内涵的修订，并没有完全替代早期苯教所赋予的内容，而是借鉴传统苯教说法，对之加以发挥和创造。终吐蕃时代，圣神赞普一直沿用，赤德松赞墓碑应立于赤祖德赞时，已至吐蕃晚期，仍称“བཙན་པོ་ལྷ་སྲས། འོ་སྡེ་སྤུ་རྒྱལ།། གནམ་གྱི་ལྷ་ལས་མྱིའི་རྗེར་གཤེགས་（赞普天子鹘提悉勃野，天神化现，来主人间）”。这也体现出吐蕃时期佛苯并存的事实。然，随着佛教发展越来越占据上风，最初赞普作为天神之子统治人间的说法，开始与佛教新赋予的赞普含义并行，圣神赞普有时会书写为“庄严圣神赞普”，赞普逐渐被誉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法王，“群生悟而净眼开，邪魔闻之胆裂，是以广崇正教，匡护于兹者，则我当今赞普之谓欤！”赞普与菩萨的衔接越来越完美，敦煌愿文称：“奉用庄严我当今圣神赞普，伏愿永垂阐化，四海一家，广□人（仁）风，三边镇静，南山作寿，北极标尊，长为菩萨之人王，永应如来之付嘱”。表面上看，圣神赞普仍在沿用，但其内涵却一步一步佛教化，赞普名号衰弱，内在原因正基于此，故分裂时期，佛教徒记载历史时，就很少再用赞普名号了。
伴随赞普名号的衰弱，吐蕃时代他者不觊觎赞普之位的传统，也发生了变化。朗达玛被杀后，尚恐热对人称：“婢婢，书生，焉知军事。我为赞普，当以家居宰相处之”，已有当赞普之语。当麾下反对其暴行，欲图之，尚恐热又声扬“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自松赞干布始，唐蕃间建立舅甥关系，唐太宗封噶尔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唐高宗时曾册封松赞干布为賨王，此后再无接受册封者，赞普继承并不经唐册命。尚恐热不具备当赞普的资格，故请唐册封以慑众，尚恐热称：“贼舍国族立綝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綝妃及用事者”，若依尚恐热之言，认为赞普需经唐朝册封，恐被误导。尚恐热所云只是其依重唐朝以自重的心理，表明割据势力依重唐朝的发展态势。有学者指出，他们在心理上也具备了接受唐朝政治统治和文化的充分条件，分析较为合理。在五代及北宋时期，西北割据地方的吐蕃势力依重中原王朝的心理更加强烈，主动请求册封成为自保以及扩张的手段。
据史书记载，唃厮啰首次被册封是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己酉，以渭州蕃族首领唃厮啰为殿直、充巡检使，时唃厮啰帅其帐下来归，给以土田，未及播种，求俸给赡用，故有是命”，殿直、充巡检使官职甚微，与唃氏作为赞普血统地位似不相符，然史书也明确指出唃厮啰归附目的在于“求俸给赡用”，在其势力尚微之时，求册封的动机可能源于经济诉求。此后，李立遵屡上表求宋廷册封赞普号，李立遵本是“西域胡僧”，利用唃厮啰赞普血统，建立地方势力。尚恐热求唐册赞普只是对属下宣扬，并没有付诸实践，而李立遵不止一次向宋廷求赞普名号，说明他姓可以公然求赞普之位。与此同时，吐蕃赞普陵墓被毁，种种迹象表明，分裂时期赞普的神性已消失殆尽。还应注意的是，唃厮啰作为赞普后裔，在其统治河湟期间，也屡求册封，但从未提出封其为赞普的要求，而且，他自动放弃了本名“欺南陵温籛逋”这一明显具有赞普含义的称号，而接纳了“唃厮啰”之名。同样，唃厮啰之兄名扎实庸咙，亦没有采用赞普之号。
二、河湟吐蕃“王子”名号问题
随着赞普名号的衰弱，唃厮啰家族因时制宜，在内部自称“王子”，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称号。在所有政权中，一般都是王掌握最高政权，很少有称为王子者。令人疑惑的是，宋朝知其称王子，但从未对这一称号做过公开封赐，在册封时基本上用宋臣官职，唯有称“首领”表示其少数民族属性，而唃厮啰及其后裔也从未请求宋册封为“王子”。据史书记载，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权管勾煕河兰会路经略司公事赵济奏：“西蕃阿里骨差首领结廝鸡赍到蕃字译称，‘蕃家王子结施揽哥邦彪籛阿里骨文字，送与煕州赵龙图，探得缅药家日煞点集人马，告汉家边上做大准备，早奏知东京阿舅官家著’。臣却写文字送与蕃家王子阿里骨，‘亦探得缅药家日煞点集，已着将官做了大准备，更体探缅药日煞家待于甚处作过报来。’诏：赵济回答阿里骨文字，不先奏及，便称为蕃家王子，特放罪，其今后往回文字即依已回报称呼”。宋不仅熟知王子称号，在交往中有时亦以王子相称，但从目前史书记载看，“王子”称号仅局限于宋朝边境地方官员与吐蕃交往中，宋廷从未封赐过这一名号。在没有朝廷正式认可情况下，宋官员在与吐蕃交往中，不能随便用“王子”称号，暗示着“王子”属于吐蕃内部称谓，宋廷对此予以默认，却不公开封赐，这就形成了宋廷与吐蕃对最高首领称谓认识上的差别。
关于唃厮啰家族称“王子”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日本学者岩崎力指出：“丛昌厮均及河州其他蕃部的其他成员不仅仅仰仗着唃厮罗（啰）的血统，也利用藏族部落的佛教信仰，有目的地接受钦南陵温逋的新名‘嘉拉’，把‘佛子’加上‘王子’之意，以便促进蕃部的统一。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策略，由此可以加重他们作为皇室成员‘佛陀现世’的份量，并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印象。”日本学者铃木隆一否定了岩崎力的看法，提出“唃厮啰”藏文为“རྒྱལ་སྲས་”，译为“王子”，是青唐吐蕃政权的王号。汤开建撰文对铃木隆一加以反驳，认为唃厮啰并非青唐“王子”之汉译，而是“佛子”，并举出十条史料，佐证青唐政权的首领称“王”或“国王”，并非“王子”。张秀清对汤开建的观点提出质疑，就汤氏所举十条例证加以辨析，认为青唐政权的首领并不是称“王”或“国王”，而是称“王子”。欲澄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王子称号来历考察清楚，方能确定河湟吐蕃是用王还是王子的称号。
张秀清认为，早在8至9世纪的敦煌藏文文献中，赞普就被称为“王子”，其依据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及敦煌文书P.T.1286小邦世系名录，文中共列出七条史料，但该文完全依赖今人汉译文，未能核查原藏文，故其依据并不可信，笔者将这些史料出现“王子”之处的藏文标出，可探其实。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共六条史料，原书后附有拉丁文转写，笔者在此一并将拉丁文转写列出：
第一条：“种福田者为王子（lha sras）”
第二条：“祝愿王子赤祖德赞（vphrul kyi lha btsan po khri gtsug lde brtsan）陛下……坚不可摧的王子（lha sras）和……”
第三条：“王子赤祖德赞（lha sras khri Gutsug lde brtsan）脑海的目标即将实现”
第四条：“祝愿王子赤祖德赞（rje lha sras khri gtsug lde brtsan）陛下”
第五条：“牛年仲春初四日，王子（lha sras）……”
第六条：“祈求借助王子（lha sras）赤祖德赞的善行……”
张氏还引用了敦煌文书P.T.1286小邦世系名录，可惜没有利用敦煌文书原文，而是转自法国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一书，其译文为：“在每一个小王国中，在各自的小城堡内都居住着一位王子和这位王子的大相们”，语言辗转翻译，难免失真，不求敦煌文书原文，而以译文为据，很可能会出问题。查敦煌文书原文为“རྒྱལ་པྲན་ཡུལ་ཡུལ་ན། མཁར་བུ་རེ་རེ་ན་གནསྟེ། རྒྱལ་པྲན་བགྱིད་པ་དང། རྒྱལ་པྲན་གྱི་བློན་པོ་བགྱིད་པ་འི་རབ་ལ”，王尧译为“遍布各地之小邦，各据一个堡寨，任小邦之王与小邦家臣者，其历史如下”，并没有王子相应词汇出现，故这条史料不必再加讨论。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所列六条史料，称赞普为“ལྷ་སྲས་”，被译为“王子”，这种译法值得商榷。在《藏汉大辞典》中“ལྷ་སྲས་”确有王子、公子王孙的译法，然该译法的前提，“ལྷ་”是帝王、人王，“ལྷ་སྲས་”仍是指王之子，而不是王的代称。其实，“ལྷ་སྲས་”用来指赞普在敦煌文书及吐蕃时期石刻文献中经常出现。敦煌文书述吐蕃祖源称：“གནམ་ལྷབ་ཀྱི་བླ་ན་ཡབ་བླ་བདག་དྲུག་བཞུགས་པ་འི་སྲས། གཅེག་གསུམ་གཅུང་གསུམ་ན། ཁྲི་འི་བདུན་ཚིགས་དང་བདུན།། ཁྲི་འི་བདུན་ཚུགས་ཀྱི་སྲས། ལྡེ་ཉག་ཁྲི་བཙན་པོ། ས་དོག་ལ་ཡུལ་ཡབ་ཀྱི་རྗེ་དོག་ཡབ་ཀྱི་ཆར་དུ་གཤེགས་ནས། ལྷ་སྲས་མྱི་ཡུལ་གྱི་རྒྱལ་མཛད་ཅིང་བཞུགས་པ་ལས། མངོན་དུ་ཐལ་དགུང་དུ་གཤེགས་པ་（降世天神之上，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顿祉共七位，墀顿祉之子即岱·聂墀赞普，来做雅砻大地之主，降临雅砻地方，天神之子做人间之王，后又为人们目睹直接返回天界）”，此处“ལྷ་སྲས་མྱི་ཡུལ་གྱི་རྒྱལ་མཛད་”，不可能译成“王子来做人间之王”，只能是“天神之子”，后世赞普自称“ལྷ་སྲས་”，均源于此，赞普乃天神之子的观念也被反复重申。赤德祖赞时，南诏王阁罗凤归降吐蕃，赞普君臣高歌“དགུང་སྔོ་ནི་བདུན་རིམ་གྱི།། ལྷ་ཡུལ་ནི་གུང་དང་ནས།། ལྷ་སྲས་ནི་མྱི་འི་མགོན……ཕ་སྐྱབས་ནི་སྡུག་བཙལ་པའ།།ལྷ་སྲས་ནི་བཙན་ལ་བཙལ།།ལྷ་སྲས་ནི་གཙུག་ཆེ་ལ་（在七重天之苍穹，从神境苍天之中，降一天子为人之救主……他为了救护父辈免受苦难，投靠天神之子赞普，天神之子教化广备）”。歌词先追溯赞普为天神之子（ལྷ་སྲས་），然后亦以“ལྷ་སྲས་”称赤德祖赞，故也不能译为“王子”。《赤松德赞墓碑》“བཙན་པོ་ལྷ་སྲས། འོ་སྡེ་སྤུ་རྒྱལ།། གནམ་གྱི་ལྷ་ལས་མྱིའི་རྗེར་གཤེགས（赞普天子鹘提悉勃野，天神化现，来主人间）”， “ལྷ་སྲས་”亦是指天神之子。在敦煌文书和吐蕃石刻文献中，我们经常看到赞普与“ལྷ་སྲས་”连用，都是赞普为天神之子入主人间的延伸，表达赞普的神性，“ལྷ་”是天神之意而不是王，故而译为“王子”不当。张氏指出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中不见赞普被称为王子者，其实藏文也不称王子，所谓王子情结由来已久，系在误译基础上的推断。若吐蕃时期已有赞普称王子的情况，为何分裂时期古格王国更多的运用国主、国王，而不称王子？在卫藏地区，王子一词从未见用于最高首领，只有汉文文献称河湟吐蕃最高首领为“王子”，其地位都是王，而不是王之子，由此判断王子不是“ལྷ་སྲས་”的汉译。吐蕃时期赞普之子，即王之子，不称“ལྷ་སྲས་”而是“བཙན་ཕོ་སྲས་”，如敦煌文书中称赤德祖赞之子拉本王子为“བཙན་པོ：སྲས་”，《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称未继位的赤松德赞“བཙན་ཕོ་སྲས་ཁྲི་སྲོང་ལྡེ་བརྩན་”，可译为“王子赤松德赞”。
凉州六谷蕃部首领都不具备赞普血统，在汉文文献中也没有提及王子一词，五代、北宋对凉州六谷蕃部的册封，都完全是按内臣职官封赐。直到唃厮啰的出现，西北一带具有赞普血统的统治者方登上历史舞台。据笔者考证，汉文文献的“唃厮啰”，并不是宋人对藏文的汉译音，而是汉文对羌语的汉译，结合清以前即有“罝勒厮啰”，清人改译为“嘉勒厮赉”的情况，可还原藏文为“རྒྱལ་སྲས་ལགས་”，是“རྒྱལ་སྲས་”的尊称，二者含意相同。“རྒྱལ་སྲས་”汉译有两种含意，一是རྒྱལ་བུ་王子；二是བྱང་སེམས་佛子，菩萨的异名。最高首领称号具有双重含义，在吐蕃时期已经开始得到运用，《谐拉康碑》称赤德松赞为“གནམ་ལྷབ་ཀྱི་རྒྱལ་པོ། 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天降之王圣神赞普），《唐蕃会盟碑》中“大蕃圣神赞普”对应的藏文应为“བོད་གྱི་རྒྱལ་པོ་ཆེན་པོ་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都包含国王和天神赞普双层含义，这是沿袭传统神人合一的称呼，其意为具有神性的国王。“རྒྱལ་སྲས་”可译为王子和佛子（菩萨的异名），可能是随着吐蕃佛教的发展，佛教徒欲将赞普血统与佛教联系起来添加上去的，如果“རྒྱལ་སྲས་”亦可作菩萨理解，恰与赞普乃观世音化身相吻合。前人对“王子”争论不休主要缘于认定王子乃王之子，或吐蕃王室的后代，而忽略了“རྒྱལ་སྲས་”（王子）具有双层含意。河湟吐蕃在放弃赞普名号的同时，赞普乃天神之子的观念也随之消失，“ལྷ་སྲས་”被“རྒྱལ་སྲས་”代替。
吐蕃分裂以后，走政教合一的道路，似乎是西藏各地方政权的唯一出路。尼玛衮之孙松艾，初名赤德松祖赞，与唃厮啰的原名欺南陵温籛逋，都是典型的赞普名字，松艾最终也没有使用具有赞普色彩的名称，而以拉喇嘛·益西沃名字享誉藏族历史。据学者研究，益西沃在出家之后并没有放弃最高权力，有些文献中称其普兰国王拉喇嘛，或吉祥天赞普拉喇嘛·益西沃，既是国王或赞普，又是高僧，其名称具有双重含义，而且“ལྷ་བླ་མ་”与吐蕃时期的“ལྷ་བཙན་པོ་”很相似，明显具有模仿痕迹。
回鹘在给宋朝的表文中称，“宗哥李遵送马百匹，与赞普王子定问公主……”，应是唃厮啰在与回鹘交往时的自称，此时，唃氏已放弃了吐蕃时期“ལྷ་སྲས་བཙན་པོ་（天神之子赞普）”或“ལྷ་བཙན་པོ་（天赞普或圣神赞普）”，而称“赞普王子”，全称应是“བཙན་པོ་རྒྱལ་སྲས་”，可译为赞普王子，亦可译为赞普菩萨（或佛子），回鹘采纳了唃厮啰政权的说法，在给宋的表文中用河湟吐蕃的自称。“བཙན་པོ་རྒྱལ་སྲས་”与天喇嘛·益西沃的称号非常相似，反映出吐蕃分裂以后，各地分裂势力谋求发展，充分利用赞普血统与佛教双重作用的历史特征，这是藏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对阿里地区，遗留在西北一带的吐蕃民众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民族交错的社会局势，汉族、羌族、吐谷浑、氐族等与藏族交错杂居，不过，经历吐蕃长期统治后，西北地区民众对赞普血统已产生了心理认同，而且吐蕃崇佛之风对西北佛教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北宋时期，河湟地区的特点是，一方面“西蕃种类皆尊大族，重故主。诸族有承唃氏之后者，羌人皆畏服之”；另一方面，“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郡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这两点构成唃厮啰能统治藏、羌等民众的基本条件。李立遵作为高僧仍要依赖唃厮啰的身份，李氏急切地向宋廷求赞普名号，正是因为他在血统方面有欠缺，一旦没有唃厮啰这面旗帜，加之李立遵连续兵败，将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同样，李立遵手下僧人鱼角蝉（清人改译为裕木扎卜沁）于渭州吹麻城立文法，欲聚众起事，结果很快破散。有些僧人在政治方面能力很强，有较大势力，甚至可以充当部族酋长，但他们往往迎请有赞普血统者出面立文法，以增强自身实力，如蕃僧结吴叱腊（清人改译为结斡恰尔）“极有力量，过俞龙珂远甚”，但他并不能自立旗帜，“蕃僧结吴叱腊及康藏星罗结两人者，潜迎董裕诣武胜军，立文法，谋姻夏国，有并吞诸羌意”，说明仅有僧人身份很难统众。再一方面，具有赞普血统的唃厮啰家族，离不开佛教的支持，高僧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河湟地区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作为世俗首领，不仅要兴建寺庙，重用僧人，还要具备佛教承认的身份，而不是单纯的世俗之王，他们需要类似于法王之类的称号，如同阿里的“天喇嘛”，“རྒྱལ་སྲས་”的双重含意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故以此为号远比衰弱的赞普名号更有影响力。
河湟吐蕃自唃厮啰始，对外交往时都以王子自称，前文已提到回纥称唃厮啰为赞普王子，西夏给宋表文称“夏国累得西蕃木征王子差人赍到文字”，显然，河湟吐蕃在与西夏交往时自称王子。阿里骨在给宋臣文字中自称蕃家王子，其他如瞎征、溪巴温等称王子，均出自宋西北地区官员向朝廷的奏报，这些官员与吐蕃交往多，已习惯于将“རྒྱལ་སྲས་”称为王子。另外，王子作为最高首领的称号，在河湟吐蕃具有惟一性，如同回纥的可汗名号一样，可以承袭，如唃厮啰、董毡、阿里骨、瞎征都有王子的称号，属于承袭。在不同势力争夺权力时，胜者方可称王子，如溪巴温杀鬼章子阿苏，夺锡勒噶尔城，自称王子。溪巴温乃扎实庸咙之孙，赞普血统，王之后裔，此前不敢称王子，说明王子乃是王号，而不是王之子或赞普之后裔，溪巴温一旦称王子，部族多归服，原具有王子称号的瞎征弃印逃走。可以推断，王子作为河湟吐蕃王号应没什么疑问，但王子并不是仅具有政治权力或佛子的含义，而是政教合一的巧妙结合，故此，笔者认为岩崎力的观点可能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汉文文献中赞普、王、王子同时出现，我们不必过于追究，唐代藏文文献中有时也称赞普为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称“མྱི་འི་ནི་མྱི་བུ་སྟེ། ལྷ་འི་ནི་སྲས་པོ་བཞུགས།། རྗེ་བདེན་ནི་བཀོལ། དུ་དགའ་”（有一人，是人之子，实为天神之子，唯真正的王，吾等方乐于受差遣），《唐蕃会盟碑》“བོད་ཀྱི་རྒྱལ་པོ་ཆེན་པོ་མཛད་པ་”（来做大蕃之王）。汉文文献中称赞普为王的也很多，如“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 “赞普，戎王也”。有时还称赞普为主，如敦煌文书称，“尽用庄严当今圣主”、“伏惟圣主览图握镜”。在汉文文献中，王、主可以指代任何地方政权的首领，而不管其本民族的称号如何，虽有王、主等不同称法，但赞普作为吐蕃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正如汉文文献将吐蕃的“尚”或“论”称为宰相一样，只是采用汉语语境的说法而已。同样，回鹘称可汗，敦煌文献中亦有“回鹘王”的称呼，王只是汉文文献中对少数民族首领的称谓。汤开建在反驳铃木隆一所列十条史料中，第一条出自《辽史》，我们不排除辽曾册封唃厮啰为王的可能，故称“吐蕃王”，也有可能只是元代修史时的叙述方法，另外九条均是汉文献的叙述，并非河湟吐蕃的自称。众所周知，在宋朝给河湟吐蕃的封号中有大首领的称呼，但我们并不认为首领是河湟吐蕃自称的王号，此外，汉文文献还有称首领为酋、主者，如“蕃酋木征遁去”， “青唐遣人前去迎瞎养咓前来青唐为主”、“当元符中，青唐主瞎征弃其国”，并不代表河湟吐蕃以酋、主作为王号。“རྒྱལ་སྲས་”无疑应是河湟吐蕃内部的王号，宋人将之译为“王子”，然并没有得到宋朝廷的认可。
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河湟吐蕃“王子”称号的争论，主要局限在宋代汉文文献中的称呼，而缺乏对赞普名号衰弱的历史考察，也没有对“王子”的藏文作进一步探究。宋金时期河湟吐蕃政权，既需要赞普血统得到民众的心理认同，也需要佛教支持，两个必备条件促使唃厮啰放弃原有的赞普名号，改称“རྒྱལ་སྲས་”（王子），兼具政教两层因素。新的称号适应了当时社会形势，有利于加强唃厮啰家族的统治，这也是河湟吐蕃能够兴盛的重要原因。
作者：刘凤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西藏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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