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汉藏佛教文化的历史交往

       陈庆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担任过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并任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士生导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他精通藏文，一生致力于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在藏学研究方面有丰硕的成果。

       5月10日，陈庆英教授做客上海师范大学宗教学重点学科讲座，演讲的主题是“汉藏佛教文化的历史交往”。讲座内容如下：

       关于汉藏佛教文化交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这两个大乘佛教的不同流派的文化交往，一种是汉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的传播地区的活动以及藏传佛教在汉传佛教的传播地区的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一些特定历史阶段中这两种交往会同时存在，不过会以其中的一种为主。

一、吐蕃王朝时期的汉藏佛教交往

      七世纪初到九世纪中叶的吐蕃王朝，是藏传佛教形成和前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为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

       文成公主携带释迦牟尼佛像和佛教经典入藏，在唐、蕃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晚期藏文史书中的一般说法，文成公主新建了拉萨小昭寺，供奉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是由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吐蕃的。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即“谒佛之供”和“七期荐亡”，对吐蕃佛教的制度化并进一步深入民间发挥了影响。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以后，和汉传佛教有了直接的交往，一些汉传佛教僧人进入西藏，或者在敦煌甘州、凉州等地译经、写经，出现了法成（桂·却珠）、摩诃衍、洪䛒这样的历史名人，以及王锡撰写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反映了汉传佛教僧人在吐蕃活动的文书。

        另外，藏文《丹噶目录》（དཀར་ཆག་ལྡན་དཀར་མ最初称为兰噶目录ལྷན་ཀར་མ）中收存有吐蕃王朝时期翻译的六七百种佛经的目录，其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32种。西藏昌都察雅县的仁达摩崖石刻，藏文题记下面出现几十个字的汉文的人名，说明汉地的工匠和僧人在吐蕃参加造像刻经活动。与此对应的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桑耶寺的三层大殿分别采用吐蕃、汉地、印度的建筑形式。
       拉萨小昭寺大殿
       大昭寺

二、宋代经过西夏的汉藏佛教交往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地区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灭法期，其后从十世纪末开始佛教通过青海和阿里两路再次传入西藏，形成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后弘期中由于政治的不统一，形成了藏传佛教的众多的教派。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藏传佛教和汉地的交往主要通过在西北的西夏王朝进行。西夏王室在前期主要接受的是汉地的佛教，在后半期主要接受的是藏传佛教，因此西夏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往的桥梁。藏传佛教和固有的汉传佛教传统在西夏多元宽容的宗教政策下并行不悖，和谐共生。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录了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在西夏中期受到重视和发展的事实。

      西藏噶玛噶举派的都松钦巴（1110—1193年）是该派的初祖法王，他不仅在吐蕃有很大影响，也很受西夏仁宗皇帝的崇敬。仁宗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未能前来，但还是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来到西夏。藏索哇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后，就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很受宠信。后来，都松钦巴所创有名的楚布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璎珞及幢、盖诸种饰物。都松钦巴死后，在其荼毗处建造吉祥聚米塔，藏索哇又自西夏作贡献，以金、铜包饰此塔。又西藏萨迦派祖师扎巴坚赞（1149—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曾被西夏人奉为上师。

      反映西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文物相当丰富，主要为文献和绘画两大类。以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文物最为丰富。贺兰山中西夏时期修建的拜寺沟方塔九十年代出土了不少汉文和西夏文佛经文献。其中的文献部分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类型，显教部分主要有般若、诸经、中观、因明等部类，密教部分则四大部续均有涉及，其中无上瑜伽密续的内容以母续法为主，文献种类和数量都丰富，如上乐、金刚亥母、空行母等修习仪轨，是依据这些续部为基础修习大手印、那若六法的文献。

       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汉文佛教典籍，其中也有不少和藏传佛教息息相关。《大乘要道密集》是一部由元明清宫廷流传的密藏佛法珍本，原被认定为元朝初年帝师八思巴给元世祖传法密宗法本的汉译本。实际上，其中有传、译者的36篇中八思巴集撰的只有4篇，有十几篇是在西夏时期翻译为汉文的。在北京房山云居寺有一种西夏时期翻译、明朝镌刻的藏汉合壁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首列题款二十二行，在武威又发现了此文的西夏文本。这种藏、汉、西夏三种文字对照的经文的出现，说明在西夏的汉藏佛教文化交往的密切程度。
       （《大乘要道密集》）

        西夏佛教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皇室的直接参与。在很多方面对佛教实行加意保护和优容照顾的政策，不少重要佛事活动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实施。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皇帝、皇太后御制的或大臣奉敕撰写的碑铭、发愿文、佛经序等有很多。西夏政府对佛教及其上层也给以很高的地位，并请他们直接参与佛教的管理，这是西夏佛教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西夏佛教制度中最重要的佛教管理，有两个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即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各级管理机构中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官位名称。西夏佛教封号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是“帝师”。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法师、禅师，目前从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西夏帝师已经有五位，他们是：贤觉帝师波罗显胜、帝师沙门慧宣、大乘玄密帝师、妙觉寂照帝师、真圆真证帝师。

        藏文资料中还有一位帝师热巴，是噶举派拔绒噶举的高僧。西夏的“国师”不仅是西夏皇帝之师的名号，还是西夏佛教管理机构的两种功德司正职的职衔。西夏对僧人有赐衣的制度。《天盛律令》中规定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可以减罪，其中赐黄、黑者减罪多，赐绯、紫者减罪少，可见赐黄、赐黑者地位高于赐绯、赐紫者。

三、元代汉藏佛教文化交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元朝版图和元朝对西藏的具体施政以及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官员、僧人、商贾的相互来往，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全面交流发展，共同促进和繁荣了包括了藏族、蒙古族在内的统一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元代汉藏佛教文化的交往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

       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满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特别是忽必烈即位后，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元朝朝廷和皇室中受到尊崇，在元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人员来往上东来的多，西去的少；文化传播上藏传佛教传入汉地的多，汉传佛教传入藏区的少；佛教领袖人物藏传佛教的多，而且地位高于汉僧。这一时期促进汉藏佛教交往的突出人物就是帝师八思巴。

（一）  八思巴其人及主要事迹

1.八思巴的生平

       八思巴全名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1280），幼年丧父，跟从伯父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第四任祖师）学习读写及佛学，以聪明颖悟著称。他3岁时即能念诵咒语，8岁能背诵佛本生经，9岁时在僧众集会上讲说《喜金刚续第二品》，使众人叹服，称他为“八思巴”（vphags-pa，意为圣者）。十岁时随伯父萨迦班智达去凉州会见蒙古皇子阔端。途经拉萨时八思巴以萨迦班智达和苏浦巴为师受沙弥戒出家，起法名为洛追坚赞。1251年底继承萨迦班智达成为萨迦派第五任祖师。1253年在六盘山会见准备远征云南的忽必烈。1254年追随忽必烈到开平。1257年到五台山朝礼，参加僧道辩论。1260年到中都（今北京）。

        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领总制院事。1264年返回萨迦，建立西藏行政体制。1267年动身返回大都，下令兴建萨迦南寺。1269年底到大都，献蒙古新字（八思巴字），晋封为帝师。1273年由皇太子真金陪同返回西藏。1277年在曲弥举行有七万僧人参加的法会，真金代表忽必烈担任法会施主。1280年11月22日在萨迦寺的拉康喇章中英年圆寂，朝野上下无不扼腕痛惜，不胜震悼，追怀旧德，为其修建灵塔，同时下令各郡县建帝师八思巴殿，岁时致亨。“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

        泰定元年，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其制视孔子有加。”元朝德辉重编的《百丈清规》里载有八思巴涅槃日的法会仪式和诵文。其疏语为：“天启有元，笃生辅治之大圣，道尊无上，实为宣文之法王。密赞：‘化基阴翊王度，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位居千佛之中。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尊极一人之上。维兹圣忌，益仰恩光。’伏愿：重驾愿轮，赞四海同文之治化，眷言像季。振千古正法之宗纲。”
      （萨迦南寺）
       （白居寺壁画忽必烈会见八思巴）
      （八思巴生平唐卡）

2.八思巴和佛教文化交流

       八思巴是第一位到山西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撰写了藏文的五台山赞颂多篇，开创了元、明、清三朝藏族高僧与五台山的联系。1258年八思巴作为佛教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参加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的释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的大会，他直接参加问难，使道士李志常等十七人辞穷认输，拜他为师，剃发出家为僧，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

       1267年下令动工兴建萨迦大殿，形制类似汉地的都邑，由此形成了留存至今的规模宏伟的萨迦南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为忽必烈等皇室成员写经、撰写赞颂，开启元明清皇室和藏传佛教写造豪华佛经的传统。八思巴字结合了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的书写习惯，并考虑了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蒙古新字，在创制后达到了可以投入使用的程度，并基本上达到了译写各族文字的目的。这对于汉语词汇进入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以及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词汇进入汉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蒙古新字创制成功后，忽必烈立即下诏颁行。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碑文上广泛使用过这种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新字，因此元代担任官吏的人必须要认识蒙古新字，所以它又被称为元朝的“国字。”

        元朝还在各地设立“蒙古字学”，推行蒙古新字。其奉命造的太庙木质金表牌位，以蒙古新字书写帝后名号，并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伞盖，泥金书写梵咒于其上，还倡建每年2月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白伞盖佛，周游京城内外的活动，形成大都和上都规模宏大的佛教节庆活动。他还撰写《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译成汉文后刻版印行，颁发各路僧人遵行。

        八思巴为汉地、蒙古、西夏、高丽、大理、畏兀儿的4千余人剃度授戒，弘传佛法。他下令广泛收集各种藏文佛教经论和古籍，在萨迦寺组织抄写，其中有不少是泥金书写在瓷青纸上，以求长期保存，萨迦大殿现存的大量华贵经典，多数为当时写造，为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同时还收集到大量的梵文写经（贝叶经），保存在萨迦寺中，成为佛教文化的稀世之宝。将自己对皇太子真金所说的佛法汇集为《彰所知论》，在元代即由其弟子沙罗巴汉译，收入元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中。支持其弟子雄译师多吉坚赞等人到尼泊尔、印度学习梵文，翻译了《旃陀罗波字经》及其注释、《语门遍入》、《语法论·格助词品》、《诗镜论》、《佛本生记·如意宝树》和梵剧剧本《龙喜记》，为藏族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白居寺八思巴木雕像）
       （用八思巴字书写的诏书）

3．八思巴和汉族僧人的交往

       八思巴所交往的人士中还有不少汉地的文人和学问僧。例如忽必烈所亲信的佛教僧人出身的大臣刘秉忠，以及姚枢等人，就与八思巴有过交往。另外，在《萨迦五祖全集》中记载，1270年有一个八思巴的弟子、四川的汉族僧人一讲主（yi-gyang-ju）刻印佛教经藏完成，请八思巴题写赞语，赞语中说：“蒙古之主自太祖起第五传为具足功德之皇帝汗，其在位之至元七年，法主萨迦巴所传八思巴帝师之弟子、生于四川地方的一讲主，悉心学习佛法，对汉地、吐蕃、尼泊尔、印度等地区之圣地及学者生起正见，从彼等处获受恩德，思有以报答，乃将佛法经论刻印完毕，成就一大善业。愿因此善业使教法遍弘、佛陀之意愿成就、皇帝陛下长寿、依教法护持国政、国土清净安乐。此文乃因一讲主一再劝请，比丘八思巴为善业之故写成。愿各方一切吉祥！”

      据《佛祖通载》，此一讲主当即是四川汉僧元一，该书记载：“蜀僧元一游西天回，朝帝，帝问云，西天有佛麽，奏云，当今东土生民主，何异西天悉达多。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献帝，帝宝之于万山供养。元一以西天贝多叶经献帝，帝储以七宝函，严加信仰。”可见是一个到过印度的汉僧，并对用梵文写成的贝叶经有了解。元一还曾经和忽必烈、八思巴在一起讲法，《佛祖通载》说：“帝与帝师坐次，一亢二僧侍侧。帝云：‘何不游戏三昧？’亢以一年小，云：‘从小至大为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鹅身至大，海青彻天飞，天鹅生惧怕。’亢云：‘猪豚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见豚来欺，掷向大千界。’帝师云：‘我以大千界，化为一釜瓮，煮尔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悦。”关于亢吉祥（即华严宗僧行育），《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入临安,次年二月"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如果这一记载属实，可见在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日常交谈中，蒙、藏、汉语文的翻译达到了十分快捷和准确的很高的水平。

4.八思巴的弟子

       噶阿年胆巴·贡噶扎巴。  《元史》中称他为胆巴国师。《胆巴碑》说：“师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在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童子出家事圣师绰理哲哇为弟子，受名胆巴。梵言胆巴，华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继游西天竺国，遍参高僧，受经、律、论，由是深入法赵孟頫海，博采道要，显密两融，空实兼照，独立三界，示众标的。至元七年，与帝师巴思八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子也。”胆巴后来驻锡五台山、大都等地，修玛哈嘎拉法，助佑元军攻打南宋，受忽必烈及元成宗尊崇，受封为国师。他受担任宰相的桑哥的排挤被贬到广东潮州，住开元寺传法。

       1290年，胆巴国师携侍僧昔坚藏在潮州建立了宝积寺，“殿宇既完，师手塑梵像，斋万僧以庆赞之”桑哥倒台后被召回。他途径杭州时成为在杭州刻印普宁藏大藏经的功德主之一。他圆寂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碑》由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书写，成为汉文书法的传世精品。

       桑哥--藏文史籍说桑哥出身于甘青藏区的相传是吐蕃王朝戌守边境因为没有得到赞普命令而没有返回西藏的藏族“噶玛洛”部落，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担任一名译吏，后来在汉藏交界处得遇路过的八思巴，受八思巴赏识，被八思巴带回萨迦寺。后因八思巴的推荐，受到忽必烈的宠信，留在朝廷当官。被提升为总制院使，曾率兵入藏平乱。1287年被忽必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中央王朝担任过宰相职务的藏族人士。
扎巴俄色。  八思巴三部弟子中的康赛传承的主要人物。任八思巴的却本（掌宗教祭祀事务的侍从），曾几度从萨迦到大都，后来在元成宗时担任帝师。却本是八思巴1267年入朝时设置的十三种侍从之一，可见扎巴俄色也在此时随八思巴到大都。
叶辇国师湛阳宜思。 他可能是《红史》所说的八思巴三部弟子中夏尔拉章的喇嘛益西坚赞，随八思巴入朝后曾任忽必烈和皇子茫噶拉的宗教上师。他后来参加1285年开始的藏汉佛教大藏经典的对勘工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就称他为“西番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辇国师湛阳宜思”。

       杨琏真嘉--西夏人，他也是八思巴的弟子。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往往兼通藏汉语文，成为沟通藏汉佛教的中介。元朝统一江南后，忽必烈任命他为江南释教总统，管理江南佛教事务。他按照忽必烈的旨意发掘南宋帝王陵寝，在史籍中留下恶名。但是实际上他对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起了开创的作用。他在江南大力推行藏传佛教，在任15年间，在杭州建立了众多寺院，恢复佛寺三十余所。杭州飞来峰石窟中现存的46尊藏传佛教造像就是1282-1292年间在他的倡导下镌刻而成。类似于他的八思巴的西夏弟子，应当还有不少。

       阿尼哥--尼泊尔人，他在中统年间从尼泊尔到西藏造佛塔，八思巴1265年返回萨迦时成为八思巴的弟子，随八思巴到大都。《元史》说他诵习佛书，长于工艺，后来在元朝任职，大都的许多佛像都是出于他的手艺，遗留至今的有著名的北京白塔寺的大佛塔。阿尼哥的子孙和弟子刘元都是元代著名的雕塑家和管理工艺的官员。

       沙罗巴（1259-1314）--他的名字可能是藏文的释迦罗追（shakya-blo-gros-dpal-bzang-po）的缩称（sha-blo-dpal），河西秦州人，其父祖都是当地的佛教译师，当是精通汉藏语文的藏族人士。他幼年随八思巴到萨迦学习，成为八思巴的弟子，此时虽然还很年幼，不过十二、三岁，又随八思巴到大都。“世祖皇帝尝受教于帝师发思巴，诏师译语，辞致明辩，允惬圣衷，诏赐大辩广智法师。”后来沙罗巴在元朝供职，曾任江浙等处释教都总统，以翻译汉藏佛教典籍著名，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可找到沙罗巴翻译的六种佛典。他曾带领江南佛教高僧、寺院住持等人到大都朝见元朝皇帝。他是八思巴的彰所知论的翻译者。和汉地文人高僧关系很好。当时的翰林学士程钜夫也对沙罗巴佩服不已，曾专门写一首诗赞美他，全诗云:         管主巴是在江南活动的另外一位著名藏传佛教高僧。管主巴，又作管主八或管处八，元人又尊称其为广福大师。据考证，“他即使不是当时帝师直系的萨迦喇嘛，也是萨迦一派重要高僧。”大德六年（1302）至大德十年（1306）年间，他先后在江苏碛砂延圣寺和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和流通了大量的汉文、西夏文和藏文佛经。按《碛砂藏》大藏经《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9末《管主八愿文》，“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五）十余藏，华严诸经忏、佛图等西蕃字三十余件经文外，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版未完，施中统钞贰佰锭及募缘雕刊，未及一年已满千有余卷，再发心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施财叁佰锭，仍募缘于杭州路，刊雕完备。”

       管主巴施刊的佛经涉及汉文、藏文和西夏文的显、密佛经和版画插图，流通的领域涵盖江南、西北、西南，甚至是藏区，对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元代内地的传播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贡献弥多。其中，《碛砂藏》、《普宁藏》和《河西字大藏经》中的版画堪称元代版画精品，部分作品完整保存至今。

      鲁浑萨里--畏兀人，其父乞台萨里精通佛教，曾任释教都总统、同知总制院事。 《元史》则说：“阿鲁浑萨里其（乞台萨里）中子也，以父字为全氏，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世祖闻其材，俾习中国之学，于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后事裕宗，入宿卫，深见器重。”后来阿鲁浑萨里任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负责延揽人材及学术文章。并在桑哥担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宰相时，阿鲁浑萨里与其同任宰相。桑哥败后，阿鲁浑萨里虽受牵连而罢相，但是仍受忽必烈信用，到元成宗时再度出任宰相。
迦鲁纳答思。维吾尔族人，《元史》卷一三四有他的传记，说他是“畏兀儿人。

       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安藏札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蕃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字译西天、西蕃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迦鲁纳答思也是八思巴的一名维吾尔族弟子。他也参加过藏汉文佛经的对勘工作，担任藏文翻译。元成宗时他受封为大司徒，在大都白塔寺专门翻译佛经。

（二）  到西藏出家的宋少帝瀛国公赵显

       1276年，蒙古军进占临安，此时的宋恭帝赵显还不满六岁，就随着母亲全皇后、祖母谢太皇太后及其他朝官、宫廷人员一同送到了北京。很快，忽必烈召见了他，封他为瀛国公。忽必烈曾命赵显叫去劝降文天祥未果。 1282年，赵显已经12岁，从北京被遣送到上都开平生活了6年。1288年，命“瀛国公赵显学佛法于土番”，其母全皇后被令出家为尼。

       藏文材料中记载赵显十九岁到西藏喇嘛庙里出家，被称为“合尊”，即出身于帝王家的僧人。他成为把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并且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翻译了《百法明门论》，对勘重译《因明入正理论》等，成为当时西藏的佛学大师。那塘版藏文佛经《因明正理论》的跋中说：“大汉王者出家僧人合尊法宝，在具吉祥萨迦大寺，取汉文本与蕃字本二者善为对勘，修订并正确翻译之，汉文本名为《入正理论》，而晚近蕃地诸人名之为《正理门论》。”关于他的结局，《佛祖历代通载》记载:"至治三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诏僧儒金书藏经。"根据《红史》、《新红史》《因明正理论》等：“薛禅皇帝（世祖）登极之至元十三年，时蛮子南宋幼主登位三年，伯颜丞相尽取其国土，幼主皇帝被发遣至萨斯迦地方出家为僧。

       后至格坚皇帝（英宗）之时，杀之，出白血焉”。“后於蛮子地方，王统八传，即至於蛮子合尊之中间也”。“大汉王者出家僧人合尊法宝，在具吉祥萨斯迦大寺，取汉文本与蕃字本二者善为对勘，修订并正确翻译之，汉文本名为《入正理》，而晚近蕃地诸人名之为正理门论云”。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二二《大蒙古之王统综述》：“先前，当杭州宫殿被蒙古人火烧之时，蛮子之皇子向蒙古皇帝归顺了，但不得信任，被放逐他乡，到了萨迦地方，修习佛法，人群集聚在他周围。此时，蒙古皇帝的卜算师们说：将有西方僧人反叛，夺取皇位。皇帝派人去看，见许多随从簇拥此蛮子合尊，将此情向皇帝奏报，皇帝命将其斩首。赴杀场时，他发愿说：我并未想反叛，竟然被杀，愿我下一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夺取蒙古之皇位。又据说蛮子合尊被杀时，流出的不是血，而是奶汁”。

（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简称《至元录》，十卷，元代邢州开元寺主持释庆吉祥等撰。至元年间，元世祖“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一一无差。帝曰:‘积年疑滞，今日决开’。”本书叙录所说:“大元世主……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板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顶踵三龄，诠雠乃毕。"本书的主要内容因系对勘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的异同，所以题名作"勘同总录"。

        黄明信在《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中说：本书是以藏文大藏经目录，对勘汉文经藏(见卷首释净伏序)，凡是有汉译本同时也有藏译本的，很多将梵文原名用汉文音译注在经名之下，作者在《般若》部的梵名下发凡起例说:“今此总录，于题目内间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来三藏但以梵文译为华言，所以不存梵名。间有存者，于五义中亦有具一二义故不翻者也。今因与蕃相对，随彼蕃云有无记录，有者著之，无者仍旧。或有的对，或约蕃义，不可一准也。义学高德善二音者，请勿疑矣。”(卷一)这是因为藏文翻译的经典，卷首大都保留着梵文原名的音译之故。汉文与藏文译本有不同之处，则勘其同异，加以注明。这些校勘，对于研究汉藏教典是很好的资料。

（四）元代皇家所建藏传佛教寺院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为了更好地礼遇以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僧人，元朝在首都大都开始了大规模的佛寺修建。截止元文宗时期，其中有皇家所建藏传佛教寺院12座，额定僧人3150人。这些寺院为皇室出资兴建，多为元代政府中掌管神御殿祭亨诸事的太禧宗禋礼院管辖，地位特殊，多在其中设有神御殿（影堂）。寺内通常设有规运提点所（正四或正五品）、规运总管府（正三品）等机构，负责该寺院的日常经费收支和营缮诸事。主要有：

       大护国仁王寺。俗称大都寺，至元七年（1270年）秋，由元世祖的皇后察必、亦即昭睿顺圣皇后发起，元世祖命在都城之西高梁河畔兴建，十一年（1274年）三月建成。成为藏传佛教落户北京的重要标志。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制，以散扎儿为达鲁花赤，李光祖为总管，寺内设察必皇后神御殿，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敕令安放昭睿顺圣皇后御容。

        据《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该寺在大都等处记有水地28，600余顷，陆地34，400余顷；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计有水地13，600余顷，陆地29，800余顷；内外人户达37，000余户；寺庙殿宇达175间，并拥有房舍2000余间。另外，还有大量的山林、矿山、牲畜、河湖、渔场等。在元代，该寺地位之尊、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寺产之富可见一斑。元代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的以帝师为前导、盛极一时的游皇城活动，也是首先从大护国仁王寺或西镇国寺开始，可见该寺在大都的藏传佛教佛事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考证，该寺的位置是现今国家图书馆所在的地方。

       西镇国寺。位于北京白石桥附近的高粱河南，也由昭睿顺圣皇后始建于至元七年（1270年）七月，与大护国仁王寺一起是北京最早建造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寺名“镇国寺”之来，疑与此寺后来供奉忽必烈御座上的大白伞盖有关，原寺名应为“功德寺”或“功德之寺”。与大护国仁王寺一样，西镇国寺也是著名的游皇城活动的开始地点之一。元史记载说，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升高塑像。具仪仗入城。此外，元朝宫廷每年岁末都在西镇国寺举行蒙古族“射草狗”的禳灾活动，只有皇族与达官世家方可参与。该寺的位置在今北京动物园到首都体育馆一带。

       大圣寿万安寺。明代称妙应寺，俗称西四白塔寺。据《元史》，大圣寿万安寺修建于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二十五年（1288）完工。元世祖不仅亲自审定了寺院的四界，而且还令中卫军为其伐木供料。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第一代住持名叫知拣，他是在万安寺建成后由忽必烈亲自下诏任命的。该寺白塔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由阿尼哥和元朝帝师亦怜真等人主持修建。大圣寿万安寺当时的建筑十分精美，富丽堂皇，“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是一座具有具有强烈尼泊尔、印度艺术风格的藏式佛塔与元代宫廷建筑相结合的大型建筑群。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该寺）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月遣大臣致祭。仁宗时期又为五间殿、四座八角楼塑造了140尊大小佛像。大圣寿万安寺建成之后，相继在寺中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佛事活动。至正二十八年（1368）该寺因雷击起火被毁，仅存大白塔和东西影堂。明景泰八年（1457）该寺被改为妙应寺后，该塔又被称之为妙应寺白塔。

       大兴教寺。位于金水河旁阜财坊顺承门内街西，即今西单北大街路西附近，由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敕建，也是元代北京最早建造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寺内因建有成吉思汗神御殿和帝师八思巴殿而闻名，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和大元基业的开创者，八思巴是元朝第一位帝师，建有成吉思汗神御殿和帝师八思巴殿，说明了该寺在元朝政府中的尊贵地位。同时该寺举办的佛事活动被认为是元代诸寺之冠。该寺同时还是元代重要的译经场所，著名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在该寺对勘完成的。该寺亦曾为元代“百官习仪之所”。据《元史》记载，元代举行各种朝贺礼仪，“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二月赐给大兴教寺地万亩（百顷）。

       大承华普庆寺。又名大普庆寺，位于元大都太平坊顺承门内街西，即今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宝产胡同路北，元大德四年（1300年）成宗为报答母亲徽仁裕圣皇太后的恩德敕令始建，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仁宗皇帝）下令扩建。该寺以规模宏大著称，是元代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按姚燧的《普庆寺碑》，其建筑布局仿照大圣寿万安寺而成，只是规模比大圣寿万安寺小。至大元年（1308年）设立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具体管理寺院事务。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该寺置仁宗神御殿。泰定元年（1324年）四月，置昭圣皇后御容殿。同年八月，遣翰林学士承旨鄂齐尔祀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睿宗拖雷御容于该寺。明成化六年（1470年）在其原址上复建寺院，更名宝禅寺，始为汉传佛教寺院。

       大天寿万宁寺。位于元大都金台坊中心阁附件，即今北京鼓楼东侧草厂胡同，由元成宗建于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北京钟楼即是在该寺中心阁的位置上建造的，因此该寺以曾经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而闻名。该寺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塑秘密佛像”，即藏传佛教密宗佛像，由于狰狞恐怖，成宗的皇后布尔罕看到这个佛像后心生恐惧，传旨将其头部用手帕蒙起，不久又下令将其毁坏。中心阁是万宁寺内的重要建筑，是元成宗的神御殿。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泰定帝敕令在万宁寺中心阁建造供奉成宗御容的神御殿，称万寿殿。从此这里成为祭祀成宗的地方。

       大崇恩福元寺。也称南镇国寺，位于大都城南，地近凉水河。元大至元年（1308年）由武宗敕令始建，皇庆元年（1312年）落成。该寺是安放武宗御容的场所，也是元室到皇家御苑“下马飞放泊”渔猎时的休息之地。寺院以中央大殿为中心，在其东、西、南、北各有一座佛殿。中央大殿内塑三世佛。中央大殿北侧的后殿内塑五尊金佛，可能是藏传佛教所崇尚的五方佛。寺院四周廊庑内供奉“诸天神像，变相诡形”，应该是藏传佛教寺院内的护法神殿，内供密宗护法神。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建立南镇国寺规运提点所，属太禧宗禋院，掌南镇国寺财产。

       大能仁寺。又称“能仁寺”，位于北京能仁寺胡同，即今西城区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西段路北。据《元史》，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名必兰纳识里，大德六年（1302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至顺三年（1331年），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他翻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明代大国师智光俗姓王，山东庆云人，少年出家，曾出使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明成祖时授予“国师”后，后授赐“大通法王”。洪熙元年（1425年）至宣德三年（1428年）居大能仁寺四年。成化三年（1467年）封藏传佛教高僧扎巴坚赞参为大悟法王，驻锡北京大能仁寺。

      大天源延圣寺。最早称“卢师寺”，建于隋仁寿年间（601-604年），唐天宝八年（749年）重修。元泰定三年（1326年），重修真应寺并于该寺内建宪宗神御殿，“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元史记载，“泰定三年（1326年）二月，建宪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勅贮金书西番字藏经。八月，天源延圣寺神御殿成，十月，安奉宪宗御容于大天源延圣寺，赐钞二万锭。同时赐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四年（1327年）十月，命帝师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元代画塑记》对该寺寺院布局和其中供奉的佛像进行了详细记载，从寺前立铜幡竿一对，寺内供奉五方佛和马哈哥剌等藏传佛教神灵可知，大天源延圣寺在元代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明宣德中（1426-1435年）曰大圆通寺，正统十一年（1446）更名清凉寺。

       大承天护圣寺。俗称西湖寺，明清时称功德寺，位于元大都西郊西湖附近，地近金山口，即今颐和园昆明湖西北岸，青龙桥西。元文宗敕建于天历二年（1329年），至顺三年（1332年）建成，因位于西湖之畔，俗称西湖寺。元代该寺是供奉元文宗图帖睦尔及其母亲太皇太后御容的场所，以规模巨大、规模恢弘及作为元朝皇帝游幸垂钓处而闻名。至顺三年（1332年）大承天护圣寺工程竣工，召五台山万圣寺释迦惠印特赐荣禄大夫司徒主教于寺。明宣德二年（1427年）重修后改名功德寺。功德寺是明清时期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清代该寺是直属理藩院管理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宝集寺。位于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而《京师坊巷志稿》则说，披云楼当在今右安门内。该寺本为汉传佛教华严宗著名道场，元代为北京著名大寺之一，成为元朝政府指定的书写藏文大藏经的场所，根据《元史》记载，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宝集寺还曾保存有著名的大藏经《赵城藏》，即《赵城金藏》。该藏系金代民间捐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是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了《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因为宝集寺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有密切关系，元初，宝集寺本《赵城金藏》传到了西藏萨迦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萨迦寺发现《赵城金藏》的经叶。

       大慈恩寺。最早称“大庆寿寺”、“庆寿寺”，俗称“双塔寺”，又称“双塔庆寿寺”、“大兴隆寺”，位于西长安街上今电报大楼西。该寺创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称“大庆寿寺”。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新建二砖塔，故又称双塔寺。在元代，庆寿寺是一座汉藏融合的佛教寺院：该“寺为裕皇祝釐之所”，大德九年（1305），元成宗施经一藏，寺内也设有神御殿。元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僧人沙罗巴和达益巴等人曾受命在此锡居传法。其中沙罗巴1314年圆寂于庆寿寺。在明代，庆寿寺更名为大慈恩寺，为藏传佛教高僧云集之地，明封大应法王札实巴、大济法王领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等藏传佛教高僧在此锡居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