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出土青藏高原最早的纺机构件

　　纺织机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由于纺织工具大多为木质，极易腐烂，在历年的考古中，鲜有完整纺织机具出土。上世纪80年代，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出土的纺织机具构件，这是迄今青藏高原出土的唯一的纺织机构件。
　　高志伟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一本考古报告中读到有关上世纪80年代都兰古墓葬中曾出土纺织机构件的文字，她对这段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以此为线索，展开了青藏高原纺织业的相关研究。
　　毛纺织品曾为青藏先民广为使用
　　远古时期，青海是羌戎故地，羌族是青藏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以牧业为生。在长期的劳动和生产实践中，青海先民发明了最原始的纺织工具，开始用纺轮捻线，用骨针缝制衣裙。骨针、纺轮的出现，意味着原始纺织业的兴起。根据青藏地区的考古资料，发现最早的骨针出土于青海中石器时代拉乙亥遗址,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青藏地区的纺织一直落后于中原地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纺织业得到发展，尤其藏毯织造水平一直居于领先水平。
　　高志伟介绍，到了隋唐时期，吐蕃统治青藏高原后，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其中包括服装的吐蕃化，因此推动了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青藏高原气候寒冷，畜牧经济占很大比重，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褐而衣焉”。畜牧业生产的长足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毛纺织技术和编织工艺的普及和提高，大量毛织物和丝织物已广泛使用于人民生活、对外交往、商品交换和军事装备的方方面面。
　　《册府元龟》中有这样的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唐使刘元鼎入蕃与盟，见到赞普挥祖德赞身着“衣白褐”。高志伟介绍，“白褐”指未经染色的毛织物，由此可见赞普所着服装也是具有隔潮御寒性能良好的毛织品。在都兰大墓中出土的毛织物残片中，除本色毛布外，还有染成深蓝等色的毛布残片，其织法有罗纹和斜纹等，线皆细而均匀，毛布非常柔软匀称，反映出当时青海先民的纺织技术。
　　青海织机与希腊织机相仿
　　高志伟介绍，拉乙亥遗址出土的骨锥、骨针等，标志着六千多年前青海先民就已经开始缝制衣服，其后，更是从诸多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出土了纺轮、纺锤等文物，成为这片土地上纺织业萌芽、发展的珍贵印记。然而，在诸多的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出土过完整的纺织机具。“这应该是青藏地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纺织机构件，其珍贵性不言而喻。”高志伟说。
　　根据都兰出土的这些织机残件，再结合大量资料佐证，高志伟推测这种有机架的织机可能是汉朝时中原地区已普遍使用的斜织机，也可能是立织机(也称竖织机)。
　　高志伟通过大量考证，认为千余年前织机传入青海可能与文成公主和中西交流有关。
　　“文成公主进藏时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人了青藏地区，因此也有可能将先进的斜织机带了进来。此外，青海自古是中西交通要道，这种竖织机也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资料显示，古埃及、古罗马和古希腊使用这种织机。”
　　高志伟说，这种竖织机在国外文献中的记载多见于墓葬壁画或器物之上。在古希腊底比斯墓葬壁画中就有立织机的画像，其年代为公元前1330年。希腊保存的公元前550年的花瓶上，有用立织机纺羊毛的古代手纺图像。我国对立织机最早的记载是在敦煌遗书收录的契约文书里，其年代约在唐末五代之间，文书中提及的“立机”“好立机”等名称及数量来看，那时青藏地区可能已在使用立织机。
　　“立织机的经线是固定好的，织机上下两端的横轴不能旋转，织物长度受机身长度的限制。立织机的经纱面与地面垂直，仰仗双手挑织，可以织出简单的斜纹织物,立织机上难于纵向排列多片综框，主要用于制造地毯等毛织物，因此这种织机更适合于青海先民使用。然而，都兰出土的这件织机已很难复原，我们再也无法领略千余年前这种织机的具体形制了。时至今日,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仍保存着倚膝立地竖式纺纱的古代工艺，或许留有千余年前的历史印记。”高志伟介绍。
　　古墓出土纺织机构件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海西都兰古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是青海文物考古研究史上极其重要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大量的丝绸品等证明了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繁荣。然而，由于都兰古墓葬中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前曾被盗焚，墓内残留的遗物杂乱无章，破坏极其严重，考古人员的发掘工作也只是以抢救性清理为主。
　　考古人员从古墓中清理出了大量残损的木制品残件，然而，它们几乎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考古人员很难为它们分门别类，推测出它们原来的用途。就在这些杂乱无章的残件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木质的纺织机构件，“那段文字记录得很简略，只是说这件纺织机构件虽已残断，甚至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但有可识别的织刀、架等器形,有的表面有黑漆，正是由于这些鲜明的纺织机构件特征，使得考古人员断定这件残件应是一件纺织机的构件。”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件纺织机构件目前尚未得到修复，甚至不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记者也无缘一睹它的真容。
　　印证千年前高原纺织业
　　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永徽五年，吐蕃尝遣使献“大拂庐，高5尺，广袤各三十七步”，按唐尺一尺合今31.1厘米计算，其高不过155.5厘米，长宽却达18米之多。而在《新唐书·吐蕃传》中所描述的这种拂庐是“联霭帐”而成，应当是用很多幅牛毛织成的粗毛布连接做成的帐篷，制作如此大的帐篷，在当今都是一件费时费工的事，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的高超。
　　这件纺织机构件作为陪葬品出土于都兰大墓中，说明当时这种织机已经在青海高原普遍使用，可较之于中原地区，还要相对落后，即使如此，这种竖织机的引进，仍然使得青海地区的纺织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因为唯一性，这件纺织机构件的出土成为了千年前手工业水平的最好见证。
　　高志伟说，竖织机织出的布幅窄，更适合于少数民族织出更适合于生活的藏毯等，因此，她推测，这件织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青海先民选择的这种纺织方法是适宜当时的生活方式、生产水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