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昆仑采药刻石” 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霍巍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时间：2026-06-25 09: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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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海省玛多县发现有秦昆仑采药刻石的考古现场对理解刻石的凿刻工艺、场地选择等因素可以提供重要的依据。现场可逐字加以观察、识别所刻文字的正体、残体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字等诸种情况，尤其对既往学者存疑较多的文字进行辨识。刻石对于秦始皇时代“采药昆仑”的思想观念以及具体行动有了更加精准的对位，可以采取从黄河源头的星宿海倒溯行程的方法，以最优选择的方法来推测当年秦人采药使团可能走过的路线。秦人很可能是通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羌戎”部落作为中介，甚至不排除直接聘请当地人作为沿途的向导，从而完成了西至扎陵湖的壮举。一些从先秦时代就开始流行并传承下来的“古图书”，也可能为秦使团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地理信息。
关键词：秦刻石；昆仑神话；河源；秦始皇采药
自青海省玛多县秦代刻石发现并公布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学术界热烈的讨论[1]。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多是根据文献记载和发现者所公布的相关文字材料讨论石刻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虽然国家文物局多次组织有关专家赴石刻发现现场进行观察与分析研究，并向社会公布了相关调查资料[2]，但从考古学遗存综合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实地观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笔者曾参加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2025年“追寻河源昆仑-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从中获益良多，一些相关认识已公开发表[3]。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青海省文物局的邀请下，笔者于2025年11月17日又实地考察这一刻石。根据两次青海玛多县考古调查的观察与分析，有一些新的认识可供学术界参考。
一、关于石刻现场自然环境的观察分析
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调查后正式公布的情况，“秦昆仑采药刻石”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今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尕日塘地点”，海拔4279米，石刻坐北朝南，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于地表的玄武岩基部，现在石刻已经紧贴于地表。刻文岩壁面中间高、两端低，呈不规则的橄榄形，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从石刻所处的位置上看，目前的地表并非石刻凿刻时的地面，原来的地面应当更低，才有可能供工匠刻凿，所以推测现在的地面可能是因为长期的自然风化和风力作用，石刻上部或周边的岩面崩坍之后才形成的。
石刻近地面处下半段表面的古铜色岩锈层(风化次生矿物)，与上半部岩锈层的色泽略有区别，显得稍浅。从这一现象推测，在岩面崩坍之后形成现在的地表，地表上又生长出草丛，对石刻下部有所遮挡，才有可能导致这一现象产生。
此外，石刻所在的玄武岩石石质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其层理为横向平行的重叠层，每层厚度不等，且整个岩面的方向略呈西北—东南走向，与石刻平面之间形成一定的夹角。这表明当时凿刻这通石刻的工匠应当简单地修整岩面之后，才在水平向的岩层中修凿平整出略向内凹的岩面，再在这个岩面上刻写铭文。
笔者在现场观察到，刻写石刻的岩面基本上坐南朝北，面向扎陵湖方向，石刻文字内凹的东、西(左、右)两个侧面，也有用凿刻的手法进行简单修治的痕迹。石刻文字的末尾处还余有少许岩面可以刻写文字但却未刻，这些迹象都表明秦人采药使团中应当有较为专业的随队刻工，他们在扎陵湖北岸选定这处地点之后，首先简单修整岩面使之略为平整，然后再按照预定的内容由上至下、从右向左逐列刻写。可能原先估计所要刻写的内容与预留出的岩面有出入，故才略有富余的岩面空出。
在考察中，笔者和其他专家对石刻所在地点扎陵湖北岸周围的自然环境也作了踏察，认为在这处湖滨漫滩上，使团所选定的凿刻地点处于最佳位置。石刻背后有自然形成的坡坎可以阻隔风沙的磨蚀；石刻面朝扎陵湖，风景秀丽；在草滩上这片出露的基岩大多层理、结构较为破碎，但唯有所选择刻石的岩面相对平整。从某种意义而言，笔者认为其在石刻的选址上，在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具有唯一性。这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提出的：“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4]这一结论高度吻合。
二、石刻文字本体的观察释读
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当中，刻石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按照岩石不规则的自然壁面，自上而下、自右向左凿刻文字，共计37字(包括合文1字)，分12行，每行2～5字，以3字一行居多。单字长5～7厘米，宽4.5～5.5厘米。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针对上述释文，笔者此次在现场除逐字加以观察、识别所刻文字的正体、残体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字等诸种情况之外，尤其对既往学者存疑较多的几个文字再次进行了辨识。结合仝涛、刘钊等人的识读成果，提出以下新的认识：
1.“皇帝/使五/大夫臣□”此句的“□”，从后文中“翳”字的两次出现并结合其残痕观察来看，当系“翳”字无疑。
2.“將方□/采樂□/陯”此句甚为关键，从“方”字下文中文字残体呈三角形这一情况来看，刘钊将其释定为“支”，认为其通“方伎” “方技”之“支”字的写法，是合理的。类似的文献例证如《墨子·迎却敌》：“牧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汉书·食货志》：“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汉书·艺文志》：“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此句中的“采樂”一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解释称：“樂”，此字未见“艹”头，“樂”可通“藥”。据笔者现场观察，“采”与“樂”两字之间，上下留出了较大空隙，刻字漫漶过甚，虽“樂”字未见“艹”头，但推测原文是有“艹”头的可能性甚大。
“□/陯”一词中的“□”，李黎认为可见残存的“日”字头，联系前后文可将其认定为“昆/陯”，这和仝涛、刘钊的释读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位学者都根据里耶秦简中“琅邪獻昆陯五杏藥”中“陯”字的写法，认定此次新发现秦石刻中的“陯”字与之相同，结合前后文意释读为“昆/陯”当可成立。由此，此句可释读为“将方支(伎)采药昆仑”。
3.“卅七”，仝涛原释为“廿六”，经刘钊重新释读之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5]。笔者现场观察识读后认定，“廿”字中间一竖十分明显，应释为“卅”字，“六”字亦应识读为“七”字，所以应当遵从刘钊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释读意见。
4.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一百五十里”中原释为“一”，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一”字的右上角残存一短横刻痕，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左上角受风化影响发生剥落，据秦汉文例，以“二”或“三”为宜。此次笔者和仝涛、汤惠生三人在现场经反复辨识，认为仝涛原释为“一百五十里”明确无误，“一”字的右上角并非“残存一短横刻痕” “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而的的确确是由人工刻写的“一”字，在其右上角既无自然裂痕，也没有显著的人工刻写痕迹的残痕，“一”字的上方岩面光滑平整，未见任何人工刻痕。因此，综合上述现场观察、识读结果，笔者认为可将全部释文再次隶定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支？)/采樂(藥)□(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行？)可/一百五十/里
三、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根据以上考古学的现场观察，尤其是对此处刻石文字的再次释定，笔者认为在前人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还有以下新的认识值得讨论。
(一) 关于刻石的定名
目前正式公布的青海省玛多县石刻的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据说这是根据青海考古学者介绍时的用语，以及李零教授提出的按照考古学惯例，以遗址发现处的小地名定名比较适宜的意见而定出的[6]。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藏族群众称石刻所在的坡地为尕日塘(དཀར་ཐང་།)，意为“白色之地、白色平坝”，但也还有另一种藏文的拼写方法与之相近，读音也接近，仍可读为尕日塘(སྒར་ཐང་།)，意为“营地、营房”，当地藏族群众还有将此地称为康琼(ཁང་ཆུང་།)者，意为“小房子”[7]。各种称法具有不统一性，尕日塘也并非当地最小行政地名，所以目前对石刻的命名方式还有值得讨论的余地。
笔者认为，这通摩崖刻石的发现，通过对刻石字的释读意见，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为迄今为止最早涉及“昆仑”“采药”等相关内容的秦代刻石，与一般的考古学文化、考古遗址所采用的以最小地名命名的方式应当有所区别。从上文可见，刻石文字中最为关键的“采药昆仑”四字既然已经可以确定，那么按照传统金石学对碑刻材料的命名惯例，以及国家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对石窟寺以及石刻文物的命名方式，按其年代、关键性内容等要素命名的原则，建议采用“秦昆仑采药刻石”或“秦采药昆仑刻石”命名较为妥当，更能够显示此通秦代刻石的内涵、价值及其重要意义。
(二) 秦使团此行的目的地
由“皇帝使”五大夫臣“翳”所率领的这支使团此行的目的，由于刻石铭文中“采药昆仑”四字的确认，可知是奉秦始皇之命，前往“昆仑”寻求采集长生不死之药的，这一点和秦始皇三十七年时秦始皇已面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国家局势也动荡不宁的历史背景紧密吻合，刘钊等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9]而秦始皇终其一生，始终都在寻求不死之仙境和长生不老之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10]《史记·秦始皇本纪》：“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11]直到汉代，后世仍以此为训规劝后人。如《汉书·郊祀志》载，谷永曾劝谏汉成帝：“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12]。
但是，究竟到哪里去采药？却历来语焉不详。此次发现的秦刻石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地点，这对于秦始皇时代“求仙人不死之药”的思想观念以及具体行动都有了更加精准的对位。
从刻石文字中“采药昆仑”四字的确认，可知秦始皇时代已经将“采药”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青藏高原，而“昆仑”之所在也由长期以来聚讼不决的一个想象和观念中的模糊概念，具体到了黄河源头之上，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历史地理、宗教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即刻石文字中“前□(行？)可/一百五十/里”这句中“一百五十里”的确认，对于进一步精准对位采药使团预定的目的地是有帮助的。仝涛在首次公布这一信息时，就已经认识到，刻石中所言的“一百五十里”，即指由此前行所预定的目的地，它“应是此次采药之行的最终目的地。秦代一里相当于今415.8米，秦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37公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正是当今之‘星宿海’的位置。星宿海位于扎陵湖西岸约30公里处，这里有大片沼泽、众多湖泊和溪流，因‘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而得名。历史上，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13]将黄河上游源头处的星宿海设定为秦采药使团预定的目的地，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星宿海具有高原湿地的特点，水草繁茂、百花盛开，从中去选取、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大约是五大夫臣“翳”和他率领的秦代方士(方伎)们所熟悉的做法。虽然刻石文字中并未出现“河源”的文字，但秦使团若果将“前行可一百五十里”处的星宿海作为此行的目的地，那么由此可以推测秦人对黄河源头之所在，也应是有足够认识的。这和汉武帝时期由于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中原对西域地理疆域知识的扩大，而将“河源”设定在西域“于阗”南山一带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史记·大宛列传》：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太史公曰：《禹本纪》 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起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 《禹本纪》、《山海经》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4]
笔者曾推测，这可能与张骞等使节主要通过西域、中亚一带去寻求“河源”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15]。至于为何秦始皇关于“昆仑” “河源”的这些传统知识体系并未完全被汉武帝时代所继承，秦汉两代“昆仑神话”的传承、演变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这里也附带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其一，这处刻石是秦采药使团完成任务之后刻写的呢？还是在此处稍作停留，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刻下的呢？笔者认为，较大的可能性是使团到达目的地之后，返回途中刻下的。因此，才会对“前行一百五十里”即可到达终点有明确的里程记载；如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大约不会有如此精准的里程预测。
其二，这处刻石的性质为何？是完成任务后的“工作记录”？还是为了“刻石记功”？秦人多有刻石记事、刻石记功的传统，秦始皇本人多次巡行天下，也在多处遗有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16]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记：“秦昭襄王时……乃刻石为盟……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17]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秦采药使团奉皇帝之使命不远千里来到遥远的黄河源头，刻石以记事，作为完成任务后所记载的“事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刻铭文字极为简略，但使团在扎陵湖北岸、仅距目的地约“一百五十里”处的地点经过精心选择、简单修治之后再进行刻铭，在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也绝非易事。当然也不能排除使团是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用简略的文字立此为证，也具有“勒石记功”的含义在内。过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刻石文本的性质与今日“到此一游”的刻画相似，“是一份个性化十分突出的刻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可能低估了刻石所具有的官方性质和其内在的含义。笔者指导的研究团队在研讨这一问题时，也有博士研究生提出“五大夫翳”等人在此的刻石行为，应当更多出于里程测算、记录药物资源地点、绘制地图等公务的目的[18]，应当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思路。
(三) 秦使团的行进路线及相关地理知识
秦使团在“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意味着正值公元前210年的3月27日，使团利用了“车”这一交通工具达到刻石地点-今青海省玛多县境内扎陵湖的北岸，这个时间点正是青藏高原的冬季，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反倒是最有利于行车的时节，因为此时地表所形成的冻土层不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不堪。关于秦人造车、驾车的水平和技艺，文献和出土材料都一再证实，他们是当时中原诸国中最高水平者，这一点不必再去讨论。至于青藏高原当时是否利于车的通行，从青海野牛沟发现的古代岩画中已经有双轮车的图像可以证明之外[19]，近年来在青海省都兰县发现的青铜时代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中，也发现了青铜车的构件[20]，证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代先民早在秦代之前便已经在高原的原野上驾车奔驰而行。这里笔者提出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远距青藏高原几千里之遥的秦人，是如何知道前行的路线的？秦采药使团又最可能是通过哪条道路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黄河源头的星宿海？
结合实地考古踏察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从中原抵达青藏高原虽然路程遥远，但早有古道接续性地开凿连接，形成较为符合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山形水势、传统习惯等因素的交通干道及其支线。笔者从多年来从事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实际经验中也体会到：“当我和我的队友们每天顶着高原的烈日、时常袭来的风雪和冰雹在荒原上艰难前行时，才醒悟到沿途的山形水势，尤其是风向、水草、沙丘、沼泽的分布、可供避风防沙的台地、山岰等一系列地理因素都强烈地制约和影响着人们对于道路走向、具体路线的选择。”[21]因此，可以采取从黄河源头的星宿海倒溯行程的方法，以最优选择的方式来推测当年秦人采药使团可能走过的路线。
如果以星宿海作为秦使团此行“采药”之目的的终点，在星宿海一带则有黄河源头的几条干流扎曲、约古列宗曲、卡日曲等。这些河流由西向东流注黄河源头最大的两个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扎陵湖的北岸，就是秦使团短期停驻、并在此刻石的地点。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也是在这两座高原湖泊之间的草滩上迎请公主的，即所谓“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至柏海迎亲”[22]。由扎陵湖和鄂陵湖向东行进，可过盐池和星星海，这也是高原上的小湖泊群。由此再向东北方向行进，则可途经冬格错纳湖，学术界一般认定这座高原湖泊即文献记载中的“乌海”。按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的记载，这一带在唐代就是吐蕃行军征战于青海的主要线路，也是与唐军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冲之地：“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公元659年)赞普于‘扎’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方定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23]近年来在青海省玛多县境内距离冬格错那湖不远处发现了一座吐蕃时期的大型古城堡遗址“莫格德哇”，面积达2000平方米，城堡外有弧形的城壕围绕，城堡依山体层层建起，山顶部可见建筑物坍塌后的石砌基础，与之相邻的山坡上曾经发现吐蕃时期的墓葬[24]，很可能与吐蕃在此设立的军政机构“乌海东岱”有关。
由此向东经花石峡镇、过苦海，可抵青海湖东岸的倒淌河、日月山一带。一般认为日月山即赤岭，如《新唐书·吐蕃传》载，唐使刘元鼎使吐蕃时所见“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赢，盖陇右故地也”[2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胡注云：“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连小雪山，号曰赤岭”[26]。抵达此地后，即与唐蕃古道相接，依次可过大非川、青海湖(西海)而进入黄河九曲之地、经河湟地区而入中原，基本上与唐蕃古道的大体走向相一致。
笔者之所以推测秦使团的行进路线大体上依唐蕃古道而行，是因为虽然唐蕃古道为后期才开通形成，但是可以推想，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对于这条道路的熟悉程度是可以肯定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比较，最终将此条路线确定为汉藏交流的主干线，是历代生活于斯的羌戎、吐蕃等各族人民共同探索、开创、践行的结果。
但是，秦代和唐代毕竟年代相距久远，秦使团是如何获得这些地理知识的？这的确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史载阙如、在知识传承的链条上还不能衔接的一个断环。不少学者都推测秦人很可能是通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羌戎”部落作为中介，甚至不排除直接聘请当地人作为沿途的向导，才完成了西至扎陵湖的壮举[27]，这应当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时还保留下来一些从先秦时代就开始流行的“古图书”，为秦使团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地理信息。例如，王子今先生从古代文献的梳理中指出昆仑、河源方向有“昔人所刻篆文”[28]，是否这通刻石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在这个区域历史上还曾经有过更早的篆文刻石？那么是何人所刻，所记内容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再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29]，汉武帝所据之“古图书”是否即这类“昔人所刻篆文”的古本文献？目前也不得而知。汉武帝对“昆仑”的追寻，在基本方向上显然与秦始皇不同，表明其依据的“古图书”所引导的信息也和秦使团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有周穆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的传说，周穆王时期的“昆仑”很可能还是一个想象中的地理空间，但提示我们注意：早在秦代之前，中原人士对于“西方世界”的探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些神话和传说当中，是否也隐含着先秦时期对河源、昆仑等若干古地理信息的线索？秦使团是否一方面正确地从先秦时期传承下来的古史文献中选取了最为可信、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在实地与“羌戎”部族核准了这些信息，才最终完成了先秦以来追寻河源、昆仑的探险之旅，顺利抵达了“采药”所预定的目的地。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仝涛：《实证古代“昆仑”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载《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第11版；殷海燕、陈雪：《青海“秦刻石”研究探讨蔚成热潮》，载《光明日报》2025年11月6日第1版。
[2]国家文物局：《青海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20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第8版。
[3]霍巍：《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载《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4]李梅：《国家文物局答疑秦刻石详细认定过程，北大教授李零介绍专家组识读》，载《艺术澎湃》2025年9月15日。
[5]李梅：《国家文物局答疑秦刻石详细认定过程，北大教授李零介绍专家组识读》，载《艺术澎湃》2025年9月15日。
[6]参见国家文物局：《青海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20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第8版。
[7]此系玛多县人民政府县长仁青错女士提供的信息，藏文释读经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平措扎西校定。
[8]刘钊：《对“秦刻石”认定的几点意见》，载《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9日第16版。
[9][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10][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 卷六 《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252 页。
[11][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257页。
[12][汉]班固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13]仝涛：《实证古代“昆仑”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载《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第11版。
[14][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3、3179页。
[15]霍巍：《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载《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16][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1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4-35页。
[18]金正林：《新见青海尕日塘秦刻石谫论》，《江汉论坛》待刊稿。
[19]汤惠生：《“采药昆仑”石刻的考古学和文本研究》，载《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8版。
[20]西北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调查报告》，载《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5期。
[21]霍巍：《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22][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1-5222页，“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2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24]笔者在参加青海省社会科学院2025年组织的“追寻河源昆仑—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中，曾前往实地考察，另参见中共玛多县委、玛多县人民政府编写：《“莫格德哇”古城遗址文物保护工作情况》，2025年11月(内部资料)，第18页。
[25][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03页。
[26][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86页。
[27]米小强：《从秦与西羌关系看秦使团西至扎陵湖的可能性》，载《光明日报》2025年8月8日第8版。
[28]王子今：《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载《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8版。
[29][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3页。
[30]霍巍：《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
关键词：秦刻石；昆仑神话；河源；秦始皇采药
自青海省玛多县秦代刻石发现并公布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学术界热烈的讨论[1]。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多是根据文献记载和发现者所公布的相关文字材料讨论石刻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虽然国家文物局多次组织有关专家赴石刻发现现场进行观察与分析研究，并向社会公布了相关调查资料[2]，但从考古学遗存综合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实地观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笔者曾参加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2025年“追寻河源昆仑-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从中获益良多，一些相关认识已公开发表[3]。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青海省文物局的邀请下，笔者于2025年11月17日又实地考察这一刻石。根据两次青海玛多县考古调查的观察与分析，有一些新的认识可供学术界参考。
一、关于石刻现场自然环境的观察分析
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调查后正式公布的情况，“秦昆仑采药刻石”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今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尕日塘地点”，海拔4279米，石刻坐北朝南，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于地表的玄武岩基部，现在石刻已经紧贴于地表。刻文岩壁面中间高、两端低，呈不规则的橄榄形，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从石刻所处的位置上看，目前的地表并非石刻凿刻时的地面，原来的地面应当更低，才有可能供工匠刻凿，所以推测现在的地面可能是因为长期的自然风化和风力作用，石刻上部或周边的岩面崩坍之后才形成的。
石刻近地面处下半段表面的古铜色岩锈层(风化次生矿物)，与上半部岩锈层的色泽略有区别，显得稍浅。从这一现象推测，在岩面崩坍之后形成现在的地表，地表上又生长出草丛，对石刻下部有所遮挡，才有可能导致这一现象产生。
此外，石刻所在的玄武岩石石质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其层理为横向平行的重叠层，每层厚度不等，且整个岩面的方向略呈西北—东南走向，与石刻平面之间形成一定的夹角。这表明当时凿刻这通石刻的工匠应当简单地修整岩面之后，才在水平向的岩层中修凿平整出略向内凹的岩面，再在这个岩面上刻写铭文。
笔者在现场观察到，刻写石刻的岩面基本上坐南朝北，面向扎陵湖方向，石刻文字内凹的东、西(左、右)两个侧面，也有用凿刻的手法进行简单修治的痕迹。石刻文字的末尾处还余有少许岩面可以刻写文字但却未刻，这些迹象都表明秦人采药使团中应当有较为专业的随队刻工，他们在扎陵湖北岸选定这处地点之后，首先简单修整岩面使之略为平整，然后再按照预定的内容由上至下、从右向左逐列刻写。可能原先估计所要刻写的内容与预留出的岩面有出入，故才略有富余的岩面空出。
在考察中，笔者和其他专家对石刻所在地点扎陵湖北岸周围的自然环境也作了踏察，认为在这处湖滨漫滩上，使团所选定的凿刻地点处于最佳位置。石刻背后有自然形成的坡坎可以阻隔风沙的磨蚀；石刻面朝扎陵湖，风景秀丽；在草滩上这片出露的基岩大多层理、结构较为破碎，但唯有所选择刻石的岩面相对平整。从某种意义而言，笔者认为其在石刻的选址上，在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具有唯一性。这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提出的：“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4]这一结论高度吻合。
二、石刻文字本体的观察释读
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当中，刻石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按照岩石不规则的自然壁面，自上而下、自右向左凿刻文字，共计37字(包括合文1字)，分12行，每行2～5字，以3字一行居多。单字长5～7厘米，宽4.5～5.5厘米。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针对上述释文，笔者此次在现场除逐字加以观察、识别所刻文字的正体、残体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字等诸种情况之外，尤其对既往学者存疑较多的几个文字再次进行了辨识。结合仝涛、刘钊等人的识读成果，提出以下新的认识：
1.“皇帝/使五/大夫臣□”此句的“□”，从后文中“翳”字的两次出现并结合其残痕观察来看，当系“翳”字无疑。
2.“將方□/采樂□/陯”此句甚为关键，从“方”字下文中文字残体呈三角形这一情况来看，刘钊将其释定为“支”，认为其通“方伎” “方技”之“支”字的写法，是合理的。类似的文献例证如《墨子·迎却敌》：“牧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汉书·食货志》：“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汉书·艺文志》：“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此句中的“采樂”一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解释称：“樂”，此字未见“艹”头，“樂”可通“藥”。据笔者现场观察，“采”与“樂”两字之间，上下留出了较大空隙，刻字漫漶过甚，虽“樂”字未见“艹”头，但推测原文是有“艹”头的可能性甚大。
“□/陯”一词中的“□”，李黎认为可见残存的“日”字头，联系前后文可将其认定为“昆/陯”，这和仝涛、刘钊的释读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位学者都根据里耶秦简中“琅邪獻昆陯五杏藥”中“陯”字的写法，认定此次新发现秦石刻中的“陯”字与之相同，结合前后文意释读为“昆/陯”当可成立。由此，此句可释读为“将方支(伎)采药昆仑”。
3.“卅七”，仝涛原释为“廿六”，经刘钊重新释读之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5]。笔者现场观察识读后认定，“廿”字中间一竖十分明显，应释为“卅”字，“六”字亦应识读为“七”字，所以应当遵从刘钊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释读意见。
4.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一百五十里”中原释为“一”，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一”字的右上角残存一短横刻痕，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左上角受风化影响发生剥落，据秦汉文例，以“二”或“三”为宜。此次笔者和仝涛、汤惠生三人在现场经反复辨识，认为仝涛原释为“一百五十里”明确无误，“一”字的右上角并非“残存一短横刻痕” “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而的的确确是由人工刻写的“一”字，在其右上角既无自然裂痕，也没有显著的人工刻写痕迹的残痕，“一”字的上方岩面光滑平整，未见任何人工刻痕。因此，综合上述现场观察、识读结果，笔者认为可将全部释文再次隶定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支？)/采樂(藥)□(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行？)可/一百五十/里
三、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根据以上考古学的现场观察，尤其是对此处刻石文字的再次释定，笔者认为在前人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还有以下新的认识值得讨论。
(一) 关于刻石的定名
目前正式公布的青海省玛多县石刻的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据说这是根据青海考古学者介绍时的用语，以及李零教授提出的按照考古学惯例，以遗址发现处的小地名定名比较适宜的意见而定出的[6]。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藏族群众称石刻所在的坡地为尕日塘(དཀར་ཐང་།)，意为“白色之地、白色平坝”，但也还有另一种藏文的拼写方法与之相近，读音也接近，仍可读为尕日塘(སྒར་ཐང་།)，意为“营地、营房”，当地藏族群众还有将此地称为康琼(ཁང་ཆུང་།)者，意为“小房子”[7]。各种称法具有不统一性，尕日塘也并非当地最小行政地名，所以目前对石刻的命名方式还有值得讨论的余地。
笔者认为，这通摩崖刻石的发现，通过对刻石字的释读意见，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为迄今为止最早涉及“昆仑”“采药”等相关内容的秦代刻石，与一般的考古学文化、考古遗址所采用的以最小地名命名的方式应当有所区别。从上文可见，刻石文字中最为关键的“采药昆仑”四字既然已经可以确定，那么按照传统金石学对碑刻材料的命名惯例，以及国家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对石窟寺以及石刻文物的命名方式，按其年代、关键性内容等要素命名的原则，建议采用“秦昆仑采药刻石”或“秦采药昆仑刻石”命名较为妥当，更能够显示此通秦代刻石的内涵、价值及其重要意义。
(二) 秦使团此行的目的地
由“皇帝使”五大夫臣“翳”所率领的这支使团此行的目的，由于刻石铭文中“采药昆仑”四字的确认，可知是奉秦始皇之命，前往“昆仑”寻求采集长生不死之药的，这一点和秦始皇三十七年时秦始皇已面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国家局势也动荡不宁的历史背景紧密吻合，刘钊等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9]而秦始皇终其一生，始终都在寻求不死之仙境和长生不老之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10]《史记·秦始皇本纪》：“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11]直到汉代，后世仍以此为训规劝后人。如《汉书·郊祀志》载，谷永曾劝谏汉成帝：“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12]。
但是，究竟到哪里去采药？却历来语焉不详。此次发现的秦刻石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地点，这对于秦始皇时代“求仙人不死之药”的思想观念以及具体行动都有了更加精准的对位。
从刻石文字中“采药昆仑”四字的确认，可知秦始皇时代已经将“采药”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青藏高原，而“昆仑”之所在也由长期以来聚讼不决的一个想象和观念中的模糊概念，具体到了黄河源头之上，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历史地理、宗教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即刻石文字中“前□(行？)可/一百五十/里”这句中“一百五十里”的确认，对于进一步精准对位采药使团预定的目的地是有帮助的。仝涛在首次公布这一信息时，就已经认识到，刻石中所言的“一百五十里”，即指由此前行所预定的目的地，它“应是此次采药之行的最终目的地。秦代一里相当于今415.8米，秦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37公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正是当今之‘星宿海’的位置。星宿海位于扎陵湖西岸约30公里处，这里有大片沼泽、众多湖泊和溪流，因‘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而得名。历史上，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13]将黄河上游源头处的星宿海设定为秦采药使团预定的目的地，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星宿海具有高原湿地的特点，水草繁茂、百花盛开，从中去选取、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大约是五大夫臣“翳”和他率领的秦代方士(方伎)们所熟悉的做法。虽然刻石文字中并未出现“河源”的文字，但秦使团若果将“前行可一百五十里”处的星宿海作为此行的目的地，那么由此可以推测秦人对黄河源头之所在，也应是有足够认识的。这和汉武帝时期由于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中原对西域地理疆域知识的扩大，而将“河源”设定在西域“于阗”南山一带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史记·大宛列传》：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太史公曰：《禹本纪》 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起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 《禹本纪》、《山海经》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4]
笔者曾推测，这可能与张骞等使节主要通过西域、中亚一带去寻求“河源”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15]。至于为何秦始皇关于“昆仑” “河源”的这些传统知识体系并未完全被汉武帝时代所继承，秦汉两代“昆仑神话”的传承、演变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这里也附带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其一，这处刻石是秦采药使团完成任务之后刻写的呢？还是在此处稍作停留，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刻下的呢？笔者认为，较大的可能性是使团到达目的地之后，返回途中刻下的。因此，才会对“前行一百五十里”即可到达终点有明确的里程记载；如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大约不会有如此精准的里程预测。
其二，这处刻石的性质为何？是完成任务后的“工作记录”？还是为了“刻石记功”？秦人多有刻石记事、刻石记功的传统，秦始皇本人多次巡行天下，也在多处遗有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16]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记：“秦昭襄王时……乃刻石为盟……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17]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秦采药使团奉皇帝之使命不远千里来到遥远的黄河源头，刻石以记事，作为完成任务后所记载的“事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刻铭文字极为简略，但使团在扎陵湖北岸、仅距目的地约“一百五十里”处的地点经过精心选择、简单修治之后再进行刻铭，在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也绝非易事。当然也不能排除使团是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用简略的文字立此为证，也具有“勒石记功”的含义在内。过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刻石文本的性质与今日“到此一游”的刻画相似，“是一份个性化十分突出的刻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可能低估了刻石所具有的官方性质和其内在的含义。笔者指导的研究团队在研讨这一问题时，也有博士研究生提出“五大夫翳”等人在此的刻石行为，应当更多出于里程测算、记录药物资源地点、绘制地图等公务的目的[18]，应当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思路。
(三) 秦使团的行进路线及相关地理知识
秦使团在“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意味着正值公元前210年的3月27日，使团利用了“车”这一交通工具达到刻石地点-今青海省玛多县境内扎陵湖的北岸，这个时间点正是青藏高原的冬季，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反倒是最有利于行车的时节，因为此时地表所形成的冻土层不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不堪。关于秦人造车、驾车的水平和技艺，文献和出土材料都一再证实，他们是当时中原诸国中最高水平者，这一点不必再去讨论。至于青藏高原当时是否利于车的通行，从青海野牛沟发现的古代岩画中已经有双轮车的图像可以证明之外[19]，近年来在青海省都兰县发现的青铜时代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中，也发现了青铜车的构件[20]，证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代先民早在秦代之前便已经在高原的原野上驾车奔驰而行。这里笔者提出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远距青藏高原几千里之遥的秦人，是如何知道前行的路线的？秦采药使团又最可能是通过哪条道路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黄河源头的星宿海？
结合实地考古踏察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从中原抵达青藏高原虽然路程遥远，但早有古道接续性地开凿连接，形成较为符合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山形水势、传统习惯等因素的交通干道及其支线。笔者从多年来从事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实际经验中也体会到：“当我和我的队友们每天顶着高原的烈日、时常袭来的风雪和冰雹在荒原上艰难前行时，才醒悟到沿途的山形水势，尤其是风向、水草、沙丘、沼泽的分布、可供避风防沙的台地、山岰等一系列地理因素都强烈地制约和影响着人们对于道路走向、具体路线的选择。”[21]因此，可以采取从黄河源头的星宿海倒溯行程的方法，以最优选择的方式来推测当年秦人采药使团可能走过的路线。
如果以星宿海作为秦使团此行“采药”之目的的终点，在星宿海一带则有黄河源头的几条干流扎曲、约古列宗曲、卡日曲等。这些河流由西向东流注黄河源头最大的两个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扎陵湖的北岸，就是秦使团短期停驻、并在此刻石的地点。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也是在这两座高原湖泊之间的草滩上迎请公主的，即所谓“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至柏海迎亲”[22]。由扎陵湖和鄂陵湖向东行进，可过盐池和星星海，这也是高原上的小湖泊群。由此再向东北方向行进，则可途经冬格错纳湖，学术界一般认定这座高原湖泊即文献记载中的“乌海”。按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的记载，这一带在唐代就是吐蕃行军征战于青海的主要线路，也是与唐军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冲之地：“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公元659年)赞普于‘扎’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方定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23]近年来在青海省玛多县境内距离冬格错那湖不远处发现了一座吐蕃时期的大型古城堡遗址“莫格德哇”，面积达2000平方米，城堡外有弧形的城壕围绕，城堡依山体层层建起，山顶部可见建筑物坍塌后的石砌基础，与之相邻的山坡上曾经发现吐蕃时期的墓葬[24]，很可能与吐蕃在此设立的军政机构“乌海东岱”有关。
由此向东经花石峡镇、过苦海，可抵青海湖东岸的倒淌河、日月山一带。一般认为日月山即赤岭，如《新唐书·吐蕃传》载，唐使刘元鼎使吐蕃时所见“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赢，盖陇右故地也”[2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胡注云：“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连小雪山，号曰赤岭”[26]。抵达此地后，即与唐蕃古道相接，依次可过大非川、青海湖(西海)而进入黄河九曲之地、经河湟地区而入中原，基本上与唐蕃古道的大体走向相一致。
笔者之所以推测秦使团的行进路线大体上依唐蕃古道而行，是因为虽然唐蕃古道为后期才开通形成，但是可以推想，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对于这条道路的熟悉程度是可以肯定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比较，最终将此条路线确定为汉藏交流的主干线，是历代生活于斯的羌戎、吐蕃等各族人民共同探索、开创、践行的结果。
但是，秦代和唐代毕竟年代相距久远，秦使团是如何获得这些地理知识的？这的确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史载阙如、在知识传承的链条上还不能衔接的一个断环。不少学者都推测秦人很可能是通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羌戎”部落作为中介，甚至不排除直接聘请当地人作为沿途的向导，才完成了西至扎陵湖的壮举[27]，这应当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时还保留下来一些从先秦时代就开始流行的“古图书”，为秦使团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地理信息。例如，王子今先生从古代文献的梳理中指出昆仑、河源方向有“昔人所刻篆文”[28]，是否这通刻石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在这个区域历史上还曾经有过更早的篆文刻石？那么是何人所刻，所记内容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再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29]，汉武帝所据之“古图书”是否即这类“昔人所刻篆文”的古本文献？目前也不得而知。汉武帝对“昆仑”的追寻，在基本方向上显然与秦始皇不同，表明其依据的“古图书”所引导的信息也和秦使团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有周穆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的传说，周穆王时期的“昆仑”很可能还是一个想象中的地理空间，但提示我们注意：早在秦代之前，中原人士对于“西方世界”的探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些神话和传说当中，是否也隐含着先秦时期对河源、昆仑等若干古地理信息的线索？秦使团是否一方面正确地从先秦时期传承下来的古史文献中选取了最为可信、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在实地与“羌戎”部族核准了这些信息，才最终完成了先秦以来追寻河源、昆仑的探险之旅，顺利抵达了“采药”所预定的目的地。
余论
综上所述，“秦采药昆仑刻石”的发现，经过学者们反复对其展开的文本研究和实地考察核证，基本结论为真实的秦代刻石，与秦始皇晚年派遣使团四方寻求长生不老、不死之药的观念信仰以及官方活动密切相关已成定论。其中最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这一刻石的发现最终锁定了历史上长期聚讼未决的“昆仑” “河源”之所在，从而对早在秦代官方使团就已经正确地掌握了青藏高原黄河上游地区源头地带的地理信息，并且顺利地抵达了预定的“采药”目的地这一事实确证无疑。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所带来的社会反响如此巨大强烈，充分反映出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所在。笔者多年来从事青藏高原考古研究，曾提出过“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的论说[30]，基本观点认为青藏高原虽然自然条件恶劣、地理环境险峻，但早在史前时代，高原先民们与外界的联系就一直未曾中断过。唐代吐蕃时期，青藏高原的交通路网就已经基本形成并初步定型。秦昆仑采药刻石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早在秦代，秦使团就已经初步“凿通”了后世的唐蕃古道青藏段，形成“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型。秦始皇“皇帝使”的出行，是中原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直接开展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央对边地的有效掌控，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大国家叙事，都提供了新的考古实证。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对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新认识、新思考和新问题，将会更为广泛和深入。注释及参考文献
[1]仝涛：《实证古代“昆仑”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载《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第11版；殷海燕、陈雪：《青海“秦刻石”研究探讨蔚成热潮》，载《光明日报》2025年11月6日第1版。
[2]国家文物局：《青海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20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第8版。
[3]霍巍：《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载《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4]李梅：《国家文物局答疑秦刻石详细认定过程，北大教授李零介绍专家组识读》，载《艺术澎湃》2025年9月15日。
[5]李梅：《国家文物局答疑秦刻石详细认定过程，北大教授李零介绍专家组识读》，载《艺术澎湃》2025年9月15日。
[6]参见国家文物局：《青海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20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第8版。
[7]此系玛多县人民政府县长仁青错女士提供的信息，藏文释读经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平措扎西校定。
[8]刘钊：《对“秦刻石”认定的几点意见》，载《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9日第16版。
[9][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10][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 卷六 《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252 页。
[11][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257页。
[12][汉]班固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13]仝涛：《实证古代“昆仑”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载《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第11版。
[14][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3、3179页。
[15]霍巍：《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载《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16][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六《秦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1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4-35页。
[18]金正林：《新见青海尕日塘秦刻石谫论》，《江汉论坛》待刊稿。
[19]汤惠生：《“采药昆仑”石刻的考古学和文本研究》，载《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8版。
[20]西北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调查报告》，载《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5期。
[21]霍巍：《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22][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1-5222页，“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2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24]笔者在参加青海省社会科学院2025年组织的“追寻河源昆仑—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中，曾前往实地考察，另参见中共玛多县委、玛多县人民政府编写：《“莫格德哇”古城遗址文物保护工作情况》，2025年11月(内部资料)，第18页。
[25][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03页。
[26][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86页。
[27]米小强：《从秦与西羌关系看秦使团西至扎陵湖的可能性》，载《光明日报》2025年8月8日第8版。
[28]王子今：《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载《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8版。
[29][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3页。
[30]霍巍：《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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