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山地考古视野下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拓殖
作者：赵宇超 侯哲
来源：《考古》2025年第2期
时间：2025-10-31 0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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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和高原的年均气温低，冬季寒冷且漫长，动植物资源匮乏。海拔2500米以上由于缺氧症导致的生理不适，进一步增加了人类在这一极端环境下生存适应的难度[1]。现今生活在世界三大高原——青藏高原、南美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和北非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人群已经进化出应对缺氧环境的生理机制[2]，并在高原和山地之巅创造出极富特色的经济与文化。但人类究竟是在何时、以怎样的适应性策略成功实现了高原的终年栖居，并最终形成独特的人群与文化，始终是全球山地考古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本文结合近年来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学和基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史前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与史前人类拓殖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历程进行比较。从而在全球山地考古的视野下，尝试探讨古人拓殖高海拔极端环境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性。
一、青藏高原的地理与古环境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300余万平方公里广袤的范围内，地势西高东低，落差可达上千米[3]。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紧邻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枢纽；西侧紧邻沟通中亚与南亚西北的“内亚山地走廊”南端[4]；南侧则可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过“南亚廊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往来[5]；东侧直接与东亚农业文明区域相接壤。青藏高原也因此成为考古学家研究高海拔地区人类生存适应，以及高、低海拔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绝佳平台[6]。
青藏高原的夏季降水主要受印度洋夏季风和东亚夏季风的影响，所以高原的南缘和东南部相较于高原的中西部降水更加充沛。青藏高原的年降雨量在东部一些地区可达到600～800毫米，而羌塘高原所在的中西部地区降水不足100毫米。受纬度和海拔的影响，青藏高原年平均气温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东南部横断山区和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以下简称“雅江”）河谷的年平均气温为0～10度，而西部多数地区都在0度以下，只有西南部位于阿里地区的狮泉河和象泉河谷地的年平均气温能达到0～5度。水热条件的差异，导致农业区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和中南部的雅江河谷，西部的象泉河流域也有小规模的农业种植。高原中西部的广大区域主要被草原、半干旱草原所覆盖，主要的生业模式是游牧经济。
青藏高原的湖泊沉积物、冰川和风成堆积的古环境研究为重建距今13万年以来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高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距今12.9～7.3万年的深海氧同位素5阶段（MIS5）是最后一个间冰期。在夏季风的强势作用下，青藏高原的气候温暖湿润。高原东北部进入“大湖期”，众多湖泊的古湖岸线都要高于今天的湖面[7]。位于高原腹地的纳木错同样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水位[8]。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气温可能高出现代约2度，植被是常绿针叶林，而非今天常见的高山草甸[9]。距今5.9～2.7万年的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MIS3），水热情况整体不及MIS5，但总体处于温暖偏湿的环境，气候条件仍优于现代。高原东部马尔康黄土的沉积速率在这一时期较低，说明印度洋夏季风较为强势[10]。纳木错水位再次上涨，形成了仅次于MIS5阶段的高湖岸线[11]。距今2.7～1.8万年，青藏高原迎来了末次盛冰期，平均气温可能比现代低7度，降水量低30%～70%[12]。最新的模拟结果表明，这一时期高原冰川的面积是现代冰川的4～6倍[13]。在距今1.29～1.17万年的新仙女木事件之后，青藏高原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并持续到距今5000～4000年。可能受全球中低纬度地区“4.2千年气候事件”的影响，夏季风的衰退导致青藏高原的气候从距今4500～4000年开始出现了干冷化，具体表现为湖面下降、森林植被退化、草原和干旱草原植被的扩大等[14]。这一过程持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现代青藏高原的气候特征。
二、史前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过程与讨论
（一）更新世人群的探索与适应
本文结合近年来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学和基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史前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与史前人类拓殖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历程进行比较。从而在全球山地考古的视野下，尝试探讨古人拓殖高海拔极端环境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性。
一、青藏高原的地理与古环境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300余万平方公里广袤的范围内，地势西高东低，落差可达上千米[3]。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紧邻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枢纽；西侧紧邻沟通中亚与南亚西北的“内亚山地走廊”南端[4]；南侧则可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过“南亚廊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往来[5]；东侧直接与东亚农业文明区域相接壤。青藏高原也因此成为考古学家研究高海拔地区人类生存适应，以及高、低海拔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绝佳平台[6]。
青藏高原的夏季降水主要受印度洋夏季风和东亚夏季风的影响，所以高原的南缘和东南部相较于高原的中西部降水更加充沛。青藏高原的年降雨量在东部一些地区可达到600～800毫米，而羌塘高原所在的中西部地区降水不足100毫米。受纬度和海拔的影响，青藏高原年平均气温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东南部横断山区和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以下简称“雅江”）河谷的年平均气温为0～10度，而西部多数地区都在0度以下，只有西南部位于阿里地区的狮泉河和象泉河谷地的年平均气温能达到0～5度。水热条件的差异，导致农业区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和中南部的雅江河谷，西部的象泉河流域也有小规模的农业种植。高原中西部的广大区域主要被草原、半干旱草原所覆盖，主要的生业模式是游牧经济。
青藏高原的湖泊沉积物、冰川和风成堆积的古环境研究为重建距今13万年以来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高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距今12.9～7.3万年的深海氧同位素5阶段（MIS5）是最后一个间冰期。在夏季风的强势作用下，青藏高原的气候温暖湿润。高原东北部进入“大湖期”，众多湖泊的古湖岸线都要高于今天的湖面[7]。位于高原腹地的纳木错同样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水位[8]。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气温可能高出现代约2度，植被是常绿针叶林，而非今天常见的高山草甸[9]。距今5.9～2.7万年的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MIS3），水热情况整体不及MIS5，但总体处于温暖偏湿的环境，气候条件仍优于现代。高原东部马尔康黄土的沉积速率在这一时期较低，说明印度洋夏季风较为强势[10]。纳木错水位再次上涨，形成了仅次于MIS5阶段的高湖岸线[11]。距今2.7～1.8万年，青藏高原迎来了末次盛冰期，平均气温可能比现代低7度，降水量低30%～70%[12]。最新的模拟结果表明，这一时期高原冰川的面积是现代冰川的4～6倍[13]。在距今1.29～1.17万年的新仙女木事件之后，青藏高原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并持续到距今5000～4000年。可能受全球中低纬度地区“4.2千年气候事件”的影响，夏季风的衰退导致青藏高原的气候从距今4500～4000年开始出现了干冷化，具体表现为湖面下降、森林植被退化、草原和干旱草原植被的扩大等[14]。这一过程持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现代青藏高原的气候特征。
二、史前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过程与讨论
（一）更新世人群的探索与适应
近年来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DNA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更新了学术界过去对于史前人类高海拔环境适应能力的认知。整体来看，更新世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活动比较零星，主要分布在高原东北部和中部的洞穴、河流阶地或湖滨地带（图一）。
图一 青藏高原更新世遗址分布示意图
2019年，经古蛋白研究确认了1块距今16万年的丹尼索瓦人（以下简称“丹人”）下颌骨化石[15]。该化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经辗转，原始埋藏信息较为模糊，为了进一步验证其出土地点，研究人员根据掌握的信息对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白石崖溶洞进行了发掘。该洞穴不仅出土了距今19～3万年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还分别从距今10、6和4.5万年的地层堆积中捕获到丹人的基因片段[16]。奖俊埠遗址位于白石崖溶洞遗址以北约200公里处，同样地处高海拔区域的边缘地带。该遗址年代在距今12～9万年，属于气候暖湿的MIS5。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其石器工业与白石崖溶洞出土石器类型相似，均属于“普通石核-石片工业类型”[17]。位于高原中南部雅江流域的邱桑地点发现的1组手印遗迹，测定年代为距今22.6～16.9万年，这是目前更新世人类在高原腹地活动留下的最早证据[18]。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来自皮洛遗址。该遗址从早到晚呈现出“砾石石器-阿舍利石器-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发展序列。遗址共揭露7个文化层，其中第3层阿舍利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3万年，第3层以下更早的年代数据尚未公布[19]。
海拔最高的羌塘地区出现人类活动的时间相对较晚。位于色林错附近的尼阿底旷野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3万年，处于气候较为暖湿的MIS3。由于仅发现了大量石制品，而不见动物化石和其他遗迹现象，该遗址被认为是一处石器加工作坊[20]。位于尼阿底遗址附近的色林错地点以及青海地区的冷湖1号地点、小柴达木湖遗址可能在年代上与尼阿底遗址接近，但是这几处遗址由于缺乏系统发掘，所获得的地层年代数据仍存在较大争议[21]。目前整个高原还没有发现年代属于末次盛冰期的遗址。处于末次冰消期（距今1.8～1.16万年）的遗址有8处，集中分布在青海湖盆地[22]。
青藏高原更新世的新发现无疑将人类出现在青藏高原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但是这些遗址究竟是古人类季节性探索高原的产物，还是代表了古人类对于高海拔环境的成功适应并实现全年栖居高原，仍存在较大争议。白石崖遗址的研究人员认为丹人下颌骨以及基因的发现表明古人类至少在16万年前就长期活动于此，并且形成了生理适应。但是，丹人基因中适应高原缺氧症的EPAS1基因，并未见于白石崖遗址获取的丹人基因片段之中[23]。白石崖遗址的丹人来源尚无定论，无法确认遗址发现的丹人基因就一定是人类长期栖居高原的生物适应结果。从遗址的形成过程来看，白石崖、奖俊埠以及皮洛遗址虽然均发现了延续时间较长的文化堆积，但考虑到这些遗址海拔较低且位于高原的边缘地带，也有可能是周边低海拔地区的古人类季节性反复利用形成的叠加堆积。而位于高原东北部青海湖周边的冰消期遗址，由于文化堆积浅薄，也一般认为是低海拔地区人群季节性探索及利用高原湖滨所形成的遗址，其主营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外缘[24]。
研究者认为位于高原腹地的邱桑遗址和尼阿底遗址的人群分别与丹人和现代人有较大相关性[25]。但是由于两处遗址考古遗存组合的单一性，都难以独立支撑其讨论各自时期人类是否已经全年活动于高原内陆地区。邱桑遗址另一处手脚印记测定的年代为距今12700～7400年，总体上处于全新世早期[26]。梅耶尔（M. C. Meyer）等建立了该地点与周边低海拔地区的路径成本模型，计算结果显示遗址与低海拔地区之间的往返距离远超当代狩猎采集人群的全年营地移动距离。因此他们根据其深居高原内陆的地理位置，指出邱桑遗址属于古人类全年在高原内部流动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处地点[27]。由此推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尼阿底遗址，其海拔更高、地理位置更加远离低海拔地区，是否同样可以认为在MIS3古人类就已经能够在高原内部维持全年活动？但是张冬菊等认为梅耶尔等构建的模型对于低海拔区域的定义过于理想化，即海拔3300米以下，地势较为平坦且连续面积大于25平方公里，会导致高原边缘一些距离遗址更近的低海拔河谷地带未能纳入其路径分析，不足以对高原古人类迁移模式进行合理分析和评估[28]。尽管目前的考古证据尚不能充分支持更新世狩猎采集人群已经常年生活在高原，但DNA数据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佐证。
通过对现代藏族人群DNA的分析研究，发现其特有的Y染色体与线粒体基因的年代可以上溯至距今2.8～1.9万年前，甚至是距今4万年前[29]。这就说明在距今4～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少数狩猎采集人群常年栖居于青藏高原，他们成功度过了严寒的末次盛冰期，对当代藏族的基因做出了贡献。对青藏高原全新世人群的古DNA研究则发现了高原人口拓殖的多阶段性与复杂性。尽管主要基因贡献来自青藏高原东北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人群，但测试的样本个体同样保留了少量更加古老人群的基因孑遗。针对67个年代在距今5200～300年的青藏高原及周边先民线粒体全基因组的研究发现，少量的母系遗传成分与农业人群无关，而可能与更早的已经在高原生存的狩猎采集人群有关[30]。而另外一组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距今3400～1300年的38个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则发现含有8%～20%来自欧亚某类未知旧石器时代人群的基因孑遗[31]。
尽管目前的证据表明探索高海拔环境已经不再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专利，但人类真正实现全年栖居青藏高原的最早时间尚无定论。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定居出现之前，所谓的高原栖居，其实是指狩猎采集人群能够全年在高原内部维持其流动的生活模式，而不需要季节性撤回到低海拔地区。考虑到稀少且文化堆积浅薄的考古遗存，以及有限的古DNA孑遗，全年栖居高原的人口及其分布范围在农业出现之前应该十分有限。人口存续的状态也多不稳定，很可能一次比较严重的气候灾难性事件就会导致个别群体最终消亡或被迫迁出高原。基因学的证据虽然支持数万年前少量古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延续，但更主要的基因贡献还是来自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北的农业人群[32]。因此更多的研究将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的时间指向了全新世时期。
（二）全新世早中期人类的拓殖
全新世早中期，尤其是距今9000～5000年，青藏高原遗址数量增多并扩展至高原西部阿里地区，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活动更为频繁且强度明显增加（图二）。东北部的早期考古调查发现了白佛庙、黑马河3号、江西沟2号、西大滩2号和151地点（上文化层）[33]。相较于冰消期的几处地点，这些遗址文化遗存更加丰富，不仅发现了石制品，还发现了野生动物遗存和陶片；其中一些遗址表现出较为长期的居住利用特征，即发现了文化层堆积和疑似的祭祀遗迹等[34]。有研究认为高原东北侧农业人群的不断扩增，挤压了狩猎采集人群在低海拔地区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迫使他们在高海拔地区更加长期地生活[35]。新近发现的冬给措纳遗址内有数个火塘且出土石制品，但文化堆积较薄，应属于古人类在冬给措纳湖畔的一处季节性营地[36]。羌塘高原色林错南岸的伶垌遗址出土了大量细石器，遗址形成年代不早于距今6800年[37]。
青藏高原西部过去一直没发现有绝对年代和地层堆积的旧石器遗址，近年来在阿里地区先后发现了夏达错和切热两处遗址。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两处遗址年代均在距今10000～8000年之间，出土了大量细石器遗存，并发现了用火遗迹[38]。夏达错遗址内还发现了磨制的带穿孔石针和疑似房址。这两处遗址可能代表了高原西部古人类的季节性营地，考虑到遗址发现有用火遗存和用于缝制衣物的工具，很有可能是狩猎采集人群的冬季营地。这两处遗址对于揭示全新世早期古人类在青藏高原西部这一更加高寒的地带的生存适应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位于高原西部的日喀则市定日县苏热遗址是一处古人类石器加工场，最新的光释光测年表明该遗址年代在距今5500～5200年[39]。
分别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宗日遗址（距今5400～5000年）和东南部的卡若遗址（距今4800～4000年）为代表的宗日文化和卡若文化，是青藏高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具有明确区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两地不同文化人群的生业方式仍然以狩猎为主，并开始食用粟类作物[40]。然而两地粟类遗存是本地种植还是与周边低海拔农业人群交换所得的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41]。从两地房址、窖藏、石铺地面、墓葬等定居色彩浓厚的遗迹，以及具有自身特色的陶器来看，这一时期古人类的流动性已经显著下降。从陶器来看，虽然受到周边低海拔农业区人群的影响显著，但是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元素[42]。这也从侧面说明，遗址的人群已经能够维持稳定的高原定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认同。
（三）全新世晚期高原内部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
自全新世中期开始，青藏高原本土人群的生业模式已经由纯粹的狩猎采集向多种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形态转变。其中以公元前两千纪麦作农业与游牧业的兴起对于高原人口扩张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这一转变的重要环境背景便是“4.2千年气候事件”。该事件从距今4200年持续至距今3900年，这是全新世中期以后最为显著的全球性气候异常事件。研究表明，该时期在全球的中低纬度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事件，促使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全球多地一系列的发达文明体开始崩溃[43]，但环境的急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与文化的交融。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气候的干冷趋势使得草原植被替代了森林，车马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游牧经济与文化在欧亚草原地区的崛起与扩张。在其与东亚地区频繁的互动过程中，青藏高原也逐渐融入到这个巨大的社交网络体系之中。
海拔最高的羌塘地区出现人类活动的时间相对较晚。位于色林错附近的尼阿底旷野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3万年，处于气候较为暖湿的MIS3。由于仅发现了大量石制品，而不见动物化石和其他遗迹现象，该遗址被认为是一处石器加工作坊[20]。位于尼阿底遗址附近的色林错地点以及青海地区的冷湖1号地点、小柴达木湖遗址可能在年代上与尼阿底遗址接近，但是这几处遗址由于缺乏系统发掘，所获得的地层年代数据仍存在较大争议[21]。目前整个高原还没有发现年代属于末次盛冰期的遗址。处于末次冰消期（距今1.8～1.16万年）的遗址有8处，集中分布在青海湖盆地[22]。
青藏高原更新世的新发现无疑将人类出现在青藏高原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但是这些遗址究竟是古人类季节性探索高原的产物，还是代表了古人类对于高海拔环境的成功适应并实现全年栖居高原，仍存在较大争议。白石崖遗址的研究人员认为丹人下颌骨以及基因的发现表明古人类至少在16万年前就长期活动于此，并且形成了生理适应。但是，丹人基因中适应高原缺氧症的EPAS1基因，并未见于白石崖遗址获取的丹人基因片段之中[23]。白石崖遗址的丹人来源尚无定论，无法确认遗址发现的丹人基因就一定是人类长期栖居高原的生物适应结果。从遗址的形成过程来看，白石崖、奖俊埠以及皮洛遗址虽然均发现了延续时间较长的文化堆积，但考虑到这些遗址海拔较低且位于高原的边缘地带，也有可能是周边低海拔地区的古人类季节性反复利用形成的叠加堆积。而位于高原东北部青海湖周边的冰消期遗址，由于文化堆积浅薄，也一般认为是低海拔地区人群季节性探索及利用高原湖滨所形成的遗址，其主营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外缘[24]。
研究者认为位于高原腹地的邱桑遗址和尼阿底遗址的人群分别与丹人和现代人有较大相关性[25]。但是由于两处遗址考古遗存组合的单一性，都难以独立支撑其讨论各自时期人类是否已经全年活动于高原内陆地区。邱桑遗址另一处手脚印记测定的年代为距今12700～7400年，总体上处于全新世早期[26]。梅耶尔（M. C. Meyer）等建立了该地点与周边低海拔地区的路径成本模型，计算结果显示遗址与低海拔地区之间的往返距离远超当代狩猎采集人群的全年营地移动距离。因此他们根据其深居高原内陆的地理位置，指出邱桑遗址属于古人类全年在高原内部流动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处地点[27]。由此推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尼阿底遗址，其海拔更高、地理位置更加远离低海拔地区，是否同样可以认为在MIS3古人类就已经能够在高原内部维持全年活动？但是张冬菊等认为梅耶尔等构建的模型对于低海拔区域的定义过于理想化，即海拔3300米以下，地势较为平坦且连续面积大于25平方公里，会导致高原边缘一些距离遗址更近的低海拔河谷地带未能纳入其路径分析，不足以对高原古人类迁移模式进行合理分析和评估[28]。尽管目前的考古证据尚不能充分支持更新世狩猎采集人群已经常年生活在高原，但DNA数据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佐证。
通过对现代藏族人群DNA的分析研究，发现其特有的Y染色体与线粒体基因的年代可以上溯至距今2.8～1.9万年前，甚至是距今4万年前[29]。这就说明在距今4～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少数狩猎采集人群常年栖居于青藏高原，他们成功度过了严寒的末次盛冰期，对当代藏族的基因做出了贡献。对青藏高原全新世人群的古DNA研究则发现了高原人口拓殖的多阶段性与复杂性。尽管主要基因贡献来自青藏高原东北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人群，但测试的样本个体同样保留了少量更加古老人群的基因孑遗。针对67个年代在距今5200～300年的青藏高原及周边先民线粒体全基因组的研究发现，少量的母系遗传成分与农业人群无关，而可能与更早的已经在高原生存的狩猎采集人群有关[30]。而另外一组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距今3400～1300年的38个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则发现含有8%～20%来自欧亚某类未知旧石器时代人群的基因孑遗[31]。
尽管目前的证据表明探索高海拔环境已经不再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专利，但人类真正实现全年栖居青藏高原的最早时间尚无定论。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定居出现之前，所谓的高原栖居，其实是指狩猎采集人群能够全年在高原内部维持其流动的生活模式，而不需要季节性撤回到低海拔地区。考虑到稀少且文化堆积浅薄的考古遗存，以及有限的古DNA孑遗，全年栖居高原的人口及其分布范围在农业出现之前应该十分有限。人口存续的状态也多不稳定，很可能一次比较严重的气候灾难性事件就会导致个别群体最终消亡或被迫迁出高原。基因学的证据虽然支持数万年前少量古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延续，但更主要的基因贡献还是来自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北的农业人群[32]。因此更多的研究将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的时间指向了全新世时期。
（二）全新世早中期人类的拓殖
全新世早中期，尤其是距今9000～5000年，青藏高原遗址数量增多并扩展至高原西部阿里地区，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活动更为频繁且强度明显增加（图二）。东北部的早期考古调查发现了白佛庙、黑马河3号、江西沟2号、西大滩2号和151地点（上文化层）[33]。相较于冰消期的几处地点，这些遗址文化遗存更加丰富，不仅发现了石制品，还发现了野生动物遗存和陶片；其中一些遗址表现出较为长期的居住利用特征，即发现了文化层堆积和疑似的祭祀遗迹等[34]。有研究认为高原东北侧农业人群的不断扩增，挤压了狩猎采集人群在低海拔地区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迫使他们在高海拔地区更加长期地生活[35]。新近发现的冬给措纳遗址内有数个火塘且出土石制品，但文化堆积较薄，应属于古人类在冬给措纳湖畔的一处季节性营地[36]。羌塘高原色林错南岸的伶垌遗址出土了大量细石器，遗址形成年代不早于距今6800年[37]。
青藏高原西部过去一直没发现有绝对年代和地层堆积的旧石器遗址，近年来在阿里地区先后发现了夏达错和切热两处遗址。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两处遗址年代均在距今10000～8000年之间，出土了大量细石器遗存，并发现了用火遗迹[38]。夏达错遗址内还发现了磨制的带穿孔石针和疑似房址。这两处遗址可能代表了高原西部古人类的季节性营地，考虑到遗址发现有用火遗存和用于缝制衣物的工具，很有可能是狩猎采集人群的冬季营地。这两处遗址对于揭示全新世早期古人类在青藏高原西部这一更加高寒的地带的生存适应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位于高原西部的日喀则市定日县苏热遗址是一处古人类石器加工场，最新的光释光测年表明该遗址年代在距今5500～5200年[39]。
分别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宗日遗址（距今5400～5000年）和东南部的卡若遗址（距今4800～4000年）为代表的宗日文化和卡若文化，是青藏高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具有明确区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两地不同文化人群的生业方式仍然以狩猎为主，并开始食用粟类作物[40]。然而两地粟类遗存是本地种植还是与周边低海拔农业人群交换所得的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41]。从两地房址、窖藏、石铺地面、墓葬等定居色彩浓厚的遗迹，以及具有自身特色的陶器来看，这一时期古人类的流动性已经显著下降。从陶器来看，虽然受到周边低海拔农业区人群的影响显著，但是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元素[42]。这也从侧面说明，遗址的人群已经能够维持稳定的高原定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认同。
（三）全新世晚期高原内部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
自全新世中期开始，青藏高原本土人群的生业模式已经由纯粹的狩猎采集向多种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形态转变。其中以公元前两千纪麦作农业与游牧业的兴起对于高原人口扩张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这一转变的重要环境背景便是“4.2千年气候事件”。该事件从距今4200年持续至距今3900年，这是全新世中期以后最为显著的全球性气候异常事件。研究表明，该时期在全球的中低纬度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事件，促使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全球多地一系列的发达文明体开始崩溃[43]，但环境的急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与文化的交融。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气候的干冷趋势使得草原植被替代了森林，车马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游牧经济与文化在欧亚草原地区的崛起与扩张。在其与东亚地区频繁的互动过程中，青藏高原也逐渐融入到这个巨大的社交网络体系之中。
青藏高原近年来日益丰富的动、植物考古研究表明，麦类作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青藏高原的各个区域。在东北部的青海地区，距今3600年以后耐寒的麦类作物进入了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并逐渐替代了本区业已存在的黍类作物[44]。高原东南部的卡若遗址浮选出了距今约3600年的麦类遗存[45]。位于高原中南部雅江河谷的曲贡和昌果沟遗址发现了距今约3500年的大麦、青稞、裸大麦[46]。在青藏高原西部，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麦类作物遗存最早也可以追溯至距今3500年[47]（参见图二）。
图二 青藏高原全新世遗址分布和西亚驯化物种可能的传播路线示意图
因为河西地区存在年代更早的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把这一区域视为青藏高原驯化物种输入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合理的，即北部路线（参见图二）。这也符合西北农业人群对于青藏高原人群DNA做出主要贡献的基因学研究成果。但是，青藏高原西部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北部对青藏高原的直接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因为早在距今6900～4400年前，西亚驯化的麦类作物就已经广泛传播至中亚和南亚地区[48]。在南亚地区，麦类作物、豌豆、扁豆等构成了一整套源自西亚的农作物组合。位于青藏高原最西缘的克什米尔河谷，距今4500～4000年的农业就是以这样的一套农作物为主[49]。“麦类-豆类”的农作物组合在青藏高原中南部的曲贡和昌果沟遗址也有发现，而豆类在青藏高原东北青海地区同时期的农作物遗存中尚未见报道[50]。
青藏高原中西部的发现可能预示着在高原南部同样存在一条驯化物种传播路线。部分研究认为这条南部路线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自西向东传播，并通过一些南北纵向的峡谷进入青藏高原内部[51]。但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目前发现的驯化作物遗存还十分有限，尚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反而是青藏高原西部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麦类作物遗存，可能反映了高原西部内陆的象泉河、狮泉河河谷地带曾经是联结下游克什米尔地区和东侧青藏高原雅江河谷的重要枢纽。由此可以建立一条穿越高原内陆的东西向走廊通道，即高原内部南路线（参见图二）。这条通道的存在也可以从驯化动物在青藏高原的时空分布得到证据支持。
黄牛、山羊和绵羊在距今5000～4000年与麦类作物一起被引入河西走廊地区[52]。在距今4100～3600年，黄牛、山羊和绵羊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53]。在青藏高原东南部，位于九寨沟海拔2768米的阿梢垴遗址发现了本区最早的黄牛以及山羊或绵羊的遗骸，遗址年代为距今3350～2750年[54]。在青藏高原中南部，距今3700～3000年的曲贡遗址发现了绵羊遗骸，黄牛尚未见报道[55]。而高原西部距今3600～3000年的格布赛鲁早期墓葬中已经发现了黄牛和山羊、绵羊的遗存，在时间上与青藏高原东北地区的发现大致相当[56]。可能说明这两个区域有着各自的输入源头。其实，早在公元前四千纪，青藏高原西邻的内亚山地走廊地带和南亚西北部地区已经广泛出现了牛羊类家畜[57]。位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古夫克拉尔（Gufkral）遗址从其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即从距今4500～4000年至距今4000～3500年，牛、羊类家畜所占比例分别从18%与26%增加到了20%与45%[58]。因此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驯化动物很有可能是从位于南亚西北部的河谷地带顺流而上传入高原的。而驯化的山羊、绵羊在进入高原西部后，继续沿高原内陆的南部河谷向东传播，和麦类作物一同进入了雅江流域中部的遗址。
除了驯化物种的证据，格布赛鲁遗址的其他遗物也进一步佐证了青藏高原西部与其东西两侧人群存在长距离物质与文化交流。其中，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釉砂珠是中国境内出土年代最早的釉砂制品之一（图三，7、8）。釉砂的加工技术传统源自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然后向东传入东亚地区。有研究通过对格布赛鲁遗址釉砂珠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的分析，发现其与埃及的釉砂珠工艺具有相似性，很有可能是通过中亚地区间接传入的[59]。格布赛鲁早期墓葬出土的陶器均为圜底器[60]（图三，1～4），曲贡遗址的陶器同样是以圜底为主[61]（图三，5、6）。曲贡陶器的刻划三角网纹符号（图三，9）与格布赛鲁陶器上彩绘的网纹图形（图三，4）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青藏高原西部与中部在密切交流的同时，也保有了各自的文化特征。如曲贡遗址主要是以黑陶和深棕色陶器为主，以磨光陶和剔刻纹饰为特色；格布赛鲁早期墓葬的陶器则以红褐陶为主，以彩绘为主要装饰[62]。这些都说明青藏高原西部人群在吸收及借鉴其东西两侧区域文化和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本土文化。
青藏高原中西部的发现可能预示着在高原南部同样存在一条驯化物种传播路线。部分研究认为这条南部路线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自西向东传播，并通过一些南北纵向的峡谷进入青藏高原内部[51]。但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目前发现的驯化作物遗存还十分有限，尚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反而是青藏高原西部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麦类作物遗存，可能反映了高原西部内陆的象泉河、狮泉河河谷地带曾经是联结下游克什米尔地区和东侧青藏高原雅江河谷的重要枢纽。由此可以建立一条穿越高原内陆的东西向走廊通道，即高原内部南路线（参见图二）。这条通道的存在也可以从驯化动物在青藏高原的时空分布得到证据支持。
黄牛、山羊和绵羊在距今5000～4000年与麦类作物一起被引入河西走廊地区[52]。在距今4100～3600年，黄牛、山羊和绵羊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53]。在青藏高原东南部，位于九寨沟海拔2768米的阿梢垴遗址发现了本区最早的黄牛以及山羊或绵羊的遗骸，遗址年代为距今3350～2750年[54]。在青藏高原中南部，距今3700～3000年的曲贡遗址发现了绵羊遗骸，黄牛尚未见报道[55]。而高原西部距今3600～3000年的格布赛鲁早期墓葬中已经发现了黄牛和山羊、绵羊的遗存，在时间上与青藏高原东北地区的发现大致相当[56]。可能说明这两个区域有着各自的输入源头。其实，早在公元前四千纪，青藏高原西邻的内亚山地走廊地带和南亚西北部地区已经广泛出现了牛羊类家畜[57]。位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古夫克拉尔（Gufkral）遗址从其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即从距今4500～4000年至距今4000～3500年，牛、羊类家畜所占比例分别从18%与26%增加到了20%与45%[58]。因此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驯化动物很有可能是从位于南亚西北部的河谷地带顺流而上传入高原的。而驯化的山羊、绵羊在进入高原西部后，继续沿高原内陆的南部河谷向东传播，和麦类作物一同进入了雅江流域中部的遗址。
除了驯化物种的证据，格布赛鲁遗址的其他遗物也进一步佐证了青藏高原西部与其东西两侧人群存在长距离物质与文化交流。其中，格布赛鲁遗址发现的釉砂珠是中国境内出土年代最早的釉砂制品之一（图三，7、8）。釉砂的加工技术传统源自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然后向东传入东亚地区。有研究通过对格布赛鲁遗址釉砂珠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的分析，发现其与埃及的釉砂珠工艺具有相似性，很有可能是通过中亚地区间接传入的[59]。格布赛鲁早期墓葬出土的陶器均为圜底器[60]（图三，1～4），曲贡遗址的陶器同样是以圜底为主[61]（图三，5、6）。曲贡陶器的刻划三角网纹符号（图三，9）与格布赛鲁陶器上彩绘的网纹图形（图三，4）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青藏高原西部与中部在密切交流的同时，也保有了各自的文化特征。如曲贡遗址主要是以黑陶和深棕色陶器为主，以磨光陶和剔刻纹饰为特色；格布赛鲁早期墓葬的陶器则以红褐陶为主，以彩绘为主要装饰[62]。这些都说明青藏高原西部人群在吸收及借鉴其东西两侧区域文化和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本土文化。
图三 格布赛鲁墓葬、曲贡遗址出土遗物
三、阿尔蒂普拉诺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早期拓殖
阿尔蒂普拉诺（Altiplano）高原位于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内流盆地，地跨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是仅次于青藏高原的世界第二大高原，平均海拔3750米。通过发掘秘鲁南部的贡盖查（Cuncaicha）和布库丘（Pucuncho）两处海拔接近4500米，年代距今12800～11500年的遗址，发现有丰富类型和数量的遗物，动植物遗存所体现的对于本地资源的深度开发，以及深居高原腹地的地理位置等，都说明这两处遗址是古人类在高原内部终年流动的营地遗址，而非低海拔人群季节性深入高原腹地的产物[63]。秘鲁南部阿萨那（Asana）遗址的研究表明，古人类在距今9500年前摒弃了低海拔地区的季节性营地，转而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内部终年进行流动[64]。的的喀喀湖盆地的古DNA研究表明安第斯山区人群的基因在距今约9000年就已经和低海拔人群分野[65]。从全新世早期直至距今5000年前，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终年生活的人群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集中生活在高原为数不多的湿润绿洲附近[66]。这些狩猎采集人群的遗址大多缺乏人工垒砌的遗迹或长期使用形成的居住面等，表明这一阶段的古人类处于相对高频流动的状态[67]。
距今5000～3500年，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变。从磨制石制品表面提取的土豆和藜麦淀粉残留，表明农业经济已开始萌芽[68]。陶器、半地穴建筑、小型土墩墓葬开始出现，人群流动性显著下降[69]。然而这一时期遗址中仍出土大量的石制箭头，表明在该区域生业模式转型的初期，狩猎经济仍然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气候曾一度非常干旱，湖面水位极低。但在距今3700～3000年的一次气候暖湿事件，快速推动了该区域农牧经济的专业化经营[70]。与之相伴的是流动性下降、人口增加和生业经济的多样化[71]。经济的转变奠定了安第斯山区古代文明与城市的基础，这一时期驯化的物种至今仍是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农牧业的核心经济品种[72]。
埃塞俄比亚高原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中西部地区，面积80余万平方公里，主体海拔高度在1300～3000米之间。东非大裂谷自东北向西南将高原撕裂为两块高地。本区高海拔地区人类活动最早的证据来自贝尔山脉的芬查·海贝拉（Fincha Habera）岩厦遗址。该遗址海拔4000米，年代在距今4.7～3.1万年之前[73]。该遗址发现了火塘，并出土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有研究认为该遗址是一个古人类长时间利用的营地，但无法确认古人类在这一时期已经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实现了全年栖居。进入全新世早期，埃塞俄比亚高原出土石叶、细石叶的遗址数量增加，遗物在地表分布的密度和范围也有显著增长，狩猎采集人群的活动强度明显增加[74]。距今约7000年，陶器和磨制石器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出现，遗址内的植物遗存表明古人类开始对高原野生植物种子和芭蕉进行强化利用[75]。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开始在高原更加长期的活动，发展出了对于高原资源的“广谱适应”。
在距今5000～2500年，该区域开始零星出现驯化动物。在距今约5000年高原北部的戈贝德拉（Gobedra）岩厦遗址发现了驯化骆驼的牙齿[76]。距今约3500年，驯化的牛最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南侧缘的罗嘎奥达（Loga Oda）岩厦遗址和位于大裂谷内的巴萨卡湖的费吉克斯3号地点（FeJx3）遗址[77]。地处高原北部塔纳湖附近，距今约2500年前的莱利贝拉（Lalibela）和纳查比（Natchabiet）洞穴遗址发现了牛、羊遗存[78]。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农作物要到距今2500年以后开始出现。距今2500～2000年，大麦、小麦、小扁豆、鹰嘴豆先后引入[79]。当地人还驯化了苔麸、芭蕉、小油菊和某些豆类作物[80]。随着驯化物种的丰富，本区生业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北部高原在农作物传入之后，大规模的游牧经济逐渐被农业经济所取代；而南部人群则主要在河谷地带种植芭蕉。与农业的出现相伴随的是显著的社会变化。在距今2500～2000年，高原北部开始出现高等级的仪式性建筑、复杂的聚落系统[81]。在受到阿拉伯半岛西南部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埃塞俄比亚高原表现出一些区域间文化交流互动所致的共性特征，人群的统一认同与社会复杂化初现端倪[82]。这一时期以北部高地为核心形成的达穆特（D’mt）政权，为日后控制范围覆盖埃塞俄比亚高原大部分地区的阿克萨姆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四、结 语
综合上述三大高原的考古学与基因学证据，可以总结出高原山地史前人群拓殖、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基本共性特征与区域差异。
首先，狩猎采集人群在农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世界主要的高海拔区域实现了全年栖居。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白石崖、奖俊埠、皮洛遗址以及埃塞俄比亚的芬查·海贝拉遗址，尚不足以作为更新世古人类常年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证据，然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邱桑遗址和尼阿底遗址则颇具论证力。藏族人群的基因研究同样支持距今4～3万年存在全年栖居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可能性。在全新世大暖期，三大高原的遗址数量较更新世均有显著增加。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范围，以及对于本土资源的开发强度均有显著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遗址仍文化层单一且较薄，缺少可证明其为固定居址的遗迹。可以推测高原狩猎采集人群仍然是以少量人口在高原的局部生态域内维持全年流动生活。
其次，农作物在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在青藏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出现的时间更晚。虽然青藏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人群的生业模式仍然以狩猎经济为主，但是农作物的出现与两大高原的人群流动性显著下降以及区域文化的形成存在重要的关联。距今4000～3000年是青藏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古人类转向定居和大规模开发高原的关键转折期。但推动两大高原农牧业专业化的动力机制却不尽相同。青藏高原一般认为是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之后，气候的干冷化促进了更加耐寒的麦类作物在高原的推广。西亚驯化物种通过跨欧亚大陆的交换网络，从青藏高原南、北两条路线率先传入青藏高原的东北与西部地区。而南美洲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局部高分辨率的古环境重建表明，大暖期结束后的干冷化事件对本区狩猎采集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未直接促进农牧替代经济的发展。直至小尺度的气候回暖事件发生，大规模的农牧业经济才迅速扩展。
最后，尚无基因研究表明在全新世中后期高海拔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曾被低海拔地区的农业人群完全取代。高原史前遗存中普遍存在野生动植物遗存与驯化动植物共存的现象[83]。同时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学材料表明，狩猎采集经济始终是高原人群应对自然灾害，扩展食物来源的一种重要生存手段[84]。高海拔地区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高原的定居与人口的增长，应该包括本土与外来双重源头，而不必相互排斥。高原狩猎采集人群的孑遗虽然数量有限，但其对于高原生态环境与资源的认知，以及进化出的适应缺氧的基因，是低海拔外来人群所不具备的。正是本土与外来人群持续的基因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才最终形成了稳定的高原原始族群，为高原文明的出现带来了曙光。
*本文注释从略，阅读全文请参照原刊。
作者：赵宇超 侯哲（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埃塞俄比亚高原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中西部地区，面积80余万平方公里，主体海拔高度在1300～3000米之间。东非大裂谷自东北向西南将高原撕裂为两块高地。本区高海拔地区人类活动最早的证据来自贝尔山脉的芬查·海贝拉（Fincha Habera）岩厦遗址。该遗址海拔4000米，年代在距今4.7～3.1万年之前[73]。该遗址发现了火塘，并出土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有研究认为该遗址是一个古人类长时间利用的营地，但无法确认古人类在这一时期已经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实现了全年栖居。进入全新世早期，埃塞俄比亚高原出土石叶、细石叶的遗址数量增加，遗物在地表分布的密度和范围也有显著增长，狩猎采集人群的活动强度明显增加[74]。距今约7000年，陶器和磨制石器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出现，遗址内的植物遗存表明古人类开始对高原野生植物种子和芭蕉进行强化利用[75]。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开始在高原更加长期的活动，发展出了对于高原资源的“广谱适应”。
在距今5000～2500年，该区域开始零星出现驯化动物。在距今约5000年高原北部的戈贝德拉（Gobedra）岩厦遗址发现了驯化骆驼的牙齿[76]。距今约3500年，驯化的牛最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南侧缘的罗嘎奥达（Loga Oda）岩厦遗址和位于大裂谷内的巴萨卡湖的费吉克斯3号地点（FeJx3）遗址[77]。地处高原北部塔纳湖附近，距今约2500年前的莱利贝拉（Lalibela）和纳查比（Natchabiet）洞穴遗址发现了牛、羊遗存[78]。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农作物要到距今2500年以后开始出现。距今2500～2000年，大麦、小麦、小扁豆、鹰嘴豆先后引入[79]。当地人还驯化了苔麸、芭蕉、小油菊和某些豆类作物[80]。随着驯化物种的丰富，本区生业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北部高原在农作物传入之后，大规模的游牧经济逐渐被农业经济所取代；而南部人群则主要在河谷地带种植芭蕉。与农业的出现相伴随的是显著的社会变化。在距今2500～2000年，高原北部开始出现高等级的仪式性建筑、复杂的聚落系统[81]。在受到阿拉伯半岛西南部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埃塞俄比亚高原表现出一些区域间文化交流互动所致的共性特征，人群的统一认同与社会复杂化初现端倪[82]。这一时期以北部高地为核心形成的达穆特（D’mt）政权，为日后控制范围覆盖埃塞俄比亚高原大部分地区的阿克萨姆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四、结 语
综合上述三大高原的考古学与基因学证据，可以总结出高原山地史前人群拓殖、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基本共性特征与区域差异。
首先，狩猎采集人群在农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世界主要的高海拔区域实现了全年栖居。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白石崖、奖俊埠、皮洛遗址以及埃塞俄比亚的芬查·海贝拉遗址，尚不足以作为更新世古人类常年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证据，然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邱桑遗址和尼阿底遗址则颇具论证力。藏族人群的基因研究同样支持距今4～3万年存在全年栖居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可能性。在全新世大暖期，三大高原的遗址数量较更新世均有显著增加。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范围，以及对于本土资源的开发强度均有显著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遗址仍文化层单一且较薄，缺少可证明其为固定居址的遗迹。可以推测高原狩猎采集人群仍然是以少量人口在高原的局部生态域内维持全年流动生活。
其次，农作物在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在青藏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出现的时间更晚。虽然青藏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人群的生业模式仍然以狩猎经济为主，但是农作物的出现与两大高原的人群流动性显著下降以及区域文化的形成存在重要的关联。距今4000～3000年是青藏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古人类转向定居和大规模开发高原的关键转折期。但推动两大高原农牧业专业化的动力机制却不尽相同。青藏高原一般认为是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之后，气候的干冷化促进了更加耐寒的麦类作物在高原的推广。西亚驯化物种通过跨欧亚大陆的交换网络，从青藏高原南、北两条路线率先传入青藏高原的东北与西部地区。而南美洲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局部高分辨率的古环境重建表明，大暖期结束后的干冷化事件对本区狩猎采集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未直接促进农牧替代经济的发展。直至小尺度的气候回暖事件发生，大规模的农牧业经济才迅速扩展。
最后，尚无基因研究表明在全新世中后期高海拔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曾被低海拔地区的农业人群完全取代。高原史前遗存中普遍存在野生动植物遗存与驯化动植物共存的现象[83]。同时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学材料表明，狩猎采集经济始终是高原人群应对自然灾害，扩展食物来源的一种重要生存手段[84]。高海拔地区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高原的定居与人口的增长，应该包括本土与外来双重源头，而不必相互排斥。高原狩猎采集人群的孑遗虽然数量有限，但其对于高原生态环境与资源的认知，以及进化出的适应缺氧的基因，是低海拔外来人群所不具备的。正是本土与外来人群持续的基因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才最终形成了稳定的高原原始族群，为高原文明的出现带来了曙光。
*本文注释从略，阅读全文请参照原刊。
作者：赵宇超 侯哲（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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