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怎样走上青藏高原的
作者：陈发虎 夏欢
来源：西海都市报
时间：2025-09-08 09: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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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不仅寒冷低氧、紫外线辐射强，而且动植物资源相对单一。如此极端的条件，至今对人类而言都是最具挑战性的生存区域之一。然而，这里也是早期人类重要的聚集地。他们从哪里来，是如何适应高寒低氧特殊环境的，他们又是如何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扎根繁衍的，作为青藏高原符号的青稞和牦牛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些问题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的目光。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调查与研究逐步深入，新的成果不断产生，包括我在兰州大学的环境考古团队和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开展的青藏高原环境考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认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清晰。
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约200万年前，直立人首次走出非洲，并在欧亚大陆各地演化出多支古老型智人。其中，在欧亚大陆西部广泛分布的尼安德特人和主要生活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丹尼索瓦人（后文简称“丹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着共同的解剖学特征的人叫现代人。基于目前发现的人类化石与遗传学研究，现代人大约于距今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并可能于距今6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步扩散至全球。
20万年前古老型智人的探索与适应
约20万年前，古老型智人就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这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近年来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白石崖溶洞遗址(海拔3280米）位于高原东北部夏河县的甘加盆地，20世纪80年代，这里发现过一件古人类右侧下颌骨化石。铀系测年结果显示这件化石至少形成于16万年前，古蛋白组学研究表明，该化石属于丹人或其近亲种，故被称为“夏河丹尼索瓦人”。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东亚旧石器时代持续存在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遗址文化层中提取到的沉积物古DNA表明，距今10万及6万年前，甚至可能晚至4.5万年前，丹人都在此活动。尽管遗址下部文化层并未获得古人类DNA信息，但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与保留有人为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遗存说明，古人类（最大可能仍是丹人）至少在距今19万年前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区域；由于此遗址尚没有发掘到底部，可能人类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历史会更早。遗传研究表明丹人与现代人之间存在多次基因交流。这些证据共同揭示，丹人在青藏高原并非偶然性探险，而是长期活动于此，为理解早期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过程与机制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信息。
高原上还有两处遗址显示了古人类于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对高原的占领。我们团队通过光释光测年确定了距白石崖溶洞200千米的奖俊埠遗址（海拔2750米）年代是在距今12万—9万年前，遗址出土的石器组合也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打制而成。广州大学章典教授团队在位于高原腹地的邱桑遗址（海拔4200米)又发现了更多的古人类手脚印遗迹，最新测年结果显示，有一组手脚印形成于距今22.6万—16.9万年间。他们认为这些手脚印是古人类有意识压制而成，代表着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艺术行为。这两个遗址与白石崖溶洞丹人活动的年代接近。而且，这一时期现代人还未出现在东亚地区，所以这两个遗址很可能都是丹人，不过此项推测仍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4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对高原的探索
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不过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现代人在约10万年前后兴起、扩散、逐步占据全球并与各地已有的古老型智人有过基因交流。
一般认为旧石器晚期初段出现的石叶技术与早期现代人密切相关。位于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海拔4600米）约4万—3万年前的地层中出土了棱柱状石核-石叶技术产品，是目前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遗存。尼阿底遗址的石制品打制技术与广泛分布在西亚﹑中亚﹑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北方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推测探索高原的早期现代人可能从中国北方扩散进入高原，并很有可能与丹人有过接触，从而获得了高海拔人群广泛携带的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如EPAS1变异基因）。而丹人在高原上的最晚生存时间以及高原丹人核基因的获取是验证上述推测的关键。
1.5万年前细石器人群的活动增强
末次冰盛期结束以后，随着温度上升与亚洲季风的加强，高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距今1.5万年左右，在中国北方地区盛行的细石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在高原上，史前人类频繁活动于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左右的区域，偶尔也有4000米以上的遗址发现。
我们团队通过对青海湖盆地151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分析，揭示了在此时期的狩猎采集人群是以小规模群体的短期狩猎采集方式活动于高原上，并通过高流动性的迁徙策略和对有蹄类动物的随机狩猎策略适应高原这一生物资源相对匮乏的自然环境。
进入全新世早中期，尤其是距今9000年—6000年前后，随着高原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高原上细石器遗址数量明显增多，包括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表明了这一时期高原上的狩猎采集人群活动更为频繁且强度明显增加。基于现有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细石器人群仍然逐水草而居以获取生物资源，尚未固定地生活在某一地点。
5200年前粟作文化人群开始定居高原东部
西渐是指距今5200年前，粟作文化人群沿着黄河及其支流向西扩张进入高原东北部，并定居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河湟谷地。南下是指粟作文化从黄河上游进入横断山区，一直影响到云贵高原，甚至是中南半岛；南下的一个分支向西进入澜沧江河谷形成了卡若文化（距今4800年前—4000年前，海拔3100米），由此开启了人类定居高海拔区域的历史。
在中国北方低地，新石器时代粟作农业通常与家猪饲养配套出现。这个生业模式也被复制到青藏高原东部海拔较低的区域。但随着海拔的升高，家养动物比例降低、而野生动物在遗址出土动物组合中的比重增加。高海拔地区的早期人群主要依赖粟黍作物和野生动物资源，这可能是在当地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影响下，探索出来的独特的新石器化道路。
3500年前麦作和牧业经济助力大规模定居高原
最早的粟作文化和定居活动主要出现在青藏高原东部。到了3500年前后，以麦作农业和依赖绵羊、山羊、黄牛、家养牦牛牧业为主要生业的人群定居至高原东北部高海拔区域。这一时期，高原南部由麦作-粟作混合农业逐步过渡为大麦主导农业，与此同时，牧业也成为生业经济的重要内容，由此推动了人群大规模定居在横断山区、雅鲁藏布江流域、象泉河流域等各个地区。并且，随着农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原上的农牧业生产逐渐出现区域分化：在河谷地带发展农业生产，山地农业资源匮乏地带则充分利用草地资源进行游牧活动。高原面上的二元经济体系及其之间的贸易交换，奠定了青藏高原近现代食物生产的基调。
综上所述，史前农牧经济在人类逐步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业和牧业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高原的文化生态，并由此开启了高原的文明化进程。吐蕃政权的兴起可视为青藏高原文明成熟的标志。放眼全球，亦是高寒环境中文明的代表。在青藏高原，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索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全球视野下，今后应对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高寒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系统研究，认识高寒文明的内涵、发展的路线，推动高寒文明成为国际公认的一种特殊环境中的文明形式。
（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调查与研究逐步深入，新的成果不断产生，包括我在兰州大学的环境考古团队和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开展的青藏高原环境考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认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清晰。
面对日益增多的科研成果，本文系统梳理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从生理适应到文化适应，从狩猎采集到农牧经济，从流动到定居的历史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尤其是新技术的发展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融合，将会提供更多新的证据与突破性成果。基于团队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最新的考古研究，我们把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直至永久定居的过程划分为5个阶段。
白石崖溶洞遗址发现的古人类右侧下颌骨化石。资料图
另外，虽然青藏高原的内外交通长期以来都极为困难，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古人很早就涉足高原，并且与周边地区的沟通从未断绝。这种沟通是在史前人类在全球扩散与跨大陆交流这个宏大的背景下发生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约200万年前，直立人首次走出非洲，并在欧亚大陆各地演化出多支古老型智人。其中，在欧亚大陆西部广泛分布的尼安德特人和主要生活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丹尼索瓦人（后文简称“丹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着共同的解剖学特征的人叫现代人。基于目前发现的人类化石与遗传学研究，现代人大约于距今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并可能于距今6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步扩散至全球。
20万年前古老型智人的探索与适应
约20万年前，古老型智人就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这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近年来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白石崖溶洞遗址(海拔3280米）位于高原东北部夏河县的甘加盆地，20世纪80年代，这里发现过一件古人类右侧下颌骨化石。铀系测年结果显示这件化石至少形成于16万年前，古蛋白组学研究表明，该化石属于丹人或其近亲种，故被称为“夏河丹尼索瓦人”。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东亚旧石器时代持续存在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遗址文化层中提取到的沉积物古DNA表明，距今10万及6万年前，甚至可能晚至4.5万年前，丹人都在此活动。尽管遗址下部文化层并未获得古人类DNA信息，但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与保留有人为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遗存说明，古人类（最大可能仍是丹人）至少在距今19万年前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区域；由于此遗址尚没有发掘到底部，可能人类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历史会更早。遗传研究表明丹人与现代人之间存在多次基因交流。这些证据共同揭示，丹人在青藏高原并非偶然性探险，而是长期活动于此，为理解早期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过程与机制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信息。
高原上还有两处遗址显示了古人类于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对高原的占领。我们团队通过光释光测年确定了距白石崖溶洞200千米的奖俊埠遗址（海拔2750米）年代是在距今12万—9万年前，遗址出土的石器组合也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打制而成。广州大学章典教授团队在位于高原腹地的邱桑遗址（海拔4200米)又发现了更多的古人类手脚印遗迹，最新测年结果显示，有一组手脚印形成于距今22.6万—16.9万年间。他们认为这些手脚印是古人类有意识压制而成，代表着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艺术行为。这两个遗址与白石崖溶洞丹人活动的年代接近。而且，这一时期现代人还未出现在东亚地区，所以这两个遗址很可能都是丹人，不过此项推测仍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4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对高原的探索
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不过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现代人在约10万年前后兴起、扩散、逐步占据全球并与各地已有的古老型智人有过基因交流。
一般认为旧石器晚期初段出现的石叶技术与早期现代人密切相关。位于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海拔4600米）约4万—3万年前的地层中出土了棱柱状石核-石叶技术产品，是目前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遗存。尼阿底遗址的石制品打制技术与广泛分布在西亚﹑中亚﹑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北方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推测探索高原的早期现代人可能从中国北方扩散进入高原，并很有可能与丹人有过接触，从而获得了高海拔人群广泛携带的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如EPAS1变异基因）。而丹人在高原上的最晚生存时间以及高原丹人核基因的获取是验证上述推测的关键。
1.5万年前细石器人群的活动增强
末次冰盛期结束以后，随着温度上升与亚洲季风的加强，高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距今1.5万年左右，在中国北方地区盛行的细石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在高原上，史前人类频繁活动于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左右的区域，偶尔也有4000米以上的遗址发现。
我们团队通过对青海湖盆地151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分析，揭示了在此时期的狩猎采集人群是以小规模群体的短期狩猎采集方式活动于高原上，并通过高流动性的迁徙策略和对有蹄类动物的随机狩猎策略适应高原这一生物资源相对匮乏的自然环境。
进入全新世早中期，尤其是距今9000年—6000年前后，随着高原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高原上细石器遗址数量明显增多，包括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表明了这一时期高原上的狩猎采集人群活动更为频繁且强度明显增加。基于现有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细石器人群仍然逐水草而居以获取生物资源，尚未固定地生活在某一地点。
5200年前粟作文化人群开始定居高原东部
在距今10000年前后，世界各地陆陆续续出现了驯化作物与家养动物。在欧亚大陆西部，大麦、小麦、黄牛、绵羊和山羊等起源于新月沃地；在东部，水稻和粟、黍分别驯化于长江中下游和中国北方地区。随着文化的传播，农作物和家养动物从一西一东两个中心向外扩散，并且在距今3500年前后完成了跨大陆的传播，亦被称为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农业和牧业的发生与发展，就是史前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环。
陈发虎在青藏高原考察。资料图
一般认为，在黄河流域粟作文化和人群扩张的影响下，青藏高原东部开始出现农业和定居。具体来说，是黄土高原西部仰韶晚期（距今5500年前—5000年前）与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前—4300年前）人群的西渐和南下触发了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进程。西渐是指距今5200年前，粟作文化人群沿着黄河及其支流向西扩张进入高原东北部，并定居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河湟谷地。南下是指粟作文化从黄河上游进入横断山区，一直影响到云贵高原，甚至是中南半岛；南下的一个分支向西进入澜沧江河谷形成了卡若文化（距今4800年前—4000年前，海拔3100米），由此开启了人类定居高海拔区域的历史。
在中国北方低地，新石器时代粟作农业通常与家猪饲养配套出现。这个生业模式也被复制到青藏高原东部海拔较低的区域。但随着海拔的升高，家养动物比例降低、而野生动物在遗址出土动物组合中的比重增加。高海拔地区的早期人群主要依赖粟黍作物和野生动物资源，这可能是在当地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影响下，探索出来的独特的新石器化道路。
3500年前麦作和牧业经济助力大规模定居高原
最早的粟作文化和定居活动主要出现在青藏高原东部。到了3500年前后，以麦作农业和依赖绵羊、山羊、黄牛、家养牦牛牧业为主要生业的人群定居至高原东北部高海拔区域。这一时期，高原南部由麦作-粟作混合农业逐步过渡为大麦主导农业，与此同时，牧业也成为生业经济的重要内容，由此推动了人群大规模定居在横断山区、雅鲁藏布江流域、象泉河流域等各个地区。并且，随着农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原上的农牧业生产逐渐出现区域分化：在河谷地带发展农业生产，山地农业资源匮乏地带则充分利用草地资源进行游牧活动。高原面上的二元经济体系及其之间的贸易交换，奠定了青藏高原近现代食物生产的基调。
综上所述，史前农牧经济在人类逐步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业和牧业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高原的文化生态，并由此开启了高原的文明化进程。吐蕃政权的兴起可视为青藏高原文明成熟的标志。放眼全球，亦是高寒环境中文明的代表。在青藏高原，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索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全球视野下，今后应对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高寒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系统研究，认识高寒文明的内涵、发展的路线，推动高寒文明成为国际公认的一种特殊环境中的文明形式。
（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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