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墓葬中的苯教因素考——兼论M23墓主身份
作者：赛本加 张建林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25-05-27 08: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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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14年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内容与研究成果，认为哇沿水库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殉牲坑、羊肩胛卜骨等具有较为浓厚的吐蕃时期苯教文化因素。尤其是在M23中集中出现的大量陶灯、羊肩胛卜骨、墨绘人像羊胛骨等遗物均为用于占卜或祭祀的工具，进而认为其墓主人身份应是主持殡丧仪轨的苯教祭司。
关键词：哇沿水库墓葬；占卜；镇魔；苯教祭司
引 言 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殉祭动物、卜骨、墨绘人像肩胛骨等与祭祀占卜相关的考古遗存，这些遗存与敦煌古藏文苯教相关写卷的内容有紧密联系。本文以2014年对青海都兰哇沿水库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法藏、英藏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内容与研究成果，对哇沿水库墓葬中的苯教文化因素以及M23墓主人的身份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哇沿水库墓葬形制与年代
在法藏、英藏敦煌藏文写卷中发现了数件与丧葬相关的卷子，先后由拉露（M.Lalou）[10]、哈尔（E.Haarh）[11]、石泰安（R.A.Stein）[12]、褚俊杰[13]、今枝由郎[14]等学者进行释读和研究。根据这些写卷的记载，苯教徒（བོན་པོ།）在吐蕃时期的丧葬仪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出现苯教术语最多的P.t.1042中，参与殡丧仪轨的苯教徒或因职责的不同，出现“旁苯波”（ཕངས་བོན་པོ）、“都苯波”（དུར་བོན་པོ）、“觉苯波”（མཇོལ་བོན་པོ）、“曼苯波”（སྨན་བོན་པོ）、“勒苯”（རླད་བོན）等不同称谓的苯教徒。法藏、英藏敦煌藏文写卷中目前共发现22份与苯教相关的卷子，在这些写卷中苯教徒主要承担打卦解惑、主持垛术和治疗、招福、主持殡丧仪轨等职能[15]。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殉牲坑、卜骨、墨绘人像肩胛骨等与吐蕃时期苯教相关写卷中的记载有着紧密的联系，以下就对这些考古遗存进行逐一分析。
（一）动物殉祭
吐蕃时期动物殉祭的情况在汉、藏文文献中多有记载。在《唐会要·吐蕃》中载：“人死，杀牛马以殉，取牛马头周垒于墓上”[16]。在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载：“赞普誓言云：义策忠贞不二，死后为你营葬，杀马百匹”[17]。在敦煌藏文写卷P.t.1042中更是反复出现殉葬马、牛、羊的记载[18]。在11世纪藏文史籍《韦协》中引用的《斯堆史记》中记载了佛苯二教的教徒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葬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史料中把森波王赤邦松，象雄王涅秀拉米、外甥阿夏王、钦塔布王等国政衰亡并治于悉补野旗下的原因，归结于实行了苯教丧葬仪轨。苯教祭司滥杀如牛、羊、马等牲畜无数，或以点火燃烟祭鬼，或举行“苯甲堆”（བོན་ལྕགས་འདོད）仪式，被佛教徒视为错乱之教，苯教徒把财宝用于殉葬，被佛教徒认为既是耗损、又无益处。最后确定从此以《恶趣清净曼荼罗》《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顶髻佛母曼荼罗》《明王曼荼罗》等佛教经典举行超荐仪轨[19]。
佛教徒试图改变丧葬礼仪的做法也见于敦煌藏文写卷P.t.239（正面）、ITJ 493、ITJ 504（正面），其中P.t.239最为完整[20]。P.t.239的内容可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把苯教丧葬仪轨中向死者献祭的6种祭品置换为佛教的内容[21]，分别为灵帐（རིང་གུར）、温洛（དབོན་ལོབ）、薰烟（འཕྲུ་སངས）、遮蔽羊（སྐྱིབས་ལུག）、马（རྟ། ）、牦牛（གཡག）6种苯教祭品，其中遮蔽羊具有为亡灵引路的作用。
以往吐蕃时期的墓葬研究中，对殉牲坑内的动物性别、年龄、毛色等关注较少，哇沿水库的动物骨骼的分析为讨论动物殉祭方面提供了珍贵材料。在青海哇沿水库遗址中，共发现13793件动物骨骼标本，其中可鉴定属种的标本为4428件。大部分标本出自房址、墓葬、殉牲坑，少量出自灰坑、灶坑。动物骨骼可分为鸟类、家养动物类、猎获野生动物类以及穴居野生动物类。其中家养类动物有狗、牦牛、马、骆驼、绵羊、山羊等6种，少于野生动物种类（24种），但家养动物类最小个体数（353个）多于野生动物（43个）。值得注意的是，在殉牲坑中规格最高的K2中殉有9匹马骨（年龄在5岁以上），马的颅骨前额均有被钝器敲击所造成的骨裂痕迹，应是祭祀时屠宰所致，与文献中记载的“杀马百匹”或“杀牛马以殉”相符。K2中出土的马都有发达的犬齿或呈现雄性盆骨特征，均为雄性个体。而K1中殉有5匹老年雌性马（年龄在13岁以上），颅骨前额无骨裂痕迹，致死方式与K2不同。除此之外，哇沿水库殉牲坑K1和K2家马的毛色只有栗色和骝色两种，实际上这两种颜色的主色系均为红色，只是颜色有深浅之别[22]。
敦煌藏文写卷P.t.1042第143-144行载：“如果一位王室宗女薨逝，其他仪轨相同，只是逝者身所依之箭需要更长，意所依之羊、鸡需换为母的，牦牛要换为母牦牛”。在P.t.1042第87-89行载：“不宜献给逝者的毛色为黑色和暗色的马、花色马，黑色和褐色牦牛，褐色和虎纹花色犏牛、白色和灰色的牦牛，这些各自归属于九种‘央’，即便交给逝者，也不能随之而去，毫无益处。”[23]可见在苯教丧葬仪轨中献祭动物时对动物的性别、毛色进行了有意的筛选。
（二）羊肩胛骨
以动物肩胛骨进行占卜方式并不仅限于吐蕃，以往在我国中原地区以及中亚、西伯利亚、日本、北美、苏格兰等国家和地区也有发现。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属于比较古老的占卜方式[28]。不同地区所用的动物骨头也不尽相同，其中以牛、鹿、鸡、猪、羊等动物的骨头为主，在中亚游牧民当中主要使用羊肩胛骨，在特殊场合也有使用人骨的情况。占卜所用的骨骼主要为肩胛骨，但也有使用琵琶骨、髀骨的情况[29]。
在西伯利亚，卜师或萨满首先将鹿肩胛骨上的肉处理干净后，用火加温，涂上脂肪，在其身体周围转三回，期间边拍手边诵咒文。随后前来占卜的人把燃烧的木炭置于卜骨上面后扇风加热。卜骨随着加热出现龟裂后，由卜师或萨满判断占卜结果，以龟裂是否平直及长短判断吉凶。在13世纪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Willian of Rubruk）的《东行纪》中记载了蒙古的羊胛骨占卜方式。当时在蒙古，可汗代替卜师或萨满把肩胛骨直接置于火上，通过龟裂是否平直判断结果。较为特殊的是一次占卜用三枚胛骨[30]。
在彝族人中卜者多为“毕母”（巫师），其他的人也有会卜者，用羊的肩胛骨，所用之羊必须是杀死或为祭祀而活活打死的，若因病死或被野兽咬死，其骨则不能用。骨头上的肉只能用刀刮下或用手撕下。卜骨忌讳放在室内，一般置于室外墙角下或树桠上。卜骨事先不加修治，直接灼烧。用艾绒捻成圆粒状或圆柱状放在骨的无脊面，以布绳或植物靱皮搓成的火绳点燃，于有脊面观兆。一般由胛骨宽薄一端开始，由上而下，依次烧向骨臼一段，直至骨面布满灼痕为止，每一块卜骨可烧八九次或十余次。而纳西族卜者为“东巴”，或精于此道之人才可占卜。占卜所用材料为羊肩胛骨，对卜骨不加修治，不钻不凿，用艾或火草灼烧卜骨无脊面，于有脊面观兆[32]。
可见，肩胛骨占卜的灼烧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的将胛骨直接置于火上灼烧的方法。另一种是通过艾草等其他材料在胛骨表面灼烧的方法，这类做法在云南他鲁人、纳西族、彝族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常见。在新疆、青海地区吐蕃时期遗存中的羊胛骨的灼烧方法，应属于第二种。
关于古藏文文献中的羊胛骨卜辞的认定和卦象解读等方面，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国内学者中王尧、陈践最早将敦煌藏文写卷P.t.1047认定为羊胛骨占卜文书，在《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中首次把P.t.1047翻译成汉文[33]，后又刊于《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当中，但未涉及卦象部分。2015年，陈践在《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1047+ITJ76<羊胛骨卜>研究》中参照傈僳族与纳西族骨卜裂纹延伸名称，对PT1047+ITJ76中出现的卦辞所对应的方位作了假设，并对卦象内容做了分类研究[34]。然而对于P.t.1047是否为羊胛骨占卜，学界还有不同见解。曲杰·南喀诺布首次将P.t.1047认定为结绳卦（ཇུ་ཐིག）[35]。多杰群智进一步把P.t.1047与苯教、宁玛派结绳卦经典进行细致的对比，发现在苯教、宁玛派结绳卦经典中都继承了P.t.1047中出现的卦辞，进而认为可以把P.t.1047确定为结绳卦文书[36]。阿旺嘉措也认为从其卦具和打卦方法上与羊肩胛骨卜无直接关系，另与苯教羊胛骨卜卦书《胛骨卜法白银之灯》（སོག་མོ་དངུལ་དཀར་མེ་ལོང）对比后发现两者不存在内在联系[37]。
在新疆米兰发现的羊胛骨与简牍文书中，墨书古藏文的羊胛骨（73RMF 25:16）与2件简牍文书（Ⅱ400-2 M.I.iv,35、Ⅱ400-1 M.I.iv,79）中均发现“胛骨”（སོགས་པ）[38]一词。王尧、陈践认为羊胛骨上的内容为卜辞[39]。而武内绍人、西田爱认为该羊胛骨上的内容为卜者在占卜的时候为了加强占卜效果而书写的咒文，而2件简牍上的内容才是卜辞，胛骨占卜与骰卜、铜钱卜、鸟卜不同，没有发现详细列举卦象的文书，进而认为胛骨占卜为专门从事这类占卜的卜者所特有的占卜方式[40]。在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中多次出现莫苯（མོ་བོན）一词，即打卦为职业的苯教徒[41]，或许同西伯利亚的萨满、云南他鲁人的“录锡”等一样，在吐蕃社会中羊胛骨占卜是仅被莫苯这一特殊卜者群体所掌握的占卜方式。
（三）墨绘人像胛骨
在哇沿水库M23中发现的一枚肩胛骨（M23:20）上墨绘有疑似人物形象，在另一枚（M23:39）上也发现墨绘图案，但图案纹样并不清晰（图五3、5、6）。这类肩胛骨的发现并非孤例，在青海同德宗日遗址2020年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牛肩胛骨，其上有墨绘人物像以及古藏文，初步认为可能跟咒语有关，年代约在唐宋时期[42]。哇沿水库出土胛骨上的人像，虽然较为抽象，但两者所蕴含的宗教意义相通。
为了镇压魔鬼（སྲི）[43]在动物骨骼上墨绘魔鬼形象或咒语的做法，在青海都兰科肖图墓地也有发现。艾米·海勒在其文章中透露了两件上面有墨绘人像和咒语的骆驼头盖骨[44]。其中之一为三重圆形图案，中心一重绘有一立像，头顶有两条发辫向外飘荡，双手交叉于胸前，两腿屈立，第二重有八个三角形图案，当中书写了古藏文咒语，最外重为圆形，圆内同样书写了咒语。另一件头盖骨为三重同心圆式，中心一重绘有站立人像，与前一件类似，其外两重均有藏文咒语。科肖图墓地中还发现了羊的肋骨、肩骨上书写藏文或绘有图案[45]。
2003年，西藏自治区青藏铁路考古调查队在那曲县罗马乡十七村辖地察秀塘发掘清理了四座祭祀遗迹。在2、4号祭祀坑发现了数件墨绘有古藏文的肩胛骨、马头骨、牛头骨。通过释读，墨书古藏文内容为苯教咒语，深奥难明，其中有“镇压”等词语，字体为“乌麦体”，古藏文专家依据藏文字体和内容，认为其年代可能在公元10~11世纪[46]。
在敦煌苯教相关写卷P.t.126中记载“上敬神灵，下伏魔鬼（ཡར་ནི་ལྷ་མཆོད་ལ། མར་ནི་སྲི་གནོན）”，镇压魔鬼（སྲི）是“都辛”（དུར་གཤེན）的一项重要职能[47]。在苯教文献《无垢光荣经》中记载有“九鬼十魔”，为了不受其伤害，需要用垛术（གཏོ）进行禳解[48]。奥地利学者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对禳解魔鬼的方法作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通过他的研究得知，为了禳解魔鬼引起的伤害，需要用莲花生大师的怒相身形多吉卓鲁，然而最为有效的方法为掩埋或安置装满写有咒语的人或兽的头盖骨。为了镇压不同魔鬼，需要使用不同的动物头盖骨[49]。
在察秀塘、都兰哇沿水库、宗日遗址出土的墨绘有人像或咒语的动物骨骼，为苯教文献中记载的镇压仪式在墓葬或祭祀遗址中的体现。通过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禳解仪式中不仅是掩埋动物骨骼，墨绘魔鬼形象和咒语也同样重要，且所用的动物骨骼不限于头盖骨，肩胛骨也用于这类仪式中。
除了以上的文化现象之外，发掘者注意到小型石室墓中有火烧人骨的堆积，被认为是火葬遗迹。火化后的二次葬在西藏吐蕃时期墓葬中也有发现[50]。其棺下发现有植物种子与粮食堆积，这一习俗在敦煌藏文文献P.t.1042中也有相应的记载[51]。
三、M23墓主身份
哇沿水库墓葬M23为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地表圆形石圈、墓圹、夯土台、椁室四部分组成（见图3）。河卵石垒砌而成的石圈直径8.05~9.49米，墓圹平面近圆形，口径7.08米、底径4.08米、深7.67米，口大底小。椁室建于墓底中部，呈长方形，墓室顶部用柏木棚盖。发掘者因M23形制特殊，规模较大，建造考究，埋葬大批陶灯、陶纺轮以及作为占卜使用的羊肩胛骨，认为该墓墓主人身份特殊，很可能是一位苯教祭司。陶灯、陶纺轮、涂抹有红色颜料的石块、有灼痕或墨书、墨绘的羊肩胛骨应该都是举行祭祀活动使用的工具[52]。笔者认为这一见地无疑是正确的。
首先，《韦协》中引用的《斯堆史记》载：“外甥阿柴王祭祀无慈悲心之神斯迟噶布（སྲིབ་རི་དཀར་པོ），其俗为苯教超荐黑俗（བོན་ཤིད་ནག་པོ），故政衰国亡，终归于悉博野治下”。同样在《斯堆史记》中言：“森波王赤旁松祭祀无慈悲心之神唐拉亚拉（ཐང་ལྷ་ཡང་ལྷ），彭域之阿、辛苯教徒，滥杀畜生诸如牛、羊、马等无数，真珍（འདྲེད་འགྲིན）和觉米（གཅོ་མེ）等以火焰来多次举行祭鬼，苯甲堆仪式”[53]。可见“苯教超荐黑俗”应指殉祭动物等苯教殡丧仪轨。
其次，殡丧仪轨有专门实行这一职责的苯教徒。在敦煌藏文苯教相关文献中称为都辛（དུར་གཤེན）或都苯波（དུར་བོན་པོ），如P.t.1134（33-35）载：由都辛玛达指导亡灵路，用长把刀劈开结子，阿辛言道：“（亡灵）不要跨过三步，不要走下去辛地”。P.t.1042（28-29）载：“祭拜的仪式和层次，在尸体左右放置帕恰，尸体的前面安排都苯波和旁苯波”[54]。由此可见，在殡丧仪式中苯教徒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丧葬的过程中需要有像辛玛达（དུར་གཤེན་རྨ་ད）一样的苯教徒主持仪轨的程序，都辛也承担了镇压魔鬼（སྲི）的职能。
M23中出土的墨书羊胛骨（M23:12）有谷峰的一面为契约文，当中出现夏·查那（ཤྭ་ཁྲ་སྣ）、翁·拉杰（ངོམ་ལྷ་སྐྱེས）、属庐·巴赞热（ཅོག་རོ་སྤ་བརྩན་རས）、曲·南森（ཁུ་ནམ་ཟིགས）等四个人名，另一面内容具有卜辞特征，当中出现董氏子（ཏོང་བུ）这一人名[55]。目前发现的羊胛骨占卜相关文书中，尚无把卜者名称书写于卦具的例子。因此，墓主人是否为墨书羊胛骨（M23:12）上所载的董氏子，尚不能轻易下结论，但M23中出土的陶灯、陶纺轮、涂抹有红色颜料的石块、羊胛骨都应该是举行祭祀活动使用的工具，这些因素与敦煌苯教相关的写卷中苯教徒的职能，即打卦解惑、主持垛术及治疗、招福、主持殡丧仪轨相符，由此认为M23墓主人应是一位苯教祭司。
注释
[1] 文章所涉及图片均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都兰县哇沿水库古代墓葬2014年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8(6).
[2][9][24][51][52]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7-10,224-231,73-116,229,230.
[3]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G]//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32-141.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2,114.
[5] 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J].文物,1985(9).
[6]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两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R].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1992:105-124.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南地区文物局,洛扎县文广局.西藏洛扎县吉堆墓地与吐蕃摩崖刻石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6).
[8][50]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25-254,269-274.
[10] Marcelle Lalou.Rituel Bon- po des funérailles royales[J]. Journal Asiatique, CCXL,1952:339-361.
[11] Erik Haarh.The Yar- luṅ dynasty[M]. København,1969:368-379.
[12] 石泰安.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与苯教[G]//耿昇.法国藏学精粹.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799-844；石泰安.有关吐蕃苯教殡丧仪轨的一卷古文书[G]//法国藏学精粹.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900-928.
[13]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4);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t.239解读[J].西藏研究,1990(1).
[14] 今枝由郎.敦煌出土チベット文《生死法物語》の研究[M].东京:大東出版社,2006.
[15][54] 阿旺嘉措.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J].中国藏学,2018(2).
[16]〔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9.
[17] 王尧.王尧藏学文集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制度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53.
[18]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4).
[19] 《韦协》中引用的史料《斯堆史记》（ཟས་གཏད་ཀྱི་ལོ་རྒྱུས）,学界译法不一。巴桑旺堆译为“供食之缘由”，石川岩译为“供食之原委”。参见韦·赛囊.《韦协》译注[M].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27-31;石川巌.古代チベット葬制史考[J].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43号),2019:68-48(反向页);夏吾卡先.吐蕃丧葬习俗演变研究——以都兰热水1982血渭1号大墓和洛扎吉堆1号大墓为例[J].南方民族考古(第2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259-268.
[20] བསྔོ་བ另有“回向”“发愿”等不同译法,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t.239解读[J].西藏研究,1990(1);石泰安.耿昇,译.有关吐蕃苯教殡丧仪轨的一卷古文书[G]//法国藏学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900-928.
[21] 西田愛,今枝由郎,熊谷誠慈.古代チベット人の死後の世界観と葬送儀礼の仏教化敦煌出土《生死法物語》《置換》《神国道説示》三部作の研究－[G]//神戸外大論叢第70巻第1号,2019:87-130.
[22] 杨苗苗,胡松梅.青海都兰哇沿水库考古发掘出土动物遗存分析,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238-308;赵欣,东晓玲,等.青海省都兰县哇沿水库殉马坑出土马骨的DNA研究,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309-320.
[23]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3).
[25][55] 阿顿·华多太.都兰热水M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胛骨试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26] 穆舜英.新疆出土文物中关于我国古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G]//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41-68.
[27] 韩建华,李志鹏.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现象的考古学观察[J].中原文物,2023(1).
[28] 木仕华.占卜と納西文化[G]//西南中国 納西族・彝族の民俗文化―民俗宗教の比較研究,東京:勉誠出版,1999:458-460.
[29] 岡崎精郎.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M].京都:京都大学東洋史研究会,1972:324.
[30][40] 武内绍人,西田爱.チベット語の羊骨占い文書[J].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2003:1-16.
[31] 汪宁生.他鲁人的羊骨卜——附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J].考古,1964(2).
[32] 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G]//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37-157.
[33] 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16-148.
[34] 陈践.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1047+ITJ76《羊胛骨卜》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47-62.
[35] 南喀诺布.古代象雄与吐蕃史（藏文）[M].北京:1996:125-126.
[36] 多杰群智.藏族占卜文化研究（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97-101.
[37] 阿旺嘉措.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苯教写卷判定及内容解析[J].中国藏学,2014(3).
[38] 两支简牍均写作སོགས་པ，与སོག་པ相通。
[39]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73;武内绍人,西田爱.チベット語の羊骨占い文書[J].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2003:1-16.
[41] 阿旺嘉措.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J].中国藏学,2018(2);江琼·索朗次仁.四重证据法视域下的吐蕃苯教卜者群体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42] 该资料尚未正式公布，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青海宗日遗址》中曾展示过该肩胛骨图片。
[43] སྲི在以往的研究中音译为“色”或“史”。
[44] 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J].霍川,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45]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05-418.
[46]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43-148.
[47] G.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Vol2. Rome: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9:715;阿旺嘉措.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J].中国藏学,2018(2).
[48] 曲杰·南喀诺布.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M].向红笳,才让太,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287-291.
[49]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607-608.
[53] 韦·赛囊.《韦协》译注[M].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29-30.
关键词：哇沿水库墓葬；占卜；镇魔；苯教祭司
引 言
一、哇沿水库墓葬形制与年代
2014年4~9月，为配合哇沿水库的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水库坝址和淹没区的官却和遗址和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古墓葬等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遗址、墓葬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东南2千米处，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的台地及山坡上，属于热水墓群的西端，距墓群中心区域的热水一号大墓近1千米，为墓群边缘地带。此次共发掘26座墓葬、5座殉马坑，其中南岸区发掘23座墓葬，北岸区发掘3座（见图1、2）[1]。墓葬大多有地面封堆，封堆平面以梯形为主，保存状况不一，较为完整的6座；局部残存封堆形状，可辨为梯形的6座；封堆破坏严重，但从地表残存遗迹及墓室结构观察，推测为梯形封堆的4座，总计16座，超过半数。依墓室结构与构建材质，可分为石室墓、砖室墓、木椁墓、土坑墓四种类型，其中石室墓18座、砖室墓2座、木椁墓3座、土坑墓3座。与“血渭一号大墓”相比，此次发掘的墓葬规模较小，均属中小型墓葬。5座殉牲坑均位于南岸发掘区，平面以长方形为主，底部较平，土圹边缘用石块砌筑边框。5座殉牲坑均发现马骨，K1中发现5匹、K2发现9匹、K3发现2匹、K4发现2匹，K5东南部发现马头骨[2]。
图1 南岸墓葬、殉牲坑分布示意图
图2 部分小型墓葬正射影像图
以往的考古调查发现，都兰热水墓地中梯形封堆墓数量最多，其中1982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大墓”为规模最大的墓葬，有两层封土，平面为等腰梯形，南北长58米，南宽65米、北宽58米、高12米[3]。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都兰吐蕃二号、四号墓也是梯形封堆墓[4]。梯形封堆墓是西藏吐蕃时期最主要的墓葬形制，在吐蕃时期大型墓地中占绝大多数，如朗县列山墓地184座墓葬中梯形封堆墓共有152座[5]，拉孜县查木钦墓地135座墓中有98座[6]、洛扎县吉堆墓地68座墓葬中有61座[7]。
殉祭动物也是西藏吐蕃时期墓葬中常见的丧葬习俗，在朗县列山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地、洛扎县吉堆墓地、乃东县切龙则木墓地、萨迦县给白山墓地、拉孜县查邬岗墓群、昂仁县布玛村墓地均有发现。霍巍在《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中根据吐蕃墓葬的殉祭形式分为动物殉祭坑、墓室中放置已割裂的动物尸体、墓丘封土中埋入动物、墓葬附属设施（如耳室、小龛等）埋葬动物等四种。四种动物殉祭形式又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坑沟殉祭和墓室殉祭[8]。哇沿水库墓葬中除了5座殉马坑外（见图4），M23出土的动物种类至少有15种，最小个体数达123个，可见哇沿水库墓葬殉牲方式既有坑沟殉祭，也有墓室殉祭。哇沿水库墓葬的时代大致处于公元740年前后。根据14C年代测定，多处于538~880年间。多数墓葬的年代晚于公元663年，属于吐蕃兼并吐谷浑之后的遗存[9]。
图3 M23平、剖面图
图4 K1平、剖面图
二、哇沿水库墓葬中的苯教文化因素在法藏、英藏敦煌藏文写卷中发现了数件与丧葬相关的卷子，先后由拉露（M.Lalou）[10]、哈尔（E.Haarh）[11]、石泰安（R.A.Stein）[12]、褚俊杰[13]、今枝由郎[14]等学者进行释读和研究。根据这些写卷的记载，苯教徒（བོན་པོ།）在吐蕃时期的丧葬仪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出现苯教术语最多的P.t.1042中，参与殡丧仪轨的苯教徒或因职责的不同，出现“旁苯波”（ཕངས་བོན་པོ）、“都苯波”（དུར་བོན་པོ）、“觉苯波”（མཇོལ་བོན་པོ）、“曼苯波”（སྨན་བོན་པོ）、“勒苯”（རླད་བོན）等不同称谓的苯教徒。法藏、英藏敦煌藏文写卷中目前共发现22份与苯教相关的卷子，在这些写卷中苯教徒主要承担打卦解惑、主持垛术和治疗、招福、主持殡丧仪轨等职能[15]。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殉牲坑、卜骨、墨绘人像肩胛骨等与吐蕃时期苯教相关写卷中的记载有着紧密的联系，以下就对这些考古遗存进行逐一分析。
（一）动物殉祭
吐蕃时期动物殉祭的情况在汉、藏文文献中多有记载。在《唐会要·吐蕃》中载：“人死，杀牛马以殉，取牛马头周垒于墓上”[16]。在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载：“赞普誓言云：义策忠贞不二，死后为你营葬，杀马百匹”[17]。在敦煌藏文写卷P.t.1042中更是反复出现殉葬马、牛、羊的记载[18]。在11世纪藏文史籍《韦协》中引用的《斯堆史记》中记载了佛苯二教的教徒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葬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史料中把森波王赤邦松，象雄王涅秀拉米、外甥阿夏王、钦塔布王等国政衰亡并治于悉补野旗下的原因，归结于实行了苯教丧葬仪轨。苯教祭司滥杀如牛、羊、马等牲畜无数，或以点火燃烟祭鬼，或举行“苯甲堆”（བོན་ལྕགས་འདོད）仪式，被佛教徒视为错乱之教，苯教徒把财宝用于殉葬，被佛教徒认为既是耗损、又无益处。最后确定从此以《恶趣清净曼荼罗》《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顶髻佛母曼荼罗》《明王曼荼罗》等佛教经典举行超荐仪轨[19]。
佛教徒试图改变丧葬礼仪的做法也见于敦煌藏文写卷P.t.239（正面）、ITJ 493、ITJ 504（正面），其中P.t.239最为完整[20]。P.t.239的内容可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把苯教丧葬仪轨中向死者献祭的6种祭品置换为佛教的内容[21]，分别为灵帐（རིང་གུར）、温洛（དབོན་ལོབ）、薰烟（འཕྲུ་སངས）、遮蔽羊（སྐྱིབས་ལུག）、马（རྟ། ）、牦牛（གཡག）6种苯教祭品，其中遮蔽羊具有为亡灵引路的作用。
以往吐蕃时期的墓葬研究中，对殉牲坑内的动物性别、年龄、毛色等关注较少，哇沿水库的动物骨骼的分析为讨论动物殉祭方面提供了珍贵材料。在青海哇沿水库遗址中，共发现13793件动物骨骼标本，其中可鉴定属种的标本为4428件。大部分标本出自房址、墓葬、殉牲坑，少量出自灰坑、灶坑。动物骨骼可分为鸟类、家养动物类、猎获野生动物类以及穴居野生动物类。其中家养类动物有狗、牦牛、马、骆驼、绵羊、山羊等6种，少于野生动物种类（24种），但家养动物类最小个体数（353个）多于野生动物（43个）。值得注意的是，在殉牲坑中规格最高的K2中殉有9匹马骨（年龄在5岁以上），马的颅骨前额均有被钝器敲击所造成的骨裂痕迹，应是祭祀时屠宰所致，与文献中记载的“杀马百匹”或“杀牛马以殉”相符。K2中出土的马都有发达的犬齿或呈现雄性盆骨特征，均为雄性个体。而K1中殉有5匹老年雌性马（年龄在13岁以上），颅骨前额无骨裂痕迹，致死方式与K2不同。除此之外，哇沿水库殉牲坑K1和K2家马的毛色只有栗色和骝色两种，实际上这两种颜色的主色系均为红色，只是颜色有深浅之别[22]。
敦煌藏文写卷P.t.1042第143-144行载：“如果一位王室宗女薨逝，其他仪轨相同，只是逝者身所依之箭需要更长，意所依之羊、鸡需换为母的，牦牛要换为母牦牛”。在P.t.1042第87-89行载：“不宜献给逝者的毛色为黑色和暗色的马、花色马，黑色和褐色牦牛，褐色和虎纹花色犏牛、白色和灰色的牦牛，这些各自归属于九种‘央’，即便交给逝者，也不能随之而去，毫无益处。”[23]可见在苯教丧葬仪轨中献祭动物时对动物的性别、毛色进行了有意的筛选。
（二）羊肩胛骨
哇沿水库M23中发现羊肩胛卜骨23件、H9中发现1件，共计24件。除了3件卜骨未见灼痕之外，其余卜骨均有灼痕，灼痕数量不一，最多有10个，最少仅有1个。M23:20上墨绘有疑似人物形象。另外在北岸发掘区灰坑（H9）中也发现一枚羊胛骨卜（表1）[24]。其中，M23:12正、反、侧三面均有墨书古藏文，其中有骨峰的一面内容为契约文书，另一面文字内容具有卜辞特征[25]。
图5 M23:12背、正面
图6 1.M23:20 2.M23:33 3.M23:39
1973年，在新疆若羌县米兰发掘的吐蕃戍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古藏文简牍、文书和不少卜骨。根据穆舜英的研究，这些卜骨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洞直径约1厘米，成规则排列。其中有一块肩胛骨上载有古藏文，认为可能是卜辞记录[26]。在2018血渭一号墓陵园东北隅发现两座祭祀建筑，其中一号房址西北部发现一处动物骨骼，5块羊肩胛骨、一块肢骨放置在被火烧过的地面上，羊骨上放置一石块，房址石墙内发现插有三件羊肩胛骨[27]。以动物肩胛骨进行占卜方式并不仅限于吐蕃，以往在我国中原地区以及中亚、西伯利亚、日本、北美、苏格兰等国家和地区也有发现。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属于比较古老的占卜方式[28]。不同地区所用的动物骨头也不尽相同，其中以牛、鹿、鸡、猪、羊等动物的骨头为主，在中亚游牧民当中主要使用羊肩胛骨，在特殊场合也有使用人骨的情况。占卜所用的骨骼主要为肩胛骨，但也有使用琵琶骨、髀骨的情况[29]。
在西伯利亚，卜师或萨满首先将鹿肩胛骨上的肉处理干净后，用火加温，涂上脂肪，在其身体周围转三回，期间边拍手边诵咒文。随后前来占卜的人把燃烧的木炭置于卜骨上面后扇风加热。卜骨随着加热出现龟裂后，由卜师或萨满判断占卜结果，以龟裂是否平直及长短判断吉凶。在13世纪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Willian of Rubruk）的《东行纪》中记载了蒙古的羊胛骨占卜方式。当时在蒙古，可汗代替卜师或萨满把肩胛骨直接置于火上，通过龟裂是否平直判断结果。较为特殊的是一次占卜用三枚胛骨[30]。
1960年代开始，汪宁生对云南永胜县他鲁人、彝族、纳西族的羊胛骨占卜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根据他的研究，在他鲁人当中卜者是本族巫师，称为“录锡”。在占卜时，录锡蹲在火塘旁，命人取来一碗、一小团火草、一撮米以及羊肩胛骨，将羊骨置于碗上，左手持骨臼，右手用火草团在骨头的边缘来回摩擦，同时喃喃祷祝。祷祝后即将火草团用唾液粘在胛骨无脊的一面，然后引火点燃。火团点燃后，骨面发出裂声，录锡急忙抹去火草余烬，把黑灰涂抹于骨头有脊面，再用手沾一点唾液抹去黑灰，就会清晰地显露裂纹，是为“卜兆”[31]。
可见，肩胛骨占卜的灼烧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的将胛骨直接置于火上灼烧的方法。另一种是通过艾草等其他材料在胛骨表面灼烧的方法，这类做法在云南他鲁人、纳西族、彝族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常见。在新疆、青海地区吐蕃时期遗存中的羊胛骨的灼烧方法，应属于第二种。
关于古藏文文献中的羊胛骨卜辞的认定和卦象解读等方面，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国内学者中王尧、陈践最早将敦煌藏文写卷P.t.1047认定为羊胛骨占卜文书，在《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中首次把P.t.1047翻译成汉文[33]，后又刊于《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当中，但未涉及卦象部分。2015年，陈践在《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1047+ITJ76<羊胛骨卜>研究》中参照傈僳族与纳西族骨卜裂纹延伸名称，对PT1047+ITJ76中出现的卦辞所对应的方位作了假设，并对卦象内容做了分类研究[34]。然而对于P.t.1047是否为羊胛骨占卜，学界还有不同见解。曲杰·南喀诺布首次将P.t.1047认定为结绳卦（ཇུ་ཐིག）[35]。多杰群智进一步把P.t.1047与苯教、宁玛派结绳卦经典进行细致的对比，发现在苯教、宁玛派结绳卦经典中都继承了P.t.1047中出现的卦辞，进而认为可以把P.t.1047确定为结绳卦文书[36]。阿旺嘉措也认为从其卦具和打卦方法上与羊肩胛骨卜无直接关系，另与苯教羊胛骨卜卦书《胛骨卜法白银之灯》（སོག་མོ་དངུལ་དཀར་མེ་ལོང）对比后发现两者不存在内在联系[37]。
在新疆米兰发现的羊胛骨与简牍文书中，墨书古藏文的羊胛骨（73RMF 25:16）与2件简牍文书（Ⅱ400-2 M.I.iv,35、Ⅱ400-1 M.I.iv,79）中均发现“胛骨”（སོགས་པ）[38]一词。王尧、陈践认为羊胛骨上的内容为卜辞[39]。而武内绍人、西田爱认为该羊胛骨上的内容为卜者在占卜的时候为了加强占卜效果而书写的咒文，而2件简牍上的内容才是卜辞，胛骨占卜与骰卜、铜钱卜、鸟卜不同，没有发现详细列举卦象的文书，进而认为胛骨占卜为专门从事这类占卜的卜者所特有的占卜方式[40]。在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中多次出现莫苯（མོ་བོན）一词，即打卦为职业的苯教徒[41]，或许同西伯利亚的萨满、云南他鲁人的“录锡”等一样，在吐蕃社会中羊胛骨占卜是仅被莫苯这一特殊卜者群体所掌握的占卜方式。
（三）墨绘人像胛骨
在哇沿水库M23中发现的一枚肩胛骨（M23:20）上墨绘有疑似人物形象，在另一枚（M23:39）上也发现墨绘图案，但图案纹样并不清晰（图五3、5、6）。这类肩胛骨的发现并非孤例，在青海同德宗日遗址2020年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牛肩胛骨，其上有墨绘人物像以及古藏文，初步认为可能跟咒语有关，年代约在唐宋时期[42]。哇沿水库出土胛骨上的人像，虽然较为抽象，但两者所蕴含的宗教意义相通。
为了镇压魔鬼（སྲི）[43]在动物骨骼上墨绘魔鬼形象或咒语的做法，在青海都兰科肖图墓地也有发现。艾米·海勒在其文章中透露了两件上面有墨绘人像和咒语的骆驼头盖骨[44]。其中之一为三重圆形图案，中心一重绘有一立像，头顶有两条发辫向外飘荡，双手交叉于胸前，两腿屈立，第二重有八个三角形图案，当中书写了古藏文咒语，最外重为圆形，圆内同样书写了咒语。另一件头盖骨为三重同心圆式，中心一重绘有站立人像，与前一件类似，其外两重均有藏文咒语。科肖图墓地中还发现了羊的肋骨、肩骨上书写藏文或绘有图案[45]。
2003年，西藏自治区青藏铁路考古调查队在那曲县罗马乡十七村辖地察秀塘发掘清理了四座祭祀遗迹。在2、4号祭祀坑发现了数件墨绘有古藏文的肩胛骨、马头骨、牛头骨。通过释读，墨书古藏文内容为苯教咒语，深奥难明，其中有“镇压”等词语，字体为“乌麦体”，古藏文专家依据藏文字体和内容，认为其年代可能在公元10~11世纪[46]。
在敦煌苯教相关写卷P.t.126中记载“上敬神灵，下伏魔鬼（ཡར་ནི་ལྷ་མཆོད་ལ། མར་ནི་སྲི་གནོན）”，镇压魔鬼（སྲི）是“都辛”（དུར་གཤེན）的一项重要职能[47]。在苯教文献《无垢光荣经》中记载有“九鬼十魔”，为了不受其伤害，需要用垛术（གཏོ）进行禳解[48]。奥地利学者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对禳解魔鬼的方法作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通过他的研究得知，为了禳解魔鬼引起的伤害，需要用莲花生大师的怒相身形多吉卓鲁，然而最为有效的方法为掩埋或安置装满写有咒语的人或兽的头盖骨。为了镇压不同魔鬼，需要使用不同的动物头盖骨[49]。
在察秀塘、都兰哇沿水库、宗日遗址出土的墨绘有人像或咒语的动物骨骼，为苯教文献中记载的镇压仪式在墓葬或祭祀遗址中的体现。通过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禳解仪式中不仅是掩埋动物骨骼，墨绘魔鬼形象和咒语也同样重要，且所用的动物骨骼不限于头盖骨，肩胛骨也用于这类仪式中。
除了以上的文化现象之外，发掘者注意到小型石室墓中有火烧人骨的堆积，被认为是火葬遗迹。火化后的二次葬在西藏吐蕃时期墓葬中也有发现[50]。其棺下发现有植物种子与粮食堆积，这一习俗在敦煌藏文文献P.t.1042中也有相应的记载[51]。
三、M23墓主身份
哇沿水库墓葬M23为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地表圆形石圈、墓圹、夯土台、椁室四部分组成（见图3）。河卵石垒砌而成的石圈直径8.05~9.49米，墓圹平面近圆形，口径7.08米、底径4.08米、深7.67米，口大底小。椁室建于墓底中部，呈长方形，墓室顶部用柏木棚盖。发掘者因M23形制特殊，规模较大，建造考究，埋葬大批陶灯、陶纺轮以及作为占卜使用的羊肩胛骨，认为该墓墓主人身份特殊，很可能是一位苯教祭司。陶灯、陶纺轮、涂抹有红色颜料的石块、有灼痕或墨书、墨绘的羊肩胛骨应该都是举行祭祀活动使用的工具[52]。笔者认为这一见地无疑是正确的。
首先，《韦协》中引用的《斯堆史记》载：“外甥阿柴王祭祀无慈悲心之神斯迟噶布（སྲིབ་རི་དཀར་པོ），其俗为苯教超荐黑俗（བོན་ཤིད་ནག་པོ），故政衰国亡，终归于悉博野治下”。同样在《斯堆史记》中言：“森波王赤旁松祭祀无慈悲心之神唐拉亚拉（ཐང་ལྷ་ཡང་ལྷ），彭域之阿、辛苯教徒，滥杀畜生诸如牛、羊、马等无数，真珍（འདྲེད་འགྲིན）和觉米（གཅོ་མེ）等以火焰来多次举行祭鬼，苯甲堆仪式”[53]。可见“苯教超荐黑俗”应指殉祭动物等苯教殡丧仪轨。
其次，殡丧仪轨有专门实行这一职责的苯教徒。在敦煌藏文苯教相关文献中称为都辛（དུར་གཤེན）或都苯波（དུར་བོན་པོ），如P.t.1134（33-35）载：由都辛玛达指导亡灵路，用长把刀劈开结子，阿辛言道：“（亡灵）不要跨过三步，不要走下去辛地”。P.t.1042（28-29）载：“祭拜的仪式和层次，在尸体左右放置帕恰，尸体的前面安排都苯波和旁苯波”[54]。由此可见，在殡丧仪式中苯教徒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丧葬的过程中需要有像辛玛达（དུར་གཤེན་རྨ་ད）一样的苯教徒主持仪轨的程序，都辛也承担了镇压魔鬼（སྲི）的职能。
M23中出土的墨书羊胛骨（M23:12）有谷峰的一面为契约文，当中出现夏·查那（ཤྭ་ཁྲ་སྣ）、翁·拉杰（ངོམ་ལྷ་སྐྱེས）、属庐·巴赞热（ཅོག་རོ་སྤ་བརྩན་རས）、曲·南森（ཁུ་ནམ་ཟིགས）等四个人名，另一面内容具有卜辞特征，当中出现董氏子（ཏོང་བུ）这一人名[55]。目前发现的羊胛骨占卜相关文书中，尚无把卜者名称书写于卦具的例子。因此，墓主人是否为墨书羊胛骨（M23:12）上所载的董氏子，尚不能轻易下结论，但M23中出土的陶灯、陶纺轮、涂抹有红色颜料的石块、羊胛骨都应该是举行祭祀活动使用的工具，这些因素与敦煌苯教相关的写卷中苯教徒的职能，即打卦解惑、主持垛术及治疗、招福、主持殡丧仪轨相符，由此认为M23墓主人应是一位苯教祭司。
注释
[1] 文章所涉及图片均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都兰县哇沿水库古代墓葬2014年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8(6).
[2][9][24][51][52]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7-10,224-231,73-116,229,230.
[3]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G]//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32-141.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2,114.
[5] 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J].文物,1985(9).
[6]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两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R].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1992:105-124.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南地区文物局,洛扎县文广局.西藏洛扎县吉堆墓地与吐蕃摩崖刻石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6).
[8][50]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25-254,269-274.
[10] Marcelle Lalou.Rituel Bon- po des funérailles royales[J]. Journal Asiatique, CCXL,1952:339-361.
[11] Erik Haarh.The Yar- luṅ dynasty[M]. København,1969:368-379.
[12] 石泰安.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与苯教[G]//耿昇.法国藏学精粹.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799-844；石泰安.有关吐蕃苯教殡丧仪轨的一卷古文书[G]//法国藏学精粹.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900-928.
[13]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4);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t.239解读[J].西藏研究,1990(1).
[14] 今枝由郎.敦煌出土チベット文《生死法物語》の研究[M].东京:大東出版社,2006.
[15][54] 阿旺嘉措.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J].中国藏学,2018(2).
[16]〔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9.
[17] 王尧.王尧藏学文集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制度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53.
[18]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4).
[19] 《韦协》中引用的史料《斯堆史记》（ཟས་གཏད་ཀྱི་ལོ་རྒྱུས）,学界译法不一。巴桑旺堆译为“供食之缘由”，石川岩译为“供食之原委”。参见韦·赛囊.《韦协》译注[M].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27-31;石川巌.古代チベット葬制史考[J].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43号),2019:68-48(反向页);夏吾卡先.吐蕃丧葬习俗演变研究——以都兰热水1982血渭1号大墓和洛扎吉堆1号大墓为例[J].南方民族考古(第2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259-268.
[20] བསྔོ་བ另有“回向”“发愿”等不同译法,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t.239解读[J].西藏研究,1990(1);石泰安.耿昇,译.有关吐蕃苯教殡丧仪轨的一卷古文书[G]//法国藏学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900-928.
[21] 西田愛,今枝由郎,熊谷誠慈.古代チベット人の死後の世界観と葬送儀礼の仏教化敦煌出土《生死法物語》《置換》《神国道説示》三部作の研究－[G]//神戸外大論叢第70巻第1号,2019:87-130.
[22] 杨苗苗,胡松梅.青海都兰哇沿水库考古发掘出土动物遗存分析,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238-308;赵欣,东晓玲,等.青海省都兰县哇沿水库殉马坑出土马骨的DNA研究,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309-320.
[23]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3).
[25][55] 阿顿·华多太.都兰热水M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胛骨试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26] 穆舜英.新疆出土文物中关于我国古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G]//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41-68.
[27] 韩建华,李志鹏.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现象的考古学观察[J].中原文物,2023(1).
[28] 木仕华.占卜と納西文化[G]//西南中国 納西族・彝族の民俗文化―民俗宗教の比較研究,東京:勉誠出版,1999:458-460.
[29] 岡崎精郎.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M].京都:京都大学東洋史研究会,1972:324.
[30][40] 武内绍人,西田爱.チベット語の羊骨占い文書[J].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2003:1-16.
[31] 汪宁生.他鲁人的羊骨卜——附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J].考古,1964(2).
[32] 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G]//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37-157.
[33] 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16-148.
[34] 陈践.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1047+ITJ76《羊胛骨卜》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47-62.
[35] 南喀诺布.古代象雄与吐蕃史（藏文）[M].北京:1996:125-126.
[36] 多杰群智.藏族占卜文化研究（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97-101.
[37] 阿旺嘉措.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苯教写卷判定及内容解析[J].中国藏学,2014(3).
[38] 两支简牍均写作སོགས་པ，与སོག་པ相通。
[39]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73;武内绍人,西田爱.チベット語の羊骨占い文書[J].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2003:1-16.
[41] 阿旺嘉措.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J].中国藏学,2018(2);江琼·索朗次仁.四重证据法视域下的吐蕃苯教卜者群体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42] 该资料尚未正式公布，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青海宗日遗址》中曾展示过该肩胛骨图片。
[43] སྲི在以往的研究中音译为“色”或“史”。
[44] 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J].霍川,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45]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05-418.
[46]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43-148.
[47] G.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Vol2. Rome: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9:715;阿旺嘉措.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J].中国藏学,2018(2).
[48] 曲杰·南喀诺布.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M].向红笳,才让太,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287-291.
[49]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607-608.
[53] 韦·赛囊.《韦协》译注[M].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29-30.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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