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冠初探

摘要：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的鎏金银冠展示了隋唐时期存在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类冠帽样式，这类冠帽样式应该是基于本地文化传统并杂糅了包括中原内地、北方草原以及中亚地区等多元文化的结晶。其中金银冠理念可能来源于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与稍后的契丹冠帽有诸多相似之处；方形之制和冠前垂旒的做法应受到了中原内地的影响。冠上的龙、凤与狮子图像当具有特殊意涵，它们在冠帽上有不同的方位配置，反映了该冠主人对不同动物意涵及其文化背景和观念的差异化理解。该冠上的宝石来源同样多元，反映了汉唐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兴盛。从出土状态并结合文献资料来看，该冠有可能是作为丧葬仪式中的“衣冠代用品”，供墓主人灵魂在死后世界使用。通过该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青藏高原地区古代冠帽制度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到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交往交融交汇。
关键词：鎏金银冠；泉沟一号墓；冠帽样式 ；青藏高原；文化交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先后发现了一系列的唐代吐蕃属遗存，其特殊的文化属性和多元的文化特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近年来，该地区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以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和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年血渭一号墓为代表，两者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上述考古发现为我们展现了唐代青藏高原辉煌的文化成就和一幅多民族与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不仅使我们对青藏高原的古代历史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也带来了诸多新思考。
一、研究概况
　　本文所探讨的鎏金银冠出自乌兰县泉沟一号墓，该墓为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带斜坡墓道的多室墓，出土有精美的壁画和较多的随葬品，时代为公元663年至8世纪中期之前[1]。在该墓后室外侧的墓坑壁上有一处暗格，其内放置有一长方形木箱，箱内西侧正置一顶方形龙凤狮纹鎏金银冠，冠前放置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这顶鎏金银冠的出土位置和造型比较特别，不见于以往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
　　目前已有一些成果涉及这顶鎏金银冠的研究，包括其性质、使用者身份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这顶鎏金银冠的性质，一般认为其应该是“王冠”[2]，如泉沟一号墓的简报就将其命名为“鎏金银王冠”[3]。关于这顶鎏金银冠主人的身份，发掘简报认为该冠的主人应该就是墓主，而墓主“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或即王室成员之一”[4]。另有文章明确指出了这顶鎏金银冠主人的族属，即臣服于吐蕃统治的吐谷浑王室成员之一[5]。最后是关于这顶鎏金银冠蕴涵的文化因素，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这顶鎏金银冠应该融合了包括汉地、西域（包括中亚、西亚），以及吐蕃本身的多元文化元素[6]。上述认识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这顶鎏金银冠背后的社会历史信息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既有研究和相关材料的联系，我们认为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的这顶鎏金银冠不仅具有多元的文化因素，而且可能揭示了该地区一类以往不为人知的传统冠帽样式。这类冠帽样式的出现是青藏高原地区的族群不断吸收和借鉴周邻文化，并根据自身传统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反映了隋唐时期乃至更早阶段青藏高原地区所存在的多民族与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些历史细节。
二、相关冠帽材料的发现 　　5块鎏金银片饰上均锤牒出动植物纹样，其中前后冠面之间，左右冠面之间的内容和构图基本一致，但细部存在差异。前后冠面上的纹样为双立龙与植物纹组合，左右冠面上的纹样为凤鸟与花卉枝蔓。护颈饰片上的图像布局与前后冠面整体相似，但将双龙改为了双狮。同时，该鎏金银冠还采用镶嵌宝石和附加缀饰的方式进行装饰，在四片冠面、护颈及上部花形插件的团花纹、莲座纹及花心等部位镶嵌蓝色宝石和绿松石。缀饰已脱落，包括冠前系缀的珍珠旒和冠体四角的宝石缀饰。
　　这顶鎏金银冠的造型较为特别，是一种全新的冠帽样式，突破了以往我们对吐蕃冠帽的认知。受此启发，我们尝试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发现在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出土之前，其实已有类似的冠样材料存在，只是因缺少对比材料而未能引起学界注意。 　　基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对这类冠帽样式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初步认识：首先，这类冠帽通常用大块的片状金银饰片拼接成冠帽的整体框架，然后再与织物缝合形成可供佩戴的冠帽。第二，冠帽较高，横截面应主要呈方形，其四面应各有一块金银饰片。第三，组成冠体的饰片上缘呈中间高，两侧逐级下降且对称的弧形花边状，连弧数量多寡不一，末端多呈尖角状。饰片左右两侧边斜收，下缘平齐。第四，饰片上常用动植物纹和宝石进行装饰。第五，这类冠帽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应该较高，但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异。
三、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的多元文化色彩
　　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是多元文化的结晶，融合了包括汉地、西域（包括中亚）以及吐蕃本身的多元文化元素[13]。其中冠上的狮纹是中亚和西亚的因素[14]，冠前檐所缀珍珠冕旒应是受中原王朝统治者所戴冕冠的影响[15]；镶嵌大量绿松石，装饰立凤、对狮和翼龙题材，以丝织物作衬底等则应是吐蕃金银器的典型装饰特征[16]。上述意见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该冠所蕴涵的多元文化因素具有一定启示。下面我们尝试从冠帽样式、纹样、宝石来源等角度来进行考察。
　　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虽然使用到很多织物，但外部主体结构是用大块的鎏金银片拼合而成，从整体风貌和主要制作材料来看，其与中原内地的传统冠帽明显不同。在隋唐及以前中原系统的冠帽中，无论是皇帝的冠冕，还是官员的冠帽，基本不见用大块金银整体制作高大金银冠帽的情况，金银主要用于冠帽上的装饰或局部框架，如金花、金珰等。相比之下，古代北方草原文化中却存在用大块金银制作冠帽的传统，如内蒙古出土的匈奴鹰顶金冠饰[17]、突厥金冠‍[18]‍，以及之后的辽代金银冠等。因此，这种以金银为主制作冠帽的传统，可能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的样式与目前所见北方草原民族中常见的圆环状冠帽样式明显不同，采用的是方形的冠体样式，这可能又与中原的影响有关[19]。中原冠帽文化对该冠的影响还表现在该冠前檐下所缀的珍珠旒，此类样式在初唐至五代敦煌壁画中的汉地君主、王侯所戴的冠帽上多有存在[20]，说明冠前缀旒是汉地君王所戴冠帽的观念在当时西部地区已深入人心。但是，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前的珍珠旒似被编联成了网状，这与中原帝王所戴旒冕上的串状旒不同，应该是经过了相应的地域化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时期的中国东北、西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及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曾广泛存在过一种名为“珰”的金属冠饰，多为金银质，造型有圭形、方形和不对称山形三类，其上有蝉、凤鸟、龙凤、虎头、坐佛纹、仙人乘龙、神山等纹饰[21]；其既可单片使用作为“貂蝉冠”、“通天冠”、“步摇冠”上的构件，亦可４件一组置于冠体四面[22]。其中圭形和不对称山形珰片的上缘形态呈中部尖角、两侧弧低；其余三面较为平直，同时满饰纹饰，这与本文探讨的这类鎏金银冠上的冠片饰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可能是后者冠帽样式的祖源之一[23]。 　　凤鸟图像分布于左、右冠面上，造型相同。嘴似鹰喙，口含花枝，头上有耳和羽毛。双翅展开上翘作欲飞状，鸟身及鸟翅刻画出羽毛，鸟身中部有一簇联珠纹团花。长尾上扬，羽毛末端卷曲。鸟足折曲，四爪尖锐。与龙纹一样，凤鸟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历史悠久的纹样主题，常以四神之一的朱雀形象存在。据考古材料显示，展翅凤鸟形象在汉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存在[3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比较常见[40]。在唐代，此类凤鸟图像在金银器[41]、墓葬[42]、石窟[43]、织物[44]、铜镜[45]等物品上均有发现，整体造型与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上的凤鸟相似，甚至部分凤鸟脚下同样踏有莲座[46]。凤鸟图像在唐代青海地区比较流行，造型多样，见于金银器[47]、棺板画[48]等材料中，甚至还有类似的木质凤鸟俑[49]。综合判断，我们认为这种形态威武，展翅欲飞且有长尾的凤鸟图像，应该根源于中原传统的“朱雀”形象，是广泛流行于唐代中原和周边民族地区的一类动物纹主题。
　　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的护颈上有对狮纹饰，该狮子卷曲状鬃毛、尾夹于腿间的特征与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吐蕃时期的狮子造型非常相似[50]，二者应该属于同一传统。据《周书》记载，北周和隋初时期的吐谷浑首领“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师子床”[51]。说明狮子形象在唐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于青藏高原的东北区域。在中国，狮子本身是一种外来的动物形象，可能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已有较多狮子图像[52]。在唐代，狮子在中原[53]、青藏高原[54]等地都比较多见，应该已成为当时东亚和中亚等地普遍存在的一类文化因素。
　　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的多元文化特征还表现在该冠所用的宝石方面。据简报介绍，该冠的冠片、护颈及冠片上的插件有镶嵌绿松石和蓝色宝石。冠前有用细小珍珠编制的珍珠旒，旒的底部分布有20余颗青金石瓜形珠和数枚绿松石管形珠与球形珠。四角缀饰亦用宝石制作，包括少量较大直径的成串珍珠和4颗水滴形石榴石珠。由此可知，这顶鎏金银冠使用的珠宝类型比较多样，包括绿松石、珍珠、蓝色宝石、青金石和石榴石。上述这些宝石中有很大部分应不是青藏高原本地所产，而是外来物品。例如，青金石可能来自阿富汗东北部或者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55]；珍珠应来自沿海地带，可能通过中原、南亚甚至西亚输入[56]。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珍宝在青海地区汇聚，既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隋唐时期青藏高原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的体现。
　　在冠帽上镶嵌宝石的现象在中亚、西亚以及北方草原等地区较为常见。例如，蒙古国发现的毗伽可汗王冠系用黄金制成，呈圆环状，环上有五个立板，每板分别镶嵌1-3颗红宝石[57]。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高级冠帽也有使用珠宝进行装饰的传统。据《周书》记载，西亚波斯国王“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58]。又《旧唐书》记载，中亚康国“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59]。因此，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采用较多宝石来装饰冠帽，也可能与上述周邻文化的影响有关。至于该冠上镶嵌较多绿松石的现象，则可能是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特征[60]，属于本地传统。
　　综上所述，乌兰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可视作多元文化的结晶，其中金银冠的理念可能源自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方形之制和冠前垂旒的做法应该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魏晋隋唐时期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种冠饰“珰”则可能是其造型，特别是冠片样式的祖源之一。该冠上的动物纹样应该具有特殊意涵，其中居于冠前后的龙纹和冠两侧边的凤鸟纹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同类纹样特征相同，特别是龙纹，在关键性的细节表现方面与内地基本一致，应是唐代内地直接影响的结果。狮纹是当时亚洲很多地区和文化中广泛存在的一类动物形象，但该冠上的狮子形象可能已经具有青藏高原的本地特色。上述3种动物在冠帽上有不同的方位配置，可能反映了该冠主人对不同动物意涵及其背景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化理解。至于该冠上的各类宝石，来源同样多元，与青海的区域位置以及汉唐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兴盛密切相关。但需要指出的是，从造型与样式的独特性、相关装饰题材的本地化等现象来看，这件鎏金银冠应该是青海地区本土制作并使用的一类冠帽样式。
四、余论 　　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出土于墓壁上掏出的暗格内，位置较为特殊。从其出土状态和环境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是从旒和冠后的护颈摆置情况来看，该冠应被细致且规整的放置于盒状木箱内，冠正面朝向墓室。第二，冠前面放置有一个金碗，碗指鋬朝外，似放冠之后特意放置于冠前，因此简报特意提到其有“供奉”意味。第三，木箱所对的墓室木框处刚好有一节断木，这应是专门设置的“缺口”，简报认为其有“通道”的意味。正常情况，这顶冠应作为实用器佩戴于墓主人的头上，但从其特殊的放置方式和位置来看，这顶冠帽应该被赋予了某种宗教意涵。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中有少量与青藏高原隋唐时期丧葬礼仪相关的内容，如P.T.1042就是一份记录苯教丧葬仪轨流程的卷子，其中提到在丧葬仪式中有一类被称为“贵人衣冠代用品”的物品，这类代用品先于举行葬礼的地方进行供奉，之后又被带到坟场中，应该是整个丧葬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类物品[65]。这里的“贵人衣冠代用品”应该是指供奉给死者的冠帽和衣服，或为明器，亦或为死者生前所用的实物，反映了吐蕃社会视死如生的思想观念。那么，泉沟一号墓中的这顶鎏金银冠是否有可能是墓主人丧葬活动中曾使用到的“衣冠代用品”？据P.T.1042记载，在苯教的丧葬仪式中，有将“供食袋放在灵魂象征物的前面和左右两边”的情况[66]，这与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所在的木箱之下铺垫有一堆似青稞的植物种子的现象相符。泉沟一号墓所展现的丧葬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本地特色，但与典型的吐蕃丧葬习俗已有相似，或许在丧葬活动中也有使用“衣冠代用品”的情况。因此我们推测，泉沟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鎏金银冠，有可能是前述丧葬仪式中的“衣冠代用品”，供墓主人灵魂在死后世界使用。
　　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的这顶鎏金银冠应该代表了隋唐或稍早阶段就存在于青藏高原东北区域的一类冠帽样式，这类冠帽样式的具体特征应该比较多样，以适应社会上层不同身份人士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作为这类冠帽样式的代表，泉沟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鎏金银冠应该是基于本地文化传统并杂糅了包括中原内地、北方草原以及中亚等地区的多元文化因素，是隋唐时期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和多文化交流交融的一个历史缩影。通过对这顶鎏金冠帽的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边疆地区民族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和内涵应该比较多样，不仅涉及中华文明内部的交流互动，而且亦有与域外文明之间的关联和互鉴。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第19—37页。本文有关该墓及其出土鎏金银冠的基本信息均采自该简报，下文不再注释。
[2] 鲍义志：《鎏金王冠之谜》，《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第18—21页。霍巍、祝铭：《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16页。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第5—12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4] 同上。
[5] 杨雪梅、仝涛：《四处遗存，拼接唐朝岁月》，《人民日报》2019年11月30日第05版。鲍义志：《鎏金王冠之谜》，《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程起骏：《乌兰出土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金冠探秘》，《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第22—26页。
[6] 杨雪梅、仝涛：《四处遗存，拼接唐朝岁月》，《人民日报》2019年11月30日第05版。鲍义志：《鎏金王冠之谜》，《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程起骏：《乌兰出土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金冠探秘》，《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霍巍、杨清凡：《西藏高原吐蕃考古与象雄考古的新阶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藏学》2021年第２期，第5—1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7] 图片由笔者于2021年8月7日在该馆考察时拍摄。
[8] 马尔沙克待出版遗稿，参见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第81—88页。
[9] 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10] 青海省博物馆编：《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66—171页。笔者于2021年8月在青海海西州民族博物馆考察时曾进行过拍摄。
[11]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木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9页。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３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0页。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宄》，《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48-61页。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107-124页。
[12] 本图由笔者在都兰县博物馆拍摄。《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170-171页、202-203页）一书中也收录有该人物的临摹本，但与原图像有差异。经观察，都兰县博物馆中的临摹图从冠形上符合实际，但衣色可能与实际不同，特此说明。
[13] 鲍义志：《鎏金王冠之谜》，《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程起骏：《乌兰出土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金冠探秘》，《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霍巍、杨清凡：《西藏高原吐蕃考古与象雄考古的新阶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藏学》2021年第2期。
[14] 鲍义志：《鎏金王冠之谜》，《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程起骏：《乌兰出土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金冠探秘》，《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
[15] 程起骏：《乌兰出土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金冠探秘》，《中国土族》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17] 鄂尔多斯博物馆编：《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2-133页。
[18] 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2005年第1期，后收入其论文集《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第224～235页。
[19]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内地有一种被称为笼冠的冠帽，特征为内衬巾帻，外罩笼状硬壳，正视呈方形或长方形。参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2—177页。
[20] 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9—90、155、200页。
[21] 赵淑怡：《会“珰”洞鉴以昭然——古代东亚地区冠饰“珰”之探究》，《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1期。
[22] 周文：《金珰冠饰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0页。
[23] 关于金珰与青海地区此类冠饰可能的关系，因涉及另外的问题，将另行讨论。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25]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第11页，图三四。
[26] 罗二虎：《试论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86第1期。具体材料可见俄军、郑炳林、高国祥主编：《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图DH5·007（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章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图110。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第17页，图二六。
[27]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3、175页，图4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图八一，7；第148页，图八四。
[28]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9—151页，图一四六—一四八；第169～170页，图一六六—一六七。
[29] 李青峰：《浅谈乾陵文物中的龙图案》，《乾陵文化研究（十）》，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272—280页。
[30] 葛承雍：《唐代龙的演变特点与外来文化》，《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第64—72页。
[31] 例如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5期，图五。苏芳淑主编：《金耀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2013年，第154页，图B。扬之水：《吐蕃金银器知见录》，《紫禁城》2020年第5期，第83页，甘肃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出土“银鎏金六龙纹夹层杯”。
[32] 青海省博物馆编：《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82-183页。
[33] 夏吾卡先：《吐蕃琼结桥碑的考古复查与研究》，《考古》2015年第6期，第102页，图一。
[34]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千年古寺扎玛尔吉如拉康》，《文物》1985年第9期，第65—72页，图四、五。
[35]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第73—76页，图一、五。
[36] 郭物：《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欧亚学刊》（第9辑），2007年，第215—238页。
[37] 成都市博物馆编：《阿富汗：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68页，图56；第84页，图80；第107页，图117；第111页，图124。
[38] 吐蕃金银器中有不少神兽都有口吐云气的形象，参见苏芳淑主编：《金耀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2013年，第34—37页。
[39]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著：《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29页，图一六四。
[40] 例如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 年，第30页，图三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第63页，图四二、四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第10期，第7—8页，图四、五。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第4期，第42页，图十七；第46页，图二十六。
[41] 阎磊：《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文物》1959年第8期，第34页，图1。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2—133页，图23；第141页，图26；第174页，图40；第201页，图46。
[42] 例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图四五；第55页，图七〇；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2页，图三二；第51页，图三八；第63页，图四六。
[43] 胡同庆、王义芝：《华丽敦煌---敦煌龙凤纹饰图录》，读者出版社，2018年，第72页，图9-11；第73页，图14；第89页，图19。
[44] 郭丰秋、赵艾茜：《唐代纺织品中鸡形凤纹造型审美及其文化内涵》，《丝绸》2021年第11期。常沙娜编著：《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45]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2—148页，图一三九～一四五。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历代铜镜纹饰》，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图114、115、124、128。
[46] 阎磊：《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文物》1959年第8期，第34页，图1。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2页，图三九。
[47] 许新国：《都兰热水血谓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第96页，图四。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图5-19-2。
[48]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71页，图七。青海省博物馆编：《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图1.63。
[4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图六三。原报告称为鸡，但从展翅造型来看，可能亦为凤鸟。
[50]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4—51页。
[51]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吐谷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第912页。
[5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31页，图四一。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第4页，图五。
[5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第237页，图一五七，7；第148页，图八四。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图一七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图一一；第22—23页，图一五、一七。侯晓斌：《唐代狮子纹样与相关活动略考》，《文博》2014年第1期,第43—48页。
[54] 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考古》2003年第12期，第82—87页。巴桑旺堆：《墨竹工卡县切卡寺发现两尊拟似吐蕃时期遗存的古石狮》，《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0页。夏吾卡先：《吐蕃石狮子考古调查及相关文化研究》，《西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48—53页。余小红、岳燕：《论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吐蕃石狮及其造型艺术特征》，《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85-92页。
[55] 因未进行科技分析，故主要根据青藏高原附近的产地来源进行推测。王进玉：《中国古代彩绘艺术中应用青金石颜料的产地之谜》，《文博》2009年第6期，第396—402页。赖舒琪、丘志力、杨炯等：《古代青金石的开采和贸易：基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二重证据的研究进展》，《宝石和宝石学杂志（中英文）》2021年第4期，第1—11页。
[56] 王小甫：《香丝之路：阿曼与中国的早期交流——兼答对“丝绸之路”的质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14页。李斌：《先秦至汉晋时期珍珠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农业考古》2021年第1期，第25—33页。姚崇新：《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81—100页。
[57] 陈凌：《突厥王冠考——兼论突厥祆教崇拜的有关问题》，《欧亚学刊》（第八辑），中华书局，2018年，第127—157页。
[58]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西域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第919页。
[5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康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310页。
[60]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61] 王春燕：《辽代金银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6—90页。
[62] [元]脱脱等撰：《辽史·仪卫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906页
[63] 贾玺增：《辽代金冠》，《紫禁城》2011年第11期，第103—104页，图3-1、3-2、3-3、3-4。
[64] 王春燕：《辽代金银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6—90页。
[65]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第22、23、27页。
[66] 同上，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