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吐蕃古墓重量级墓主人身份考释

       吐蕃陵墓所在地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包括7乡2镇，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缘、气候干旱，空气稀 薄，海拔3400米以上，太阳总辐射能量较高，温差较大、多风，降水量较少，属温凉干旱气候区。植被为草原荒漠植被，比较稀疏。土壤层溶钙土，有盐化现象、碱性反应，钙积层位高。

       都兰吐蕃古墓群分布从夏日哈乡到诺木洪乡，东西长200公里，南北宽20公里的范围内，墓葬 大多依山面河，连绵数百里，总数达千座以上，而尤以热水乡最为集中。古墓群体宏大，葬制独特， 内涵极为丰富，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但是，长期以来，都兰地区吐蕃古墓葬群频繁遭遇被盗且还被焚烧，墓葬残留的遗物杂乱无章， 破坏极其严重。都兰县墓葬被盗历史很长，大体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清朝时期，存在盗 墓现象，但量小且出现过一两次。第二阶段是民国马步芳统治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具体时间是 1944年。马步芳派一个工兵营驻扎在智尕日，将在热水沟一察罕乌苏河北岸的血渭1号大墓进行盗 掘，征用民工400多人，为时一个月的盗墓，只取墓中的整件金银玉器，对金银镶嵌的器物，刮金剥 银，炼成金条银锭，其余铜、铁、木器、大量丝绸品一概弃之不顾。挖出的物品种类很多，且数量巨 大，无从一一计算。

       据说，物品中有铜锅一套，口内边有文字，当时无人认得也无法考证，外边所锱 金多处剥离；两头包有黄金的楠木杆数梱，仅此两项炼得黄金两千余两；被盗之后还遭焚烧。第三 阶段是在1949年后，也一直有人盗墓，到了 20世纪60年代，森林砍伐严重，政府采取了封山措施， 这样导致了当地牧民缺柴现象，牧民就挖墓里的柏木来烧饭取暖，破坏严重。只是拿走金银器其他 东西一概不拿，当时也没有人去保护，谁也不管。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到90年代及20 世纪末期盗墓极为严重。盗墓分子甚至动用推土机等大型机械推开封土，疯狂盗取珍贵文物。根据 上级指示，经过多次专项打击行动后，盗墓分子虽有所收敛，但受到经济利益驱动，盗墓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由于人力和资金等众多因素，这里的两千座吐蕃古墓正惨遭盗墓分子洗劫，面临着灭 顶之灾。具有关部门粗略统计，都兰县境内已有一半以上的古墓遭盗掘。

       都兰吐蕃古墓文物保护工作从1980年起受到重视，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考 古挖掘工作。曾在热水沟察汉乌苏北岸挖掘了2座古墓，其中一座是血渭1号大墓。挖掘中出土的有皮鞋、核桃、织机构件、金饰品、陶罐、木碗、木鸟兽、古藏文木简、彩绘木板，还有一批絢丽多彩的丝绸织品。特别是出土了藏文木简犊，为研究吐蕃历史以及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 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中国著名古藏文专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东嘎•洛桑赤列，在识译了出土的古 藏文木简后，认定墓主人是吐蕃贵族。青海省文物研究所考古队于1985年又对血渭1号大墓及其周 边几座中、小型墓进行挖掘。血渭1号大墓被国家文物局学术委员被选为“ 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 现”之一。

       1999年7月至9月间，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先生（RogerLovey)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血渭草场察苏河南岸发掘了4座唐代大、中型 吐蕃墓葬。对出土文物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形成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报告，这是我省考古研究工作的 一大可喜成果。因为受资金时间等的限制，此次一共仅发掘了4座墓葬。这些墓葬均被盗且被焚，破 坏严重，令人痛惜。然而，通过规范地进行挖掘清理，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成果非凡。

       近30年来，通过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学者的不断探索和努力，都兰吐蕃古墓的考古发掘工作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有了第一部由北大牵头的权威性报告，那就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青海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编著，于2005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都兰吐蕃墓》一书。这是一部基于科 学发掘的工作报告，以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肃的研究风格，对墓葬的形制、结构及随葬品的情况进 行了详细描绘，通过艺术品、古文字和人骨进行了详尽研究，获得了科学的结论。该书以大量的历 史、考古、艺术、藏文木简资料，明确断定这个墓葬群属于唐代中晚期的吐蕃古墓群。然而，近几年 来，省内个别民间文史爱好者置大量实物证据和权威专家的论证于不顾，对吐蕃时期实物证据和出 土的藏文木简视而不见，似乎绕开发掘出土的丰富吐蕃文化信息，借助某些媒体进行炒作，在论而 无证，缺乏实物证据的情况下，极力渲染所谓“吐谷浑”文化，导致有些人信以为真，混淆是非， 误导读者，在学术界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人为土族寻根追源，刻意将都兰古 墓与吐谷浑搅和在一起，而又把吐谷浑和土族嫁接一起。二是省州文史爱好者缺乏掌握丰富的历史 资料，特别是对藏族文化历史了解甚少，从而导致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论调，走入歧途。为此，本文 通过对吐蕃时期的丧葬制度、墓葬形制特点，发掘出土的藏文木简、碑文等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 探讨都兰古墓特点，力求反映真实历史、文化内涵、族属等问题，为考古工作及开发旅游资源，为 研究和反映历史真实原貌，提供比较可靠的证据。
       据文献记载，第一代至七代（称天赤七王）是从天而降，死后没有留下尸体，而是（通过一条 光绳）升天了。然而到了第八代止贡赞普的死隔断了与天界的直接联系，他在与其大臣的决斗过程 中受骗，赶走了他肩上的保护神，于是他死后尸体留在人间。从象雄召来了“苯波”，让他们建造陵 墓并第一次举行葬礼。通典190谓“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若平头屋”。在吐蕃时期，主要实行土 葬制。《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载及松赞干布与臣韦义策盟誓时云：“你死后，吾为尔营建坟陵。”墓葬制始于止贡赞普时期。从此之后，吐蕃赞普去世后普遍进行安葬。松赞干布至朗达磨赞普的陵墓遗 迹至今犹存，在西藏山南雅袭河谷可以看到。这种葬法一直延续到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换 言之，延续到佛教传入后100年，而不论该赞普是否支持佛教，这种丧葬方法始终没有改变。

       近几十年来，西藏发现墓葬群20余处近2000多座，分别是贡党县香贝区石棺墓葬、朗县列山墓 地、西日卡西山墓地、浪县泽当至米林公路317公里处墓地、红光三队墓地、乃东县泽当区赞塘村墓 地、泽当区下东嘎大墓、昌珠区普努沟古墓群、拉萨彭波石棺墓等。大部分分布在山南吐蕃发祥地。这些墓大部分为梯形和方形，也有圆形、亚字形、封土形。仅朗县列山墓地一处有180座墓，经14C 测定为公元700 ±70年，正属吐蕃时期。以上文献记载考古情况无可辩驳地证明吐蕃时期主要实行土制。

        据《西藏王统记》载，“松赞（干布）墓建在穷波地方，四方墓冢分成格，丝和纸拌于泥土中， 以此塑成英主像，载上木车踏歌舞，安放圣像于墓中，奇珍异宝充于格，墓中还有五座神殿”，在大 论嘎尔写的《目录》中说，“松赞墓在穷波达，其大小有一箭之遥，其占地约掷石之远。内有五座神 殿。此墓装饰华丽而闻名，它的秘称是‘木日米波’。它的珍宝是分三次从全世界各地奉献的，五种 神圣的供品、五种林木中的珍奇、五种人间的瑰宝；在它的内室，陈列着五种供物；在中央鬼域被 金刚顶镇伏着；顶部是由18腕尺（20多尺）长的柱子搭成的柱廊，它是由叫作白旃檀的檀香木料做 成的。正中央是国王御衣，各种不同的珍宝和宝石的王冠，还有印度的铠甲，中原的珊瑚树，霍儿 的金人金马、珍珠等”。

       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笼统，还可以看出大致轮廓，《西藏王统记》、《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等有关藏文史料中表明，赞普陵墓为长方形，总长为一箭之遥，占地为掷石之远， 墓室分为若干分室。多数为四室、五室等形制，且各室充满奇珍异宝，还有圣像或英主像（墓主人 画像）放置于墓中。国王遗体经防腐处理，用金水涂抹之后放入银棺里，放置在中央墓室。意大利 著名藏学家杜齐认为，实际上，陵墓内部分成大小一致的九个方格，这些格子代表着宇宙，围绕它 的中心，九是苯波教的吉祥数字，国王被埋在墓中央，表示极为理想地进入了宇宙并且和宇宙的终 极混为一体，而这个墓本身是则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投影。珍贵的财物放在其他格子里，并不仅仅 意味着它们将成为国王后世的财富，而且还将给国家带来新的财富和更加远大前程的种子。

       都兰热水血渭1号大墓，依缓冲的血渭山左山坡流线型山嘴而建，依山向河，坐北朝南，墓地封 土南壁长155米，北壁长100米，垂直高度27. 8米，墓地底大顶小，顶、底基本形制为近似梯形， 封土堆高大，以土、砂、小石块混合夯打而成。墓上部有近似等腰梯形石砌墙一座，墙中央建有 “十”字形石砌墓圹的墓室一座，依次自外向内分述，则石砌墙墙体高2米，其中，石砌墙分为底 墙、中层、顶墙三个部分，面积为1730平方米，东墙长41米，西墙长39米，南墙长55米，北墙长 36米，位居石墙中央的石砌墓圹形制为“十”字形建筑物，东西长17. 6米，南北长20. 3米。“十” 字交叉中央方形石砌主室圹约有15平方米，外带回廊。墓圹为中室、东室、西室、南室、北室五个 分室。这与吐蕃赞普“五种神殿”记载如出一辙。在墓葬的规模上，整体面积“一箭之遥”和墓圹 外围石砌墙占地面积“掷石之远”基本一致，相差不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号大墓十字形墓圹 东回廊的东南角还出有人形木牌，为木板制成，表面贴有一层薄绢，其附近出有木制的8只人手，表 面亦贴有绢帛，这很可能是藏文史料记载中所述的圣像或者是英主像（墓主人画像-。再者，血渭1号大墓除中央主墓室之外，有东、南、西、北四个“耳室”，且部分“耳室”尚有“副室”，由于盗 掘破坏严重，其他“耳室”有无“副室”无法考察，假如四个“耳室”都有“副室”的话，那么和 杜齐先生所谓“九方格”墓不谋而合。

       根据上述种种现象表明，都兰热水血渭1号大墓与藏文史料记载相比较，从规模上、形制特点、 内室结构等方面与吐蕃时期藏王墓相符合。血渭1号大墓属吐蕃赞普陵墓基本上可以定论，但还需进 一步研究和确证。

        经过三十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墓葬群最为集中的都兰县热水以及遍及都兰县全境的 古墓形制，与以封土石室为代表的吐蕃王朝时期的主流墓葬相符合。我省考古专家许新国、格桑本 的《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与都兰血渭6号墓出土的木赎》一文中说，“封土石室墓，是青藏高原古代 墓葬中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地域分布最广、墓葬布局最为密集一类墓葬类型。从迄今为止的发现 情况来看，这些墓葬东起西藏东部的昌都，西达后藏日喀则的昂仁，南面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北抵 藏北那曲、索县及安多、比如一代都多有分布，几乎遍及西藏全境，其分布的最北端已达到青海的 都兰县”。

       由此看来，在都兰地区几乎所有的古墓都属于封土石室形制，我们把都兰热水乡为中心的遍及 全县古墓葬群确定为唐代吐蕃古墓群的论断，证据充分，论点无懈可击。
       都兰血渭1号大墓被认为是考古界最惊人的发现，它也是墓群中最壮观的一座墓，从正面看像一 个“金”字，因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大墓背后的大山如同一只大鹏展翅之势，雄伟壮观。大 鹏是苯教崇拜的神鸟，有世界是从大鹏蛋中形成之说。

       这座墓坐北向南。大墓南面平地上，共由27个陪葬坑和5条陪葬沟形成的动物殉祭区，整个区 域东西长80多米，南北宽50多米，在陪葬沟中发掘出殉马87匹、牛头13具、狗8条，是迄今为止 发掘中规模最大的吐蕃时期动物殉葬遗址。

       随葬（殉葬）动物的习俗是财富的一种象征意义，数量的多少，表明财富上的富裕与贫困的程 度，这种随葬动物习俗在吐蕃时期墓葬中有大量的发现，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藏区古代墓葬 最早发现随葬动物的习俗，大约开始于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吐蕃部落及部落联盟时代，如在昌都香 贝石棺墓和阿里发现的石丘墓中，曾经出现过一些零星的马、鸡等动物骨骸。在苯教文献中也有关 于动物殉葬习俗的记载，说明这个时期已经有这种习俗。霍巍先生认为：“这种习俗的出现是源于两 种基本观点，一是象征财富的观念，二是出于一种宗教意识，或者是宗教信仰的观念。”它主要的目 的不在于财富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祭神灵，围绕着死者的灵魂在阴间的需要为目的，为将来的生 活需要为目的，也可能是为活着的人带来某种幸运为目的的一种宗教观念。

       因而在吐蕃时期的大规模杀殉动物献祭动物之风十分盛行，已故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先 生在描述苯教杀牲祭祀时说：“这种宗教每年秋天要将一千只大鹿一起杀死，取鹿血献祭，冬天要将 牦牛、绵羊、山羊等公畜三千头杀死，献祭苯教神祇，春天要举行名叫‘肢解无角马鹿’的祭祀;夏天举行苯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煨桑祭祀。在人生病时要施舍赎命，视每个人的经济条件， 最多杀公母畜各三千头（只）到最少公母畜各一头献祭神祇，人死后制服鬼魂也要像上述那样杀牲 祭祀。”

       在丧葬仪式中的杀牲祭祀，是这名目繁多的杀牲祭祀中的一种。吐蕃时期较多地反映着一种宗 教意识，在这种丧葬文化就是苯教的丧葬仪轨。这种仪轨在最早的汉文资料也能体现出来，如在 《隋书•附国》部分中有这样的记载：“（吐蕃时期）其葬必集亲密，杀马至数百匹。”

       吐蕃时期殉葬及祭祀多有叙述。《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相为大论、 小论，以统理国事。……与其臣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断其肠而屠之。…… 三年一大盟，夜于坛琿之上与众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为牲。”《新唐书•吐蕃传》中曰：“其君臣自为 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为殉，所服玩乘马皆葬，起大屋冢颠，树众木为祀所。赞普与其臣 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驴为牲。”

       在祭祀中或殉葬中除仅有马、牛、羊、犬等动物外，还用人殉。在《册府元龟•吐蕃史料》也 有类似的记载：“人死，杀牛马以殉，取牛马头，同垒于墓上。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若平头屋 焉。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 针，血尽而死，便以殉葬。”

       在《敦煌历史文书》中说，在藏王松赞干布时，松赞干布与他的忠臣韦•义策等父兄子侄等七 人均参与盟誓。赞普誓词云“义策忠贞不二，你死后，我为尔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子孙后代无 论何人，均赐以金字告身，不会断绝”。可以看出，殉牲多为马匹，是吐蕃时期殉牲的最大特征。

       一个赞普去世后举行的丧葬仪式非常复杂，从敦煌出土的文献记载中葬礼程序繁多，且规模非 常巨大。根据藏文史籍《后妃三园》的记载，在一次为赤松德赞的动物献祭活动中，各种专业苯教 师做了以下工作：献供助手（mchod—g. yog)举着小刀，‘浴苯’（khrus—bon -用金质长柄勺给献 祭动物烧淋洗浴，‘祈祷苯’（zhu—bon)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吟诵愿文，‘辛苯’（gshen—bon)抓住 动物的角并割断它的喉管，‘剖割苯’（bshin—bon)将献祭动物割成小块，然后‘坟场苯’（sbur— bon)安排动物肉块的分配（将动物肉块剁成十三块加以分配），‘计数苯’ （grang—bon)数四块， 并把血盛入铜罐，然后将这铜罐和肉块置于皮张上。苯教九乘中的第四乘‘世间辛乘’ （Sd—gSh- <一thag—pa)就是专门讲丧葬的，意大利著名藏学教授南喀诺布说：“所有世间辛之本，归结起来 就是‘死法’（Si—thul)和‘葬法’ （dur—thul)，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还说有81种死法， 360种葬法。丧葬仪式程序见于敦煌文献，这里不作赘述。

       在吐蕃时期的丧葬仪轨中，以动物作为献祭而杀殉的习俗通过众多的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材料和 调查被证实。当时，祭杀动物的习俗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仅文献资料中有大量记载，而且也有 考古材料与之互为印证。从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吐蕃墓葬中动物殉葬习俗已经具有比较固定的形 式，大中型墓前都有祭祀坑和殉马坑，如：西藏乃东县的切龙则木墓地、普努沟墓地和青海都兰热 水的吐蕃墓地等。霍巍先生在其《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一书中认为西藏的动物殉葬的习俗，早在 史前时期就十分流行，到吐蕃时期这种习俗已经成为比较固定的形式。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初步可以确定，吐蕃时期动物殉葬坑中出土的动物主要是以马为主，还有牛、羊、狗、驴、鸡等。如：西藏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共有八组墓群。在其中G组 第一号墓前有两处已被断崖破坏的殉马坑，其中一处坑内发掘出五具马骨架；山南地区洛扎县吉堆 吐蕃墓群共有4座墓，都以其中最大的1号墓为中心依次排列，动物祭祀坑集中在1号墓前，共建有 七层祭祀平台，在西藏昂仁县卡嘎公布马村墓地中，从第1、2号墓中都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殖，除 了较大动物马、牛、羊、狗外，还有鸡、鸽等小动物。还有日喀则拉孜县的查邬岗墓地殉祭坑和山南 扎束县都古山墓地祭祀坑中也有出现。

       古代藏族丧葬习俗文化中认为，人死后有两个地界：一个是继续过着安乐富足的生活的地界; 另一个是黑暗苦难的地界。而曾在“安乐地界”生活的人便要复活，重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而 通往安乐地界的路又是充满险阻而且漫长的，为此死者要靠活人通过葬礼，特别是献祭各种动物来 帮助他们，这些动物的任务正是除去所有艰难险阻，一是为死者引路，给他做死后险途中的坐骑， 二是通过他们的献祭，这些动物还用作给害人精灵的赎品，否则这些精灵就会伤害死者，换言之， 它们的作用是为死者替身的。三是将为死者来世时提供一切今世所用的一切物品。因此动物祭也可 理解成是给死者提供来世的牛马群。献祭食物、衣服和珍宝也可以作如是解释。人祭也可能是为了 给死者“赎身”，或者为死者提供奴仆或者伴侣。

       苯教的这种祭法，不仅大量屠杀牲口，与佛教的道德观相违背，而且个人长生不老地在“安乐 地界”生存，最后又继之以新的人世生活这一观念与佛教关于人生无常、最终达涅槃境界，从在世 间生、死和再投胎的轮回界中解脱出来的教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为此，到最后在吐蕃王国的消亡， 而这种墓葬制度也随之消失。
       都兰吐蕃古墓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藏文木简，这对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成果，也 对研究吐蕃历史、判定墓主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确定墓主人身份和族属的实物证 据。这些木简是确定都兰古墓族属问题不容置疑的铁证。

1.王后信件木牍（见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