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玉树新发现苯教古藏文手抄本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考述
作者：尼阳才仁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
时间：2026-10-10 08: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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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青藏高原苯教文化传统中有关创世神话与氏族起源叙事的重要古藏文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具有十分鲜明的研究价值。以往研究长期受限于霍夫曼收藏单一抄本(通行本)，版本校勘与内容解读均受到制约。新发现的玉树本为突破此困境提供了关键文献支撑。通过系统的文献考察与版本比较，本文揭示玉树本属于该文献的略本形态，与通行本同出一源而各自成型，二者并非主从关系，而是同一口述传统下不同书面化分支的平行存世。这一发现为深化《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考辨与文本源流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依据。
关键词：青海玉树；《黑头凡人的起源》；苯教文献；版本谱系
自20世纪中叶起，苯教古藏文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Dbu nag mi’u’dra chags) 以其独特的宇宙观阐释和氏族谱系记载，持续引发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该文本不仅承载着有关青藏高原本土宇宙观方面的丰富信息，更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氏族起源的重要材料。然而，既往研究表明，若仅以单一抄本为依托开展版本校勘与文本解读工作，势必存在诸多难以规避的局限。1986年国际 藏学家卡尔梅·桑木丹(Karmay Samten)便 将当时的通行本界定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手抄本”, 印证了这一局限。由此可见，学界对于补充新的文献材料与深化《黑头凡人的起源》研究有着迫切需求。近期青海玉树地区新发现了一个独立于通行本的全新版本, 这一发现不仅为重构《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流传谱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支撑，也为打破当前版本单一的研究困境、推动相关研究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学术史回顾
迄今来看，目前学术界通用的版本均系霍夫曼(Hoffmann Helmut)所持有的手抄版本(以下简称“通行本”)，他在《西藏的宗教》(1956年)一书中首次引用并翻译其宇宙观段落，成为国际藏学界接触该文献的起点。此后，卡尔梅·桑木丹(1986年)以“黑头矮人出世”(The Appearance of the Little Black-headed Man)为名节译第二部分，并简要概述未译章节，系统分析文献中的氏族起源，开创性地将研究重心从宇宙观转向氏族谱系。通行版本的跋记中虽将作者托名于赞普赤松德赞(742—797)，但从文本的叙事风格和内文记载来看，都留有明确的后世人物断代线索，这一托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卡尔梅正是依据这些线索，结合文本中出现的12至13世纪历史人物，推定其成书年代晚于这一时期，这一论断也成了学界的主流观点。尽管文本中存在苯佛交融的叙事元素，但其苯教文献的属性，早在17世纪的藏文文献中便已有明确记载，因此无需展开过多讨论。不过，文献中包含大量氏族起源与部落支系的相关记载，使其具备了“族谱”类文本的特征。但从整体内容来看，它又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族谱。当然，这涉及藏文族谱的界定标准问题，并非本文的研究范畴，在此不作赘述。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卡尔梅·桑木丹文章的汉译本，对苯教的宇宙观和起源历史作了许多探讨和研究，如孙林通过对此文献的研究提出苯教宇宙论受波斯祆教影响。2002年，日本京都国立民族博物馆出版的《蓝色布谷鸟的吟诵》首次全文公布通行本《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手抄原件，但该乌坚体转录版本存在部分错漏。约翰·文森特·贝莱扎于2005年将该文本中六氏族的扎拉神兽与《央楞仪文》（g.Yang len)等苯教文献的相关记载相比较，结合他在藏北的民族志考察指出，《黑头凡人的起源》中被神化的氏族叙事或与土著氏族的历史存在现实对应。此后，韩国学者金东柱于2011年通过藏文原典重新录文及全文汉译，提出卡尔梅译本中的58处误译问题，并影印手抄本原稿，为国内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底本。索南才让于2019年通过藏文原典校勘纠正《蓝色布谷鸟的吟诵》和《苯教古文献九部史》中的转录遗漏，推动了文本精校。关于文本属性与文献来源方面，石泰安于1959年最早关注该文献的口头叙事特征，并根据文献中的“六氏族”等内容对古代东部藏区著名氏族的地望和历史作了详细研究；索南东主于2010年提出“渐成说”，认为该文献融合了前佛教时期口头传说与后世僧人改编，多层叙事暗示文本可能经历从口述叙事到书面文本的演化历程。更尕益西于2013年考察了手抄本的来源，推测文本可能源自康区苯教传统。石硕等于2017年通过文献分析，提出康区被称为“人区”的概念与“黑头凡人”中的“六氏族”“四氏族”等密切关联。朗格拉尔·雷尼尔(Langelaar Reinier J.)在关于藏文族谱文献的系列研究中，对该文献进行了系统探讨，基于通行本中出现的“霍·帖木儿”等元朝人名，以及文本提及金汁书写佛教经集《甘珠尔》等信息，推定此版本形成时间不早于14世纪，认为其时代背景与《朗氏灵犀宝卷》(Rangs kyi po ti bse ru)等文献相近。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本属性和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口头文本的特征，并与康区氏族文化传统存在紧密关联。因此，在青藏高原东部康区腹地的玉树发现该文献的另一版本，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与学术逻辑预期相符。尽管既有研究在版本考据和内容阐释层面已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囿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国内外学者相继公开的手抄本均源自霍夫曼所获的单一版本。这一现象导致相关研究长期受限于“孤本”困境，极大地制约了对文本生成过程、口头传统影响以及版本对勘等核心问题的深入探讨。正是在此背景下，新写本的出现为打破这一研究僵局、拓展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通过对比分析玉树本与通行本，能够更清晰地辨析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深入了解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进而探寻其生成与传承演变的脉络，还原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情境。
二、玉树本的形制与内容
新发现的《黑头凡人的起源》手抄本(见图1)由青海玉树地区的赛喀·南塞先生收藏。为便于研究，本文将该手抄本暂定名为“玉树本《黑头凡人的起源》”(以下简称“玉树本”)。手抄本采用传统的缝缋装帧形式，尺寸为25.2cm×8.8cm，现存8叶(计16页)，但首尾均有残缺。文本为双面书写，每叶书写7至8行文字，正文共计116行，总字数约2400字符。手抄本保存状况良好，字迹清晰可辨，易于识读。书写材质为传统藏纸，字体为藏文行书(dbu med)簇玛丘体(tshugs ma ‘khyug)，文字横向呈条状排列。玉树本在书写特征与文本内容方面，与通行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深入分析这些异同，有助于全面理解两部文本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
关键词：青海玉树；《黑头凡人的起源》；苯教文献；版本谱系
自20世纪中叶起，苯教古藏文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Dbu nag mi’u’dra chags) 以其独特的宇宙观阐释和氏族谱系记载，持续引发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该文本不仅承载着有关青藏高原本土宇宙观方面的丰富信息，更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氏族起源的重要材料。然而，既往研究表明，若仅以单一抄本为依托开展版本校勘与文本解读工作，势必存在诸多难以规避的局限。1986年国际 藏学家卡尔梅·桑木丹(Karmay Samten)便 将当时的通行本界定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手抄本”, 印证了这一局限。由此可见，学界对于补充新的文献材料与深化《黑头凡人的起源》研究有着迫切需求。近期青海玉树地区新发现了一个独立于通行本的全新版本, 这一发现不仅为重构《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流传谱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支撑，也为打破当前版本单一的研究困境、推动相关研究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学术史回顾
迄今来看，目前学术界通用的版本均系霍夫曼(Hoffmann Helmut)所持有的手抄版本(以下简称“通行本”)，他在《西藏的宗教》(1956年)一书中首次引用并翻译其宇宙观段落，成为国际藏学界接触该文献的起点。此后，卡尔梅·桑木丹(1986年)以“黑头矮人出世”(The Appearance of the Little Black-headed Man)为名节译第二部分，并简要概述未译章节，系统分析文献中的氏族起源，开创性地将研究重心从宇宙观转向氏族谱系。通行版本的跋记中虽将作者托名于赞普赤松德赞(742—797)，但从文本的叙事风格和内文记载来看，都留有明确的后世人物断代线索，这一托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卡尔梅正是依据这些线索，结合文本中出现的12至13世纪历史人物，推定其成书年代晚于这一时期，这一论断也成了学界的主流观点。尽管文本中存在苯佛交融的叙事元素，但其苯教文献的属性，早在17世纪的藏文文献中便已有明确记载，因此无需展开过多讨论。不过，文献中包含大量氏族起源与部落支系的相关记载，使其具备了“族谱”类文本的特征。但从整体内容来看，它又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族谱。当然，这涉及藏文族谱的界定标准问题，并非本文的研究范畴，在此不作赘述。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卡尔梅·桑木丹文章的汉译本，对苯教的宇宙观和起源历史作了许多探讨和研究，如孙林通过对此文献的研究提出苯教宇宙论受波斯祆教影响。2002年，日本京都国立民族博物馆出版的《蓝色布谷鸟的吟诵》首次全文公布通行本《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手抄原件，但该乌坚体转录版本存在部分错漏。约翰·文森特·贝莱扎于2005年将该文本中六氏族的扎拉神兽与《央楞仪文》（g.Yang len)等苯教文献的相关记载相比较，结合他在藏北的民族志考察指出，《黑头凡人的起源》中被神化的氏族叙事或与土著氏族的历史存在现实对应。此后，韩国学者金东柱于2011年通过藏文原典重新录文及全文汉译，提出卡尔梅译本中的58处误译问题，并影印手抄本原稿，为国内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底本。索南才让于2019年通过藏文原典校勘纠正《蓝色布谷鸟的吟诵》和《苯教古文献九部史》中的转录遗漏，推动了文本精校。关于文本属性与文献来源方面，石泰安于1959年最早关注该文献的口头叙事特征，并根据文献中的“六氏族”等内容对古代东部藏区著名氏族的地望和历史作了详细研究；索南东主于2010年提出“渐成说”，认为该文献融合了前佛教时期口头传说与后世僧人改编，多层叙事暗示文本可能经历从口述叙事到书面文本的演化历程。更尕益西于2013年考察了手抄本的来源，推测文本可能源自康区苯教传统。石硕等于2017年通过文献分析，提出康区被称为“人区”的概念与“黑头凡人”中的“六氏族”“四氏族”等密切关联。朗格拉尔·雷尼尔(Langelaar Reinier J.)在关于藏文族谱文献的系列研究中，对该文献进行了系统探讨，基于通行本中出现的“霍·帖木儿”等元朝人名，以及文本提及金汁书写佛教经集《甘珠尔》等信息，推定此版本形成时间不早于14世纪，认为其时代背景与《朗氏灵犀宝卷》(Rangs kyi po ti bse ru)等文献相近。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本属性和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口头文本的特征，并与康区氏族文化传统存在紧密关联。因此，在青藏高原东部康区腹地的玉树发现该文献的另一版本，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与学术逻辑预期相符。尽管既有研究在版本考据和内容阐释层面已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囿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国内外学者相继公开的手抄本均源自霍夫曼所获的单一版本。这一现象导致相关研究长期受限于“孤本”困境，极大地制约了对文本生成过程、口头传统影响以及版本对勘等核心问题的深入探讨。正是在此背景下，新写本的出现为打破这一研究僵局、拓展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通过对比分析玉树本与通行本，能够更清晰地辨析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深入了解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进而探寻其生成与传承演变的脉络，还原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情境。
二、玉树本的形制与内容
新发现的《黑头凡人的起源》手抄本(见图1)由青海玉树地区的赛喀·南塞先生收藏。为便于研究，本文将该手抄本暂定名为“玉树本《黑头凡人的起源》”(以下简称“玉树本”)。手抄本采用传统的缝缋装帧形式，尺寸为25.2cm×8.8cm，现存8叶(计16页)，但首尾均有残缺。文本为双面书写，每叶书写7至8行文字，正文共计116行，总字数约2400字符。手抄本保存状况良好，字迹清晰可辨，易于识读。书写材质为传统藏纸，字体为藏文行书(dbu med)簇玛丘体(tshugs ma ‘khyug)，文字横向呈条状排列。玉树本在书写特征与文本内容方面，与通行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深入分析这些异同，有助于全面理解两部文本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
（一)书写特征
玉树本在书写层面呈现古藏文和方言变体等复合特征。例如，同一词汇中的基字ma存在下加字ya的交替现象(例：mying/ming)，基字tsha和tsa的置换(例：yig tshang/yig tsang)，“后加字+a”的存古特征，频繁使用“单基字+a”的构词法(如mtho’)，具有典型的古藏文书写特征。但其中部分语言特征或许是方言变体，而非古藏语的遗存。例如'a与ba的交替(例：skya bo/skya'o)以及后加字sa的缺失(例：lugs/lug)。这些现象表明，抄写者在书面化过程中保留了口语发音习惯，印证了卡尔梅关于该文献“存在明显的康方言”的论断，也间接证明手抄本更接近原始口头叙事层。另外，关于玉树本中的缩体字(skung yig)，其缩体方式以替代法居多，例如，常以“˚”符的草书体代替后加字“ma”，例如
(’bum)等。这些缩写方式与该文献成书年代较早、所使用的字体为簇玛丘体有关，并且与常见的苯教文献中的缩体字示例基本一致。根据纸张、字体和书写风格等特征，并参考其与通行本的差异，初步推测该写本产生年代不早于14世纪。然而，考虑到《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特殊口述传统，其内容产生年代的准确推断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内容概述
玉树本虽内容残缺，但通过分析现存的结构大纲和残存内容，可发现它与通行本在整体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均呈现外部世界的形成、内部众生的起源、藏族远古氏族生活状况、其他人群的重大事宜、像金子般的土地的分配(玉树本写作“分配土地财物与神灵”)、黑头凡人的形成等六大类目的划分，在具体叙述上则可大致归纳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残存的首页内容是前一部分的结束语，讲述了腾戈(’theng ge)三子即蕃(bod)、嘉(rgya)、霍(hor)三兄弟肢解父尸的苯教“芒”叙事，以及蕃人通过赎回心脏获得“祖灵”(pha mtshun)，并举行上下净化(yar sel mar sel)仪式，化解人口“停滞之结”的过程。这部分内容与通行本《黑头凡人的起源》中六氏族叙事之前的铺垫内容相对应。第二部分论述了非蕃人的状况以及特点，提及了汉地(rgya nag po)的茶和丝绸、古印度(rgya dkar po)的佛法、霍尔(hor ser po)的弓箭制造、森波(srin po)的恶业、绛(’jang)地的贸易、索波(sog po)的锻造业等等。第三部分是手抄本的核心叙述内容，主要讲述了“外部斯巴命定六神(srid pa skos drug)、中间八大氏族(bar gyi rus chen tsho brgyad)以及内域蕃族七兄弟(nang ‘kham bod bu spun bdun)”的起源和发展，并详细论述了各氏族的地界(sa bgos)、财产(nor bgos)、神灵(lha bgos)、后代及其功绩。第四部分即末尾残缺部分，虽未完整保留，但其中有关青藏高原传统地理的内容与通行本中的残缺部分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人文区域划分。
基于两个文本间的比较可以看出，玉树本与通行本之间存在几处差异。叙事结构上，通行本将部分地域叙述前置于佛教宇宙观之后，而玉树本将相应内容放在结尾处，这更符合文本逻辑。神话故事的描述顺序也不同：通行本在“腾戈三子分尸”后紧接“蕃族六兄弟复仇”，在后续珠氏功绩段落中概括性地提及攻打魔堡等情节；玉树本则将“蕃族六兄弟复仇”的具体情节放在对珠氏功绩的描述中，故事叙述相对简单。宇宙观叙事方面，两版本整体同源，但在细节上存在抄写差异：通行本并列呈现了以《俱舍论》为代表的佛教宇宙观和青藏高原苯教文化传统中的卵生宇宙观，随后讲述了蕃族远古六氏族的形成；玉树本仅有卵生宇宙观的叙述，不见佛教宇宙观的内容。通行本中关于佛教宇宙观的叙述，或为后人增补，与文本整体结构不太协调，且有重复叙述之嫌。此外，这一部分的内容与后续语境的匹配程度不高，可能反映了苯教文献从纯粹的本土样貌，逐渐受佛教影响而演变的阶段特征。
仪式叙事方面，两本均以“祖灵赎回仪式”(pha mtshun bsnyegs pa)作为六氏族叙事的开篇，通过仪式化解“(人口)停滞之结”(rmang mdud)。通行本完整保留了“斯巴王子腾戈三子肢解父尸”的情节，明确指出这是六氏族“化解停滞之结”的仪式来源。玉树本虽有残缺，仍保留了“举行十三天上洁净仪式，十三天下洁净仪式，六兄弟诞生并繁衍，蕃族的停滞之结由此化解”的关键线索。考虑到玉树本的不完整，其前半部分可能也包含类似的详细仪式描述。在地域叙事方面，通行本对氏族地理分布的描述更为详尽，玉树本仅保留了一些比喻性的说法。关于非蕃族“生计”(so nam)的描述也存在差异，玉树本提及包括森波(srin po)在内的6个部族，而通行本仅提及5个，反映了部族界定上的区别。命名上，玉树本称霍尔族为“黄色霍尔”(hor ser po)，而通行本称其为“霍帖木儿”(hor this mur)，显示了不同时期文化影响的渗入。
氏族分类方面，两本均采用“外部斯巴命定六神(phyi ma srid pa skos drug)、中间大部落(bar na rus chen tsho ba)、内域蕃族七兄弟(nang khams bod bu spun bdun)”的框架，但细节上存在差异。表现在：斯巴命定六神的个别名称拼写不同，通行本作“gtsug”“sgo”“ye”，玉树本分别作“phyug”“bskos”“yi”，可能源于口头传播时的方言变异。两个版本中，中部部落均以“巴·道夏东格果姆”(dpa’ stag sha dung gi sgo mo)为界，通行本划分十大部落，并以“蕃”的视角描述与其他四部族的关系，例如嘉(rgya)是父兄(pha spun)、克莱门(khe le’i mon)是邻邦(khyim mtshes)、曲尺绛(chu khrel ‘jang)是亲家(gnyen ya)、吾伽霍尔(uga’i hor)是对手(‘thab ya)。玉树本仅列八个部落，缺失李域(li yul)、冲木(phrom)两地的描述。在内域蕃族七兄弟的描述上，均呈现创世始祖、部落始祖、支系始祖的排列，名称拼写虽有异，但核心结构（董、扎、珠、嘎+韦、达+舅族)高度一致。关于“六氏族划分神灵”的叙事中，玉树本将神灵划分视为氏族权力分配的结果。在通行本中，神灵则作为“父命赔偿”(pha stong)，嵌入阿聂年根德韦(a mye gnyan rgan d+he ba)弑杀阿聂赤托钦波(a mye khri tho chen po)的神话之中。两部文本对各氏族之扎拉神的描述基本相似，但在详略程度上有所不同。例如，在关于六氏族及其扎拉神的描述中：
玉树本：“董氏获得董神木普；扎氏获得扎莫扎察；珠氏获得珠莫昌昌；嘎氏获得噶玛勒昌；幼弟韦和达二氏没有分到地盘、财物、神灵。”
通行本：“董氏获得董拉玛冲，那是一只长有铜冠的龙，居住在无边无际的苍穹。约定为繁荣的董氏战神；扎氏获得扎莫扎察，那是一只琼鸟，长有铁嘴和铁爪，在天空与雪峰间翱翔。约定成为尊贵的扎氏战神；珠氏获得珠莫昌昌，那是一头神牛，长有锋利的牛角，漫游山岭，成为英勇的珠氏战神；嘎氏获得噶玛勒波，那是一只朱砂斑纹的金虎，游历于三界，成为兴旺发达的嘎氏战神；给幼弟韦氏和达氏的赔偿，是一只水晶山羊和一只海螺般的白犬。”
综合以上比较，玉树本与通行本在叙述详略和内容结构上存在明显不同，这已超出个别抄写失误的范畴。为便于后续讨论，本文将叙事细节丰富、地理与氏族信息详尽、篇幅较长者称为“广本”，将叙事凝练、更接近口述节奏者称为“略本”。依此观之，通行本属典型广本，玉树本呈明确略本特征。但略本并非广本的节缩：玉树本保留了通行本所无的珠氏圣地“夏廓”记载及多康地域第二、三区域的完整叙述，两本各自保存了对方所缺的信息，互为补充而非主从关系。玉树本书写具有更为密集的方言变体与简练的叙事节奏的特征，更接近口头演述直接落笔的原始面貌，而非刻意删减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两本并非派生关系，而是从同一口述传统出发，经由不同书面化路径各自形成的平行版本，这一判断为下文论证版本谱系提供了分析基础。
三、广本、略本与口述传统：版本谱系的多重脉络
在内部比较的基础上，还可以引入一些外部材料作为参照。这些材料包括后世学者的直接征引、写本跋文的版本说明，以及不同时期的异本线索。通过考察大量亲缘性文本和早期古典学者(14至19世纪)的引文，或能进一步揭示《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本源流，也有助于呈现其版本谱系中的广本、略本与口述传统的多重脉络。
（一)噶玛乔美文集中的广略本引用
噶举派学者噶玛乔美（karma chags med 1609—1678)所撰《昂巴董仓家族史·白银明镜》(ngom pa ldong tshang gi lo rgyus mdor bsdus dngul dkar gsal me long)中频繁征引《黑头凡人的起源》，该著作的跋文内容中记载作者在撰写该书时“参考《西藏王统记》《莲花遗教》《吐蕃教法史》等不同教法史籍，以及大、小《黑头凡人的起源》”。此处的“大”“小”之分，实则指向文献的广略版本差异，为进一步考察《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原始依据。噶玛乔美明确指出《黑头凡人的起源》存在广略两种版本，那么他参考的广略本与本文涉及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如何，下文将摘录几处引用段落进行说明。
摘录一汉译：“藏地的人种起源，按照苯派《黑头凡人的起源》，孟人南木(smon mi snum)之子为王子腾戈(rgyal bu mthing ge)，腾戈之子为嘉、蕃、霍尔。”
从这段引述可以看出，噶玛乔美将《黑头凡人的起源》视为苯教文献，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该文本的文化属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引述中提及嘉、蕃、霍尔同为腾戈之子的叙事，不仅在玉树本与通行本中均有所体现，也是连接不同版本的重要线索。
摘录二汉译：“《黑头凡人的起源》认为印度王与汉王，以及吐蕃王皆为董氏，噶波董有四王，噶波董之四王是，印度之王为董氏，印度佛法起源处，由正统董氏曲吉坚参占据；汉地之王为董氏，汉地帝室律法之地，由岳那董氏赛钦王占据；卫地觉沃佛之赛康贡玛，由董氏斯纳多杰坚参占据；神琼与天同齐之人，是为董氏斯纳多杰坚参。”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述中关于董氏分支的叙述与通行本的描述一致，而玉树本中则缺失了这部分内容。这样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玉树本作为略本的特征，为理解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增删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摘录三汉译：“直查氏壮大后占据了昂地下部，《黑头凡人的起源》中说：‘达昂交汇处由日托占据，日托嘎波为珠氏，达昂是不变的圣地’。贝绰氏壮大后为珠氏十八具角者，这十八者有十八城堡，为父报仇于魔族而英勇著称，在‘珠氏无变八大圣地’中：‘夏廓之红谷由沃绰氏执掌，沃绰噶尔波为珠氏之一，不变的夏廓是其中的圣地之一’。”
这部分的内容至关重要。噶玛乔美在其所撰写的区域史中，将两处相关地点归为“珠氏八大无变圣地”(‘gru mi ‘gyur thar ba’ i gnas brgyad)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前者“达昂”(zla ngom)见于通行本的八大圣地之中，却未出现在玉树本中；而后者“夏廓”(shas khog)则仅出现于玉树本，在通行本的八大圣地列表中则无记载。互文性分析发现，噶玛乔美的引文呈现出显著的版本复合特征。文本信息之间的互补印证了其同时参考广本与略本进行创作的推测，间接支撑了“玉树本”与“通行本”实为同一文献广、略分本的假设，为该假设提供了17世纪的文献佐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略本不过是广本的简化节缩，噶玛乔美在撰史时仅需参阅广本即可，其同时征引两本的做法本身，即表明他视二者为各有独立信息的平行文本。
此外，早至14世纪，苯教学者琼波·罗追坚赞(Khyung po Blo gros rgyal mtshan)在为琼波氏族撰写的世系史《琼波果巴仓之孵生史白琼王世系》中，亦提及此文献：“骨系为白色扎氏之说，与《黑头凡人的起源》等史籍记载并无矛盾。因札普、盖普等族系，皆被考订为扎氏族后裔”。琼波·罗追坚赞与噶玛乔美的引用表明，至迟自14世纪起，《黑头凡人的起源》已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流传较广且结构相对稳定，并被作为史料应用于地方史编纂。这是目前除文本内证以外，能够确定其流传时空范围的最早外部证据。学界自卡尔梅的研究以来，普遍认同该文献通行本的成书时间不早于13世纪，但其时间下限始终未能明确。上述藏族古典学者的征引恰好填补了这一缺环，它将文献的流传下限锁定在14世纪，换言之，该文献的成书时间应不晚于14世纪。由此，这些外部征引为厘清《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流传脉络提供了关键的时空坐标。
（二)居麦南嘉记载中的异本线索
19世纪藏族学者阿卓居麦南嘉(a gro'gyur med rnam rgyal 1872—1926)在其著作《拉托世系史》(lha thog dpon gyi gdung rabs deb ther legs par bshad pa chos srid sgo brgya'byed pa'i lde mig)中引述的《论典〈黑头凡人的起源〉》(bstan bcos mi'u 'dra chags)，为探讨《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他的引述保留了关于多康地理的记载，汉译如下：
“多康之地的划分，论典《黑头凡人的起源》中提到：‘下部多康三岗如田地，北部拉古岗为一岗；南部结哇林之岗为二；西部门巴铁之岗为三。’以及‘三岗又有六带，六带之间流过六江，六江之间的五岗中，有流动的四大河、静止的四大湖，四大河流之流法不一，嘉莫六谷……’”
玉树本与通行本中虽有类似表述，但文本结构呈现明显差异。如“达曲河与长江中间有一岗”的地理划分，既不同于玉树本，亦有别于通行本，暗示着第三种版本的存在。这一推测亦可在通行本的跋文中找到佐证：“这就是国王赤松德赞为了让不了解的人们了解十二大臣的殊胜之处和四个洲的构成，为后世的众生讲述黑头凡人的历史。参考了两三个不同的写本。”这一记载不仅证实了《黑头凡人的起源》存在多版本流传的现象，更揭示了17—19世纪的藏族学者在处理该文本时已具备一定的校勘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居麦南嘉所引地理叙述与玉树本、通行本均存在结构性差异，暗示本文所见两本之外或有其他版本流传；其所用版本冠以“论典”(bstan bcos)之称，是否反映了近代以来对该文本阐释的转向，目前亦无充分证据。两点均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考证。
（三)口述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互动
想要深入把握《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流传脉络，就不得不考察其文献属性及其与口述传统的互动关系。学术史上最早揭示该文献口述特征的学者首推石泰安，他指出此文本与藏族口述文化集大成者《格萨尔史诗》传统渊源颇深。卡尔梅进一步提出，“可合理推测该文献的作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口述传统笔录成文者)是一位深谙佛教宇宙论的苯教信徒。其对待佛教的态度，与《释库如意宝》(bshad mdzod yid bzhin nor bu)的作者如出一辙，在论述二教时始终秉持平等立场”。此论揭示了文本生成的复杂性，提示文献属性与传承方式对其流传影响深远。该文献的苯教归属已被噶玛乔美等佛教学者的明确表述所证实。但以“双重视域”平等统摄苯佛关系的独特叙事策略，在现存两抄本中均有鲜明体现。例如，二者共有的地域叙述部分载明：“至纯金粉般的佛陀之法，并非时时需要，然于横渡死亡之海时不可或缺；白银熔液般的雍仲苯教，并非时时需要，但为生者作守护之日不可或缺”。文本深层结构中佛教元素与苯教叙事的互文性交织，反映出青藏高原内部不同知识体系相遇、碰撞并彼此融合的发展历程，这种特性深刻形塑了文本的流传路径与表述形态。
《噶玛乔美自传》中的相关记载为理解该文献的活态口头演述提供了线索。据载，“芒塔首领尼邦与白利首领巴德率众前来，请我讲述《黑头凡人的起源》。因铭记于心，遂彻夜陈述，翌日获赐丰盛肉食”。这段记载表明，噶玛乔美不仅在其史学著作中征引了该文献的广略二本，还亲身承担了口头传承的角色，由此可以确认至迟在十七世纪，《黑头凡人的起源》已经形成抄本与口述并行的传播形态。这种口头演述并非仅限于噶玛乔美这样的知识精英，在民间社会也同样流行。1840年代，法国传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Huc)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塔尔寺周边旅行时，遇到一位年长的游牧老者，老者向他讲述了腾戈王三子分割父亲遗体的氏族起源故事,这一情节正是《黑头凡人的起源》文本体系的核心内容。抄本与口述并行的传承形态，符合跨文明研究中观察到的普遍规律：许多文明都经历过口头传承与书面写作长期并行的阶段，其间充满相互渗透。在青藏高原其他区域也有类似现象，例如木里藏族地区便存在叙述族谱的口述传统及其书写文本。由此可见，不同抄本的文本差异，既源于口头演述者随情境而生的即兴发挥，又来自不同地方对核心叙事所作的本土化改造。两者相互作用使其成为既保留文化本源、又容纳地域差异的活态文本。
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互动关系已如上述。两种版本究竟是出自同一书写传统下的传抄变异，还是早期书面化过程中多源头采集的结果，目前尚无足够证据作出定论。较为稳妥的判断是：两本共享同一口述传统，经不同抄写者整理增删后各自成型，但具体的书面化路径仍有待新材料的印证。
由此可以谨慎地认为，《黑头凡人的起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叙事传统，至迟在14世纪的地方史文献中即被征引。目前所见的口传与书面版本皆在青藏高原东部流传，且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版本体系，发展出若干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承脉络：以玉树本为代表的略本系统，叙事精炼，聚焦核心谱系；以通行本为典型的广本系统，内容宏富，囊括详实的地理志与氏族故事；以及活跃在日常实践中的口述传统。三类系统虽在文本结构上保有高度同源性，具体内容却呈现互补之势。它们共同构成了口传与书面交融共生的活态文本群。这种互动不仅形塑了玉树本、通行本等抄本在叙事细节与体例上的差异，其活跃的口头演述传统，也持续催生着文本的不断重构与新生。
四、玉树本发现的文献学价值
近半个世纪以来，《黑头凡人的起源》研究主要依赖通行本展开。然而，该版本在流传中历经页面散佚与残损，如第11页整叶缺失,以及第10页a面第2~3行残泐严重、字迹漫漶等问题。加之通行本并非精善之本，传抄过程亦存有误植。因此，新近发现的玉树本，其文献学意义尤为凸显：它兼具弥补通行本之缺佚的“补阙”与订正通行本之讹误的“校正”双重价值，有望为《黑头凡人的起源》写本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
（一)补全缺失的地理叙述
《黑头凡人的起源》中记载的“多康地域划分篇”(mdo gam sa bcad gyile'u)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其中“索·雅拉赛沃(sog yag la se bo)”等地名后来成为《安多政教史》中区域划分的重要标志，“多康·岭赤贡玛(mdo gam gling khri gong ma)”也常见于《格萨尔王传》。完整的“多康地域六分法”仅存在于玉树本和通行本中，但两本均有残缺。前文的比较已经揭示，玉树本与通行本在地理叙述上存在互补关系。通过具体对勘，这一互补性可以完整还原六大区域框架。
玉树本在书写层面呈现古藏文和方言变体等复合特征。例如，同一词汇中的基字ma存在下加字ya的交替现象(例：mying/ming)，基字tsha和tsa的置换(例：yig tshang/yig tsang)，“后加字+a”的存古特征，频繁使用“单基字+a”的构词法(如mtho’)，具有典型的古藏文书写特征。但其中部分语言特征或许是方言变体，而非古藏语的遗存。例如'a与ba的交替(例：skya bo/skya'o)以及后加字sa的缺失(例：lugs/lug)。这些现象表明，抄写者在书面化过程中保留了口语发音习惯，印证了卡尔梅关于该文献“存在明显的康方言”的论断，也间接证明手抄本更接近原始口头叙事层。另外，关于玉树本中的缩体字(skung yig)，其缩体方式以替代法居多，例如，常以“˚”符的草书体代替后加字“ma”，例如
(’bum)等。这些缩写方式与该文献成书年代较早、所使用的字体为簇玛丘体有关，并且与常见的苯教文献中的缩体字示例基本一致。根据纸张、字体和书写风格等特征，并参考其与通行本的差异，初步推测该写本产生年代不早于14世纪。然而，考虑到《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特殊口述传统，其内容产生年代的准确推断仍有待进一步考证。（二)内容概述
玉树本虽内容残缺，但通过分析现存的结构大纲和残存内容，可发现它与通行本在整体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均呈现外部世界的形成、内部众生的起源、藏族远古氏族生活状况、其他人群的重大事宜、像金子般的土地的分配(玉树本写作“分配土地财物与神灵”)、黑头凡人的形成等六大类目的划分，在具体叙述上则可大致归纳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残存的首页内容是前一部分的结束语，讲述了腾戈(’theng ge)三子即蕃(bod)、嘉(rgya)、霍(hor)三兄弟肢解父尸的苯教“芒”叙事，以及蕃人通过赎回心脏获得“祖灵”(pha mtshun)，并举行上下净化(yar sel mar sel)仪式，化解人口“停滞之结”的过程。这部分内容与通行本《黑头凡人的起源》中六氏族叙事之前的铺垫内容相对应。第二部分论述了非蕃人的状况以及特点，提及了汉地(rgya nag po)的茶和丝绸、古印度(rgya dkar po)的佛法、霍尔(hor ser po)的弓箭制造、森波(srin po)的恶业、绛(’jang)地的贸易、索波(sog po)的锻造业等等。第三部分是手抄本的核心叙述内容，主要讲述了“外部斯巴命定六神(srid pa skos drug)、中间八大氏族(bar gyi rus chen tsho brgyad)以及内域蕃族七兄弟(nang ‘kham bod bu spun bdun)”的起源和发展，并详细论述了各氏族的地界(sa bgos)、财产(nor bgos)、神灵(lha bgos)、后代及其功绩。第四部分即末尾残缺部分，虽未完整保留，但其中有关青藏高原传统地理的内容与通行本中的残缺部分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人文区域划分。
基于两个文本间的比较可以看出，玉树本与通行本之间存在几处差异。叙事结构上，通行本将部分地域叙述前置于佛教宇宙观之后，而玉树本将相应内容放在结尾处，这更符合文本逻辑。神话故事的描述顺序也不同：通行本在“腾戈三子分尸”后紧接“蕃族六兄弟复仇”，在后续珠氏功绩段落中概括性地提及攻打魔堡等情节；玉树本则将“蕃族六兄弟复仇”的具体情节放在对珠氏功绩的描述中，故事叙述相对简单。宇宙观叙事方面，两版本整体同源，但在细节上存在抄写差异：通行本并列呈现了以《俱舍论》为代表的佛教宇宙观和青藏高原苯教文化传统中的卵生宇宙观，随后讲述了蕃族远古六氏族的形成；玉树本仅有卵生宇宙观的叙述，不见佛教宇宙观的内容。通行本中关于佛教宇宙观的叙述，或为后人增补，与文本整体结构不太协调，且有重复叙述之嫌。此外，这一部分的内容与后续语境的匹配程度不高，可能反映了苯教文献从纯粹的本土样貌，逐渐受佛教影响而演变的阶段特征。
仪式叙事方面，两本均以“祖灵赎回仪式”(pha mtshun bsnyegs pa)作为六氏族叙事的开篇，通过仪式化解“(人口)停滞之结”(rmang mdud)。通行本完整保留了“斯巴王子腾戈三子肢解父尸”的情节，明确指出这是六氏族“化解停滞之结”的仪式来源。玉树本虽有残缺，仍保留了“举行十三天上洁净仪式，十三天下洁净仪式，六兄弟诞生并繁衍，蕃族的停滞之结由此化解”的关键线索。考虑到玉树本的不完整，其前半部分可能也包含类似的详细仪式描述。在地域叙事方面，通行本对氏族地理分布的描述更为详尽，玉树本仅保留了一些比喻性的说法。关于非蕃族“生计”(so nam)的描述也存在差异，玉树本提及包括森波(srin po)在内的6个部族，而通行本仅提及5个，反映了部族界定上的区别。命名上，玉树本称霍尔族为“黄色霍尔”(hor ser po)，而通行本称其为“霍帖木儿”(hor this mur)，显示了不同时期文化影响的渗入。
氏族分类方面，两本均采用“外部斯巴命定六神(phyi ma srid pa skos drug)、中间大部落(bar na rus chen tsho ba)、内域蕃族七兄弟(nang khams bod bu spun bdun)”的框架，但细节上存在差异。表现在：斯巴命定六神的个别名称拼写不同，通行本作“gtsug”“sgo”“ye”，玉树本分别作“phyug”“bskos”“yi”，可能源于口头传播时的方言变异。两个版本中，中部部落均以“巴·道夏东格果姆”(dpa’ stag sha dung gi sgo mo)为界，通行本划分十大部落，并以“蕃”的视角描述与其他四部族的关系，例如嘉(rgya)是父兄(pha spun)、克莱门(khe le’i mon)是邻邦(khyim mtshes)、曲尺绛(chu khrel ‘jang)是亲家(gnyen ya)、吾伽霍尔(uga’i hor)是对手(‘thab ya)。玉树本仅列八个部落，缺失李域(li yul)、冲木(phrom)两地的描述。在内域蕃族七兄弟的描述上，均呈现创世始祖、部落始祖、支系始祖的排列，名称拼写虽有异，但核心结构（董、扎、珠、嘎+韦、达+舅族)高度一致。关于“六氏族划分神灵”的叙事中，玉树本将神灵划分视为氏族权力分配的结果。在通行本中，神灵则作为“父命赔偿”(pha stong)，嵌入阿聂年根德韦(a mye gnyan rgan d+he ba)弑杀阿聂赤托钦波(a mye khri tho chen po)的神话之中。两部文本对各氏族之扎拉神的描述基本相似，但在详略程度上有所不同。例如，在关于六氏族及其扎拉神的描述中：
玉树本：“董氏获得董神木普；扎氏获得扎莫扎察；珠氏获得珠莫昌昌；嘎氏获得噶玛勒昌；幼弟韦和达二氏没有分到地盘、财物、神灵。”
通行本：“董氏获得董拉玛冲，那是一只长有铜冠的龙，居住在无边无际的苍穹。约定为繁荣的董氏战神；扎氏获得扎莫扎察，那是一只琼鸟，长有铁嘴和铁爪，在天空与雪峰间翱翔。约定成为尊贵的扎氏战神；珠氏获得珠莫昌昌，那是一头神牛，长有锋利的牛角，漫游山岭，成为英勇的珠氏战神；嘎氏获得噶玛勒波，那是一只朱砂斑纹的金虎，游历于三界，成为兴旺发达的嘎氏战神；给幼弟韦氏和达氏的赔偿，是一只水晶山羊和一只海螺般的白犬。”
综合以上比较，玉树本与通行本在叙述详略和内容结构上存在明显不同，这已超出个别抄写失误的范畴。为便于后续讨论，本文将叙事细节丰富、地理与氏族信息详尽、篇幅较长者称为“广本”，将叙事凝练、更接近口述节奏者称为“略本”。依此观之，通行本属典型广本，玉树本呈明确略本特征。但略本并非广本的节缩：玉树本保留了通行本所无的珠氏圣地“夏廓”记载及多康地域第二、三区域的完整叙述，两本各自保存了对方所缺的信息，互为补充而非主从关系。玉树本书写具有更为密集的方言变体与简练的叙事节奏的特征，更接近口头演述直接落笔的原始面貌，而非刻意删减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两本并非派生关系，而是从同一口述传统出发，经由不同书面化路径各自形成的平行版本，这一判断为下文论证版本谱系提供了分析基础。
三、广本、略本与口述传统：版本谱系的多重脉络
在内部比较的基础上，还可以引入一些外部材料作为参照。这些材料包括后世学者的直接征引、写本跋文的版本说明，以及不同时期的异本线索。通过考察大量亲缘性文本和早期古典学者(14至19世纪)的引文，或能进一步揭示《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本源流，也有助于呈现其版本谱系中的广本、略本与口述传统的多重脉络。
（一)噶玛乔美文集中的广略本引用
噶举派学者噶玛乔美（karma chags med 1609—1678)所撰《昂巴董仓家族史·白银明镜》(ngom pa ldong tshang gi lo rgyus mdor bsdus dngul dkar gsal me long)中频繁征引《黑头凡人的起源》，该著作的跋文内容中记载作者在撰写该书时“参考《西藏王统记》《莲花遗教》《吐蕃教法史》等不同教法史籍，以及大、小《黑头凡人的起源》”。此处的“大”“小”之分，实则指向文献的广略版本差异，为进一步考察《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原始依据。噶玛乔美明确指出《黑头凡人的起源》存在广略两种版本，那么他参考的广略本与本文涉及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如何，下文将摘录几处引用段落进行说明。
摘录一汉译：“藏地的人种起源，按照苯派《黑头凡人的起源》，孟人南木(smon mi snum)之子为王子腾戈(rgyal bu mthing ge)，腾戈之子为嘉、蕃、霍尔。”
从这段引述可以看出，噶玛乔美将《黑头凡人的起源》视为苯教文献，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该文本的文化属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引述中提及嘉、蕃、霍尔同为腾戈之子的叙事，不仅在玉树本与通行本中均有所体现，也是连接不同版本的重要线索。
摘录二汉译：“《黑头凡人的起源》认为印度王与汉王，以及吐蕃王皆为董氏，噶波董有四王，噶波董之四王是，印度之王为董氏，印度佛法起源处，由正统董氏曲吉坚参占据；汉地之王为董氏，汉地帝室律法之地，由岳那董氏赛钦王占据；卫地觉沃佛之赛康贡玛，由董氏斯纳多杰坚参占据；神琼与天同齐之人，是为董氏斯纳多杰坚参。”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述中关于董氏分支的叙述与通行本的描述一致，而玉树本中则缺失了这部分内容。这样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玉树本作为略本的特征，为理解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增删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摘录三汉译：“直查氏壮大后占据了昂地下部，《黑头凡人的起源》中说：‘达昂交汇处由日托占据，日托嘎波为珠氏，达昂是不变的圣地’。贝绰氏壮大后为珠氏十八具角者，这十八者有十八城堡，为父报仇于魔族而英勇著称，在‘珠氏无变八大圣地’中：‘夏廓之红谷由沃绰氏执掌，沃绰噶尔波为珠氏之一，不变的夏廓是其中的圣地之一’。”
这部分的内容至关重要。噶玛乔美在其所撰写的区域史中，将两处相关地点归为“珠氏八大无变圣地”(‘gru mi ‘gyur thar ba’ i gnas brgyad)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前者“达昂”(zla ngom)见于通行本的八大圣地之中，却未出现在玉树本中；而后者“夏廓”(shas khog)则仅出现于玉树本，在通行本的八大圣地列表中则无记载。互文性分析发现，噶玛乔美的引文呈现出显著的版本复合特征。文本信息之间的互补印证了其同时参考广本与略本进行创作的推测，间接支撑了“玉树本”与“通行本”实为同一文献广、略分本的假设，为该假设提供了17世纪的文献佐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略本不过是广本的简化节缩，噶玛乔美在撰史时仅需参阅广本即可，其同时征引两本的做法本身，即表明他视二者为各有独立信息的平行文本。
此外，早至14世纪，苯教学者琼波·罗追坚赞(Khyung po Blo gros rgyal mtshan)在为琼波氏族撰写的世系史《琼波果巴仓之孵生史白琼王世系》中，亦提及此文献：“骨系为白色扎氏之说，与《黑头凡人的起源》等史籍记载并无矛盾。因札普、盖普等族系，皆被考订为扎氏族后裔”。琼波·罗追坚赞与噶玛乔美的引用表明，至迟自14世纪起，《黑头凡人的起源》已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流传较广且结构相对稳定，并被作为史料应用于地方史编纂。这是目前除文本内证以外，能够确定其流传时空范围的最早外部证据。学界自卡尔梅的研究以来，普遍认同该文献通行本的成书时间不早于13世纪，但其时间下限始终未能明确。上述藏族古典学者的征引恰好填补了这一缺环，它将文献的流传下限锁定在14世纪，换言之，该文献的成书时间应不晚于14世纪。由此，这些外部征引为厘清《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流传脉络提供了关键的时空坐标。
（二)居麦南嘉记载中的异本线索
19世纪藏族学者阿卓居麦南嘉(a gro'gyur med rnam rgyal 1872—1926)在其著作《拉托世系史》(lha thog dpon gyi gdung rabs deb ther legs par bshad pa chos srid sgo brgya'byed pa'i lde mig)中引述的《论典〈黑头凡人的起源〉》(bstan bcos mi'u 'dra chags)，为探讨《黑头凡人的起源》的版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他的引述保留了关于多康地理的记载，汉译如下：
“多康之地的划分，论典《黑头凡人的起源》中提到：‘下部多康三岗如田地，北部拉古岗为一岗；南部结哇林之岗为二；西部门巴铁之岗为三。’以及‘三岗又有六带，六带之间流过六江，六江之间的五岗中，有流动的四大河、静止的四大湖，四大河流之流法不一，嘉莫六谷……’”
玉树本与通行本中虽有类似表述，但文本结构呈现明显差异。如“达曲河与长江中间有一岗”的地理划分，既不同于玉树本，亦有别于通行本，暗示着第三种版本的存在。这一推测亦可在通行本的跋文中找到佐证：“这就是国王赤松德赞为了让不了解的人们了解十二大臣的殊胜之处和四个洲的构成，为后世的众生讲述黑头凡人的历史。参考了两三个不同的写本。”这一记载不仅证实了《黑头凡人的起源》存在多版本流传的现象，更揭示了17—19世纪的藏族学者在处理该文本时已具备一定的校勘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居麦南嘉所引地理叙述与玉树本、通行本均存在结构性差异，暗示本文所见两本之外或有其他版本流传；其所用版本冠以“论典”(bstan bcos)之称，是否反映了近代以来对该文本阐释的转向，目前亦无充分证据。两点均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考证。
（三)口述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互动
想要深入把握《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流传脉络，就不得不考察其文献属性及其与口述传统的互动关系。学术史上最早揭示该文献口述特征的学者首推石泰安，他指出此文本与藏族口述文化集大成者《格萨尔史诗》传统渊源颇深。卡尔梅进一步提出，“可合理推测该文献的作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口述传统笔录成文者)是一位深谙佛教宇宙论的苯教信徒。其对待佛教的态度，与《释库如意宝》(bshad mdzod yid bzhin nor bu)的作者如出一辙，在论述二教时始终秉持平等立场”。此论揭示了文本生成的复杂性，提示文献属性与传承方式对其流传影响深远。该文献的苯教归属已被噶玛乔美等佛教学者的明确表述所证实。但以“双重视域”平等统摄苯佛关系的独特叙事策略，在现存两抄本中均有鲜明体现。例如，二者共有的地域叙述部分载明：“至纯金粉般的佛陀之法，并非时时需要，然于横渡死亡之海时不可或缺；白银熔液般的雍仲苯教，并非时时需要，但为生者作守护之日不可或缺”。文本深层结构中佛教元素与苯教叙事的互文性交织，反映出青藏高原内部不同知识体系相遇、碰撞并彼此融合的发展历程，这种特性深刻形塑了文本的流传路径与表述形态。
《噶玛乔美自传》中的相关记载为理解该文献的活态口头演述提供了线索。据载，“芒塔首领尼邦与白利首领巴德率众前来，请我讲述《黑头凡人的起源》。因铭记于心，遂彻夜陈述，翌日获赐丰盛肉食”。这段记载表明，噶玛乔美不仅在其史学著作中征引了该文献的广略二本，还亲身承担了口头传承的角色，由此可以确认至迟在十七世纪，《黑头凡人的起源》已经形成抄本与口述并行的传播形态。这种口头演述并非仅限于噶玛乔美这样的知识精英，在民间社会也同样流行。1840年代，法国传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Huc)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塔尔寺周边旅行时，遇到一位年长的游牧老者，老者向他讲述了腾戈王三子分割父亲遗体的氏族起源故事,这一情节正是《黑头凡人的起源》文本体系的核心内容。抄本与口述并行的传承形态，符合跨文明研究中观察到的普遍规律：许多文明都经历过口头传承与书面写作长期并行的阶段，其间充满相互渗透。在青藏高原其他区域也有类似现象，例如木里藏族地区便存在叙述族谱的口述传统及其书写文本。由此可见，不同抄本的文本差异，既源于口头演述者随情境而生的即兴发挥，又来自不同地方对核心叙事所作的本土化改造。两者相互作用使其成为既保留文化本源、又容纳地域差异的活态文本。
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互动关系已如上述。两种版本究竟是出自同一书写传统下的传抄变异，还是早期书面化过程中多源头采集的结果，目前尚无足够证据作出定论。较为稳妥的判断是：两本共享同一口述传统，经不同抄写者整理增删后各自成型，但具体的书面化路径仍有待新材料的印证。
由此可以谨慎地认为，《黑头凡人的起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叙事传统，至迟在14世纪的地方史文献中即被征引。目前所见的口传与书面版本皆在青藏高原东部流传，且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版本体系，发展出若干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承脉络：以玉树本为代表的略本系统，叙事精炼，聚焦核心谱系；以通行本为典型的广本系统，内容宏富，囊括详实的地理志与氏族故事；以及活跃在日常实践中的口述传统。三类系统虽在文本结构上保有高度同源性，具体内容却呈现互补之势。它们共同构成了口传与书面交融共生的活态文本群。这种互动不仅形塑了玉树本、通行本等抄本在叙事细节与体例上的差异，其活跃的口头演述传统，也持续催生着文本的不断重构与新生。
四、玉树本发现的文献学价值
近半个世纪以来，《黑头凡人的起源》研究主要依赖通行本展开。然而，该版本在流传中历经页面散佚与残损，如第11页整叶缺失,以及第10页a面第2~3行残泐严重、字迹漫漶等问题。加之通行本并非精善之本，传抄过程亦存有误植。因此，新近发现的玉树本，其文献学意义尤为凸显：它兼具弥补通行本之缺佚的“补阙”与订正通行本之讹误的“校正”双重价值，有望为《黑头凡人的起源》写本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
（一)补全缺失的地理叙述
《黑头凡人的起源》中记载的“多康地域划分篇”(mdo gam sa bcad gyile'u)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其中“索·雅拉赛沃(sog yag la se bo)”等地名后来成为《安多政教史》中区域划分的重要标志，“多康·岭赤贡玛(mdo gam gling khri gong ma)”也常见于《格萨尔王传》。完整的“多康地域六分法”仅存在于玉树本和通行本中，但两本均有残缺。前文的比较已经揭示，玉树本与通行本在地理叙述上存在互补关系。通过具体对勘，这一互补性可以完整还原六大区域框架。
如表1所示，玉树本完整保留了第2、3区域的界限与人文描述，通行本则补充了第4至6区域的细节。第一区域是“羌卓·俄东贡玛(byang'brog po dngul mdo gong ma)”,区域界限是“协·察牟玛布(bye mtshar mig dmar po)以下，至宗喀雅穆(rtsang kha yag mig)以上”，人文特征描述为“君王从天而降之地，多事皆有律法之地(rje rgyal po dgong na byon pa yin/las'bor po'i khrims kyi sa/)”。这是两种文本中共有的部分。第二区域是“藏·拉仁拉同贡玛(rtsang la ring la thung gong ma)”,区域界限是“宗喀雅牟(rtsang kha yag mig)以下，到央·桑噶达波(dbyings gsang dkar stag po)以上”，人文特征描述为“雍仲苯教盛行之地(g.yung drung bon gyi bzhugs yul)”。这部分仅存于玉树本，通行本中该部分页面残缺。第三区域是“卫·祖茹塞康贡玛(dbus rdzu ru gser khang gong ma)”,区域界限是“从卫·贡嘎达嗦(dbus gang dkar stag so)以下，到索·雅拉赛沃(sog g.yag la se bo)以上”，人文特征描述为“佛法盛行之地(sangs rgyas chos kyi bzhugs yul)”。这段同样也仅存于玉树本，通行本中该部分页面残缺。第四区域是“多康·岭赤贡玛(mdo gam gling khri gong ma)”,区域界限是“从索·雅拉赛沃(sog g.yag la se bo)以下，到玛·达摩居摩(rma dal mo'gyur mo)以上”，人文特征描述为“土地上播撒种子；传承父辈的恩怨；谢绝分内的财产；用绿松石赔偿命价；勇敢地驯虎；为娶妻支付沉重的聘金('bras bu sa la bkod pa dang gcig pha shid rang thog dgra 'bod gnyis/cor nor rang skal bcad dang gsum/g.yu mtsho ro rin nyos byed dang bzhi/dpa' khri khur stag'thab byed dang lnga/chung ma che nyos rin'jal drug)”。这段在玉树本中只有前半句，而通行本中完整存在。第五区域是“多康·岭赤沃玛（mdo gam gling khri'og ma)”,区域界限是“从玛·达摩居摩(rma dal mo'gyur mo)以下，到康·琐哇雅雄(khams zor ba yar byung)以上”，人文特征描述为“儿子向父亲行盗之地；女儿向母亲索要嫁妆之地；用贪心骗取财产之地；城堡上悬挂牦牛头骨之地；头枕利矛之地；利剑争斗之地(bus pha la jag rgyug byed sa yin/bu mos ma la rdzang nor snyog sa yin/nor rdzas khram la heb sa yin/mkhar la g.yag thod bcing sa yin/mdung mo la skad sngas byed sa yin/skya'gam la chu lcag'gyed sa yin/)”。这部分仅存于通行本，玉树本中该部分页面残缺。第六区域是“多康·阿加钦莫(mdo gam a rgya chen mo)”,区域界限是“从康·琐哇雅雄(khams zor ba yar byung)以下，到索·阿拉绒（sog a la rong)以上”，人文特征描述为“优质的山羊和犏牛贸易之地；霍地的靴子与服饰交易之地；给瓷碗上漆之地(ra rab glang rab brje sa yin/hor lham dang ger'dzug sprad sa yin/kar yol la zi chu'gyed sa yin)”。这一部分仅存于通行本，玉树本中该部分页面残缺。这种互补关系印证了前文关于两版本同源分流的判断。若无玉树本，这些古地理概念将因文献断裂而湮没，足见其对单一抄本的补阙意义。
（二)订正氏族地望讹误
玉树本的校勘价值尤为凸显于对通行本中“珠氏八大圣地”('gru mi'gyur thar ba'I gnas brgyad)归属的纠谬。例如，后者将“仲王噶布('brum rjed kar po)”与“藏萨迦(rtsang sa skya)”错误对应，玉树本通过以下逻辑链条揭示其讹误：玉树本明确记载“藏萨迦”由昆氏(khonrje)占据，“仲王”对应“桑荣(sum rang)”之地。此分派逻辑与藏族氏族谱系传统一致。另外，通过内部文本互证，通行本其他段落提及“此乃仲王噶布的后裔，居住在桑荣之地('brang rje dkar po'I bu tsha yin/'dug sa sum rong dbus na'dug)”,表明“桑荣”应为仲氏王('brum)祖地，并非昆氏所属。通过文本互证可以判定，通行本的错误属于抄写者的笔误或后人的层累添加，而非不同传统的正常变异。玉树本的存在使这一讹误得以识别并订正。这不仅提升了文本的准确性，也为重构珠氏圣地体系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三)多版本互证的启示
玉树本的发现除了补阙和校正具体内容，在方法论层面也有启示。长期依赖孤本的文献研究难免受限，新材料可能改变既有的文本认识。玉树本让通行本中未被发现的讹误暴露出来就是一个例证。两个版本的互补关系说明，青藏高原族谱类文献的流传往往不是单一的线性过程，而常常呈现为多线并行的活态传承。抄本之间并不简单等同于正本与异本的关系，它们更可能是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的版本分支。该文献活跃的口头演述传统对传统校勘方法构成挑战。面对口传与书面交织的文本，仅靠正本清源的思路加以研究并不充分，还需要结合口头史学、民族志调查等方法，才能更全面地解释文本差异的成因。此外，新版本使《黑头凡人的起源》研究突破了此前的孤本困境，在具体层面补全了多康地域划分的关键信息，订正了珠氏圣地归属之类的讹误，提高了文本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在方法论层面呈现了多版本互证的必要性，也为口传与书面交织的文献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进一步来讲，在其他藏文族谱类文献、仪式文献,以及口述传统中还存在大量与《黑头凡人的起源》相关的内容。相关研究表明，对于青藏高原的活态文本传统，版本校勘不止是一项技术性的文字比勘工作，它同时构成理解文本生成与演变的重要途径。
结 语
玉树本《黑头凡人的起源》的发现，标志着该苯教古文献进入多版本互证阶段，也打破了卡尔梅1986年提出的“唯一手抄本”定位。将玉树本和通行本放在一起对照，可以看出这一文献传统的广本、略本之流传并不是线性传抄，而是多源头、多形态的分支扩散，分别代表同一口述传统下的不同书面化支系。这一发现为梳理版本谱系提供了实物依据，也揭示了该文献作为动态文化记忆的载体，在青藏高原东部不同时空脉络中持续演变的活态特征。
同时需指出本研究尚存在的若干局限。目前所见文献的具体抄写年代尚难确定，版本谱系中是否仍有未被发现的异本亦未可知。此外，青藏高原东部此类族谱文献何以数量较多、民间口头演述传统存续如何，亦值得后续深入考察。
综上所述，玉树本《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献学价值超越了个案本身。青藏高原长期以口传与书写互渗为特征的文化遗产，单纯依赖经典校勘学寻找“定本”的做法往往不足以满足研究需要，唯有将文本考据、口头传统分析、民族志调查与历史地理考证结合起来，才能更贴近这些文献生成与演变的真实面貌。
（二)订正氏族地望讹误
玉树本的校勘价值尤为凸显于对通行本中“珠氏八大圣地”('gru mi'gyur thar ba'I gnas brgyad)归属的纠谬。例如，后者将“仲王噶布('brum rjed kar po)”与“藏萨迦(rtsang sa skya)”错误对应，玉树本通过以下逻辑链条揭示其讹误：玉树本明确记载“藏萨迦”由昆氏(khonrje)占据，“仲王”对应“桑荣(sum rang)”之地。此分派逻辑与藏族氏族谱系传统一致。另外，通过内部文本互证，通行本其他段落提及“此乃仲王噶布的后裔，居住在桑荣之地('brang rje dkar po'I bu tsha yin/'dug sa sum rong dbus na'dug)”,表明“桑荣”应为仲氏王('brum)祖地，并非昆氏所属。通过文本互证可以判定，通行本的错误属于抄写者的笔误或后人的层累添加，而非不同传统的正常变异。玉树本的存在使这一讹误得以识别并订正。这不仅提升了文本的准确性，也为重构珠氏圣地体系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三)多版本互证的启示
玉树本的发现除了补阙和校正具体内容，在方法论层面也有启示。长期依赖孤本的文献研究难免受限，新材料可能改变既有的文本认识。玉树本让通行本中未被发现的讹误暴露出来就是一个例证。两个版本的互补关系说明，青藏高原族谱类文献的流传往往不是单一的线性过程，而常常呈现为多线并行的活态传承。抄本之间并不简单等同于正本与异本的关系，它们更可能是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的版本分支。该文献活跃的口头演述传统对传统校勘方法构成挑战。面对口传与书面交织的文本，仅靠正本清源的思路加以研究并不充分，还需要结合口头史学、民族志调查等方法，才能更全面地解释文本差异的成因。此外，新版本使《黑头凡人的起源》研究突破了此前的孤本困境，在具体层面补全了多康地域划分的关键信息，订正了珠氏圣地归属之类的讹误，提高了文本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在方法论层面呈现了多版本互证的必要性，也为口传与书面交织的文献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进一步来讲，在其他藏文族谱类文献、仪式文献,以及口述传统中还存在大量与《黑头凡人的起源》相关的内容。相关研究表明，对于青藏高原的活态文本传统，版本校勘不止是一项技术性的文字比勘工作，它同时构成理解文本生成与演变的重要途径。
结 语
玉树本《黑头凡人的起源》的发现，标志着该苯教古文献进入多版本互证阶段，也打破了卡尔梅1986年提出的“唯一手抄本”定位。将玉树本和通行本放在一起对照，可以看出这一文献传统的广本、略本之流传并不是线性传抄，而是多源头、多形态的分支扩散，分别代表同一口述传统下的不同书面化支系。这一发现为梳理版本谱系提供了实物依据，也揭示了该文献作为动态文化记忆的载体，在青藏高原东部不同时空脉络中持续演变的活态特征。
同时需指出本研究尚存在的若干局限。目前所见文献的具体抄写年代尚难确定，版本谱系中是否仍有未被发现的异本亦未可知。此外，青藏高原东部此类族谱文献何以数量较多、民间口头演述传统存续如何，亦值得后续深入考察。
综上所述，玉树本《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献学价值超越了个案本身。青藏高原长期以口传与书写互渗为特征的文化遗产，单纯依赖经典校勘学寻找“定本”的做法往往不足以满足研究需要，唯有将文本考据、口头传统分析、民族志调查与历史地理考证结合起来，才能更贴近这些文献生成与演变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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