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鲜为人知的藏文历史文献：卫巴洛色《教法史》
作者：米玛次仁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时间：2026-09-18 08: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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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卫巴洛色所造《教法史》是一部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藏文史籍，内容涉及吐蕃王统和吐蕃佛教史等。《教法史》作者十分重视搜集相关史料，内容大多言之有据，其中也不乏目前已亡佚的珍贵史料。文章对卫巴洛色之《教法史》被学界谬解为《韦协》而长期淹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梳理书中以“三段式”划分早期吐蕃佛教史的做法，认为书中采用多种叙事方法以丰富史书内容，是一部研究吐蕃史及早期吐蕃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卫巴洛色；《教法史》《韦协》《广史》《喇协》
卫巴洛色(དབུས་པ་བློ་གསལ།)所造《教法史》(ཆོས་འབྱུང་།)是一部早期西藏佛教史著作，长期鲜为人知，直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专门撰文对被谬解为《韦协》(དབའ་བཞེད།)的卫巴洛色《教法史》进行了研究，[1]该书才得以重显于学界。鉴于该书至今仍甚少有人关注，且有诸多内容有待深究，故笔者拟从史学的角度再做探讨。
一、文本介绍
一直以来，卫巴洛色《教法史》被谬解为《韦协》的不同版本，其原因或许是该书末页损毁，加之抄写者失误所致。①2010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韦协》不同版本的汇编，系“雪域文库”丛书第56卷，其中亦误将卫巴洛色所著《教法史》视作《巴协》(རྦ་བཞེད།)，这是该史书首次正式公开出版。[2]
笔者手持该《教法史》版本有三：一是西藏社科院巴桑旺堆先生向笔者提供的复印本；二是由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所编《藏文史籍传记汇编》第36卷中所收录之手抄本；三是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的印刷本。上述前两种版本的字体、版式皆相同；第三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中明确交代了所依版本由巴桑旺堆先生提供，故而三种版本实际源自同一本史书。
从“《巴协》”书名上方的“ཕྱི་ར།”二字可知该文献原属哲蚌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的藏书，②目前收藏于拉萨市政协文史民宗法制委员会。[3]
自2012年范德康教授专门撰文公布后，被淹没许久的这部史书才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笔者在研读这部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其成书背景颇为复杂。通过对《教法史》和《韦协》进行对勘后，发现所谓“《巴协》”其实是一部摘自两部不同史书的“汇编”。首先，根据手抄本的页数，前4叶内容与《韦协》之前段部分基本相同，5a(第5页正面)至末页的内容系范德康教授所指出的“迄今未知的”(Hitherto Unknown)卫巴洛色《教法史》。可见，这部24叶的史书应是《韦协》和卫巴洛色《教法史》的“混编”。其次，从手抄本的字体和内容来看，全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经笔者仔细品读，发现史书内容存在段落间不能如理衔接的现象，显得语无伦次，故，笔者认定该手抄本之内容乃摘抄自不同史书。例如：
章·列斯(སྦྲང་ལེགས་གཟིགས།)、森果·拉隆斯(སེང་མགོ་ལྷ་ལུང་གཟིགས།)和韦·桑喜(དབའ་སེང་ཤེ།)三人前往逻娑(ར་ས།)。当时，因无人可担任译师，便告知六处集市的商人们，让他们留意来自卡其(ཁ་ཆེ།)和阳列(ཡང་ལེ།)的商人当中是否有可充当译师者。在逻娑集市上找到了来自卡其的拉京(ལྷ་སྦྱིན།)二兄弟和卡其阿难陀(ཁ་ཆེ་ཨ་ནན་ད།)三人。拉京兄弟仅仅懂得经商之语，故无法担任翻译。阿难陀系婆罗门吉桑(བྲམ་ཟེ་སྐྱེ་བཟང་།)之子。因(吉桑)在卡其地方犯下大罪，又因为洛帕卡其(ལྷོ་བལ་ཁ་ཆེ།)有法令，若有婆罗门(犯罪)不得处死，故被放逐至蕃地，生子阿难陀。此人(阿难陀)曾学修婆罗门经典、声明、医学等，因此可胜任翻译之事。③阿难陀至五百罗汉进行第一次集结，圣者阿难陀(འཕགས་པ་ཀུན་དགའ་བོ།)、优婆离(ཉེ་བ་འཁོར།)和迦叶波(འོད་སྲུངས་ཆེན་པོ།)坐于法座上，律和论三藏进行了集结。[4]
上文首先讲述了赤松德赞(718-785)派遣章·列斯等三人前往逻娑试探从印度迎请来的佛教高僧寂护(725-788)，但因语言不通之故，三位大臣不得不从逻娑集市上找人担任翻译，从而找到婆罗门阿难陀的历史事件。其后的文本内容，将释迦牟尼三位弟子集结三藏，即佛教第一次集结事件与前文硬生生地进行了架接。笔者推测，该抄写者传抄过程中可能误将卫巴洛色《教法史》视为《韦协》。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巴协》”④。
这里笔者所要探究的卫巴洛色《教法史》就是“《巴协》”里第5a至24b(第24页背面)页上的内容。卫巴洛色《教法史》确切的书名不详⑤，目前所见除去抄自《韦协》的4叶内容外，剩余20叶皆为卫巴洛色 《教法史》。关于“《巴协》”文本的基本情况，据《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的介绍，其载体系藏纸，字体为柏簇体，梵夹装，高7cm，宽35cm。⑥从文献的保存情况来看，除了末页损毁外，整体保存较为完整。此外，该书第23b页有10行文字外，其余均为9行。
二、作者及成书年代
《教法史》末页损毁，跋文不存。所幸，该书末页残存字迹中依稀可辨有“卫巴洛色”(དབུས་པ་བློ་གསལ།)四字，且在正文《佛教住世之期限》一章中亦有所记载。⑦
为了更进一步判断该《教法史》作者无误，笔者通过部分后期文献资料就卫巴洛色是否著有《教法史》进行了考证。
(一) 二世热振活佛洛桑益西丹巴饶旦(རྭ་སྒྲེ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པ་རབ་བརྟན། 1759-1815)所著《来自蒙古等地显密要义相关诸题问答汇编》(སོག་ཡུལ་སོགས་ནས་མདོ་སྔགས་ཀྱི་གནད་རྣམས་ལ་དྲི་བ་ཐུང་ངུ་བྱུང་རིགས་རྣམས་ཀྱི་དྲི་བ་དྲི་ལན་ཕྱོགས་གཅིག་ཏུ་བསྡེབས་པ།)是一部关于佛法修行的问答录，其中有一名为沙布隆洛桑索南贝桑(ཞབས་དྲུང་བློ་བཟང་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བཟང་།)的问题中提到：“卫巴洛色《教法史》记载，古代藏王的名字以丁墀赞普(དིང་ཁྲི་བཙན་པོ།)一类者居多。若将此类名字译成今天之藏文，是何意？”[5]
(二) 智观巴·贡却丹巴饶吉(1801-1866)所著《安多教法史》中记载：“卫巴洛色著有《大藏经》目录和《教法史》。”[6]
(三) 至尊喜饶嘉措(1803-1875)所编撰的《部分稀有珍贵文献名录》(དཔེ་རྒྱུན་དཀོན་པོ་འགའ་ཞིག་གི་ཐོ་ཡིག)中记载：“卫巴洛色著有《教法史》和《大藏经》目录。”[7]
同时，在当代学者丹·马丁(Dan Martin)教授所编撰的《西藏的历史：对于藏文文献的历史研究》(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和康追·索朗顿珠编写的 《西藏史籍名录》(བོད་ཀྱི་ལོ་རྒྱུས་དཔེ་ཐོ།)中亦有卫巴洛色著有《教法史》[8]这一信息。⑧
关于卫巴洛色的生平，目前未见有传记传世，仅在后来的史书中涉及纳塘古版《大藏经》整理、编目历史时才被人提及。如《青史》记载：
大善知识卫巴洛色系觉丹热智和尊巴嘉央(བཙུན་པ་འཇམ་དབྱངས།)二人的弟子。……此后，尊巴嘉央寄来大量财物和资具并传话，让卫巴洛色等造一完整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供奉于吉祥纳塘寺。卫巴洛色强久益西(དབུས་པ་བློ་གསལ་བྱང་ཆུབ་ཡེ་ཤེས།)、译师索南沃色(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和强若·强久苯(རྒྱང་རོ་བྱང་ཆུབ་འབུམ།)三人通过极大的努力，搜集《甘珠尔》《丹珠尔》母本，善建后将其供奉在(纳塘寺的)绛拉康(འཇམ་ལྷ་ཁང་།)内。[9]
上文是目前所知关于卫巴洛色生平的全部内容，可惜这仅是其事迹的一小部分。卫巴洛色的著作除《教法史》外，在《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还收录了5部作品的名录。⑨此外，目前笔者手中掌握的署名卫巴洛色的作品共有19部。⑩
至于《教法史》的成书年代，Dan Martin教授推测为14世纪中叶；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根据作者的生活时代，推断为“约14世纪早期”。[11]然而，根据文本所提供的史料，卫巴洛色《教法史》的著作年代为藏历第6饶琼铁龙年，[12]也就是公元1340年。
三、结构和基本内容
自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以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史学亦然。11至14世纪西藏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种类上的多样性。卫巴洛色《教法史》就是这一时期成书的一部重要的西藏佛教编年史，全书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文本共分三个部分，内分若干章节。
第一部分题为《辨认妙法》(དམ་པའི་ཆོས་ངོས་བཟུང་བ།)，虽缺开头部分，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内容来看，这部分其实是简略的“古印度佛教史”，主要对三次集结佛藏的人物和所集结之内容进行了总结。从作者旁征博引的情况来看，当时西藏佛教界对古印度佛教史的认识，应有不同见解，这才迫使作者不得不引用大量佛典及藏地大师的著述。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简述了作者在纳塘寺搜集、筛选、整理和抄写散落于西藏各地的佛经时的编目标准。⑪
第二部分题为《(佛法)在西藏的传播》(བོད་དུ་བྱོན་པའི་ཚུལ།)，共分二章。第一章“佛法发展之基础(吐蕃)王统”(བསྟན་པ་འཕེལ་བའི་གཞི་རྒྱལ་པོའི་རབས།)，这段内容极简地介绍了早期吐蕃的地域范围及族源； 历代赞普的生卒年和吐蕃王朝崩溃后赞普后裔之谱系。第二章“详说佛法之盛衰”(བསྟན་པའི་འཕེལ་འགྲིབ་རྒྱས་པར་བཤད་པ།)，分别以佛教的前、中、后弘期三个时段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进行总结。众所周知，目前学界对于早期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分期，以前、后弘期即“二段式”的分类法较为普遍，故卫巴洛色的“三段式”显得独树一帜，但这并非由他首创。根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采用“三段式”分期的著作要属纳塘寺高僧觉丹热智(བཅོབློམི་ལྡནོ་རཟིགོ་རལ། 1227-1350)所著《佛法兴盛庄严日光》(བསྟན་པ་རྒྱས་པ་རྒྱན་གྱི་ཉི་འོད།)。[13]觉丹热智系卫巴洛色的上师，师徒二人皆为藏文《大藏经》 最早版本“纳塘古版”编撰工作的主持者。[14]卫巴洛色继承了上师觉丹热智的“三段式”分期法，在《教法史》中分“三节”对其进行了阐述。第一节佛教“前宏期”，以吐蕃第28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天降佛经于雍布拉康宫顶，即“年博桑瓦”的历史传说为起始，之后，讲述松赞干布(？-650)、赤松德赞、赤热巴巾(806-841)等支持佛教的“法王”如何兴佛之种种举措，至达磨吾东赞(803-864)灭佛至沃松时代藏地佛法湮灭、后以鲁梅为首的卫藏十人返回西藏中部地区传法，由此佛法在藏地得以再次传播等情况。依照传统“二段式”的分期法，前、后宏期的分期是以达磨赞普“灭佛”为分水岭，但卫巴洛色《教法史》对前宏期的时间节点选择为鲁梅等卫藏十人的传法活动。从两种分期的节点选择上来看，“三段式”反而显得较为模糊。
第二节佛教“中弘期”，则以沃松之子贝阔赞(925-955)修建敏隆(སྨན་ལུང་།)等寺院为起始，之后对鲁梅等人及其弟子在西藏各地广建寺庙的信息进行了罗列，这段历史一般被称为“部派分裂”(སྡེ་པ་གྱེས་པ།)。从“中弘期”的内容来看，与前述前宏期之间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内容上都存在交集。笔者认为，这种“分期节点的不明确”正是“三段式”分期法后来遭到布敦·仁钦珠(1290-1364)等史家批评的原因之一。⑫
第三节佛教 “后宏期”，以拉喇嘛益西沃叔侄修建古格托林和卡恰(ཁྭ་ཆར།)二寺等历史事件为起始，之后罗列了当时参与佛经翻译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译师的名录。显然，卫巴洛色继承了觉丹热智“三段式”的分期法，但又没有完全采纳这种做法，他采用了一套“独特”的并不成熟的标准。虽然这种方法存在缺陷，但作为西藏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的一种“独树一帜”的分期方法，对后来“二段式”分期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部分题为《佛教住世之期限》(བསྟན་པའི་ཚད་བཤད་པ།)，顾名思义，内容主要是对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直至佛教消亡的佛法住世时间进行计算。这是历代佛教史家一直争论的话题之一。卫巴洛色在《教法史》中，这一部分内容分为总说和别说。总说中，主要梳理了佛教经藏中的不同提法；别说，则罗列了藏地佛教史家对佛法住世期限所持的不同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的观点遭到了史家的批评。⑬
从该《教法史》的文本结构来看，卫巴洛色是以西藏佛教发展史为“脉”而著。文本开头部分对印度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但整体所述仍以“西藏部分”为重。卫巴洛色继承了早期西藏史学的传统，以“分段式”将全书划分章节，同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具有编年体史书的特点。
四、体例和叙事风格
传统历史叙述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的编年体和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纪传体。[15]藏文历史文献因其内容等的特殊性，故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分类法。⑭纵观西藏史学，大部分史书出自佛教僧人之手，内容以记述佛教史为主，其中以“教法史”最为常见。⑮
卫巴洛色《教法史》整体上以“编年体”形式展开，叙述时则以“人物”为中心，各章节荟萃了众多历史人物，并按年代先后顺序进行叙述。从史书总体所涉及的人物来看，主要分为两类，即历代赞普及其后裔和佛教高僧大德，其中赞普及其后裔的记述重点以佛教相关事迹为主。故，笔者认为这部《教法史》实则是编年和纪传的结合。此外，作者卫巴洛色在记述不同历史时，往往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二部分的第一章“佛法发展之基础(吐蕃)王统”时，采用的是“王统记”的叙事方式，这与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大事纪年》(དོན་ཆེནོ་གནད་བསྡུས།)，[16]以及早期的两部王统记，即萨迦扎巴坚赞(1147-1216)和八思巴(1235-1280)分别所著《吐蕃王统》(བོད་ཀྱི་རྒྱལ་རབས།)极为相似。[17]
同时，卫巴洛色《教法史》还采用了一种罗列“名录”的叙事方式。如在记述历代赞普弘扬佛教功绩时，作者除交代历代赞普所建寺庙等信息外，还排列了当时参与译经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译师的名字。该《教法史》的这种叙事方式言简意赅，毫无“浓墨重彩”感，与之后的史书常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人物事迹形式大为不同。全书对于历史的记述“中规中矩”，亦无像后来史书那样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地塑造佛教高僧的高大形象。总而言之，卫巴洛色《教法史》虽囊括了教化功能性，但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记忆。
史书最后部分采用了藏文历史文献的另一种类型“佛历”(བསྟན་རྩིས།)来叙述作者对于佛教住世期限的观点和撰写这部《教法史》的时间。⑯这种在“教法史”中沿用“佛历”的叙事方式亦丰富了该史书的内容。⑰
从文风来讲，文本最大的特点便是“精简”，这种记述方式在当时较为盛行，如《古谭花鬘》(སྔོན་གྱི་གཏམ་མེ་ཏོག་ཕྲེང་བ།)和《大教法史·法幢》(ཆོས་འབྱུང་ཆེན་མོ་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等。[18]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仅用一页半十四行的内容来记述松赞干布的事迹；[19]在叙述佛教“后宏期”时，作者将当时来到藏地参与译经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本土译师的名字分两组进行排列，没有一字半句的展开。这种精简记述的史风，可视为早期西藏史学的一大特征。⑱
五、史料价值
卫巴洛色所造《教法史》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教法史》记载的历史较为完整，为研究吐蕃史及早期西藏佛教史提供了参考依据。吐蕃历史研究，学界除了仰仗被视为最基本资料的吐蕃金石铭文、简牍、敦煌古藏文文献和汉文史书以外，11世纪以来成书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尽管学界对出自僧人之手的史书褒贬不一，甚至认为充斥着“佛教史观”的史书不足为信史，但其所包含的史料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如《第吾贤者佛教源流》《娘氏佛教源流》《王统世系明鉴》和《贤者喜宴》等都是重要的史料。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同样专门设有“吐蕃史”，可与前述史书不同，卫巴洛色主要采用了“王统记”的叙述方法，即录入赞普家族谱系并穿插赞普生卒和执政时间。如在叙述吐蕃末代赞普达磨时，《教法史》载：
达磨(赞普)生于羊年，十六岁登上王位，三十二岁在拉萨被弑，也有人认为(达磨)被弑于昌珠。有人认为(达磨)至二十一岁间共执政一年半或两年半年；有人认为十八岁(执政)至被弑整整三年，而有人认为是一年半，更有人认为 (其执政)十一年。[20]
引文中除了有达磨赞普生卒年，还记有其被弑地点和执政时间的不同观点。卫巴洛色并未给出自己的见解，却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部分史书记载，达磨赞普是在阅读碑文时被拉隆贝多射杀，[21]更有史家明确提出被弑的地点是在拉萨。[22]当代学者普遍认可后一种观点，[23]但是，随着对卫巴洛色《教法史》研究的深入，对于“达磨被弑地点”又有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昌珠。虽然这种说法史源不明，内容亦值得商榷，却丰富了我们对进一步认识某些历史问题的视域。
还有，通常藏文史书中鲜有关于吐蕃王朝前之吐蕃地域的记述，但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却有所记载。⑲
第二，《教法史》中保存了部分已失传的珍贵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有的史料得以充分利用，如敦煌古藏文文献；⑳有的史料，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去发现和挖掘，如卫巴洛色《教法史》等。
卫巴洛色《教法史》广征博引，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现已难得一窥的原始资料，如《喇协》(བླ་བཞེད།)。这一史书恐已失传，只是常在后来的史书中被提起。洛色在其《教法史》中先后两次引用了《喇协》[24]卫巴的相关内容，如：
据《喇协》载，在(印度)王宫门前一名为达杜觉朵(དྷར་དུ་ཅོ་ཏོ།)里供奉着如来舍利，故，(赤松德赞)派遣了四亿幻化的骑兵迎请了六升舍利，其中一捧量的舍利供奉于(桑耶寺)白色佛塔顶部，而(桑耶寺)围墙上的每一座佛塔均供有一粒舍利，其余皆供奉在其他所依处。还在恒河岸边竖立了记有时间的大石碑。[25]
(赤松德赞时期，出现了首批受戒出家的僧人)之后，又有三百六十人受戒出家。[26]
据《松巴佛教史》载：“巴·色囊和巴·桑喜等人整理出的桑耶寺志分别置于僧伽、藏王、大臣那里，各有所加减，出现了《喇协》《杰协》(རྒྱལ་བཞེད།)和《巴协》三册，后来文字亦有长有短。”[27]可见《喇协》系《韦协》的不同版本。
库敦·尊追雍仲(ཁུ་སྟོན་བརྩོན་འགྲུས་གཡུང་དྲུང་། 1011-1075)所著《广史》(ལོ་རྒྱུས་ཆེན་མོ།)是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多次被引用的另一部珍贵史料。㉑在藏文历史文献中，如《大教法史·法幢》《贤者喜宴》和《西藏王臣记》等中曾提到或引用了这部史书，可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8]
第三，《教法史》中对早期西藏佛教史采用的分期法，有利于我们构建西藏史学史。目前，西藏史学史研究无论是其成果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除了要对史书个案进行研究外，综合性研究亦需引起重视。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对早期西藏佛教史采用前、中、后“三段式”的分期法，这与目前学界普遍公认的“二段式”分期法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两种分期法形成的时间顺序来看，前者要早于后者；从分期标准来看，后者要比前者分期更加明确、成熟。从“三段式”演变发展成为“二段式”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西藏史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有利于我们洞察早期西藏史家的史学思想及史学的发展规律。
注释
①《韦协》被视为西藏历史文献中成书时间较早的一部，因其重要性，后人在传抄过程中不断修改、增补，形成了《韦协》的不同版本，即广本、中本和略本。其中《韦协》被视为目前存世之较早版本。关于《韦协》及相关内容，参见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dBa’bzh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the Buddha’ 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巴桑旺堆.《韦协》译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1-7.
②哲蚌寺所藏经书，除了标有藏文字母编号外，在其下方还有数字编号，但这部“《巴协》”未标有数字。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所编《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亦未收录这部《教法史》的基本信息。
③这部分引文因与《韦协》的内容基本相同，故汉译时参阅了巴桑旺堆先生的译文。巴桑旺堆.《韦协》译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8.
④陈垣先生曾指出，“抄书容易校书难。”这句话应该是对这种抄写时所产生的失误的最精辟的总结。参见陈垣. 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M].陈智超，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
⑤在一部名为《藏地人类之起源》(བོད་དུ་མིའི་སྐྱེ་འགྲོ་བྱུང་ཚུལ།)的文献中，曾提到“卫巴洛色的著作《日藏》(དབུས་པ་བློ་གསལ་གྱི་བསྟན་བཅོས་ཉི་མའི་སྙིང་པོ།)中记载，天赤七王皆从天而降，因此(示寂后)返回天界而无遗体，犹如彩虹般消失”。但笔者在其所造《教法史》中未发现相似的内容，所以不敢断言引文中所提到的书名就是这部《教法史》。佚名.藏地人类之起源[M].(手抄本)：2.
⑥在图录中，该书编者仍旧将这部史书视为“《巴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卫巴洛色《教法史》成书于1340年，后来抄写者误认为是《韦协》，才出现了二种史书混在一起的情况，而元朝亡于1368年，因此，笔者认为这部“《巴协》”的抄写时间应晚于元代。参见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12；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91.
⑦“卫巴”意为西藏中部人；“洛色”是简称，根据卫巴洛色所造《佛藏目录》(བསྟན་བཅོས་ཀྱི་དཀར་ཆག)，卫巴洛色的全名应该是“洛追色丹卓贝森格”(བློ་གྲོས་གསལ་ལྡན་རྩོད་པའི་སེང་གེ།)。详见卫巴洛色.佛藏目录[G].(手抄本)：80a；卫巴洛色.教法史[M].317.
⑧在《西藏史籍名录》中，收录了3篇由卫巴洛色所著历史文献的名录，其编号和名称分别是0102号“《大藏经》目录和《教法史》”(བཀའ་བསྟན་དཀར་ཆག་དང་ཆོས་འབྱུང་།)、0421号《朗达玛灭佛后佛教的复兴》(གླང་དར་མས་བསྟན་པ་བསྣུབས་རྗེས་སླར་ཡང་བསྟན་པ་དར་ཚུལ།)和1991号《佛法在藏地的传播二章及朗达玛灭佛后佛教的复兴》(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པ་བོད་དུ་བྱུང་ཚུལ་སྐོར་ལེ་ཚན་གཉིས་དང་བསྟན་པ་བསྣུབས་རྗེས་སླར་ཡང་བསྟན་པ་དར་ཚུལ།)，其中0102号与《安多教法史》中的内容相一致；0421和1991号的内容从表述上来看，并非书名，而是章节的名称，从所述内容与卫巴洛色《教法史》内容相比较，笔者发现，后两个编号应该就是卫巴洛色《教法史》某一章节的内容，而并非另外独立的史书。具体请参阅索朗顿珠.西藏史籍名录[G].21，84，393.
⑨《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所收录的卫巴洛色作品编号为：ཕྱི་ཟ་35(016626)、ཕྱི་ཟ་36(016651)、ཕྱི་ཟ་45(016696)、ཕྱི་ཟ་47(016706)、ཕྱི་ཟ་52(016748)、ཕྱི་ཟ་52(016756)和ཕྱི་ལ་560(019746)，其中第1和2、5和6为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哲蚌寺藏古籍目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⑩笔者手中掌握的卫巴洛色的著作来源，一是目前收藏于西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的手抄本《佛藏目录》的复印件； 二是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噶当文集》第3部中所收录卫巴洛色的作品5部，其中4部源自哲蚌寺藏书；三是国际著名藏学家E. Gene Smith先生所创办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所提供的卫巴洛色的两部作品集，代码分别是W2PD17520-I4PD1556-1-318和W2PD17520-I4PD1557-1-312。据笔者所知，目前关于卫巴洛色的作品，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教法史》外，正式出版的有《宗义注疏库》(གྲུབ་པའི་མཐ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འི་མཛོད།)、《三十颂释》(སུམ་ཅུ་པའི་འགྲེལ་པ།)、《音势论释》(རྟགས་ཀྱི་འཇུག་པའི་འགྲེལ་པ།)和《古今词汇类别》(བརྡ་གསར་རྙིང་གི་རྣམ་པར་དབྱེ་བ།)。参见喜饶仁青、卫巴洛色等.宗义[G].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萨迦派系列(10).北京：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244-483；卫巴洛色.三十颂释[M].音势论释[M].藏文文法汇编(1).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15-50；卫巴洛色.古今词汇类别[M].藏文文法汇编(25).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1-12.
⑪若需详解卫巴洛色编目标准，可从其另一著作《佛藏目录》中得到更加完整的其“编目标准”的诠释。这部卫巴洛色所造《佛藏目录》是《大藏经》最早版本纳塘古版的目录之一，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藏文《大藏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参见卫巴洛色.佛藏目录[G].手抄本，共81叶.
⑫布敦大师对“三段式”的分歧方法持否定态度，他在《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指出：“(觉丹)热智曾曰：‘从十弟子到译师仁钦桑布未出世之前，卫藏并无讲经说法之制度，故为像法期；此后，由藏王担任施主，组织译师、班智达翻译佛经，为佛教中弘期；尔后，藏王未担任施主，而由俄译师等人翻译佛经， 为佛教后弘期。’对这种说法(作者布敦)不能同意，因为承认有清净比丘律仪，与佛教像法期之说相互矛盾，也不能成立无讲经说法制度的观点。班智达孜纳弥扎曾向译师鲁坚赞、玉·格琼等人授戒，(玉·格琼等人)再授戒给喇钦，喇钦授戒给仲·益西坚赞、仲·益西坚赞授戒给鲁梅、鲁梅授戒给素·多吉坚赞，素·多吉坚赞有四位弟子，……，这些上师之间，对佛法之讲授从未中断。至于中弘期和后弘期之说，亦不能同意。这是因为一度无佛法，故无中断处。所谓钱、后弘期之划分，是针对达磨赞普灭佛，卫藏地区数十年间根本无佛法，因此才有前、后弘期之划分。”参见布敦·仁钦珠.佛教史·大宝藏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200；汉译参阅了蒲文成译本.布敦佛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127-128.
⑬巴卧·祖拉陈瓦曾对卫巴洛色关于佛法住世之期限的观点持否认态度，他指出：“早期卫巴洛色等人曾依止汉地和西域的许多贤者听闻佛法，为何这些人都不知？！如果说是汉地早期之传统，那么请给出合理的原由；如果说是汉地后期之传统，当至尊得银协巴等(在世)时期汉、藏之间交流广泛，且有诸多精通汉语的藏地译师，为何这些人都不知？！”可见，藏族史家巴卧·祖拉陈瓦在佛法住世期限方面，并不赞同卫巴洛色等人的观点。参见巴卧·祖拉陈瓦.吉祥时轮诀窍历算论著大集合详注·珍宝库[M].手抄本，17a.
⑭有学者将藏文历史文献分为：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传记、地理类、寺庙志、年表、名人录和全集等；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历史编年、教法史、宗教传记、自传和回忆录、书涵、闻法录和上师传承谱系；而最普遍的分类方法则是：王统记、传记、教法源流、法嗣传承、世系史、寺庙志和圣地指南等。上述几种分类方法，有的是从体例上区分，有的是从内容上区分，几乎涵盖了藏文历史文献的全部种类。参见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J].史学史研究，1988(2，3)：32-38，41-49；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Snow Lion, Ithaca, New York, 1996, pp30；东噶·洛桑赤列.藏文文献目录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0.
⑮从藏文历史文献的发展脉络上看，“教法史”这种史书类型最早形成于11世纪，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教法史著作。参见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ibetan Historiography”,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pp46.
⑯佛历，顾名思义，就是佛陀涅槃时间的推算，这是西藏历史文献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献传统，早在11世纪就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释迦牟尼示寂的年代，在西藏形成了四个主要传统，分别是阿底峡传统、卡其班钦传统、萨迦传统和时轮传统。才旦夏茸大师认为“佛历”的分期方法有五类，分别是阿底峡传承、萨迦传承、热琼瓦传承、汉地檀香佛历史传承和汉地古籍所述传承。关于佛历著作，目前较为熟知有钦·囊喀扎(མཆིམས་ནམ་མཁའ་གྲགས། 1210-1285)、卡其班钦释迦释日(ཁ་ཆེ་པཎ་ཆེན་ཤཱཀྱ་ཤྲཱི། 1127-1225)、班钦索南扎巴(པཎ་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 1478-1554)、芒堆·鲁珠嘉措(མང་ཐོས་ཀླུ་སྒྲུབ་རྒྱ་མཚོ། 1523-？)和嘉木样·协贝多吉(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ད་པའི་རྡོ་རྗེ། 1648-1722)等所著之佛历文献。在Dan Martin教授的《西藏的历史：对于藏文文献的历史研究》中所编目的11至13世纪成书的佛历著作就达到8部之多，可见当时西藏的佛教高僧热衷于撰写佛历类文献。笔者未见卫巴洛色著有单独的佛历文献的相关记载，但他在《教法史》的最后部分对佛教住世期限进行了推算。参见Dan Martin, Tibetan Histories：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pp26；芒堆·鲁珠嘉措.佛历年鉴[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7-14；才旦夏茸.藏族历史年鉴[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2.
⑰据Vostrikov教授指出，最早在非“佛历”著作中沿用佛历之叙事方式的著作要属萨迦索南孜莫(ས་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མོ། 1142-1182)所著《佛法入门》(ཆོས་ལ་འཇུག་པའི་སྒོ།)，该书成书于1167年，是专门记述学习佛法之次第的“教科书”。参见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vre,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Harish Chandra Gupta, Published in 1994 by Curzon Press Ltd, pp101-103; 萨迦索南孜莫.佛法入门[M].萨迦五祖全集对勘本(6).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94-495.
⑱梁启超先生所提出的史家四长，分别是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其中“史才”是指用剪裁、排列的方法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整理、组织的能力，以及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也就是所谓的文采。对史家而言，文采要注重简洁、飞动，而卫巴洛色在撰写《教法史》时，用极为简洁的语句叙述历史，虽称不上“飞动”，却别有特色。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16-34.
⑲《教法史》载：“作为珍宝黄金的产地，(早期)吐蕃的地域，东至汉地切玛绛谷容(བྱེ་མ་སྤྱང་ཀུ་རོང་།)、南至印度朵贵昌仁容(རྡོ་རྒོད་འཕྲང་རིང་རོང་།)、 西至大食候夏甲曲容(ཧབ་ཤ་རྒྱ་ཆུ་རོང་།)、北至霍尔森姆桑卡夏日容(སྲིན་མོ་ཟངས་ཁ་ཤ་རི་རོང་།)。又，接尼泊尔于夏巴甲曲容(ཞགས་པ་རྒྱ་ཆུ་རོང་།)、接门于嘉斯崩巴容(ལྕགས་གཟེར་སྤུང་པའི་རོང་།)、接绛于佐达甲昌容(མཛོ་སྟག་རྒྱ་འཕྲང་རོང་།)、接象雄于贵贵聂隆容(གོད་གོད་གཉའ་ལུང་རོང་།)，(上述)即为八处地界哨所所在。”参见卫巴洛色.教法史[M].275.
⑳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不仅可探究藏文佛典的渊源流变，还是研究吐蕃佛教史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还可探索吐蕃语言文字的原始面貌。参见才让.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价值探析[J].中国藏学，2009(2)：35-44；收录于同氏.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㉑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据说西藏社科院的一位老专家听说在山南的某座寺庙中收藏着库敦·尊追雍仲的《广史》，故，当天下午驱车前往，晚上到达寺庙，后经查阅，并非此书，失望至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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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玛次仁，西藏拉萨人，博士，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宣部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主要研究领域为藏文历史文献、西藏史学等。出版专著有《蔡公堂寺历史文化简史》等多部。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史学史研究》《中国藏学》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主持和参与其他社科项目11项。
关键词：卫巴洛色；《教法史》《韦协》《广史》《喇协》
卫巴洛色(དབུས་པ་བློ་གསལ།)所造《教法史》(ཆོས་འབྱུང་།)是一部早期西藏佛教史著作，长期鲜为人知，直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专门撰文对被谬解为《韦协》(དབའ་བཞེད།)的卫巴洛色《教法史》进行了研究，[1]该书才得以重显于学界。鉴于该书至今仍甚少有人关注，且有诸多内容有待深究，故笔者拟从史学的角度再做探讨。
一、文本介绍
一直以来，卫巴洛色《教法史》被谬解为《韦协》的不同版本，其原因或许是该书末页损毁，加之抄写者失误所致。①2010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韦协》不同版本的汇编，系“雪域文库”丛书第56卷，其中亦误将卫巴洛色所著《教法史》视作《巴协》(རྦ་བཞེད།)，这是该史书首次正式公开出版。[2]
笔者手持该《教法史》版本有三：一是西藏社科院巴桑旺堆先生向笔者提供的复印本；二是由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所编《藏文史籍传记汇编》第36卷中所收录之手抄本；三是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的印刷本。上述前两种版本的字体、版式皆相同；第三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中明确交代了所依版本由巴桑旺堆先生提供，故而三种版本实际源自同一本史书。
从“《巴协》”书名上方的“ཕྱི་ར།”二字可知该文献原属哲蚌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的藏书，②目前收藏于拉萨市政协文史民宗法制委员会。[3]
自2012年范德康教授专门撰文公布后，被淹没许久的这部史书才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笔者在研读这部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其成书背景颇为复杂。通过对《教法史》和《韦协》进行对勘后，发现所谓“《巴协》”其实是一部摘自两部不同史书的“汇编”。首先，根据手抄本的页数，前4叶内容与《韦协》之前段部分基本相同，5a(第5页正面)至末页的内容系范德康教授所指出的“迄今未知的”(Hitherto Unknown)卫巴洛色《教法史》。可见，这部24叶的史书应是《韦协》和卫巴洛色《教法史》的“混编”。其次，从手抄本的字体和内容来看，全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经笔者仔细品读，发现史书内容存在段落间不能如理衔接的现象，显得语无伦次，故，笔者认定该手抄本之内容乃摘抄自不同史书。例如：
章·列斯(སྦྲང་ལེགས་གཟིགས།)、森果·拉隆斯(སེང་མགོ་ལྷ་ལུང་གཟིགས།)和韦·桑喜(དབའ་སེང་ཤེ།)三人前往逻娑(ར་ས།)。当时，因无人可担任译师，便告知六处集市的商人们，让他们留意来自卡其(ཁ་ཆེ།)和阳列(ཡང་ལེ།)的商人当中是否有可充当译师者。在逻娑集市上找到了来自卡其的拉京(ལྷ་སྦྱིན།)二兄弟和卡其阿难陀(ཁ་ཆེ་ཨ་ནན་ད།)三人。拉京兄弟仅仅懂得经商之语，故无法担任翻译。阿难陀系婆罗门吉桑(བྲམ་ཟེ་སྐྱེ་བཟང་།)之子。因(吉桑)在卡其地方犯下大罪，又因为洛帕卡其(ལྷོ་བལ་ཁ་ཆེ།)有法令，若有婆罗门(犯罪)不得处死，故被放逐至蕃地，生子阿难陀。此人(阿难陀)曾学修婆罗门经典、声明、医学等，因此可胜任翻译之事。③阿难陀至五百罗汉进行第一次集结，圣者阿难陀(འཕགས་པ་ཀུན་དགའ་བོ།)、优婆离(ཉེ་བ་འཁོར།)和迦叶波(འོད་སྲུངས་ཆེན་པོ།)坐于法座上，律和论三藏进行了集结。[4]
上文首先讲述了赤松德赞(718-785)派遣章·列斯等三人前往逻娑试探从印度迎请来的佛教高僧寂护(725-788)，但因语言不通之故，三位大臣不得不从逻娑集市上找人担任翻译，从而找到婆罗门阿难陀的历史事件。其后的文本内容，将释迦牟尼三位弟子集结三藏，即佛教第一次集结事件与前文硬生生地进行了架接。笔者推测，该抄写者传抄过程中可能误将卫巴洛色《教法史》视为《韦协》。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巴协》”④。
这里笔者所要探究的卫巴洛色《教法史》就是“《巴协》”里第5a至24b(第24页背面)页上的内容。卫巴洛色《教法史》确切的书名不详⑤，目前所见除去抄自《韦协》的4叶内容外，剩余20叶皆为卫巴洛色 《教法史》。关于“《巴协》”文本的基本情况，据《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的介绍，其载体系藏纸，字体为柏簇体，梵夹装，高7cm，宽35cm。⑥从文献的保存情况来看，除了末页损毁外，整体保存较为完整。此外，该书第23b页有10行文字外，其余均为9行。
二、作者及成书年代
《教法史》末页损毁，跋文不存。所幸，该书末页残存字迹中依稀可辨有“卫巴洛色”(དབུས་པ་བློ་གསལ།)四字，且在正文《佛教住世之期限》一章中亦有所记载。⑦
为了更进一步判断该《教法史》作者无误，笔者通过部分后期文献资料就卫巴洛色是否著有《教法史》进行了考证。
(一) 二世热振活佛洛桑益西丹巴饶旦(རྭ་སྒྲེ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པ་རབ་བརྟན། 1759-1815)所著《来自蒙古等地显密要义相关诸题问答汇编》(སོག་ཡུལ་སོགས་ནས་མདོ་སྔགས་ཀྱི་གནད་རྣམས་ལ་དྲི་བ་ཐུང་ངུ་བྱུང་རིགས་རྣམས་ཀྱི་དྲི་བ་དྲི་ལན་ཕྱོགས་གཅིག་ཏུ་བསྡེབས་པ།)是一部关于佛法修行的问答录，其中有一名为沙布隆洛桑索南贝桑(ཞབས་དྲུང་བློ་བཟང་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བཟང་།)的问题中提到：“卫巴洛色《教法史》记载，古代藏王的名字以丁墀赞普(དིང་ཁྲི་བཙན་པོ།)一类者居多。若将此类名字译成今天之藏文，是何意？”[5]
(二) 智观巴·贡却丹巴饶吉(1801-1866)所著《安多教法史》中记载：“卫巴洛色著有《大藏经》目录和《教法史》。”[6]
(三) 至尊喜饶嘉措(1803-1875)所编撰的《部分稀有珍贵文献名录》(དཔེ་རྒྱུན་དཀོན་པོ་འགའ་ཞིག་གི་ཐོ་ཡིག)中记载：“卫巴洛色著有《教法史》和《大藏经》目录。”[7]
同时，在当代学者丹·马丁(Dan Martin)教授所编撰的《西藏的历史：对于藏文文献的历史研究》(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和康追·索朗顿珠编写的 《西藏史籍名录》(བོད་ཀྱི་ལོ་རྒྱུས་དཔེ་ཐོ།)中亦有卫巴洛色著有《教法史》[8]这一信息。⑧
关于卫巴洛色的生平，目前未见有传记传世，仅在后来的史书中涉及纳塘古版《大藏经》整理、编目历史时才被人提及。如《青史》记载：
大善知识卫巴洛色系觉丹热智和尊巴嘉央(བཙུན་པ་འཇམ་དབྱངས།)二人的弟子。……此后，尊巴嘉央寄来大量财物和资具并传话，让卫巴洛色等造一完整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供奉于吉祥纳塘寺。卫巴洛色强久益西(དབུས་པ་བློ་གསལ་བྱང་ཆུབ་ཡེ་ཤེས།)、译师索南沃色(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和强若·强久苯(རྒྱང་རོ་བྱང་ཆུབ་འབུམ།)三人通过极大的努力，搜集《甘珠尔》《丹珠尔》母本，善建后将其供奉在(纳塘寺的)绛拉康(འཇམ་ལྷ་ཁང་།)内。[9]
上文是目前所知关于卫巴洛色生平的全部内容，可惜这仅是其事迹的一小部分。卫巴洛色的著作除《教法史》外，在《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还收录了5部作品的名录。⑨此外，目前笔者手中掌握的署名卫巴洛色的作品共有19部。⑩
至于《教法史》的成书年代，Dan Martin教授推测为14世纪中叶；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根据作者的生活时代，推断为“约14世纪早期”。[11]然而，根据文本所提供的史料，卫巴洛色《教法史》的著作年代为藏历第6饶琼铁龙年，[12]也就是公元1340年。
三、结构和基本内容
自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以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史学亦然。11至14世纪西藏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种类上的多样性。卫巴洛色《教法史》就是这一时期成书的一部重要的西藏佛教编年史，全书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文本共分三个部分，内分若干章节。
第一部分题为《辨认妙法》(དམ་པའི་ཆོས་ངོས་བཟུང་བ།)，虽缺开头部分，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内容来看，这部分其实是简略的“古印度佛教史”，主要对三次集结佛藏的人物和所集结之内容进行了总结。从作者旁征博引的情况来看，当时西藏佛教界对古印度佛教史的认识，应有不同见解，这才迫使作者不得不引用大量佛典及藏地大师的著述。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简述了作者在纳塘寺搜集、筛选、整理和抄写散落于西藏各地的佛经时的编目标准。⑪
第二部分题为《(佛法)在西藏的传播》(བོད་དུ་བྱོན་པའི་ཚུལ།)，共分二章。第一章“佛法发展之基础(吐蕃)王统”(བསྟན་པ་འཕེལ་བའི་གཞི་རྒྱལ་པོའི་རབས།)，这段内容极简地介绍了早期吐蕃的地域范围及族源； 历代赞普的生卒年和吐蕃王朝崩溃后赞普后裔之谱系。第二章“详说佛法之盛衰”(བསྟན་པའི་འཕེལ་འགྲིབ་རྒྱས་པར་བཤད་པ།)，分别以佛教的前、中、后弘期三个时段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进行总结。众所周知，目前学界对于早期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分期，以前、后弘期即“二段式”的分类法较为普遍，故卫巴洛色的“三段式”显得独树一帜，但这并非由他首创。根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采用“三段式”分期的著作要属纳塘寺高僧觉丹热智(བཅོབློམི་ལྡནོ་རཟིགོ་རལ། 1227-1350)所著《佛法兴盛庄严日光》(བསྟན་པ་རྒྱས་པ་རྒྱན་གྱི་ཉི་འོད།)。[13]觉丹热智系卫巴洛色的上师，师徒二人皆为藏文《大藏经》 最早版本“纳塘古版”编撰工作的主持者。[14]卫巴洛色继承了上师觉丹热智的“三段式”分期法，在《教法史》中分“三节”对其进行了阐述。第一节佛教“前宏期”，以吐蕃第28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天降佛经于雍布拉康宫顶，即“年博桑瓦”的历史传说为起始，之后，讲述松赞干布(？-650)、赤松德赞、赤热巴巾(806-841)等支持佛教的“法王”如何兴佛之种种举措，至达磨吾东赞(803-864)灭佛至沃松时代藏地佛法湮灭、后以鲁梅为首的卫藏十人返回西藏中部地区传法，由此佛法在藏地得以再次传播等情况。依照传统“二段式”的分期法，前、后宏期的分期是以达磨赞普“灭佛”为分水岭，但卫巴洛色《教法史》对前宏期的时间节点选择为鲁梅等卫藏十人的传法活动。从两种分期的节点选择上来看，“三段式”反而显得较为模糊。
第二节佛教“中弘期”，则以沃松之子贝阔赞(925-955)修建敏隆(སྨན་ལུང་།)等寺院为起始，之后对鲁梅等人及其弟子在西藏各地广建寺庙的信息进行了罗列，这段历史一般被称为“部派分裂”(སྡེ་པ་གྱེས་པ།)。从“中弘期”的内容来看，与前述前宏期之间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内容上都存在交集。笔者认为，这种“分期节点的不明确”正是“三段式”分期法后来遭到布敦·仁钦珠(1290-1364)等史家批评的原因之一。⑫
第三节佛教 “后宏期”，以拉喇嘛益西沃叔侄修建古格托林和卡恰(ཁྭ་ཆར།)二寺等历史事件为起始，之后罗列了当时参与佛经翻译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译师的名录。显然，卫巴洛色继承了觉丹热智“三段式”的分期法，但又没有完全采纳这种做法，他采用了一套“独特”的并不成熟的标准。虽然这种方法存在缺陷，但作为西藏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的一种“独树一帜”的分期方法，对后来“二段式”分期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部分题为《佛教住世之期限》(བསྟན་པའི་ཚད་བཤད་པ།)，顾名思义，内容主要是对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直至佛教消亡的佛法住世时间进行计算。这是历代佛教史家一直争论的话题之一。卫巴洛色在《教法史》中，这一部分内容分为总说和别说。总说中，主要梳理了佛教经藏中的不同提法；别说，则罗列了藏地佛教史家对佛法住世期限所持的不同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的观点遭到了史家的批评。⑬
从该《教法史》的文本结构来看，卫巴洛色是以西藏佛教发展史为“脉”而著。文本开头部分对印度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但整体所述仍以“西藏部分”为重。卫巴洛色继承了早期西藏史学的传统，以“分段式”将全书划分章节，同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具有编年体史书的特点。
四、体例和叙事风格
传统历史叙述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的编年体和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纪传体。[15]藏文历史文献因其内容等的特殊性，故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分类法。⑭纵观西藏史学，大部分史书出自佛教僧人之手，内容以记述佛教史为主，其中以“教法史”最为常见。⑮
卫巴洛色《教法史》整体上以“编年体”形式展开，叙述时则以“人物”为中心，各章节荟萃了众多历史人物，并按年代先后顺序进行叙述。从史书总体所涉及的人物来看，主要分为两类，即历代赞普及其后裔和佛教高僧大德，其中赞普及其后裔的记述重点以佛教相关事迹为主。故，笔者认为这部《教法史》实则是编年和纪传的结合。此外，作者卫巴洛色在记述不同历史时，往往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二部分的第一章“佛法发展之基础(吐蕃)王统”时，采用的是“王统记”的叙事方式，这与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大事纪年》(དོན་ཆེནོ་གནད་བསྡུས།)，[16]以及早期的两部王统记，即萨迦扎巴坚赞(1147-1216)和八思巴(1235-1280)分别所著《吐蕃王统》(བོད་ཀྱི་རྒྱལ་རབས།)极为相似。[17]
同时，卫巴洛色《教法史》还采用了一种罗列“名录”的叙事方式。如在记述历代赞普弘扬佛教功绩时，作者除交代历代赞普所建寺庙等信息外，还排列了当时参与译经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译师的名字。该《教法史》的这种叙事方式言简意赅，毫无“浓墨重彩”感，与之后的史书常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人物事迹形式大为不同。全书对于历史的记述“中规中矩”，亦无像后来史书那样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地塑造佛教高僧的高大形象。总而言之，卫巴洛色《教法史》虽囊括了教化功能性，但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记忆。
史书最后部分采用了藏文历史文献的另一种类型“佛历”(བསྟན་རྩིས།)来叙述作者对于佛教住世期限的观点和撰写这部《教法史》的时间。⑯这种在“教法史”中沿用“佛历”的叙事方式亦丰富了该史书的内容。⑰
从文风来讲，文本最大的特点便是“精简”，这种记述方式在当时较为盛行，如《古谭花鬘》(སྔོན་གྱི་གཏམ་མེ་ཏོག་ཕྲེང་བ།)和《大教法史·法幢》(ཆོས་འབྱུང་ཆེན་མོ་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等。[18]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仅用一页半十四行的内容来记述松赞干布的事迹；[19]在叙述佛教“后宏期”时，作者将当时来到藏地参与译经的印度班智达和藏地本土译师的名字分两组进行排列，没有一字半句的展开。这种精简记述的史风，可视为早期西藏史学的一大特征。⑱
五、史料价值
卫巴洛色所造《教法史》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教法史》记载的历史较为完整，为研究吐蕃史及早期西藏佛教史提供了参考依据。吐蕃历史研究，学界除了仰仗被视为最基本资料的吐蕃金石铭文、简牍、敦煌古藏文文献和汉文史书以外，11世纪以来成书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尽管学界对出自僧人之手的史书褒贬不一，甚至认为充斥着“佛教史观”的史书不足为信史，但其所包含的史料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如《第吾贤者佛教源流》《娘氏佛教源流》《王统世系明鉴》和《贤者喜宴》等都是重要的史料。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同样专门设有“吐蕃史”，可与前述史书不同，卫巴洛色主要采用了“王统记”的叙述方法，即录入赞普家族谱系并穿插赞普生卒和执政时间。如在叙述吐蕃末代赞普达磨时，《教法史》载：
达磨(赞普)生于羊年，十六岁登上王位，三十二岁在拉萨被弑，也有人认为(达磨)被弑于昌珠。有人认为(达磨)至二十一岁间共执政一年半或两年半年；有人认为十八岁(执政)至被弑整整三年，而有人认为是一年半，更有人认为 (其执政)十一年。[20]
引文中除了有达磨赞普生卒年，还记有其被弑地点和执政时间的不同观点。卫巴洛色并未给出自己的见解，却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部分史书记载，达磨赞普是在阅读碑文时被拉隆贝多射杀，[21]更有史家明确提出被弑的地点是在拉萨。[22]当代学者普遍认可后一种观点，[23]但是，随着对卫巴洛色《教法史》研究的深入，对于“达磨被弑地点”又有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昌珠。虽然这种说法史源不明，内容亦值得商榷，却丰富了我们对进一步认识某些历史问题的视域。
还有，通常藏文史书中鲜有关于吐蕃王朝前之吐蕃地域的记述，但在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却有所记载。⑲
第二，《教法史》中保存了部分已失传的珍贵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有的史料得以充分利用，如敦煌古藏文文献；⑳有的史料，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去发现和挖掘，如卫巴洛色《教法史》等。
卫巴洛色《教法史》广征博引，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现已难得一窥的原始资料，如《喇协》(བླ་བཞེད།)。这一史书恐已失传，只是常在后来的史书中被提起。洛色在其《教法史》中先后两次引用了《喇协》[24]卫巴的相关内容，如：
据《喇协》载，在(印度)王宫门前一名为达杜觉朵(དྷར་དུ་ཅོ་ཏོ།)里供奉着如来舍利，故，(赤松德赞)派遣了四亿幻化的骑兵迎请了六升舍利，其中一捧量的舍利供奉于(桑耶寺)白色佛塔顶部，而(桑耶寺)围墙上的每一座佛塔均供有一粒舍利，其余皆供奉在其他所依处。还在恒河岸边竖立了记有时间的大石碑。[25]
(赤松德赞时期，出现了首批受戒出家的僧人)之后，又有三百六十人受戒出家。[26]
据《松巴佛教史》载：“巴·色囊和巴·桑喜等人整理出的桑耶寺志分别置于僧伽、藏王、大臣那里，各有所加减，出现了《喇协》《杰协》(རྒྱལ་བཞེད།)和《巴协》三册，后来文字亦有长有短。”[27]可见《喇协》系《韦协》的不同版本。
库敦·尊追雍仲(ཁུ་སྟོན་བརྩོན་འགྲུས་གཡུང་དྲུང་། 1011-1075)所著《广史》(ལོ་རྒྱུས་ཆེན་མོ།)是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多次被引用的另一部珍贵史料。㉑在藏文历史文献中，如《大教法史·法幢》《贤者喜宴》和《西藏王臣记》等中曾提到或引用了这部史书，可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8]
第三，《教法史》中对早期西藏佛教史采用的分期法，有利于我们构建西藏史学史。目前，西藏史学史研究无论是其成果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除了要对史书个案进行研究外，综合性研究亦需引起重视。卫巴洛色《教法史》中，对早期西藏佛教史采用前、中、后“三段式”的分期法，这与目前学界普遍公认的“二段式”分期法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两种分期法形成的时间顺序来看，前者要早于后者；从分期标准来看，后者要比前者分期更加明确、成熟。从“三段式”演变发展成为“二段式”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西藏史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有利于我们洞察早期西藏史家的史学思想及史学的发展规律。
注释
①《韦协》被视为西藏历史文献中成书时间较早的一部，因其重要性，后人在传抄过程中不断修改、增补，形成了《韦协》的不同版本，即广本、中本和略本。其中《韦协》被视为目前存世之较早版本。关于《韦协》及相关内容，参见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dBa’bzh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the Buddha’ 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巴桑旺堆.《韦协》译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1-7.
②哲蚌寺所藏经书，除了标有藏文字母编号外，在其下方还有数字编号，但这部“《巴协》”未标有数字。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所编《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亦未收录这部《教法史》的基本信息。
③这部分引文因与《韦协》的内容基本相同，故汉译时参阅了巴桑旺堆先生的译文。巴桑旺堆.《韦协》译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8.
④陈垣先生曾指出，“抄书容易校书难。”这句话应该是对这种抄写时所产生的失误的最精辟的总结。参见陈垣. 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M].陈智超，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
⑤在一部名为《藏地人类之起源》(བོད་དུ་མིའི་སྐྱེ་འགྲོ་བྱུང་ཚུལ།)的文献中，曾提到“卫巴洛色的著作《日藏》(དབུས་པ་བློ་གསལ་གྱི་བསྟན་བཅོས་ཉི་མའི་སྙིང་པོ།)中记载，天赤七王皆从天而降，因此(示寂后)返回天界而无遗体，犹如彩虹般消失”。但笔者在其所造《教法史》中未发现相似的内容，所以不敢断言引文中所提到的书名就是这部《教法史》。佚名.藏地人类之起源[M].(手抄本)：2.
⑥在图录中，该书编者仍旧将这部史书视为“《巴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卫巴洛色《教法史》成书于1340年，后来抄写者误认为是《韦协》，才出现了二种史书混在一起的情况，而元朝亡于1368年，因此，笔者认为这部“《巴协》”的抄写时间应晚于元代。参见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12；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91.
⑦“卫巴”意为西藏中部人；“洛色”是简称，根据卫巴洛色所造《佛藏目录》(བསྟན་བཅོས་ཀྱི་དཀར་ཆག)，卫巴洛色的全名应该是“洛追色丹卓贝森格”(བློ་གྲོས་གསལ་ལྡན་རྩོད་པའི་སེང་གེ།)。详见卫巴洛色.佛藏目录[G].(手抄本)：80a；卫巴洛色.教法史[M].317.
⑧在《西藏史籍名录》中，收录了3篇由卫巴洛色所著历史文献的名录，其编号和名称分别是0102号“《大藏经》目录和《教法史》”(བཀའ་བསྟན་དཀར་ཆག་དང་ཆོས་འབྱུང་།)、0421号《朗达玛灭佛后佛教的复兴》(གླང་དར་མས་བསྟན་པ་བསྣུབས་རྗེས་སླར་ཡང་བསྟན་པ་དར་ཚུལ།)和1991号《佛法在藏地的传播二章及朗达玛灭佛后佛教的复兴》(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པ་བོད་དུ་བྱུང་ཚུལ་སྐོར་ལེ་ཚན་གཉིས་དང་བསྟན་པ་བསྣུབས་རྗེས་སླར་ཡང་བསྟན་པ་དར་ཚུལ།)，其中0102号与《安多教法史》中的内容相一致；0421和1991号的内容从表述上来看，并非书名，而是章节的名称，从所述内容与卫巴洛色《教法史》内容相比较，笔者发现，后两个编号应该就是卫巴洛色《教法史》某一章节的内容，而并非另外独立的史书。具体请参阅索朗顿珠.西藏史籍名录[G].21，84，393.
⑨《哲蚌寺藏古籍目录》中所收录的卫巴洛色作品编号为：ཕྱི་ཟ་35(016626)、ཕྱི་ཟ་36(016651)、ཕྱི་ཟ་45(016696)、ཕྱི་ཟ་47(016706)、ཕྱི་ཟ་52(016748)、ཕྱི་ཟ་52(016756)和ཕྱི་ལ་560(019746)，其中第1和2、5和6为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哲蚌寺藏古籍目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⑩笔者手中掌握的卫巴洛色的著作来源，一是目前收藏于西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的手抄本《佛藏目录》的复印件； 二是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噶当文集》第3部中所收录卫巴洛色的作品5部，其中4部源自哲蚌寺藏书；三是国际著名藏学家E. Gene Smith先生所创办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所提供的卫巴洛色的两部作品集，代码分别是W2PD17520-I4PD1556-1-318和W2PD17520-I4PD1557-1-312。据笔者所知，目前关于卫巴洛色的作品，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教法史》外，正式出版的有《宗义注疏库》(གྲུབ་པའི་མཐ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འི་མཛོད།)、《三十颂释》(སུམ་ཅུ་པའི་འགྲེལ་པ།)、《音势论释》(རྟགས་ཀྱི་འཇུག་པའི་འགྲེལ་པ།)和《古今词汇类别》(བརྡ་གསར་རྙིང་གི་རྣམ་པར་དབྱེ་བ།)。参见喜饶仁青、卫巴洛色等.宗义[G].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萨迦派系列(10).北京：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244-483；卫巴洛色.三十颂释[M].音势论释[M].藏文文法汇编(1).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15-50；卫巴洛色.古今词汇类别[M].藏文文法汇编(25).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1-12.
⑪若需详解卫巴洛色编目标准，可从其另一著作《佛藏目录》中得到更加完整的其“编目标准”的诠释。这部卫巴洛色所造《佛藏目录》是《大藏经》最早版本纳塘古版的目录之一，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藏文《大藏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参见卫巴洛色.佛藏目录[G].手抄本，共81叶.
⑫布敦大师对“三段式”的分歧方法持否定态度，他在《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指出：“(觉丹)热智曾曰：‘从十弟子到译师仁钦桑布未出世之前，卫藏并无讲经说法之制度，故为像法期；此后，由藏王担任施主，组织译师、班智达翻译佛经，为佛教中弘期；尔后，藏王未担任施主，而由俄译师等人翻译佛经， 为佛教后弘期。’对这种说法(作者布敦)不能同意，因为承认有清净比丘律仪，与佛教像法期之说相互矛盾，也不能成立无讲经说法制度的观点。班智达孜纳弥扎曾向译师鲁坚赞、玉·格琼等人授戒，(玉·格琼等人)再授戒给喇钦，喇钦授戒给仲·益西坚赞、仲·益西坚赞授戒给鲁梅、鲁梅授戒给素·多吉坚赞，素·多吉坚赞有四位弟子，……，这些上师之间，对佛法之讲授从未中断。至于中弘期和后弘期之说，亦不能同意。这是因为一度无佛法，故无中断处。所谓钱、后弘期之划分，是针对达磨赞普灭佛，卫藏地区数十年间根本无佛法，因此才有前、后弘期之划分。”参见布敦·仁钦珠.佛教史·大宝藏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200；汉译参阅了蒲文成译本.布敦佛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127-128.
⑬巴卧·祖拉陈瓦曾对卫巴洛色关于佛法住世之期限的观点持否认态度，他指出：“早期卫巴洛色等人曾依止汉地和西域的许多贤者听闻佛法，为何这些人都不知？！如果说是汉地早期之传统，那么请给出合理的原由；如果说是汉地后期之传统，当至尊得银协巴等(在世)时期汉、藏之间交流广泛，且有诸多精通汉语的藏地译师，为何这些人都不知？！”可见，藏族史家巴卧·祖拉陈瓦在佛法住世期限方面，并不赞同卫巴洛色等人的观点。参见巴卧·祖拉陈瓦.吉祥时轮诀窍历算论著大集合详注·珍宝库[M].手抄本，17a.
⑭有学者将藏文历史文献分为：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传记、地理类、寺庙志、年表、名人录和全集等；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历史编年、教法史、宗教传记、自传和回忆录、书涵、闻法录和上师传承谱系；而最普遍的分类方法则是：王统记、传记、教法源流、法嗣传承、世系史、寺庙志和圣地指南等。上述几种分类方法，有的是从体例上区分，有的是从内容上区分，几乎涵盖了藏文历史文献的全部种类。参见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J].史学史研究，1988(2，3)：32-38，41-49；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Snow Lion, Ithaca, New York, 1996, pp30；东噶·洛桑赤列.藏文文献目录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0.
⑮从藏文历史文献的发展脉络上看，“教法史”这种史书类型最早形成于11世纪，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教法史著作。参见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ibetan Historiography”,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pp46.
⑯佛历，顾名思义，就是佛陀涅槃时间的推算，这是西藏历史文献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献传统，早在11世纪就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释迦牟尼示寂的年代，在西藏形成了四个主要传统，分别是阿底峡传统、卡其班钦传统、萨迦传统和时轮传统。才旦夏茸大师认为“佛历”的分期方法有五类，分别是阿底峡传承、萨迦传承、热琼瓦传承、汉地檀香佛历史传承和汉地古籍所述传承。关于佛历著作，目前较为熟知有钦·囊喀扎(མཆིམས་ནམ་མཁའ་གྲགས། 1210-1285)、卡其班钦释迦释日(ཁ་ཆེ་པཎ་ཆེན་ཤཱཀྱ་ཤྲཱི། 1127-1225)、班钦索南扎巴(པཎ་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 1478-1554)、芒堆·鲁珠嘉措(མང་ཐོས་ཀླུ་སྒྲུབ་རྒྱ་མཚོ། 1523-？)和嘉木样·协贝多吉(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ད་པའི་རྡོ་རྗེ། 1648-1722)等所著之佛历文献。在Dan Martin教授的《西藏的历史：对于藏文文献的历史研究》中所编目的11至13世纪成书的佛历著作就达到8部之多，可见当时西藏的佛教高僧热衷于撰写佛历类文献。笔者未见卫巴洛色著有单独的佛历文献的相关记载，但他在《教法史》的最后部分对佛教住世期限进行了推算。参见Dan Martin, Tibetan Histories：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pp26；芒堆·鲁珠嘉措.佛历年鉴[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7-14；才旦夏茸.藏族历史年鉴[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2.
⑰据Vostrikov教授指出，最早在非“佛历”著作中沿用佛历之叙事方式的著作要属萨迦索南孜莫(ས་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མོ། 1142-1182)所著《佛法入门》(ཆོས་ལ་འཇུག་པའི་སྒོ།)，该书成书于1167年，是专门记述学习佛法之次第的“教科书”。参见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vre,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Harish Chandra Gupta, Published in 1994 by Curzon Press Ltd, pp101-103; 萨迦索南孜莫.佛法入门[M].萨迦五祖全集对勘本(6).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94-495.
⑱梁启超先生所提出的史家四长，分别是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其中“史才”是指用剪裁、排列的方法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整理、组织的能力，以及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也就是所谓的文采。对史家而言，文采要注重简洁、飞动，而卫巴洛色在撰写《教法史》时，用极为简洁的语句叙述历史，虽称不上“飞动”，却别有特色。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16-34.
⑲《教法史》载：“作为珍宝黄金的产地，(早期)吐蕃的地域，东至汉地切玛绛谷容(བྱེ་མ་སྤྱང་ཀུ་རོང་།)、南至印度朵贵昌仁容(རྡོ་རྒོད་འཕྲང་རིང་རོང་།)、 西至大食候夏甲曲容(ཧབ་ཤ་རྒྱ་ཆུ་རོང་།)、北至霍尔森姆桑卡夏日容(སྲིན་མོ་ཟངས་ཁ་ཤ་རི་རོང་།)。又，接尼泊尔于夏巴甲曲容(ཞགས་པ་རྒྱ་ཆུ་རོང་།)、接门于嘉斯崩巴容(ལྕགས་གཟེར་སྤུང་པའི་རོང་།)、接绛于佐达甲昌容(མཛོ་སྟག་རྒྱ་འཕྲང་རོང་།)、接象雄于贵贵聂隆容(གོད་གོད་གཉའ་ལུང་རོང་།)，(上述)即为八处地界哨所所在。”参见卫巴洛色.教法史[M].275.
⑳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不仅可探究藏文佛典的渊源流变，还是研究吐蕃佛教史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还可探索吐蕃语言文字的原始面貌。参见才让.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价值探析[J].中国藏学，2009(2)：35-44；收录于同氏.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㉑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据说西藏社科院的一位老专家听说在山南的某座寺庙中收藏着库敦·尊追雍仲的《广史》，故，当天下午驱车前往，晚上到达寺庙，后经查阅，并非此书，失望至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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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玛次仁，西藏拉萨人，博士，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宣部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主要研究领域为藏文历史文献、西藏史学等。出版专著有《蔡公堂寺历史文化简史》等多部。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史学史研究》《中国藏学》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主持和参与其他社科项目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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